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借電視劇《知青》清理知青情結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6月12日16:06:01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我對同代人中某些朋友沒完沒了地懷念知青生涯不以為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長達十年中迫使上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事原始勞動，絕不是什麼值得正面評價的舉措。這也正是“文革”這個中華民族歷史大倒退、大沉淪中的一部分。更不應該歌頌，讓後代誤以為知青一代中某些人的輝煌與其苦難有必然聯繫 　　所謂大型“青春勵志劇”《知青》在央視黃金時間播出，引起了種種議論。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如何看待那段歲月——是“青春無悔”，還是“不堪回首”？是否美化“文革”？ 　　我當年就是知青，1968年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令（所謂“12·21”指示）公布後，我們中學的工宣隊員們立即受命，白天黑夜來我們家軟硬兼施，終於逼迫我哥哥和我在元旦之前註銷戶口，雙雙下鄉。我先到湖北黃梅縣，後轉到江漢平原。對於插隊生涯，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感受到了農民的質樸和善良，也見識了農村的艱苦和落後，我從體力上、精神上，都不是沒有收穫，所領悟到的許多東西，讓我受益至今。 　　但是我對同代人中某些朋友沒完沒了地懷念知青生涯，總是不以為然。 　　我在對一篇題為《路》的知青小說的評論《人生的起伏和作品的張弛》中說：“對於某些人，知青生涯就是一生中最輝煌的華彩樂段，後來幾十年只能在窮困潦倒中一遍遍在心中反芻、咀嚼那段黃金歲月”；“對於另一些人，知青生涯只是他們人生的低潮期和積攢期，在後來的歲月中，他們脫穎而出，拾級而上”。 　　不管是哪一種，不管知青自身從那段歲月是否得到收穫、教益，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講，在長達十年中迫使上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事原始勞動，都不是什麼值得正面評價的舉措。而這也正是“文革”這個中華民族歷史大倒退、大沉淪中的一部分。任何人寫知青運動，將這個要害置而不論，都不可能抓住當年知青生活的本質，不可能不給我們的後代一個歪曲、片面甚至虛假的形象。 　　騰訊網歷史頻道上有一篇綜述《知青歲月：青春無悔還是不堪回首？》，總結了各方意見，說得還算全面，不妨在這裡簡要介紹，請各位當過知青的或者知青的後代，來衡量一下吧。（以下文字，基本上出自該文） 　　這篇綜述介紹，“無悔論”者說：“這部劇告訴人們，逆境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非常重要”，這種苦難釀就成功的心態，是“青春無悔”的哲學基礎，也是該劇“青春勵志”的立足點。但“有悔論”者們則說：“上山下鄉”本就是一場苦難，部分人在逆境中的奮鬥並不能把壞事變成好事。 知青生活充滿血、汗與淚 　　目前已有不少資料披露了當年知青的生活情景。 　　農村生活貧苦，這是人所公知的，城市青年下鄉後一下子就要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其不適也可想而知。除了克服農村的生活困難外，知青還要承受管制和欺凌，在《中國知青夢》一書中，鄧賢引用了大量官方檔案描述了這知青被管制和欺凌的殘酷一面： 　　“（第十八團）排以上幹部親自動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幾種刑罰，有的被打致殘，有的內傷嚴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殺（未死）……” 　　“遼寧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僅一九七二年姦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雲南省知青辦揭露：據不完全統計……有一百零三名幹部姦污女知青。” 　　“第十團司令部參謀刀世美（正連級），有婦之夫，採用欺騙、引誘和脅迫等手段，雞姦男知青二十餘人”…… 　　誠然，確實有部分知青是懷着某種理想主義去上山下鄉的，但決不應該因為這部分理想主義，就遮蔽掉它背後的迷茫、苦悶乃至血腥。 “青春無悔是因為無何奈何，要自我安慰” 　　“這部劇告訴人們，逆境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非常重要。它不僅可以讓知青這一代回望自己的人生軌跡，也可以讓他們的後代、今天的人了解那一段歷史，為人們注進精神營養，珍惜今天。這就是電視劇《知青》的價值。”某文藝評論家如是說。該看法十分有代表性。這種苦難成功學，在90年代相當流行。在90年代後期，當年的青蔥少年變成大叔了，他們回望和紀念自己的青春，部分人喊起來了“青春無悔”——“我吃了苦，但是我不後悔。” 　　“青春無悔”的提出，源於一場知青“青春無悔”的展覽及其出版的圖書。據其發起者之一的王曉梅說：“我覺得青春無悔的含義我是這樣理解的：從大的方面來說，我是絕對不贊成上山下鄉運動，像這樣一場運動是對民族和國家的毀滅。而對我們自己來說呢，因為我們在這種環境中間，沒有辦法的時候，被迫走的一條路中間，不管在什麼地方，在任何生活情況下，在艱難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種生活的體驗，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財富了。”… 　　網絡上流傳着一首署名為張愚若、張谷若兩位知青的詩歌，是作者參觀崇明島上東平森林公園裡知青立下的“青春無悔”紀念碑後所作，其中有這樣幾句：我們說青春無悔/是因為無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難以面對自己的青春無意義，這才是“青春無悔”的真相。 　　在90年代，大量的知青“懷舊”作品對往事魂牽夢縈、無限懷念，“無悔青春”成為熱潮，隨之也招來非議。郜元寶說“老知青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回憶錄及雜感匯編，知青作家自選集等，範圍有限，不容易體現知青文學的全景與實績。” 　　張嚴正也在《其知青圖書開始走出誤區》一文中批評知青中少數成功精英對知青歲月的眷戀，給下一代造成錯覺和迷茫：“一時間，多少知青看罷後，‘熱淚欲零還住’，從而掀起了回首‘無悔青春’的‘自戀情結’熱潮。並引發了少數知青名人對黑土地和插隊生活的眷戀、追憶和謳歌，從編寫回憶錄到籌辦聯誼會，從歌曲‘小芳’到‘老插酒家’，直到電視劇中出現的知青出身的廠長、經理。……正由於這種人為造成的歷史失真，給下一代造成錯覺和迷茫，誤以為知青一代的成功與輝煌和苦難與汗水有着必然的相關關係，更誤以為當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 “扛着共和國的苦難”？！ 　　“逆境更容易成才”、“吃得苦中，方為人上人”，在我們的文化中“苦難”有着救贖的意義。知青稱“苦難”“對我們來說是一種財富了”，喊“青春無悔”，多少源於這種對苦難的解讀。 　　然而，苦難對於知青來說，意義並不局限於此。一些知青認為“現在我們更能吃苦了，扛着共和國的苦難”，把個體的困難上升到“國家”層面。對此，劉亞秋在其《“青春無悔”：一個社會記憶的建構過程》一文中分析： 　　“無悔被歸因為‘與共和國共苦難’，換言之，我們‘扛’起了共和國的苦，在這裡，無悔是通過個體的“苦”的意義轉置實現的，即個體的苦提升為國家的苦難。” 　　“知青文學、公開聚會等運作將這種苦感提升為一種國家的苦難。於是，不管多麼瑣碎的‘苦’都變成了一種莊嚴的‘苦難’，為國家‘扛着苦難’。‘苦’不僅對個人具有意義，而且因此獲得了一種國家歷史的意義。”但這種意義是如此荒唐——他們渾然忘了，這種“苦難”是誰強加在知青們頭上的？受害者與施害者居然唱起了同一首奇妙的讚歌。 　　高喊“青春無悔”的幾乎是知青中的精英，然而大部分沒有話語權的知青成為“沉默的的大多數”。這些真實生活現狀是怎樣的？ 　　《又說“老三屆”》作者張地說：“據我所知，知青中絕大部分人的生活處於很一般的水平，相當一部分還在為住房、子女、甚至為戶口和找工作而奔波。”寧紅崗則更為直接：“在揚起‘青春無悔’的漂亮大旗時，還應想想那些仍留在社會底層，沒有機遇，沒有能力，沒有毅力再回升的知青，少說些豪言壯語。” 　　張地的描述較為籠統，在其背後，其實有很多鮮活的案例。譬如，知青回城後，為了生計奔波之餘，他們成為城市邊緣人，遭受歧視。某女知青說： 　　“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我們到北京以後，人家不理解我們，人家排斥我們，其實我們原來是北京人，等我們下鄉以後，他們就覺得把這些人趕走了，等這些人又回來了，然後就覺得這些人搶了他們什麼，給他造成什麼交通堵塞……” 　　對於部分知青精英來說，高喊“青春無悔”，因為現在的成功了，可以從苦難中得到報償，然而，對於為生活奔波勞碌、生活依然困苦的大部分知青來說，經歷苦難後並沒有迎來天堂，而是延續着另一種苦難，那段苦難對於他們來說，只是簡單的“受苦”，並沒有過多的意義。 受苦的不僅是知青，而是全民族 　　“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其實視線都局限在知青們自己身上。真正的悲劇是：迄今為止，極少有人、有作品關注到“上山下鄉”的另一被波及到的群體——農民——他們當年遭受了怎樣的衝擊。他們同樣也是這場運動的犧牲品，是苦難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沒有自己的“知青文學”，他們也提煉不出“青春無悔”的口號，更不懂得將個體的苦難提升到“與國家共苦難”的高度以獲取心靈安慰，他們才是真正的失語者，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 　　“上山下鄉”，不僅牽扯着知青的命運，而且讓整個家庭的陷入苦難的漩渦之中。最讓人刻骨銘心的是，億萬家庭承受着骨肉分離的痛苦。 　　知青回城，帶着子女來到陌生的城市，再加上原本知青的婚姻有諸多問題，家庭生活多少有所缺陷，所以知青的子女的成長道路也不平坦。陳紅在其《幫助知青子女排除心理障礙的嘗試》一文中談及： 　　“他們有的寄居在親戚家裡，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倍感孤獨；有的即使受到祖輩的疼愛，但由於長期和父母分離，思念之情苦苦地煎熬着這些幼小的心靈；有的較為幸運，能隨父母一起返城，但父母由於工作差、收入低，生活的壓力造成煩躁，有時會轉嫁到孩子身上；有的父母由於自己的不如意，因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出人頭地，一旦孩子不爭氣，父母或怒罵或棒打，家庭氣氛異常緊張，給孩子心靈造成很大壓力；還有些知青子女初到城市，生活上尤其是學習上不太適應，與其他同學在成績上有明顯差距，使他們心理上無法接受。所有這些不如意不順利都給這些孩子脆弱的心理造成負面影響，逐漸產生心理障礙。表現為：抑鬱、孤僻、自卑、偏激、消沉等，形成了消極的性格特徵。這些不僅嚴重影響他們的學習，甚至有可能影響他們的一生。” 　　毛澤東當年號召知青下鄉，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事實上，據很多知青反映，當年農村並不真正需要他們，反而有時候把他們當成負擔——自49年以來，農村一直是以一種單向度的“城市輸血管”的身份存在着，農民土地上微薄的收入，一直是國家工業化、城市化最關鍵的“資本積累”；千萬知青下鄉，對本已不堪重負的農村而言，絕對是經濟負擔的又一次加劇。但知青們似乎並不能理解這一點，相反，他們在農村的某些行為，今日讀來令人寒心——李復奎在其《難忘的知青歲月》一文記載了當年知青偷社員的雞，不偷反而會被人嘲笑： 　　”那時在男知青當中，沒有偷過社員家的雞，是膽小鬼的象徵，會被別人嘲笑，所以，為了不被別人看不起，你無論如何都得去體驗一回。……丟了雞的社員，基本上沒有‘吃了豹子膽’要找知青索要的，發覺雞被偷了，都只有自認倒霉。當時在農村的知青，受到政策的保護，是農村中一個特殊的群體，‘貧下中農’並不敢公然欺負。” 　　除了給農村帶來經濟上的負擔外，下鄉知青還給農村青年心理造成創傷，賈平凹在《我是農民》一文中談及： 　　“我那時是多麼羨慕着從城裡來的知青啊！他們敲鑼打鼓地來，有人領着隊來，他們從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輕鬆的工作，比如赤腳醫生、代理教師、拖拉機手、記工員、文藝宣傳隊員，他們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糧定額，可以定期回城，帶來收音機、手電筒、萬金油，還有餅乾和水果糖。他們穿軍褲，脖子上掛口罩，有尼龍襪子和帆布褲帶……他們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們在首先選擇了他們之後才能輪到來選擇我們。” 　　“上山下鄉”是一場悲劇；對“上山下鄉”的解讀在今天出現如此巨大的分歧，則是另一種更悲劇的悲劇。說一千，道一萬，有一個事實無人能夠否定：那是一場數千萬人（知青）乃至數億人（把農民包括進來）無法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運動；他們的命運掌握在他人之手，猶如草芥。歌頌這樣的運動，實在過於荒唐。 　　據說，梁曉聲最終接下《知青》劇本，與一位官員的這句話有關：“作家應該有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責任。”的確，作家需要承擔責任。同樣是面對“苦難”，彼岸的米蘭·昆德拉說：“對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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