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西大街一号

鼓楼西大街一号院座落在北京鼓楼西侧，听我父亲说那里原是个娘娘庙，方方正正，座北朝南，里面曾住着姑奶奶，老北京爱上鼓楼转转，顺便来这里烧柱香。不知何年何月这里变成了大杂院。这个小院不大可里面住家真不少，通常每户不管人口多少，只占住房一间，这也许流露出当年平均分配的痕迹 。

贴门口住着着杨大爷杨大妈，院外只要来人必从他们的窗沿儿下过，所以院里大大小小的事儿，谁也瞒不过他们。杨大爷解放前干的行当是抱尸的，这一片儿谁家死了人都请杨大爷去，每次他先给死人擦把脸，然后换上寿衣，最后顺手一提一背把死人平平整整放进棺材里，盖棺前嘴上再塞上半块鸡蛋糕。听邻居说过去人穷，孩子死了一般不买棺材，多托杨大爷半夜抱出城外挖个坑给埋了。解放后时兴火葬，这个行业又被市民政局统一包揽，私人不得插手，于是杨大爷改行去了一家军工企业干起来食堂炊事员，最使杨大爷自豪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没饿着。杨大爷在院里是愣头，一家七口原来住西屋，后来硬把庙门给占了，文革期间又利用盖防震棚的机会在院中央盖了个小屋给小女儿住，从此谁要进院总得侧着身了。

老李家住北屋，他人长得很混，喜欢议论国家大事，但没见他看过报纸，他见找北京姑娘没门儿，娶了个没北京户口的河北姑娘做媳妇，姑娘人很水灵心又善良，没敢要孩子，当时给服装厂锁扣眼，每个扣眼五厘钱。老李在北京饭店洗衣房里干，就这个职业他当年牛得不得了。他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常买些饭店里招待外宾剩的烤鸭架子，据说一只才两毛钱，那年头有这一口吃，局长也没这待遇。老李还是满族人生活习惯，夏天喜欢在门口支个小桌吃个凉面喝口二锅头，七碟八碗红红绿绿一桌菜码子，他见生人进院常常喜欢客套让一口，谁要真喝，他心里不知怎么骂呢。老李知道我爸爱喝酒，见我爸连吱一声的气儿都没有。

米大妈一人住北屋，见人老躲着走，几乎没跟我照过面，后来听我妹妹说解放前她在附近有几处房子，靠收租子为生，解放后房子归了房管局，每天干些啥也搞不清楚。还有四五户，我想同他们接触一下，每次都被这几个“院老大”挡架，也没人敢过来了。

到了一九七八年空军内部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还在进行着。这时的空军情报部长王林向空军司令张廷发汇报说我父亲在文革初期参加了一次司令部斗争张廷发的批斗会，王林原为沈空情报处长，可能他想以此事来感谢提拔之恩。张廷发报复心理极强，但对于我父亲那样的老实干部确实又抓不着什么把柄，只有采取压级的方法了。张廷发又想了个绝招，对付部级以上的老干部进行政治形势闭卷考试，情形犹如当年工人出卷考大学教授。当时几个心中有数的老干部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知道要大难临头了。几天以后张廷发在干部大会上说机关一些老干部革命敢劲不足，我们要整顿，把这些干劲不足的人调出机关。当时空军决定调出北京两人，都是十一级干部，而且要求三十天内人走家搬。一个是我父亲，本来司令部党委有些开恩，按正师级调往西安空军工程学院，结果张廷发大笔一挥按付师级调西安空军通校；另一个是王少江，他原是司政付主任，按付师调信阳空军技校，但他是个乐天派，上下活动，最后以付军级在北京离休。我父亲人心善良，在大院人人皆知，遇到这种情况，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

空军这么做美其名曰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实际上意在拿掉我们全家的北京户口，当时我的小妹妹潘雅只有十五岁，正在读高中，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扰乱了她正常的学习生活。我小时候有个好朋友叫高景松，当时也在二号楼住，他当兵复员后做了西城区公安局的一名片警，他说鼓楼西大街一号还有一间空房，原住户是个孤老太太刚死又无儿无女，他通过关系把这间房子为我家占了下来，潘雅的户口也就从空军大院转到这里。

当时我远在浙江当兵，不知道北京发生的这一切，只知道家搬到西安了。从此我感到父亲再也靠不住，今后路得自己走了，半年以后我考上了安徽大学。不久母亲来信说我们在北京还有一间住房，想去北京可以住那，我回信说放寒假时就去那看看。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来到这个小屋时，发现它只有六平米大，刚放下一个单人床就没有什么空间了，我再看看房租水电单子，一个月加起来还不到一块钱。取暖用的是蜂窝煤，我说晚上睡着了叫煤气熏死怎么办，抬头一看窗户是纸糊的，露着风。邻居杨大妈很好，经常过来帮助照看屋子，给了我们家生活不少方便。

从此这个小院热闹了，我父亲来北京就住在这里，又成了我们家对外联络站，先后来过数不清的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驻外大使，还有父亲原来帮助过的干部老工人，当然还有找上门看笑话的。
从此这里传出朗朗读书声，我大妹妹复员后户口落在这里，不久几乎以英语满分考上了北京旅游学院。小妹妹潘雅去西安读了两年高中后，第三年在这里复习高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她们都顺利地分到北京工作。

田德蓓来美国后我才知道这个小屋还接待过安大同学。有一年李琦玫田德蓓陈玉立三人到北京旅游，她们到北京后第一晚是住在那个小屋的，陈玉立说条件是简陋了点儿，李琦玫说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我说实在对不起同学，当年在北京就这个条件。

我大学毕业分到北京工作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去那个小屋看看潘雅，发现里面坐着个外国女人正和潘雅聊天，潘雅说这是大妹妹的英语老师，她见了我十分惊讶，她说我妹妹从来没跟她提过还有一个这么潇洒的哥哥，我一看不好赶紧跑了出去。这是我一生见到的长得最丑的美国女人，也就是这个才女当年一纸推荐信，我大妹妹获全额奖学金去Yale读书。

文革那个时期，有多少人落难，可能连个遮风避雨的窝棚也没有，我们家还有个六平米的小屋，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其实有这么一个人生机会又何尝不好，特别是对年青人。小妹妹潘雅是我们家孩子中最先成名成功的，她的成长期几乎都是在那个小屋度过的，她在米市大街开的思思酒家以及后来开的大学生酒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风靡全北京了。

几十年过去了，那六平米的小屋对我们的生活似乎已不太重要，可留在我记忆中的仍是那方方正正的小院，那抱尸的杨大爷，那常年照顾我们生活的杨大妈，那啃鸭架子的老李头儿，那一声不响的米大妈，那写进这篇散文的人和事。

01/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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