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騙 （上）

聲明：我是個在“北大荒”待了九年多的老“知青”，自認為對“上山下鄉”這場運動該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聽說現在有個“知青”作家寫了個“知青”的電視劇，說什麼“青春無悔”。我不想去看，認為用這種“豪言壯語”作主題可笑和荒謬。讓我根據自己“上山下鄉”的歲月中身邊的人和事寫個小說，看看主人公“我”都幹了些什麼。即便是當過“知青”的主兒也用不着“對號入座”，這裡只對人不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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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上山下鄉”運動都四十周年了，要不怎麼說人這一輩子經不住蹉跎呢。十六歲時“上山下鄉”，我作為一名“知青”去“北大荒”一個農場，後來又轉到另一個農場。說起這事兒，別提啦，啞巴吃黃連。寫到後來你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

　　１９６８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在刊登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報道所加的“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這“最高指示”先說“知青”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金口玉言”，誰敢不去？既然是“聖旨”，下面幹嗎還要“說服”呢？可見這是大傢伙都不怎麼情願的事兒唄。

　　１９７７年初我“病退”返回北京（那會兒“知青”都辦“病退”――有病不能再“上山下鄉”），１９７８年考上北京地區大學擴招的走讀分校，運氣真不錯。後來找個特能念書的老婆――學醫的，她１９８０年代末出國念博士，我也跟着來“陪讀”。這就在美國混了。咱是個學文科的，本來文化底子就不怎麼樣，英文又不行，後來找些關係從商，也就是搞些轉口貿易小打小鬧。自我感覺還行，運氣也不錯，發點兒小財，在美國混個中產階級。不是自我吹噓，這跟我“上山下鄉”的經歷有關。但這兩年買賣不好做，美國經濟大趨勢走下坡路。咱識時務，在家先“冬眠”，等着看以後有什麼賺錢的機會。現在有時跟妻子去旅遊、旅遊，散散心，閒待着的時候上上網打發時間。老實講，咱已經把下半輩子的錢掙得差不多了，溫飽絕對沒問題。老婆在大公司工作，年薪六位數。女兒現在也在讀博士，已不花我們倆口子的錢。朋友們講話：你可以高枕無憂了。可我不知為什麼總隱隱地感到失落，莫名其妙的，時不時地覺得自己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晚上睡不着覺就想活着的意義是什麼？學醫出身的妻子說我八成有抑鬱症傾向，或“吃飽了撐的”。

　　嗯，有點兒。特別是這“上山下鄉”四十周年一鬧騰（其實也就是“知青”這些老骨頭還吵吵），想起當年的往事咱都失眠。幹嗎如此激動？別裝得跟個“網蟲” 似的，動不動就“發神經”，屁大的事兒也能要死要活，千方百計地要引起他人的注意。嘿嘿，看你說的；咱“知天命”的年齡都過了五歲了，如果現在還在博客上成天慷慨激昂，那八成真是精神病。那是不是與這“段子”的題目有關？“欺騙”，你“上山下鄉”被欺騙了，是不是？這個……不能那麼籠統地說。

　　老實說，別看我當時才十五、六歲，對“上山下鄉”可沒什麼熱情。你想呀，咱什麼出身，父母解放後就一直是“夾着尾巴做人”的普通知識分子。“文革”一整，又弄出了很多“歷史問題”，名副其實的“臭老九”啦。那我自然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實“文革”前咱就屬“黃花魚的”――溜邊兒。這是老北京俗語，為什麼這麼叫咱不清楚，反正就是指人的精神狀態有點兒灰溜溜，幹什麼都往邊兒上湊。自己是什麼料還不清楚嘛，夜壺――挨呲的貨。最好什麼事兒都別“ 娶媳婦打幡”跟着哄，當時咱這種人幹什麼也沒好果子吃，常常是人家的出氣筒，整個一個受氣包。這麼說吧，“文革”一開始，我整個一個縮頭烏龜啦，而且心裡還挺惶恐。

　　一個人總在這種感覺中，您說他能有什麼熱情？“上山下鄉”去“北大荒”的江峰農場時我剛過十六歲，應該還是個孩子。但內心深處已是牴觸“上山下鄉”。為什麼呢？這……僅僅是一種感覺。不過咱表面上得戴上“面具”，必須的。那年頭兒誰都自覺不自覺地知道保護自己，我也一樣。

　　咱可以說是一頭驢，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寫的《動物農莊》中的本傑明（Benjamin）―― 那頭心裡明白點事兒，時不時地冒怪話，但又不敢反抗的小毛驢。我屬於“六九屆”――１９６９年初中畢業。咳，其實我們這屆的學生就在中學待了一年多。１９６８年初，“上邊兒”想起該“複課鬧革命”了，我們這些在街頭晃蕩了一年多的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就近上了中學。以後的一年多根本沒學什麼書本知識，倒是下鄉勞動好幾次。跟着到了１９６９年春天，就着“上山下鄉”的“無產階級革命東風”，我們這些六九屆的也都開始奔赴邊疆啦。那時候先有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後來“大撥兒轟”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我是“生產建設兵團”不要的主兒。怎麼呢？我“出身”有問題。前邊兒說了，“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我父母查出歷史上“有問題”，到了六九屆上“上山下鄉”那會兒，她他們的問題還沒“定案”。什麼意思？就是他們的問題到底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還是“敵我矛盾”還不能確定，還得“進一步調查”。呵呵，說這些年輕人不懂，簡單地告訴您吧，就是我屬於“另冊”，最多是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人家還是不懂。罷了，就說我是個“下等人”吧。就是這個概念。

　　見同學們都紛紛“上山下鄉”，“奔赴反修防修鬥爭的第一線”，咱還真有點惶惶然。其實我是怕把我分到更糟心的地方。那時候北京的“老三屆”（“文革”開始時正上初中和高中）的學生有不少去山西、陝西和內蒙、吉林“插隊落戶”的，反饋回來的信息就是個“苦”字。正趕着這時候，黑龍江江峰農場來領“上山下鄉 ”的北京“知青”，這個農場地處“北大荒”，但距離中蘇邊境有四百多里，所以“政審”可以放寬（意思是人孬點兒也不礙事），於是我就這麼稀里糊塗地去了江峰農場。

　　江峰農場原來是個勞改農場。全國興“上山下鄉”了，農場把勞改犯送到別的地方勞改，“就業農工”（勞改犯刑滿後農場就業）都遣返回鄉，“知青”跟着就進場啦。在我們這些北京“知青”去之前，已經有不少上海青年和當地東北青年作為“知青”進場。不過我們北京“知青”和他們不太一樣。主要我們都是“渣滓”。您想呀，“生產建設兵團”都不接收的主兒，這些六九屆的學生有一半是家裡“有政治問題”，沒有“定案”的，還有一半是特別調皮搗蛋的，也就是特愛在街頭尋釁滋事者，小痞子，“頑主”。而在我們之前到江峰農場的上海、東北“知青”，人家絕大部分都在９５％里。嘿嘿，這年輕人對這“９５％”又有些糊塗。當年“ 上面”愛這麼宣稱，全國的人當中“９５％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９５％的人要“狠狠打擊”那５％的――肯定是“不好”的。怎麼，還是沒聽明白。咳，幾十年前的那荒唐話，也真沒必要懂啦。反正你要這麼個概念，就是我們當時去江峰農場的北京“知青”是“不好”的。既然是“不好”的，為什麼江峰農場還接收？嘿，這“上面”總有這意思：“不好”的可以“改造”嘛。

　　那是１９６９年的秋天，我們這些“生產建設兵團”不接收的北京“知青”，在北京永定門火車站，坐着一列“專列”前往“北大荒”。哎，幾十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記得很深刻的，除了這些十六歲左右的孩子和送行的家長難分難捨外，另一種情感一直牢牢地印在腦子裡――我該怎麼辦？不知道當時與我同去江峰農場的人怎麼想，我反正是有點茫茫然的感覺。剛剛過十六歲的生日不久，我便開始了自己獨立生活，而這種生活並非我渴望的。

　　那是三天三夜慢騰騰的火車，途中見車就讓，我們坐的火車有時會在鐵路區間的地方長時間地等待錯車。在我周圍的有不少被認為是“小痞子”的傢伙們，他們抽着煙，放肆地相互開着玩笑，車廂之間的人們串來串去，時而有鬥毆。我呢，被“今後怎麼辦”的念頭折磨着，知道想也沒用，但還是不由自主地想。這三天三夜我相當的消沉。現在我每每想到那場景，就自嘲地一笑：還是“小痞子”活得比我痛快，因為他們不怎麼想事。咱想得多，所以痛苦。“自作自受”，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兒。作為一個人，已經這麼想了，那可以比喻成“開弓沒有回頭箭”。難道我真的比周圍的同齡人早熟？或許吧。另外，我得承認，自己還很懦弱。

　　記得剛到農場的某一天下午，那天輪到我做值日生，就是當天不下地，給宿舍里的人們挑涮洗用的水，順便打掃一下環境衛生。下午的太陽暖洋洋的，我靠在自己的行李卷無聊地看着窗外，慶幸自己輕鬆了一天。天氣很好，陽光灑滿原野，從窗口可以看到遠處望不到邊的大豆地，宿舍的人們都在地里揮汗割黃豆呢，跟着“今後怎麼辦”的念頭就在腦海中出現。實際上當時我總有下鄉勞動的感覺，可明明不是在中學那會兒下鄉勞動了，是獨立生活的開始。但這種生活對我來說真的會有什麼希望嗎？我不願，也不敢想下去。壓抑呀，真該好好哭一場。宿舍里只有我一個人，想哭就大放悲音吧，然而當時卻沒有要哭出來的感覺。現在記起這一幕，我還是有着遺憾，自己當時為什麼不能痛痛快快地哭？

　　我後來曾不斷地想，那會兒自己是不是不相信“上面”說的一切？當時才十六歲，可以說不敢“胡思亂想”，或許有點本能地把牴觸情緒隱藏在內心深處，但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當時自己屬於另冊，個人前途渺茫。可是人這種動物是不能沒有希望的啊。

　　有一天下地的人們干撿苞米的活，就是把收穫後的苞米地再仔細看一遍，把落下的苞米收上來。這是個輕省，又很難檢查質量的活兒。大家排好壟，每人拎個土筐，說說笑笑地慢慢走着，開始撿苞米。說實話，落在地里的苞米有的是。收苞米這活青年們能認真幹嗎？憑什麼認真干？所以落得滿地都是苞米。收都不想認真收，撿就能撿乾淨？所以沒幾個人認真哈腰撿的。你要問：既然這樣，農場的幹部們怎麼還讓“知青”們去撿苞米？嘿嘿，您要這麼較真，恐怕早晚自找倒霉。

　　可我那天好像吃錯藥了。先是挺認真地撿苞米，下了工後竟直接走到分場革委會辦公室。我一開門，裡面都是分場幹部，正開什麼會呢，吸煙吸得屋裡霧氣騰騰。我那心呀，緊張地狂跳。革委會主任是個五十多歲的轉業軍人，他見我先是有點意外，跟着問有什麼事情。我結結巴巴地說了一通，大意是今天大伙兒撿苞米很不認真，許多苞米都沒撿起來，過後一翻地就都損失了。

　　頓時辦公室里冷場，幹部們看着我都不說話。革委會主任吸了口煙對我說：“你反映的情況知道啦，先回宿舍吧。”我立刻鬆口氣似地諾諾而退，面紅耳赤地走出辦公室，像是做了什麼虧心事，生怕被別人撞見。我這是怎麼了？難道我真的心疼那些落在地里的苞米？或許自己當時的行為多半是“表演”的衝動吧？既然是“表演”就得演得好才成，可主任竟然連我名字都沒問，看來他根本不想理我。或者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內心？咱也太心虛了吧，大概是這種行動本身就太矯情？不管怎麼說，我的“表演”很蹩腳，極其失敗。如果我真的在那個時刻覺得就該“表演”，並全身心地投入，事後的感覺不該是羞愧難當。其實當時我的內心都不敢承認自己是在“表演”。這樣一來，自己失敗後馬上就失去了演下去的信心，是直覺讓我事後覺得自己行為的尷尬，見不得人。

　　此後我似乎決心忘掉這件事。我同宿舍的人們混在一起得過且過，混天度日，不自覺地想做個實實在在的人。我們北京“知青”在農場受歧視是顯而易見的。當地的幹部早把北京這些“知青”的檔案看了個夠。他們背地裡把我們稱為“二勞改”。我聽過一位當地幹部的老婆在和北京“知青”發生爭執後的破口大罵。她說：“ 誰不知道你們這些北京的是渣滓？毛主席讓你們到這兒來就是改造思想來了。他老人家太英明了，就得讓你們到這兒受罪。你們就是‘二勞改’……”

　　和這位歇斯底里的女人發生口角的北京“知青”都想自殺，我也顯得很悲憤，其實內心沒那麼悲哀，反而隱隱地有了點心安理得的感覺。怎麼解釋呢？應該是“咱們這種人，再怎麼努力，政治上好好表現也沒用”吧。這使我少了些莫名的焦慮。另外，周圍和我境遇差不多的人很多，都是“出身不好”，這反倒讓我沒覺得那麼孤單。其實我要是在農場“上山下鄉”時一直保持這種心態就好了，這種想法雖然仍屬幼稚，也比後來自己的自欺欺人強。真的，我沒有過分地自我貶低，就是自欺欺人！

　　農場的最初幾年我和周圍的北京“知青”差不多，可以說是整天就是混日子，雖然看不到日後有什麼希望，但也沒有什麼奢望。聽天由命的意識讓我活得心安理得。那會兒已經有“走後門”的現象。北京“知青”中有些幹部子弟。來農場時，他們的父母都或多或少地有“歷史問題”，後來“問題”都“解決了”，他們也就在農場消失了，或者當兵，或者轉到別的什麼地方，反正是離開了農場。不過北京“知青”中大多數“出身不好”的“知青”並非幹部子弟。所以北京“知青”中的幹部子弟走後門離開農場，並沒怎麼影響我那幾年的情緒。“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不還是‘沒辦法’嘛。”我那時總是這麼說，用“反正我們這樣的人是沒希望的”來自我安慰。我可以抱怨日子苦，但內心世界還是相對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