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回： 何益民擢升南港市 董适世下海董玩店

有读者问了：为什么中平大型赑屃出土，文保所人员一致要求董适世去现场做文物鉴定？这位被冠以“中平籍文物爱好者”的董适世又是何方人物？为何他这么快就对那个庞大的石雕分析得头头是道？

原来这董适世出生于中平城里常胜街，解放前读过私塾，虽然解放后没有任何文凭，但一直攻读不缀，广泛涉猎，曾精读历代中平县志，熟悉中平古郡的历代文化和典籍，对中平现存的古建筑及文物情况知之甚多。何益民担任中平县委书记之时，曾破格委任他为县文化局局长，人称“中平通”。后来何益民离开中平以后，董适世也辞职下海经商。与爱人金原安在中平城内新建的宁荣仿古一条街上盘下一个临街门面，挂牌办起“红楼董玩店”，专意经营一些游客喜爱的珍玩物饰。董适世一直对各种古文物颇有研究，现在属于没有任何官职的民间高人。董适世在赑屃出土的当天就建议，应该将那大石龟和残碑碎块移往附近的开元寺中空旷地带，妥善地加以保管。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中平市政府的批准。

原来八十年代初期，何益民担任中平县委书记之时，他看到中平城交通发达，古建集中，地理位置优越，因此提出了打造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兴县、带动“三产”的发展策略。他多次找中原省委，详细汇报中平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思路，得到了理解与支持，省直有关部门随后向中平拨出古建筑修缮专用款一百多万元。一百多万元在八十年初可是一个大数目。何益民慧眼识人，任命中平城里禀性刚直、一身正气、会武能文的“中平通”董适世管理这笔巨款，对中平城内开元寺里摇摇欲坠的古建筑进行了落架大修，包括翻新、粉刷、和彩绘，还建了停车场，将一座原本破烂将颓的千年古刹修葺一新，成了中原省一个有名的旅游景区。那开元寺中轴线上原有一个巨大主建筑大悲阁。阁高33米，面阔七间，进深五间，为五重檐三层楼阁。阁内有楼梯直达顶层，既可凭栏纵观中平古城的迤逦风光，又可远眺城外无羁河的浩荡水流。历代文人墨客登临此阁，吟诗做赋，留下了许多美好诗文。阁里面供奉一尊高大的铜铸大菩萨，正式名称“大悲菩萨”，高近二十米，立于两米多高的须弥台上，是中国保存最好、最高的铜铸菩萨像。那大悲菩萨因其周身有42手臂，各臂分持日月、净瓶、宝塔、金刚、宝剑等，所以在中平民间俗称之谓“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比例均匀，神态自若，衣纹流畅，线条细腻。因其多臂，中平人便和“多子”联系起来，经董适世翻新彩绘之后，焕然一新，逐渐被中平民间当作送子观音供奉。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修缮佛家寺院搞旅游，在中原各省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于是各地游客都纷纷慕名前来游览，中平的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尝到甜头之后，何益民又听说中央电视台要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正在寻找地方政府共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何益民想到，如果能将“荣国府”建成永久性仿古建筑，随着《红楼梦》的播出，中平的旅游业必将如虎添翼。于是他利用自己在北京的人脉关系，派人与中央电视台取得联系，最终和电视台达成协意，由中平政府无偿提供场地，中央电视台和多方筹措资金，在中平城里建设仿古建筑群“荣国府”。结果“荣国府”景区尚未竣工，中央一纸调令，将在中平扎实能干、政绩突出、口碑甚好的中平县委书记何益民，擢升到南方沿海一个经济特区南港市去当副市长了。

何益民走后，中平城里历时一年多，耗资三百多万元、总建筑面积近四万平方米的“荣国府”景区终于顺利竣工。荣国府刚刚落成之时，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全国热播，中平旅游业的确红火过好几年。一时，那不足200米长的宁荣仿古街上摩肩擦踵，中平市在全国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当年有上百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那被曹雪芹用春秋笔法形容为“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荣国府”。开业一年，“荣国府”单门票收入就收回过半投资，全市旅游收入过千万元。此时董适世乘机下海，利用自己担任文化局长以来，对各种文化艺术的独特理解，在宁荣一条街上开办红楼董玩店。雇了一个精明能干的伙计张玺才，专卖和《红楼梦》相关的金锁玉石麒麟璎珞之类的饰品给游客。一些普通的金属玉石，经过董老板亲自精雕细镂，錾刻琢磨，个个都成了宝物，一时利润十分丰厚。别的不说，当时乌佑村的小伙子姜春生和未婚妻夏永丽游览“荣国府”后逛宁荣一条街，便在“红楼董玩店”的伙计张玺才的忽悠之下，用九十九元买了一副“长命金锁”和“通灵宝玉”。虽然春生明知这些所谓“红楼文物”都是假货，但看到未婚妻喜欢，便觉得这些冤枉钱花得值，权当西方人花巨款买一套订婚戒指罢了。当然，比起后来全国各地流行的五花八门的手段高超但毫无廉耻的哄骗欺诈，八十年代的那些明买明卖，伸着脖子明挨一下宰，图个吉利，也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是，当何益民的继任、中平市委书记马福田再沿着这条思路，在闹市区建仿古建筑兴旅游这一招就渐渐不灵了。一是从旅游项目成本上说，中平城内闲置土地越来越少，建仿古庄园的拆迁费用每年成倍增加；二是从客源收入上说，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全国各地各种仿古旅游项目越来越多，而游客们却渐渐腻烦了这种对虚假的人文景观进行商业再包装的旅游方式，开始崇尚那些真实自然的文化名胜旅游，哪怕路再远，花钱更多。在电视剧《红楼梦》全国热播的那几年，外地人来中平，大都是冲着游“荣国府”来的。被人介绍才听说中平城里还有个开元寺也值得一游。等到游了千年古刹之开元寺，再比那去岁仿造的“荣国府”，便觉得还是那唐代开元寺更有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底蕴，更兼那全国之最菩萨的高大雄伟气势。所以“荣国府”虽然一时繁盛，很快收回了投资，一时还被吹人捧为全国旅游业发展的“中平模式”；但时间久了，那“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的“荣国府”便像那《红楼梦》中真正贾府一样，未免由盛转衰，逐渐地门前冷落起来。更不要说中平市后来上的各项仿古建筑，有的甚至还没有建成，便没了后续资金，只能停工烂尾，改弦更张。那后继的马福田书记一开始也很有气魄，以市政府的名义借了许多钱，继续“中平模式”，趁电视剧《西游记》的播放，修建西游记一宫二宫。但这时候，全国竟有十多个西游记宫同时在建，谁也形不成全国性的轰动效应了。游客少，投资就很难收回，贷款还不了，没了法。更兼此时又发生了那次著名的学生民主运动和北京戒严镇压事件。一时全国各单位大会小会不断，“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的中央文件像雪片一样散发。在这种政治气候风向不定的情况下，马福田只得又重提中平市以农业为本的口号，渐渐畏手畏脚，思想又传统保守起来。以至于何益民后来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到中平考察，不无痛心地说：“中平还是老样子!”当然此是后话。

但是，何益民升官到南港以后，才发现做为经济特区的南港市，与中原省的中平是如此不同。原来南港市这里天高皇帝远，人们的思想自来就很少受中央政策的干扰，民风更加开明务实。南港市背山面海，和北京的交通通讯不便，但漂洋出海地谋生却很方便，海外消息颇为灵通。这里很早就是有名的侨乡，自清代起，就有青壮年下南洋谋生的传统，南港哪村哪镇哪家哪户没有几个海外谋生的亲戚朋友？文革时期的中平，如果哪家有海外亲戚，没有里通外国的罪名和各种资本主义内应的大帽子等着，也至少在“革命群众”中间抬不起头。而在南港，各级共产党干部在海外拥有亲属的比比皆是。有外面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比着，各级政府官员的思想在任何时候也不大可能极左。因此，南港虽然也和中平一样的地狭人稠，人均耕地甚至更加严重不足，但是这里即使在六零年那样的大饥荒年代，也很少有人饿死。除了侨汇一向是本市重要的收入来源，向外逃离和偷渡多余的人口和向内私运稀缺的水货两件事，这里的人们向来当作正经营生来做，即使文革时期也没有完全停止。

八十年代初期，一向闭关锁国的中国，被邓小平突然宣布向外敞开国门，聪明的南港人便抓住了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那时候，远从北京，近至江南，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人都奔涌南港市，托关系找门路买进口日历、手表、收录机等水货。一时间走私活动越来越猖獗。南港经济特区兴办之初，中央号召一些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但却没有任何资金可以提供，只有进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于是南港人不失时机地兴起一种叫做两头在外“来料加工”的新型贸易。那时的中国，拜十年文革斗资批修所赐，各种物资普遍缺乏。人们尤其对文革时期那种单调、缺乏色彩和款式的服装早已腻味，对新潮服装的追求出奇强烈。而南港市当时已成为领导大陆服装新潮流的首选地，号称“小香港”。全国各地做服装生意的，没有不到南港批货的。弹丸之地的南港市与附近的各沿海市县，雨后春笋般丛生出成千上万家的家族作坊和乡镇企业，商品经济的大潮奔腾而来。不少企业以服装加工业为幌子，干一些倒卖进口布料来料加工的勾当，这种被海关行话称之为“飞料”的走私现象一时在南港颇为盛行。不少诡计多端的私企老板在布料进口时以多报少，服装成品出口时则以少报多，两头赚，少报的布料或制成服装，或直接成匹的拿到市场高价卖掉。至于对付海关的核销，则是以劣报优，虚虚实实，有时干脆以整箱的稻草夹杂碎石甚至垃圾，以此蒙混过关，代替出口的返销成品。有时自己在《来料加工手册》上加盖伪造的“海关验讫章”，然后易地过关核销。混淆黑白，坑蒙拐骗，大捞特捞，财源滚滚。

当何益民到达南港市时，特区市面上已经出现许多这样因为“天上掉下大馅饼”而形成的金元暴发户们，这些人成天价吃香喝辣，说话山吹，腋下夹着鼓鼓的钱包，盖别墅，揽小姐，包二奶，勾结官员，投机倒把，无所不为。每当何益民看到这些人物，便感慨中平人忠厚朴实的一面。想起自己刚在中平县推行包产到户之时，上级拨发的农业专项款，不要一分钱的利息，用来号召一些个体户贷款买联合收割机“康拜因”发家致富，但经历过各种各样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公社社员，害怕文革重来，竟然没有人敢去贷那无息的款。以致于何益民在中平县的生产号召大会上，曾不得不一次次地强调，“如今形势变了，党的政策也变了，乡亲们请放心，文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正当手段发家致富光荣!”当时颇有一些中平老干部抵触包产到户，其中一个他印象最深的是石墟公社的干事金怀堂，他当时阴阳怪气地讽刺说道：“好吗！先分地、后散队，一步一步往后退，最后退到旧社会。”何益民怕中平改革开放的局面打不开，就领着这些思想极“左”的干部到深圳东莞等地考察，意思是你们还在那里公有制私有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地争论不休，也不看看人家香港附近的深圳特区一日千里地发展情况。谁知考察一番以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大部分领导干部开始明白过来，暗暗起了自己也必须抓紧时机闷声发大财的念头；但另外几个顽固不化的中平老党员老干部，看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深圳东莞，回来不无激动地说，“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怪不得毛主席生前说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当时何益民还觉得这话可笑可叹，真是越穷越“左”！但现在，反观南港市经济特区的发展形势，这里还真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有钱来，笑贫不笑娼，可不是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没有任何区别！而且，何益民很快又发现，南港市的一二把手，都对此种官商勾结的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将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也当作新兴的改开事物来宣传，谁也不肯破坏南港市难得的一日千里的经济发展形势。尤其是那个市长，大会上冠冕堂皇，一脸正气，但经常在私底下和大大小小的官官脑脑说一些什么“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现在主要是发展经济，等经济发展了，南港成了香港，贪污腐败问题自然解决”之类。甚至还说，“请客吃饭和适当的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吗！”

在这种情况下，何益民当然明白，自己在南港市，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打杂的下属而已。因为大伙都知道，中国的官场，自古以来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有些见解和思路既然不能明说，有些疑惑和问题还不能明问。而且，财大气粗的南港人官本位并不重，县官不如现管，没有现成的发财路，即使你有北京的大背景也不瞧你。这种情况下，何益民干脆把自己的心态，掩饰得像那刘备进许都，在“众曹操们”的手底下，韬光养晦，八面玲珑，得过且过。不论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惹恼他，何益民总是脸上带著微笑，喜怒不形于色。因此何益民当南港副市长两年，任内没有什么“政绩”，名声不佳，洁身自好又显得颇不合群，两年以后市人大等额选举，竟没通过续任所需要的50%选票。何益民年纪轻轻，一看如果再这样韬光养晦下去，自己的仕途就要就此就地玩完，心里才暗暗地着急起来。于是看准一个机会，向省长主动请缨，提出把自己调去本省里最穷最落后的南山市当一把手。在何益民心中，由于自身在文革中的挨斗和被迫下乡的经历，自然讨厌文革极左；但来南港两年，对特区里的那些先富们的嘴脸也十分不感冒了，感觉他们这样搞灰色经济闷声发大财迟早要出事。

果然，在何益民从南港市主动撤离后，不过几年，便有一个原籍南港、名叫邝范思的香港商人，在南港市制造了一个轰动全国的走私大案。那案件涉案金额之大，时间之长，官员之多，案情之复杂，触目惊心。案件造成官场大地震，大地震引发海啸，几乎将南港市所有的官员都清洗了一遍。各级官员光被判刑的就多达百人以上，涉案被免而仕途中断者更是数以千计。那邝范思原本南港郊县农民，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他很注意揣摩某些领导干部的爱好。只要领导有“爱好”，他就千方百计投其所好。爱财，他可以一次将数十万、上百万元的钞票奉上；爱色，他可以亲点处女、美女送至身边；爱权，他则为之四处活动、政治造势。因为走私的便利与暴利，邝范思在南港工业区建起了一个专门用金钱和红粉腐蚀官员的招待所，用来招待和走私利益相关的官方、军方、武警、海关、甚至中央的一些高官。那座七层楼的招待所外表一般，外面涂成红色，号称“红楼”；里面却极其豪华，功能齐全，有舞厅、卡拉OK厅、美食院、桑拿浴和足浴厅，还有五套超级豪华的鸳鸯房，和一大群从各地高校招聘来的大学生美女。当受贿官员和这些雇来的大学生美女鸳鸯浴或在床上干事时，邝范思的手下便用针孔录像机秘密地录下一幕幕的淫秽镜头，留下日后要挟走私的证据，同时也想为自己留些后路。这是邝范思为了牢牢地把这些官员控制在自己手中的“交友术”。当时南港海关关长好色，邝范思就在“红楼”里专门为他留了房间，又从外面高薪请来绝色美女，和那个风流的关长陪吃陪喝陪唱陪睡。当时南港市有民谣曰：关长来了怎么办？乌龟王八锅里涮；涮完之后怎么办？卡拉OK唱一唱；唱完之后怎么办？桑拿房里按一按；按出情绪怎么办？拉个美女干一干；干完之后怎么办？老邝说咋办咱咋办。

不管某些共党官员如何腐化堕落，而何益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南港市经过两年的反思，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宁愿到一个别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当一把手，好展开手脚去帮扶那些更贫穷落后地区的人民。这行动和他主动要求从北京下放到中平县时差不多。为了这点理想，当时他不惜和年轻漂亮的新婚妻子离了婚，因为新婚妻子要求何益民同她一起移民去西方的发达国家去生活。当然，我们也可以犬儒地说，何益民有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官瘾。这当然也并不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