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国内合作搞过一些书的翻译，也当过校稿人，苦不堪言．且拍良心说，难有起色。

１．翻译翻译，是把外国话看了以后再用中国话说出来。需要这个人又懂外国话，也懂中国话。这个跟海外的人说听着像笑话，但是到了中国就是大问题。中国大学里面外语系的学生只是比其他系的学生多学了几年外语，把原文看错的可能性相对小了那么一点点，这还只是指文学类作品，专业著作不算。可是外文系的学生往往中文功底较差，看懂了英文也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如果是让中文系的学生翻译，很有可能获得通顺的汉语译文，但是对照原文就惨了，译文基本上是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处新戏。

２．如果是专业书籍，专业翻译（英语系科班毕业的）能在翻完了以后让你不知所云，比如把方程（function）翻译成功能，这是最常见的错误。但是，英语里有很多概念可能中文里没有，或者有却没有被专业翻译发现。于是就出现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五花八门的不一定是术语的“专业术语”。

如果是专业人士但没有受过翻译训练的人翻译（比如：经济学家翻译经济学著作；数学家翻译数学著作），因为这样的人对本专业的资料比较自信，但是又喜好显示其专业功底，往往会造出比较“专业”的专业术语来。例如，我一次和国内来的一个人类学的学生谈话，她几次谈到“田野调查”，我问这是什么？她吃惊我连这都不懂，这是人类学里面的基本概念，就是到乡间到田野去搞调查。我问英文是什么？她说是fieldwork。我恍然大悟，这个词儿何止是人类学的专利，任何社会科学都有fieldwork一说，中文里面原本就有对应的＂实地调查＂这个说法，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专业．仔细想想很可笑，调查为什么非要去田野？既然是社会调查，如果不找农民的话，到田野干什么？当然，这个词儿在人类学以乡村为调查对象的课题中应该还算恰当，当如果是城市人类学呢？你闹着要搞田野调查，我们岂不都成了城市农民了？后来回国发现田野调查的说法已经从人类学蔓延到了其他的专业，看来已经是约定俗成，积俗难改了。这样的危害是什么？学术圈子里的人利用自创的术语掌握了话语霸权，妨碍外人加入讨论。没听说过这样的术语的人，就显得无知，就没有发言权。

３、校稿人的苦衷。我的感悟，要当就当翻译，千万别搞校稿。出版社的编辑一般英文水平有限，很难自己校稿，往往请专业人士把关。如果翻译得好，校稿人就是挑挑有没有语法错误，或者有没有术语的误用。翻译得不好，你就要自己重来。问题是，自己翻译还快一些，按照人家翻好的再对照原文一字一句地改，就难上加难，比翻译还费时间。往往还是受累不讨好。碰上很自信的翻译，有面子问题。他会觉得我干了这么多年还不如你一个小毛丫头，给我改这么多是诚心找茬。碰上狠谦恭的翻译，会跟你说句谢谢。但是到了出版社那里，稿费和校稿费是不成比例的。翻译拿大头，校稿人拿小头（5:1，甚至10：1的都有）。就是谦恭的翻译，到拿钱的时候还是会分文不让的。实际上，对于校稿的人来说，干好干坏一个样。如果是书的话，一章一章翻下来，你跟着一章一章地校，前面校得比较认真的话，翻译就有了惰性，反而越翻越差，把更多的负担压在你头上。我出于良心认真校稿，使我有职业道德，但是道德到第５本书的时候，我心里的不平衡就难以抑制了，凭什么我的道德要被别人无偿利用呢。

为什么会有这些矛盾？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学校教育：大学生，特别是外语专业的大学生的阅读量实在有限，非专业书籍看得太少，要当翻译光看小说不行，应该广泛涉猎；光看英文不行，应该看大量的中文书籍。这和大学翻译教育的课程设置有关。如果专业的翻译都过硬了，根本没有必要让学术人士搞翻译。

译校制度：翻译应该自负文责，取消校稿人制度。出版社建立翻译评级，按照译文的质量动态调整。如果一个翻译翻得不好，名声扫地，以后就没有了工作的机会。这样新的翻译不就没有机会工作了吗？其实不是，翻译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并不是所有的翻译活儿都要精美的翻译，有什么水平干什么水平的活。另外，要搞出十全十美的翻译也根本不可能，只能是大家尽力。取消校稿人可以把更多的钱交到翻译手里，提高其改善翻译质量的积极性。如果现阶段实在难以取消的话，应该大幅度提高校稿人的收入，而且校稿人的署名应该居于主要地位，否则怎么能要求人家有多受累，又少拿钱，还负更大的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