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冬歌
各位看官，冬歌讲述的这个真实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四川某乡副食公司经理的悲喜人生故事。现在网络上“愤青”很多，冬歌我也勉强算是一个，“愤青”严格应该定义为批判现实主义者，“愤青”都主张改革，主张以改革推动中国发展。但愤青却有左右两派，一小部分批判现实主义者他们和我们大多数“愤青”的民主科学的期望相反，他们否定改革开放，主张回到他们或者他们的前辈曾经回味无穷的毛时代，我相信这只是他们这一小部分人的春梦！冬歌讲述这个故事就是戳穿这伙拥毛派推崇的毛时代没有官员腐败的神话，毛时代官员就真的那么廉洁吗？结果显然是否定的，毛时代官员腐败虽没有现在贪官几千万几个亿的巨额收入，那个时代也有和那个时代收入和财富匹配的腐败方式。

“猪经理”不但不姓猪，而且还姓“任”，大名叫“任向忠”，担任公社副食品公司经理，由于当时副食品公司主管农村的生猪收购宰杀和猪肉销售，也就是和猪有关，于是乡里老百姓又把他叫“人象猪”，很多农民叫的多了都忘记他的真名叫“任向忠”，还以为生下来父母就给他取了一个贫困年代不愁吃不吃穿注定当“猪官”的好名字。老百姓背后都喊他为“人象猪”，当面都喊“猪”经理，为什么不喊“任经理”？四川话这个有点损人的意思！

这个"猪经理"的权力从某种程度上比公社书记和革委主任都大多了，我在前面的博文里写过，改革开放前，农村农民养猪国家是强制收购，也就是农民养一头猪，国家以最固定低价强制收购一半，农民卖给国家一头猪，凭发票“留一证”，就可以自己享用另一头完整的猪。绝对不容许农民在家自己宰杀生猪，私宰生猪是犯法的，那时的法律有公法和"私法"，公法就是送去监狱劳改，私法就是毛伟人发明的由群众监督批判改造，后者比前者厉害，比如当年几十万右派就是这样改造的，批判死了往往还要戴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帽子和罪名。所以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听说有人胆敢私自宰猪的。

强行收购的农民的猪大部分运送到城市，按几十年一贯的价格供应城市居民，现在很多人夸奖说当年猪肉供应少但价格低，却不知道这个价格是怎样来的。农民自己要买肉，往往只有私自冒着被斗争的危险去黑市买几倍于国家牌价的肉，因为黑市买肉在当时也是违法的。食品公司每个周末自己也要收购猪卖些肉，因为乡镇也有少量的城市居民户口，比如乡干部，比如教师，他们每月每人只有半斤肉的供应票，这部分肉是满足这些居民生活的。农民是一般没有从副食公司买肉的权利的，你想政府的肉都是强行从农民那里低价收来的，农民怎么可能低价买回去呢？那时候黑市也是打击的对象。但那时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也有些照顾政策的，比如五保户，比如农村的军烈属，比如有证明的病号，这些人没有票，就要靠各种条子去申请，然后“猪经理”签字就可以买少量的肉。大家就想这个签字权多厉害，签个字就有肉吃，能没有滋生腐败的可能？当年的条子五花八门，比如去县医院照X光只要有肺部感染或者结核的盖医院章的诊断书，就可以去买一斤肉，据说那个时候在医院放射科的医生都有很多来走后门的，拿上单子去找“猪经理”，“猪经理”签个字写供应一斤连骨肉，就表示这个单子执行过政策了。

“人象猪”经理当年30左右，风流倜傥，家在外地，在工作单位过单身生活，大家想他的日子有多滋润？有工资，有肉吃，还有签字卖肉的笔，那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全乡谁不巴结他，即便是公社书记革委主任也得看他脸色，你书记主任除了自己多吃点肉外，还想不想给老婆孩子七姑八姨都搞点肉？说是供应有定额，关系好谁没有个走展？所以那个年代只要是领导，即便是困难时期，也大多是肥头大耳的。

“猪经理”正当壮年，又有吃有喝还有钱，老婆又不在身边，能不温饱思淫欲？“猪经理”的花花传闻那是多了去啦，传说有各色女子都想上他的二楼宿舍献身。于是就有了“猪经理”猪肉换人肉的传说，因为“猪经理”批条子的时候大多在自己的宿舍，晚上也办公，觉悟高不要加班费（那时候其实没有加班费这个概念），当然男的不会不识趣也赶晚上上二楼去签字。猪经理晚上在宿舍签字，据说很多就是以肉换肉交换的，还有说“猪经理”房间从来都挂有鲜肉，夏天也有一刀肉淹好放在盆里，因为那时候没有冰箱保鲜。“猪经理”给美女批肉批多了，怕她们总去门市拿肉怕影响不好，所以干脆自己把肉拿来随时放在宿舍，减少中间环节，可以立刻交换。传说晚上从猪经理二楼下来的女子多数时候都端着一个有盖的钵，里面是以人肉换来的猪肉。

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说猪经理吃的好，长相帅，床上功夫居然强过种猪，也有不贪念猪肉喜欢“猪经理”本人而经常去他的二楼的，比如某妇女主任。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多数时还是交换来的。

人都是有感情的，人的欲望都是在不断攀升的，上“猪经理”床的女子多了，猪经理肯定就有个选择，比如年轻漂亮的，温柔可爱有文化的，猪经理当然希望这样的女子能密切来往些。

可美女的欲望也是在同步上升的，即便是那个年代，不能每次上去只换几斤肉回来，肉吃多了也就没有胃口了，长胖了不好看，那时侯也是这个审美。哪个姑娘不希望买点花布多做几件漂亮衣服或者买点头巾皮鞋什么的。

这两种欲望一上升一合流，“猪经理”的几十元的工资显然不够，关系密切了总不能老是只给猪肉，那样也太没有品位了，“猪经理”这点道理还是知道的。怎么办呢？怎么增加自己的收入呢？做官的想办法捞钱在任何朝代都一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既然“猪经理”管全公社（现在的乡）猪和猪肉，当然只有在猪身上打主意。

当年农民卖一头全猪，副食公司就给一张有猪经理私章有副食公司公章的收据，这个收据俗名就叫“留一证”，农民凭这个证件就可以自己享受一头全猪，“留一证”不计名，或不对号入座，当年有效，农民可以转让，于是就有“留一证”的黑市交易，大概是一百元左右，这个价格其实就是农民卖猪对城市对国家的贡献。

“猪经理”某日悄悄拿来“留一证”的空白收据本，据说和会计喝酒会计喝醉的时候偷来公章加盖了几本空白的。这个说法大家后来都怀疑，说肯定会计是知道的，但猪经理很够朋友，至死都没有牵连会计。大家认为没有会计的配合，他作案也不会持续几年。

有公章，私章就在自己抽屉里，于是他私自就完成了“留一证”的制造，为了性福生活他开始冒险，通过各种渠道私自卖了几百份“留一证”，使得他能够应付这么多美女的幸福期望。

但一个公社毕竟太小，假证件迟早还是被发现了，被上级派人来抓了，关在公社的黑屋，由民兵看押，当年他的罪过从公来说牢底坐穿都有可能，甚至被敲脑袋枪毙也不是不可能，那时候的法律没有准头，说你破坏社会主义生猪收购政策就罪大恶极。死了也无所谓，问题是革命时期进牢房前的“土劳改”很多罪犯是挺不过来的。一边是天天开群众斗争大会，挂黑牌子站高台，还要接受调查，当然各种拷打是免不了的。专案组不仅想查出同伙，希望被拷打逼急了再乱咬一些人出来，多一些革命的对象，另外更想挖出些性丑闻来，再来斗争些美女过瘾。

不过“猪经理”在审问面前不象猪，还真象一个男人，据说只承认自己独自作案，和现在周正龙一样勇敢敢于承担，没有供认任何同伙。在半个月的审问过程中他居然没有疯没有咬，这在文革时候真的不容易，但他的意志被摧毁了，放弃了生的希望。

一天他在看守民兵的配合下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裁纸刀，象刨猪一样刨开了自己的肚子，肠子流了一地。但“猪经理”命大，居然没有死被送进医院缝合起来，抢救醒来后，“猪经理”又能遇见看守配合不在的机会，他自己用手拉开缝合的伤口，把内脏拉出来尽量破坏，当然这只是医生看守的交代，“猪经理”不能亲自验证这个说法。就这样猪经理走完了自己猪肉换人肉的性福人生，据说死了后他的肠子象猪肠子一样铺得满床满地都是。“猪经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了，但“猪经理”的女人们英名都得到了保全，其他官员只被审查，结果没有证据证明为“人象猪”经理的同伙。公社一切很快恢复平静，大家继续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过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快乐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