有人至今仍然非常懷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看似很奇怪，但是，在我看來，這很正常。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不知道還有多少人在心底深切地懷念那個“火紅的年代”。由於各種各樣的禁忌，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從來沒有對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進行過深刻反思。因此，那還是一筆糊塗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夠清算。

對每一個曾經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來說，“革命”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字眼了。本人上小學的時候，正趕上文化大革命，“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終日震耳欲聾。革命無罪，但是“不革命”則是落後分子，反革命就是犯罪，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一個鄉村學校兩年竟然揪出了兩個“現行反革命分子”。兩個孩子，一個十二歲，一個十三歲，家裡成分都是貧農，怎麼會反革命？可是，戴上“反革命”帽子，一輩子就完了。

我們鄰班那位姓於的同學所犯的“罪”是書寫反動標語。有一天放學後，他去地里割草，沒事兒就在地上亂畫，本來想寫“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不知為何，寫顛倒了，寫成了“打倒毛主席，保衛劉少奇”。那年月，這叫做“反革命標語”，簡稱“反標”，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發現這個“反標”的同學因為保護現場有功受到了表揚。縣公安局長親自率專案組，全副武裝，開着摩托車來破案，吃住都在學校。全校停課，展開揭批運動。晚上也要打着煤油燈來學校寫材料，主要目的是為了公安人員對筆跡，協助破案。每個學生要寫很多遍“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

搞了幾個星期，案件終於破了，嫌犯抓住了，就是我們鄰班姓於的那個矮個子同學。聽說公安局長審問他時，拿手槍往桌上一拍，嚇得他尿了一褲子，不得不如實招供。他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

然後就是全校開展批判大會。那個可憐的孩子低頭站在台上，同學們一個個上台發言批判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校園裡貼滿了大批判標語，比較典型的是“打倒劉少奇的孝子賢孫於希斌！”

後來這孩子還和我們一起上學，但是，再也抬不起頭來了。班上一些孩子欺負他，甚至打他，侮辱他，他也不敢吭氣。整個人都變了，原來話可多了，打那以後就不敢說話了，說什麼都有人找碴，找來一頓罵或打。一個十來歲的孩子，知道什麼“革命”，什麼是“反革命”？只因為寫錯了幾個字便把一輩子毀了。這種“文字獄”在那個年月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什麼叫革命？中國古書上記載最早的是“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說商王湯討伐夏桀和周武王討伐商紂，改朝換代以順應天命。“革”是改變而不是革除，“命”是命令而不是生命。但是，到了毛澤東那裡，革命成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和“天命”沒有關係了，“革命”就是要人的命。毛澤東曾說：“看到革命兩字就高興。”

歷史已經證明，以暴易暴的革命，從來不會讓人民過上什麼好日子，相反，卻會會加重對人民的壓迫。暴力革命所推翻往往並不是最殘暴的統治者，恰恰是比較溫和的、心慈手軟、或者無能的統治者。革命者為了達到自己號召人民的目的，便竭力將對手描繪成“荒淫”、“無道”易證明自己行動的正義性。

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在我們的教科書中，對法國大革命極盡讚美之詞，卻對這場革命的血腥恐怖的黑暗一面閉口不言。法國大革命留下了嚴重的社會創傷，幾個世紀以後仍沒有癒合，對整個世界歷史的影響是消極的。法國大革命標榜自由，可是實際上卻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用國家機器的暴力及其能夠調動的資源，來重新安排人們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這本身就是從根本上違背自由原則的。”

1949年後，共產黨通過“革命”奪取了政權，成了執政黨。按道理“革命”已經結束了。歷史上歷代封建王朝在新朝建立以後都要推行輕徭薄賦，獎勵耕作，給老百姓休生養息的機會。可是，中共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後，繼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沒完沒了，革命一直進行了幾十年，登峰造極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按照發動者的計劃，這樣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來一次 。” 這種革命思維給中國造成了空前的災難，使中國人民深陷苦難之中。

在民主制度下，一個反對黨經過競選上台後，角色立刻轉變，執政黨立即接受監督，在國會中接受反對黨對其施政的質詢，以避免獨裁和腐敗。執政黨必須謙卑自己，和反對黨妥協，才能贏得支持，使法案得以通過。 在建國前後，中共領袖們也確實短暫地謙卑過一陣子。毛主席在全國勝利前夕，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全軍：“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建國初期，也曾和民主黨派進行過真誠的協商合作。

但是，事實證明，中共領袖並沒有做到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為了鞏固政權，中共在堅持繼續革命的同時，也使得自己的政權變得越來越具有壓迫性，對地富反壞右的殘酷鎮壓、肉體消滅就是如此。只有一些人革命的權利，沒有另一部分人反革命的權利，甚至在心裡發發怨言都可能被定罪，這就把革命神化為具有絕對正義性的行動了，形成了革命恐怖。對革命的神化不僅使全國上下形成了一種“革命思維”定式，而且深深影響了中國的語言文化。在《現代漢語詞典》裡，“革命”就是一個褒義詞：“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進步的社會制度。革命破壞舊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發展。” 這裡的“革命”和“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本義相去甚遠。既不順乎天也不應乎人，完全是暴力、摧毀。它賦予了以後的革命者以暴力奪取政權的合法性。

美化暴力革命實際上就是鼓勵人民暴虐，以暴易暴，只能讓人民陷入怨恨仇恨的無盡輪迴之中。事實上，經歷過無數次政治運動的中國民眾對革命和階級鬥爭早已經產生了普遍的認同感，無不認為革命和鬥爭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不二法門。甚至在走出國門以後，這種思維慣性仍難以改變，一聽說妥協、中庸就不舒服，一聽說鬥爭就來精神。總是看別人不順眼，總想挑挑刺，找個藉口斗上一斗。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階段，“革命”的極端色彩逐漸淡化了一些。但是，革命者用強力賦予這個詞語的的“正義”性，始終是主流用法。一些老幹部去世了，親屬仍然要為他們爭“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榮頭銜，“革命”的身份仍能在話語權的爭奪中占上風。此外，“繼續革命”的口號雖然不太提了，但其某些內涵仍然被繼承下來。新一屆領導人，關鍵時刻，不是上井岡山，就是去延安、西柏坡，以表明自己認同革命，從而獲得繼位的合法性。

中國，還需要革命嗎？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長期的革命鬥爭、政治運動所造成的深層矛盾一直潛藏在中國社會內部，遇到合適的機會便會暴露出來，引起社會動盪。如果革命意識形態仍在統治人們的思想，如果革命依然是正義的化身，如果仇恨深藏在人們心中，如果社會公義得不到伸張，如果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那麼中國發生新的流血革命的可能就依然存在，新的歷史悲劇就將再一次在中國上演，人民就將再一次陷入苦難之中。

建設和諧社會的前提是實現社會和解，首先必須解決歷史積怨。幾十年來積壓了太多的冤假錯案，成為許多人心頭難以化解的積怨。我不清楚我那兩個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同學的冤案是否得到平反昭雪，並得到合理的賠償。因為寫錯了兩個字就葬送了一生一定要有一個說法。對於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法輪功等重大事件，應該查明真相，執政者對於自己的錯誤應勇於承擔責任，公開致歉，並對當事人的損失作出補償，以求得全國人民的諒解。努力發展經濟是提高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抓住有利時機，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資源去推動全民和解。這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最重要一步。治理官員腐敗、社會不公問題也必須同時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