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是黨大？還是法大？對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理解，是黨可愛？還是
法可愛？

但不論怎樣理解，也不論兩者是如何地無法相比較，有一點是肯定的 ── 我們在
贊同一件事物的時候，往往和自己所反對的事物存在同樣的立場和同樣的思維方式。



【上】

“守住法律的底線”，它的本質是守住“人的底線”，憲法和法律都不是自運行的，
都是人去操作、人去解釋、人去運作的，所以法的運作存在人性要素。法不是超越
社會和人的存在之上的東西，如果認為法是絕對權威，那麼法就不再是法，而是一
種宗教。

許多盲目迷信西方文化的人並沒有認識到，過分強調法的作用和講“黨性”是同一
種思路，我們也可以說這叫講“法性”，而很顯然，法官、律師也是人，他們也生
活在利益的旋渦之中，不是超人，更不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但相信法治萬能
必然存在一個基本的邏輯預設，那就是法官、律師都是超凡脫俗之人，也就是說他
們是社會正義的化身，也就是說他們都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這又回到了“黨
性”。可如果法官、律師都不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那又怎麼能保證他們所操作、
所解釋的法律一定能夠代表社會正義？

台灣只是個小島，不能拿來做大陸的樣板，因為系統的複雜性相差太遠。另外權力
結構的穩定性和社會穩定存在強相關性，但兩者並不是同構的。從中國歷史經驗來
看，權力結構的動盪和不穩定，正是社會動盪的重大根源，所以用法制重組權力機
構的思路，是天真的左派幼稚病，但中國比較幸運，因此沒有走上東歐社會動盪的
不歸路。

遇到社會問題，書生往往只會為西方法治模式背書，而不懂得深思當代中國社會問
題的更深層的總根源。但不從根源上找到社會穩定之本，光從制度層面入手是註定
要失敗的，因為制度不治人心，法規和權力意識也不治人心，制度再完善、律師再
多、法官再權威，人心該爛掉它還是繼續爛掉。所以治國安邦的根本，是找到到底
什麼東西令到社會人心普遍墮落。其實這個誰都知道，可又都不願說出來的，不就
是一個“利”字嗎？三十年來利字當頭，引出全社會的紙醉金迷和窮奢極欲，利、
欲二字，它本來就是人心之中的潘朵拉匣子，你要放縱它，就要對它的風險做出正
確清醒的評估，不能簡單地用“發展觀”來給它帖金，等到出問題了又一愁莫展。
當代中國的社會危機，是全社會拜金主義、拜物主義價值觀念“可持續發展”的必
然結果，如果不去正視這個東西，解決這個東西，不要說法治，就算請出上帝他老
人家也同樣是無能為力。

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利”字當先，喚醒了所有的人性慾望，而欲望的放縱，又招
致了所有的罪惡，這樣一個當代中國社會的心靈邏輯和欲望譜系再清晰簡單不過了，
這那裡是法能夠匡正得了的呢？

從本質上來講，“利”、“欲”二字就像一塊臭肉，放在外面哪有不生蛆、不變蒼
蠅的道理？那法是什麼？法就像蒼蠅拍子，蒼蠅拍做得再完美、再多，你不把滋生
蒼蠅的源頭找到處理掉，蒼蠅只會越打越多。而蒼蠅越打越多，你還一直嚷嚷著要
做更多的蒼蠅拍子，那你的動機就很可疑了，因為也許你就是個賣蒼蠅拍子的。這
就好比律師和學法律的說法最大，這和黨說黨最大有什麼不同？

回顧中國三十年的法治建設，從無到有，從不建全到相對完善，那種歷史意義的進
步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如果說它與西方法治相比還遠遠不及，這是一個客觀的、
可以讓人接受的判斷。但真正難以讓人理解的，是中國社會安定與法制建設逆向而
動，法制完善和社會動盪同步增長，這個現象就難以解釋了。

如果說三十年時間不夠，再給三十年來進一步完善法制，可問題是上面的問題找不
到合理的解釋，那中國還有沒有未來三十年都是個問題。

總之一個“自由”，一個“法制”，本質上來講就是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五胡
亂華”現象，自由先把人性搞亂，然後再為法治這個大鬼鳴鑼開道，這是典型的
“左右手互搏”哥倆好，講得嚴肅一點，就是一群洋奴把全體中國人民都欺騙了。



【下】

五胡亂華講完了，再講一講我們東方文化的傳統。兩千年前孟子見梁惠王，王曰：
“叟！不員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
義而已矣。”一炮就給他打回去了，意思是說，你少來這一套！孟子說自己善養浩
然之氣，我們於此可見一斑。

接下來孟子就進一步慈悲開導梁惠王說，“大王說‘怎樣有利於我的國家？’大夫
說，‘怎樣有利於我的家庭？’一般士人和老百姓說，‘怎樣有利於我自己？’結
果是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國家就危險了啊！在一個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裡，
殺害它國君的人，一定是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夫；在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裡，
殺害它國君的人，一定是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這些大夫在一萬輛兵車的國家中
就擁有一千輛，在一千輛兵車的國家中就擁有一百輛，他們的擁有不算不多。可是，
如果把義放在後而把利擺在前，他們不奪得國君的地位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反過來
說，從來沒有講“仁”的人卻拋棄父母的，從來也沒有講義的人卻不顧君王的。所
以，大王只說仁義就行了，何必說利呢？”

孟子所講的正是戰國時代的殘酷的社會現實。後來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中談到：太史公說，我讀《孟子》一書，讀至梁惠王問道“怎樣有利於我的國家”
時，不免掩卷感嘆。心想：可嘆啊，功利確實是一切禍亂的根源。孔夫子之所以極
少說到功利，是為了時刻對禍亂的根源加以防範。因此，他老先生說：“一味根據
自己的利益行事，會招致多方面的怨恨。”從天子到普通百姓。追求功利所帶來的
惡果，有什麼不同呢！（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何以異哉?！ ）

那麼我又有問題了，身為講漢語、識漢字的中國人，那些鼓吹自由、民主、法治的
西化之徒，難道真的不明白古人垂訓所開示的道理嗎？我覺得可能的回答只有兩個
── 除了糊塗笨蛋，那就是別有用心。一句話說穿了，講自由、講法治的人，又
何嘗不是利在其中呢？

社會問題的根源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思路就不會錯誤，既使問題再難解決，至少你
努力的方向沒有錯誤。比如本來要洗衣服，結果你跑去織布，這不是吃錯藥又是什
麼呢？

還有前幾天批評馬斯洛同學的帳也還沒完結，他的需求層次論，沒有考慮到人的欲
壑難填，也沒有考慮到人類生存境況中的攀比現實，更沒有考慮到有一種節制人類
欲望的生命態度，這一切我們在讀孟子見梁惠王時，都能清醒地體會出來。所以他
的“滿足上沖”原理，在不必滿足和無法滿足這兩種現實人生語境中，都完全變成
了懸置的虛設。那麼“層次論”呢？百乘殺千乘、千乘殺萬乘，這個就是最根本的
“層次論”，難道不是嗎？我親愛和可愛的迷信西方文化的朋友們，你們說呢？




于建嶸：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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