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是党大？还是法大？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是党可爱？还是
法可爱？

但不论怎样理解，也不论两者是如何地无法相比较，有一点是肯定的 ── 我们在
赞同一件事物的时候，往往和自己所反对的事物存在同样的立场和同样的思维方式。



【上】

“守住法律的底线”，它的本质是守住“人的底线”，宪法和法律都不是自运行的，
都是人去操作、人去解释、人去运作的，所以法的运作存在人性要素。法不是超越
社会和人的存在之上的东西，如果认为法是绝对权威，那么法就不再是法，而是一
种宗教。

许多盲目迷信西方文化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过分强调法的作用和讲“党性”是同一
种思路，我们也可以说这叫讲“法性”，而很显然，法官、律师也是人，他们也生
活在利益的旋涡之中，不是超人，更不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但相信法治万能
必然存在一个基本的逻辑预设，那就是法官、律师都是超凡脱俗之人，也就是说他
们是社会正义的化身，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这又回到了“党
性”。可如果法官、律师都不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那又怎么能保证他们所操作、
所解释的法律一定能够代表社会正义？

台湾只是个小岛，不能拿来做大陆的样板，因为系统的复杂性相差太远。另外权力
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稳定存在强相关性，但两者并不是同构的。从中国历史经验来
看，权力结构的动荡和不稳定，正是社会动荡的重大根源，所以用法制重组权力机
构的思路，是天真的左派幼稚病，但中国比较幸运，因此没有走上东欧社会动荡的
不归路。

遇到社会问题，书生往往只会为西方法治模式背书，而不懂得深思当代中国社会问
题的更深层的总根源。但不从根源上找到社会稳定之本，光从制度层面入手是注定
要失败的，因为制度不治人心，法规和权力意识也不治人心，制度再完善、律师再
多、法官再权威，人心该烂掉它还是继续烂掉。所以治国安邦的根本，是找到到底
什么东西令到社会人心普遍堕落。其实这个谁都知道，可又都不愿说出来的，不就
是一个“利”字吗？三十年来利字当头，引出全社会的纸醉金迷和穷奢极欲，利、
欲二字，它本来就是人心之中的潘朵拉匣子，你要放纵它，就要对它的风险做出正
确清醒的评估，不能简单地用“发展观”来给它帖金，等到出问题了又一愁莫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危机，是全社会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价值观念“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结果，如果不去正视这个东西，解决这个东西，不要说法治，就算请出上帝他老
人家也同样是无能为力。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利”字当先，唤醒了所有的人性欲望，而欲望的放纵，又招
致了所有的罪恶，这样一个当代中国社会的心灵逻辑和欲望谱系再清晰简单不过了，
这那里是法能够匡正得了的呢？

从本质上来讲，“利”、“欲”二字就像一块臭肉，放在外面哪有不生蛆、不变苍
蝇的道理？那法是什么？法就像苍蝇拍子，苍蝇拍做得再完美、再多，你不把滋生
苍蝇的源头找到处理掉，苍蝇只会越打越多。而苍蝇越打越多，你还一直嚷嚷著要
做更多的苍蝇拍子，那你的动机就很可疑了，因为也许你就是个卖苍蝇拍子的。这
就好比律师和学法律的说法最大，这和党说党最大有什么不同？

回顾中国三十年的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从不建全到相对完善，那种历史意义的进
步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如果说它与西方法治相比还远远不及，这是一个客观的、
可以让人接受的判断。但真正难以让人理解的，是中国社会安定与法制建设逆向而
动，法制完善和社会动荡同步增长，这个现象就难以解释了。

如果说三十年时间不够，再给三十年来进一步完善法制，可问题是上面的问题找不
到合理的解释，那中国还有没有未来三十年都是个问题。

总之一个“自由”，一个“法制”，本质上来讲就是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五胡
乱华”现象，自由先把人性搞乱，然后再为法治这个大鬼鸣锣开道，这是典型的
“左右手互搏”哥俩好，讲得严肃一点，就是一群洋奴把全体中国人民都欺骗了。



【下】

五胡乱华讲完了，再讲一讲我们东方文化的传统。两千年前孟子见梁惠王，王曰：
“叟！不员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
义而已矣。”一炮就给他打回去了，意思是说，你少来这一套！孟子说自己善养浩
然之气，我们于此可见一斑。

接下来孟子就进一步慈悲开导梁惠王说，“大王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
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庭？’一般士人和老百姓说，‘怎样有利于我自己？’结
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
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
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
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
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
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
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孟子所讲的正是战国时代的残酷的社会现实。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中谈到：太史公说，我读《孟子》一书，读至梁惠王问道“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
时，不免掩卷感叹。心想：可叹啊，功利确实是一切祸乱的根源。孔夫子之所以极
少说到功利，是为了时刻对祸乱的根源加以防范。因此，他老先生说：“一味根据
自己的利益行事，会招致多方面的怨恨。”从天子到普通百姓。追求功利所带来的
恶果，有什么不同呢！（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
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
“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何以异哉?！ ）

那么我又有问题了，身为讲汉语、识汉字的中国人，那些鼓吹自由、民主、法治的
西化之徒，难道真的不明白古人垂训所开示的道理吗？我觉得可能的回答只有两个
── 除了糊涂笨蛋，那就是别有用心。一句话说穿了，讲自由、讲法治的人，又
何尝不是利在其中呢？

社会问题的根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不会错误，既使问题再难解决，至少你
努力的方向没有错误。比如本来要洗衣服，结果你跑去织布，这不是吃错药又是什
么呢？

还有前几天批评马斯洛同学的帐也还没完结，他的需求层次论，没有考虑到人的欲
壑难填，也没有考虑到人类生存境况中的攀比现实，更没有考虑到有一种节制人类
欲望的生命态度，这一切我们在读孟子见梁惠王时，都能清醒地体会出来。所以他
的“满足上冲”原理，在不必满足和无法满足这两种现实人生语境中，都完全变成
了悬置的虚设。那么“层次论”呢？百乘杀千乘、千乘杀万乘，这个就是最根本的
“层次论”，难道不是吗？我亲爱和可爱的迷信西方文化的朋友们，你们说呢？




于建嵘：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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