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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確不正確嗎？—— 歷史透視中的政治正確

圖解美國 4/04/2021

如果要在美國現代政治生活中找出一個被政治光譜中的各方都廣泛使用，卻又讓各方都感到難以準確把握定義的詞語，那麼，這個詞語非“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 莫屬。這個集模糊性和廣泛性於一身的政治概念，多年來一直在美國的政治紛爭中扮演着旌旗和號角的角色。2016年的美國大選更是把“政治正確”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在政治風雨滌盪數年後的今天，我們有了時間老人贈與我們的歷史資本，可以回朔以往，透視本源，分析這個概念的變幻脈絡了。

(Photo courtesy of Totti | Flickr)

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Friedrich Hegel）在《法哲學原理》 (Philosophy of Right) 序言中所說，那站在智慧女神密納發肩上的貓頭鷹（owl of Minerva）要等到黃昏才起飛。意思是說，智慧女神所象徵的思辨之光是沉思的理性，只有在歷史現象充分展示之後才能顯現。今天，讓我們在密納發貓頭鷹的引導下對“政治正確”的內涵和外延做一番解析，看看這個“你不問我很清楚，你一問我就糊塗了”的概念，究竟隱含着些什麼神秘的內容。

作為觀念，“政治正確”和與之對應的“政治不正確”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導向性概念，為公眾確定某種標準，來判斷某些言辭和行為是可以接受的還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把這一組觀念與經濟層面上的市場化程度之爭相比較，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觀念與經濟觀念是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撇開世界上所剩無幾的公有化信奉者，在經濟層面上，市場化程度之爭的焦點是市場規範化的程度。就是說，在多廣的領域，多深的層次上，公權力需要對市場做規範性控制。相仿的是，在政治層面，“政治正確”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相爭的核心問題是，在涉及意識形態理念的政治生活中，公共領域的輿論壓力，或曰規範性壓力，是否應當存在。假如規範性壓力需要存在，那又該達到到什麼程度。

再進一步探究在經濟和政治層面反對規範化的理念內核，我們會看到一個若隱若現的幽靈在跳躍：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對於這個幽靈的態度是古典自由主義和現代自由主義的根本區別所在。古典自由派（就是現代保守派）認為，自由放任是以市場為制度基礎的自由社會的準則；而現代自由派則相信，政府對社會的適度干預是自由社會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保守派的觀念，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應對1970年代末經濟問題的話來說就是，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政府是問題本身。

以“規範化”一詞取代“政府”一詞，把它說成“規範化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規範化是問題本身”，源自里根的這句話仍然可以準確表達里根及其追隨者的意思。在保守派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眼中，規範化市場是對市場的惡意侵犯。放鬆管制（deregulation) 是里根們在經濟領域的終極政策目標。把里根的這種思維平移到政治領域，就可以看懂共和黨人政治哲學的實質，實際上就是自由放任主義的政治翻版。把古典自由經濟主義思想運用於政治哲學構造，是里根以來共和黨保守主義的鮮明特色。里根以來共和黨保守派與新時代自由派的衝突正是起源於這個政治哲學理念的根本分歧。“政治正確”在政治哲學的本質上就是尋求政治言辭和行為的規範化，而反“政治正確”則是追求政治上的放任自由。

與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對我們所做的保證相反，不折不扣的市場自由放任並不能保證公平公正的市場自由競爭。如果沒有規範化，市場自由放任將會聽憑市場本性中的叢林法則發揮到極致，必然導致壟斷的出現和市場失序，因而斷送自由競爭。反壟斷法就是應對市場自身內在缺陷的規範化行為，是以“反自由”的方式保障自由市場的公正運行。反壟斷法的出現和成功，標誌着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失敗。那麼，自由放任主義在經濟領域的失敗是否有政治領域的對應現象呢？

讓我們從“政治正確”的歷史發展脈絡談起。

法國大革命以來兩百多年的世界史向我們展示，近代政治歷史的終極目標是完成人類歷史的最後進程，以建設理想中的普遍性同質國家，消除社會上無法自行調和的內在矛盾（參見遐思客：《歷史終結之美與文明衝突之痛——評福山和亨廷頓的國際觀之爭》）。這個歷史進程的方向，是由法國大革命擎起的自由，平等，博愛三色大旗導引的；它的行為，是由憲政民主制度約束的。在這個歷史階段，社會有必要對千百年以來形成的，已經為許多人習以為常的意識理念進行一場革命性變革，以便全方位地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其中難度最高的變革，莫過於把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獨立的人文觀念串聯在一起，以打破部落主義的最後意識形態枷鎖，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理想。

具體說，在過去兩百多年中，雖然有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旗在飄舞，行進在歷史進程中的人們還沒有來得及思考，如何在大家珍愛的言論自由原則下，貫徹種族，性別平等意識，如何在維護新聞自由的法律時，推行博愛情懷。正是這種對三色理念的追求，構成了“政治正確”的理論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政治正確”是人類歷史推進的必需手段，用以矯正三色理念在實現過程中的不完美之處。所以，沒有“政治正確”，三色理念無法最終實現，歷史無從走向終極目標——建設理想中的普遍性同質國家。

無庸諱言，各種形式的部落主義，尤其是以種族為基礎的部落主義對三色理念的相互融合一直起着極大的阻礙作用，儘管種族主義從科學觀念上來看毫無根據。當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以言論自由為法律盾牌叫囂種族主義謬論時，他或她不會想到，這種自由踐踏了平等原則和博愛情懷。在一個平等原則和博愛情懷遭到踐踏的社會，個人自由是違背自由理念倫理基礎的，是被扭曲的，是遭到截肢的。這種令自由女神蒙羞的現象，在法國大革命兩百年後的今天，對於處在歷史發展最後階段的歐美世界來說，已經令獲得啟蒙的心靈無法容忍了。個人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必須在平等和博愛理念的框架內實踐。不顧及平等和博愛理念的自由在實踐中等同於公民暴政。

“政治正確”作為一個政治術語於1793年出現在美國政壇。最高法院大法官威爾遜（James Wilson）在針對涉及佐治亞州的一個案例判決時使用了這個詞語來說明判決的正確性。威爾遜大法官賦予了“政治正確”一詞以社會常規的含義，以便讓彼時的社會精英遵循某些法律之外的規則。大法官本人和當時的社會精英都沒有把“政治正確”當作公眾生活中辯論主題或政治工具的意圖。所以，這個術語在當時僅僅是曇花一現，波瀾不驚，遠非萬眾矚目的明星角色。它隱含着政治能量，悄無聲息地安睡在圖書館的某個角落裡，耐心等待着屬於它的時機。

終於，當美國的新左派（自由派中最活躍的一支）在1960年代開始全面批判和衝擊現存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時，“政治正確”的內在政治能量找到宣泄的載體了。它的時代來臨了。新左派開始使用“政治正確”來概括他們反越戰和支持民權運動的各種訴求，以求得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理論。這股期待和尋求“政治正確”的潮流，在1970年達到一個階段性的高潮。標誌是巴姆巴拉女士（Toni Cade Bambara）編輯出版的文集《黑人婦女》。巴姆巴拉在文集中寫道，＂一位男性不可能既政治正確，又同時是個男性沙文主義者。”非洲裔女權主義者的這句言簡意賅的話，準確表述了引領時代潮流的新左派改革思想的核心觀念，定義了“政治正確”的內涵。

巴姆巴拉女士。(圖片來自wikipedia)

從此，對於美國自由派來說，“政治正確”的中心概念就是在自由主義理論和行為中注入平等和博愛的理念，擺脫古典自由主義的局限性，為自由主義在新時代的活力增添養料。縱觀由新左派發端的新自由主義的種種訴求，我們不難看見它們的核心觀念正是平等和博愛。如果說，古典自由主義因襲市場自由放任理念，給兩百年來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的強勢團體（種族，性別，階層）帶來了享受自由的特權；那麼，新自由主義就是試圖運用平等博愛理念，給仍然處於弱勢的團體建造分享自由的平權環境。顯而易見的是，新左派以來的美國自由派是在正面和肯定的意義上使用“政治正確”這個概念的。對於新左派人士來說，頭頂“政治正確”的光環是一種積極的褒揚。他們滿懷豪情地高舉“政治正確”大旗滌盪不正確的舊時代痕跡。

如同我們所知，凡在歷史上存在的，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正是因為這種理由，舊時代的痕跡再不合時宜也總會有堅定不疑的維護者。正當新時代自由派高舉“政治正確”大旗高歌猛進之時，處於被滌盪一方的保守派無法安居了。他們察覺了“政治正確”對於他們所熟悉的政治環境的威脅。對於“政治正確”的各種攻擊性批判在里根時代逐步在保守派中間盛行起來，於1987年形成階段性高潮。

是年，保守派哲學家布魯慕（Allan David Bloom）發表了392頁的著作，《美國頭腦的閉關》（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在書中，布魯慕以他熟悉的大學校園環境為例證，力圖說明新時代自由派對於舊時代偏見的批判造成了道德相對主義，而自由派把偏見定義為劣等思想則關閉了學生的頭腦，使得學生無法提出正確的問題。布魯慕這種以哲學術語間接批判“政治正確”的方法，和他為偏見的合理化辯解，贏得了保守派的喝彩。

布魯慕的書獲得了大大超出預期的出售量，一舉成為當年的暢銷書。在大眾文化流行的1980年代，一本哲學意味濃厚的論辯著作能有如此大的銷售量，非同尋常。一場圍剿“政治正確”的文化運動從此拉開了帷幕。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正確”這個名詞此前是被人以正面和積極的意義上使用的，而布魯慕的書卻把一件負面色彩的外衣批在了這個詞語上。由於此後大批保守派人士從此書的觀點出發批判“政治正確”，很快地占用了這個名詞的使用權，把“政治正確”變成了供批判的靶子。漸漸地，自由派人士開始避免使用這個名詞，似乎接受了它的負面形象，儘管他們仍然在盡力維護“政治正確”的具體訴求。

2016年美國大選是“政治正確”歷史的又一個標誌性事件。在此之前，雖然保守派人士一直在尋求各種可能的機會攻擊“政治正確”，但保守派政治最高層還保持着克制，避免與“政治正確”正面衝突。2016年共和黨初選戲劇性地改變了這種狀況。最終入主白宮的特朗普毫無顧忌地點名“政治正確”這個名詞，並直接攻擊它的內容。反“政治正確”的口號猶如興奮劑一般刺激着保守派民眾，令他們如痴如狂，陶醉於消除“政治正確”的想象社會中。令人驚訝的是，一大批大陸在美華人儼然以保守派強勢中堅力量自居，跟隨特朗普衝進政治格鬥場，對以保護弱勢人群為終極目標的“政治正確”大加撻伐。一時間，“政治正確”這座意識形態城堡面臨黑雲壓城的局面，一場生死之戰在即。

在我們對“政治正確”的生死之戰作出評判之前，我們先看看一個“政治正確”的具體案例，思考一下這個案例給我們的歷史警示。這個案例就是美國聯邦信息交流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的公正原則（The Fairness Doctrine） 。這個針對性很強的公正原則設立於1949年，其宗旨是要求聯邦廣播許可證的持有者在討論有爭議的公共事件時，必須秉持一種誠實，公正和均衡的方式。很明顯，在這三項要求中，最具操作性的是均衡。均衡，就是要求廣播公司在討論有爭議的公共事件時，必須向公眾傳達爭議各方的觀點和指向不同結論的事實證據，不能因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傾向而壓制不同意見方的看法。在這裡，均衡展示爭議各方的觀點就是電台和電視台廣播領域的“政治正確”，是公權力對自由市場的規範化約束。正是因為公權力進入了市場，妨礙了無約束的自由放任，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保守派從“公正原則”出台的第一天起，就開始了對這個原則的攻擊，力圖推翻它。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由於自由派的強力守護，“公正原則”大體上得到了維持和貫徹，雖然在1974年佛羅里達的一個案件中（Miami Herald Publishing Co. V. Tornillo），最高法院在這個原則上已經有所退縮。形勢的根本轉變發生在1980年代。里根的當選標誌着保守派的回潮，對前二十年新左派浪潮的反撲開始了。在反撲行動中，新聞媒體自然首當其衝。對於信奉自由放任市場信條的保守派，象徵公權力的“公正原則”猶如芒刺在背，不除不快。在一系列的步驟之後，保守派在1987年終於如願以償。聯邦信息交流委員會投票廢除“公正原則”。

保守派廣播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堡。（圖片來自wikipedia)

新聞廣播領域的規範化被清除後，保守派樂見的結果立刻顯現。就在次年，保守派媒體界的代表人物林堡（ Rush Limbaugh ）開設了他的著名廣播節目拉什·林堡秀（The Rush Limbaugh Show），開始了單一觀點的保守派宣傳，開了純粹保守派言論電台的先河。這扇門一打開，全國數以百計的地方保守派電台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迅速覆蓋保守派選民雲集之地。從此，保守派選民得以切斷他們與新聞媒體主流，乃至知識界主流的聯繫，兩耳不聞主流言，一心只聽蜚語音。經過近十年的宣傳教育，一批自願接受洗腦的選民為一家全國性保守派電視台打下了堅實的觀眾基礎，福克斯新聞台（Fox News）在1996年應運而生。福克斯台與2016年特朗普當選的關係，這裡毋庸贅言。正如有人總結的那樣，沒有福克斯台就沒有川普政府。所以，若要舉出單一對川普上台有最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廢除公正原則一事是無可爭辯的有力候選者。

如果說，經濟領域的全盤自由放任必然導致壟斷的出現和經濟危機的爆發；那麼，政治領域（這裡的例子是新聞界）的全盤自由放任終將造成愚民的普遍化和造就法西斯主義的溫床。自由市場沒有內在的機制來保證信息傳播的公正性，因為信息在離開電子發射裝置後，就脫離了信息發送者的直接控制。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意識形態相似性，成了兩者間的唯一紐帶。因此，新聞界的信息傳播公正性呼喚公權力的介入，以規範市場。就是說，“政治正確”不僅可以保障新聞傳播的公正性，還可以維護社會運行的健康性。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詬病“政治正確”的人所常用的一些例證，看看這樣的例證究竟說明了什麼。然後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反對“政治正確”的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大陸在美華人，誤於何處何地。

在舉例反對“政治正確”時，大陸華人非常喜歡擺出常春藤學校錄取學生的種族比例來證明“政治正確”的荒謬性。他們堅信，打碎“政治正確”所包含的保護弱勢團體的因素，他們那些SAT/ACT考滿分的子女就可以沒有阻力地進入常春藤大學了。這個假設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常春藤大學的錄取比例。在亞裔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僅僅5.6%的情況下，八所常春藤大學亞裔學生的錄取比例大體在15%到28%之間。如果以總人口中族裔比例為基準來考慮問題，常春藤大學對亞裔已經三倍地照顧了。可見問題的實質並不在種族比例的公正性。

我們追根尋源地查一查就會發現，一些大陸華人論據的根本點是書面考試成績在錄取考慮中的權重。他們試圖把唯分數是重的觀念搬到常春藤大學的錄取辦公室。其實，分數的權重是個衡量學生優異性的技術性問題，應當留給教育專家們考慮和處理。把這樣一個技術性問題提升到政治層面，當作反對“政治正確”的武器，是不明智的。縱然常春藤大學在這個技術性衡量中有失誤之處，稍微影響了招生的種族比例，它仍然是個技術性問題，可以在技術性辯論中加以解決。在這個事關社會平衡的問題上，一大批大陸華人以唯分數是重為劍，刺向照顧弱勢群體之盾，實在是文不對題，找錯了比試的對手，是企圖以一個針對技術性問題的可疑答案，來解答一個政治性和歷史性的重大社會問題。

在其他有關“政治正確”的爭論議題中，語言規範（Speech Codes），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大概是最受保守派攻擊的目標。語言規範的初衷是要求在校園或公司辦公室中，注意避免使用令談話對象感覺受侮辱或受歧視的言辭。比如避免對華裔使用＂中國佬＂（Chinks）一詞。多元文化主義的初衷，是在校園中設立更多有關非西方文化的課程，讓學生充分了解人類文化的全貌，具備全球視野。無需否認，在執行這兩項政策的過程中，難免有些過激之處。語言規範中需要過濾哪些詞語，本來就是一個困難的決定，尤其是在一個奉自由為宗旨的社會。多元文化的教授如何與原有西方文化課程平衡，也非易事，需要實踐的檢驗。

近四十年從大陸移民到美國的華人需要明白的是，語言規範和多元文化主義執行中出現的問題，是政策層面的缺點，無傷觀念的根本，而保守派攻擊這些觀念的目的，是掃除這些觀念所代表的價值。保守派要消除語言規範，要的就是可以對華裔使用＂Chinks＂，對非裔使用＂Negro＂這種詞語的權利。他們想廢除多元文化主義，就是想建設單一文化社會。保守派電視主持人公開說過，單一文化的社會有利於保持向心力。其實，這個單一文化的概念只是一層裝飾，它的實質是單一種族。＂Chinks＂們再努力也達不到保守派設定的單一文化層次。因為“政治正確”一些觀念在政策執行層面上的缺點而否定“政治正確”所維護的核心價值，是追逐虛幻的蠅頭小利而否定自己政治生存的護身符—— “政治正確”。這樣的行為連得不償失都算不上，完完全全是失而不得。

事實上，如果“政治正確”被清掃出美國政治殿堂，與之息息相關的平權運動的成果就會陷入危境，朝不保夕（參見遐思客：《“白左”的名與實》）。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自由放任主義在經濟領域的失敗在政治領域有對應現象。在世界歷史走向最後階段的時候，社會需要清除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痕跡和文化遺留。殖民主義時代形成的白人至上主義沒有理由存在；缺乏全球視野的歐洲中心觀念需要多元文化知識來平衡。沒有規範化制約的自由放任主義在政治領域不僅會阻撓自由派推動歷史前行的努力，而且能鼓動保守派開歷史的倒車，強化本應去除的舊時代遺留物， 這等於造成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定會造成歷史最終階段社會政治領域的失序。無規範的叢林法則在經濟領域最終會導致自由競爭的反面——經濟壟斷；無規範的放任言行在政治領域最終會走向自由表達的反面——法西斯主義。兩者殊途同歸，都是盲目野性的勝利。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 ）小說《蠅王》（Lord of the Flies）對這種原始的力量有精湛的描述。

密納發的貓頭鷹對求知的人從不吝嗇，它指明了思考的方向。在本質上，“政治正確”就是政治領域的規範化＂勸喻＂，以輿論壓力和心理說服推動社會共識的形成，以期完成歷史最終階段的意識形態整合，把理念中無法自行調和的內在矛盾予以清除。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正確”是一曲舊時代的輓歌，新紀元的詠嘆調。它送走的是心靈內的鬼魅，迎來的是大同中的和諧。

參考文獻:

Bambara, Toni Cade. 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0.

Bloom, Allen David.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3-18.

Golding, William. Lord of the Flies. New York: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1959.

Kojève, Alexandr.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Translated by James H. Nichols, J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S.W. Dyde,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啟明,《政治正確’：過去與現在》，美國華人: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4435

遐思客，《歷史終結之美與文明衝突之痛——評福山和亨廷頓的國際觀之爭》，美國華人: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9304

遐思客，《“白左”的名與實》，美國華人: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7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