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震惊！毛时代生活水平低于抗战时期 |
| 送交者: kkm 2008月06月15日17:24:57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 回 答: 毛泽东时代经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雏形 由 lesson 于 2008-06-15 15:1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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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毛时代生活水平远低于抗战时期
文章提交者：两兄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给“左派”网友介绍抗日游击区的生活标准 一个月四两油，半斤肉到底是高还是低，到底是发展了还是退步了？当然和现在比较是不公平的，没有相应的标准，所以一些人就认为已经很不错了，可以理解了。似乎他要继续瞎辩解还真没有办法。可是我学习了一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一篇文章《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后，发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特别介绍给“左派”网友，以帮助其提高认识，搞清事实。 首先必须说明，《毛泽东选集》是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的，“左派”网友既不要企图怀疑其真实性，也不要企图找到例子反驳，更不能随便说是在“造谣”。对于一些已经理屈词穷而乱喊“造谣”的“左派”网友，《毛泽东选集》是让让他们更加理屈词穷的有力武器。 六七十年代不论什么环境，什么条件，都不可能比抗日游击区的环境更差，生产生活条件更差。这个论点应该没有错吧？有谁认为六七十年代的生产生活条件比抗日游击区更差的？欢迎讲出来听听。有些人可能还存侥幸心理，认为抗日游击区就像陕北一样，可以到处是鲜花，遍地是牛羊，而毛泽东的这个文章说得很清楚，是游击区，而不是根据地，请看（第一段）： “我们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能够和必须发动军民的生产运动的问题，早已解决了，不成问题了。但是在游击区中，在敌后之敌后，是否也能够这样，在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是因为还缺少证明的缘故。”，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不是根据地，不是到什么程度呢？ “敌伪据点碉堡林立，沟墙公路如网，敌人利用它的军事上的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时常对我袭击，包围，‘清剿’；游击队为了应付环境，往往一日数处地转移。”。 看明白了吧？根本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生存条件，更不用谈一个稳定的生产条件了，这和你想的大生产运动的环境差远了。和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就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然而最令“左派”网友汗颜的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动荡的，危险的条件下，游击区的生产生活达到了以下标准： “然而他们仍然能够于战争的间隙，进行了生产。其结果：‘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斤半肉’。”。 下面我来翻译一下这个标准等于多少。每人每日五钱油，就是按十六钱一两算，每个月是5/16x30=9.375（两）。是四两的2.34倍，而“斤半肉”就是一斤半肉，是五两的三倍！ 看清楚了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你能想象的最差的生产条件下，在那种一天要转移数次的“社会”环境下，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其生活标准竟然是六七十年代的二到三倍！ 在日本鬼子的铁蹄和刺刀之下，在日本侵略军的包围清剿之下，竟然有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没有侵略，没有战乱，政权统一，又在“经济大师”的管理之下，发展了几十年之后，还有什么理由不比它高？就算有若干的积累，还有什么理由把生活水平搞到人家的几分之一？难道赶走了日本鬼子以后，中国（城市）人民过上敌占游击区这样的日子就奢侈了？难道解放后几十年只是一少部分的城市居民（农村情况更不用说了）过着比敌占游击区还差好几倍的生活反倒合理了，可以理解了？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道原来生活是如此的“幸福”！真不知道前进和倒退该怎么定义了。 ~~~~~~~~~~~~~~~~~~~~~~~~~~~~~~~~~~~ 以一篇旧文鼓励楼主 小米、猪蹄加步枪 当年有许多回忆文章，其中有一篇回忆延安时期艰苦而又平等的革命大家庭生活的文章。文中说，那时候毛和朱的菜金与普通士兵的一样多，都是每天5分钱（想来应该是延安发行的钱币）。东拉西扯中，文中不经意地写出了一个细节：有一天，毛看到桌子上放了两只猪蹄，于是就语重心长地告诉炊事员说，现在革命很艰苦，以后不要一天吃两只猪蹄，一天吃一只就行了……却原来，一天5分钱的菜金除去三顿菜钱，竟还可以支付每天一只猪蹄的开支！难怪那时的歌曲中有“兵强马又壮”这句歌词，因爲每天5分钱的菜金可以使士兵每天吃上一只猪蹄或相当于猪蹄的“普通菜肴”……所谓“小米加步枪”拟可改成“小米、猪蹄加步枪”。知道了这个秘密，美式装备的国 民 党军队败在每人每天吃一只猪蹄的共 产 党军队手中就毫不奇怪了！ 想来，那时延安每人每天一只猪蹄水平的革命生活真是令人神往，也难怪大批青年俊杰跋山涉水、义无反顾地奔赴此地了。即使在今天，同样在共 产 党指挥下的军队，士兵的菜金无论是否与首长相同，怕是每人每天也吃不上一只猪蹄吧！每人每天吃一只猪蹄，这生活还不够好吗？由此，杀掉那个被延安每天吃一只猪蹄吸引来，却还诟病延安存在不平等的王实味，也就实不足惜。 不知那位写回忆文章的作者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漏出来的？ 文革中：在饥饿中成长 梅骊 一九七八年年底，当我有幸成为当年万分之几十的录取比例中的一分子接到苏北一家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后，还没到报到日期，就买了张车票扬长而去，离开了我的故乡。我对故乡那片土地既充满了感激又充满了怨恨！那块土地耗干了我祖先们的血汗，却没有使他们的后代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像牛马般的付出，可住的却是泥土草房，穿的是打着补丁的破烂衣衫，吃的是瓜菜半年粮，饥馑年份连瓜菜都吃不上。春天青黄不接，等着政府救济的那点可怜的木薯干胡萝卜玉米山芋干充饥。夏天虽然忍受着白日酷暑的炙烤和夜晚蚊虫的叮咬，但瓜桃李枣，夏蝉儿，小鱼虾，嫩玉米，多少还能将肚子对付。秋天什么都成熟的季节，生产队分的粮食也少得可怜，吃得半饥不饱，唯一感激的是自家自留地里的山芋胡萝卜和红萝卜。冬天腹中无食，衣着单薄，在寒风中颤栗，忍受着凛冽北风和狂虐大雪细嚼慢咽般地啃啮。整个童年和少年直至青年，岁月就这样在饥馑中麻木地流逝。要问我那时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回答是：饥饿，饥饿，饥饿！ 全村人吃食堂全无记忆，听说是母亲牵着手，排着队去打饭，刚开始时还能既喝到稀饭又吃到饼，后来就只能吃到稀饭，再后来就连稀饭也难以为继。不久生产队的大食堂就散伙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也还小，已经记不得怎样从父母嘴里掏食吃了。从读一年级起，我记得饥饿就一直张着血盆大口凶狠地朝着我们，随时都想把我们吞噬。“文革”前一年的寒冬雪似乎特别大！大到成灾。当政府派人下来查看灾民的大饥馑时，已经有许多人饿得倒下了。幸好，我们那个村庄还没有饿死人。但许多人脸皮浮肿，肚皮黄亮得像快要吐丝的春蚕，腿上手臂上脸皮上按一下就深深地凹下去却半天鼓不起来。邻居中已经有人拿起讨饭碗拖起打狗棍进城行乞了。不久政府的救济下来了：广东的“木薯干”和海南的胡萝卜。大冬天，北风呼叫，大雪纷飞。雪像扯絮般的大朵大朵的飘落。真正是大雪封门。家里却连一把米也没有，就等着父亲拿着救济本和破麻袋步行到离家十五公里外的公社粮站领救济的木薯干和胡萝卜。我们在家里瑟瑟发抖，但满怀希望地等着父亲。雪厚得有三尺，父亲早晨走时门都推不动，但他毅然走了。那年冬天水瓶腰般粗的楝枣树都冻死了。母亲怕大雪把低矮的土墙茅草屋压塌了，站在凳子上把屋上的雪往下扒，我们帮着她。太阳已经西斜，父亲才一滑一踏地背着麻袋回来了。父亲脸色发青，大口喘气，满脸都是汗。他说他一路上跌了很多跌。他顾不得长久深雪跋涉的劳累，忙把麻袋口解开，从中先拿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的木薯干，再倒下胡萝卜。对母亲说：“快！孩子们饿坏了，快煮给孩子们吃！”“木薯干”比我们这儿的山芋干外形差不多，但味口差多了，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中药味。父亲说粮站的人把它叫“木薯干”，从广东运来的，不知那东西是地里长的还是树上长的；胡萝卜有一尺多长，很粗，红红的，黄亮亮的。母亲很快把它们煮熟了。我吃下了两碗煮木薯干和煮胡萝卜，就顿时有了生气，也觉得不冷了。 木薯干和胡萝卜也不能尽量吃。因为政府也不容易，所以救济的量也就有限。母亲把木薯干用石磨磨成面，以后我们再吃时就是木薯干面冲的稀饭，里面下了胡萝卜。母亲总把父亲的碗里多装些胡萝卜，又对我们说：“你们少吃点，爸爸还要做活！”我们的碗里也比她自己的多。其实母亲和父亲都一起到生产队去做繁重的农活。大姐比我们懂事，把自己的胡萝卜让给母亲吃，母亲又让给大姐。 人穷树短寿。大树很快就都被卖了，换成了救命粮。余下的，榆树皮被剐了，磨成面吃了。我吃过柳树叶，又苦又涩，下咽非常艰难；我也吃过棉籽仁，苦涩，恶心，一股怪味，反胃。在我印象中，榆树叶，刺槐树叶和刺槐花比较好吃，有一丝清甜，口感爽滑。一年春天，早饭吃过棉籽仁，母亲带我和她一起去大运河边挖野菜，刚刚蹲下，“哇”的一声，母亲就吐了。她吃的棉籽仁多了，中了毒。母亲泪水涟涟，口角流涎，“哇哇”吐个不停。我吓得在一旁直哭。母亲望我摆摆手，示意我别哭。等她缓过气来，捧起运河水，漱漱口，洗了把脸。就又带着我挖起野菜来。 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春天，就终于等来了籽实累累的夏天。那时农民的自留地成了当时国家所能给予农民的唯一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种状况至今好象也还是。直到“文革”，虽然批判农民自留地是“资本主义尾巴”，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最高当局始终没有下令把这个尾巴给割掉。那年月要是没有自留地，不知要饿死多少人！集体的麦子谁也不敢碰。自留地里的麦子刚黄，母亲就把穗子捋回来，放在锅里炒，才能把粒子弄下来，再磨成糊，冲成稀饭。紧接着蚕豆莢鼓了，青菜也长大了。再接着，母亲在房前屋后种的南瓜，丝瓜，茶豆，墙上树上棚子上爬得到处都是，圆的长的粗的细的各种各样的瓜就都挂满了。紫茄子，青辣椒；紫色，青色的香菜也都长成了。这些自留地上的产品，在艰苦的年代成了我们一家维持生存的主要口粮。 生产队分给我们的小麦，玉米，黄豆（一九七七年才旱改水有了水稻）等连半年都不够维持。因为姊妹兄弟多，主要劳动力就是父母亲，一年的辛苦挣的公分，到年底一个劳动日（十分）只值人民币二角五分。还常常透支，我们分的粮食自然就很少了。 穷苦年代穷人家的孩子永远不会有零食吃的。但夏天和秋天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季节。夏天我们去捉蝉儿，晚上找蝉的蛹，白天捉成蝉。用盐腌渍，请母亲放点儿油在锅里炸，真是无上的美味呢！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家有两棵巨大的枣树和一颗巨大的桑树，在饥荒年景，他们也都成了我们的救星。枣子似乎知道我们饥饿，特别肯结果。麦子拔节时开花，麦收时就能吃了。虽然还木木的，但不苦。生产队的麦子往往是今天分一点，吃完了，再去支一点。根本不够吃。枣子成熟了。母亲就将枣子煮熟给我们当饭吃。够得着的枣子吃完了，到最后就只有少部分挂在高高的树梢上的枣子，竿子既够不到，也不敢爬那么高。残留的枣子都是熟透了的，红红的，有的还裂开了口子，它们在高高的树梢上招摇着，却吃不到。怎么办？我们就耐心的等待灰喜鹊的到来。一阵灰喜鹊来了，落到枣树上，到树梢吃枣子，它们往往刚吃一口到两口，那大大的红红的甜甜的枣子就掉下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连忙跑去捡起来，在破衣襟上擦擦就吃了。要是迟了灰喜鹊会落到地上来和我们抢。枣子没了，桑枣又熟了，接着吃桑枣。放学之后，再去给猪羊割草，割了一大筐野草回来，我们也不饿，桑枣、香瓜、野甜瓜填满了我们的肚皮。吃桑枣把嘴唇染的紫紫的黑黑的，母亲看到了直笑。 小麦很快就吃完了，剩下的是籽种。玉米刚长成，指甲一掐还冒着白汁子，母亲把它劈下来，放锅里煮，让我们吃。 山芋是我这辈子永远感激的一种东西！它高产，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最多的“口粮”。那东西按人头分，谁家人口多，谁家分得多。秋天它就成了主粮，母亲拣出一部分好的：大个，带着蔓须，没破皮。让父亲挖一个深深的地窖，把它窖下去。再把一部分切成片晒成干，用口袋装起来。山芋叶也把它晒干下稀饭吃。到了次年早春，一部分山芋做种，栽到田里让它发秧，一部分和山芋干山芋叶一起帮我们度春荒。一九七三年我读高中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中午在校吃午饭，别人用饭盒蒸米饭吃，我却是蒸山芋干吃。起初我觉得丢人，躲一边去，但我看到煮山芋干吃不是我一人，班里有好几个，我们就凑到一起吃。也不觉得丢人了。硬是吃着山芋干把书念下来了。有一个早晨，教我们英语的朱老师（在“马振湖事件”后英语砍掉了改教我们体育）带我们跑步，我刚绕.场跑了一圈，头就发晕，眼前一黑栽倒了。朱老师带我去医院，医生说是营养不良，贫血。朱老师为我买了两瓶人造补血药，一千毫升，浓浓的，很甜，喝完了头就不晕了。许多年后，朱老师的女儿到县中读书，成了我的学生，我终于有了报答朱老师的机会！ 一九七五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大队劳动，为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写表演节目，让小学校长看中了，次年我当上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每月拿13元工资，外加生产队补助每天10公分。我代戴帽初中的数学和化学课，每周21节。到了春天，家里还是缺吃的。尽管此时国家在春荒时供应农民返销粮，但数量仍是有限，总是不能吃饱，况且那时我还当俗称的“吃壮饭”的时候。早晨喝的是山芋面山芋叶稀饭，到校连上几节课，中午就饿了。到上第四节课时，肠胃就很不争气，肠在蠕动，胃也在蠕动。饥饿像小蛇一样咬啮掏空着我的胃囊！浑身酸软。有时眼前直冒金星。第四节课上完，双腿酸软路都走不动了。记得那时我曾瞎诌“诗”，有一首题作《春天》的现在还能记得几句： 春天呀 千古以来多少诗人将你歌唱 可我为什么感受不到你的阳光 你的温暖哪里去了 你可知道我惧怕你的乍暖还寒 你的富足哪里去了 你可知道我的辘辘饥肠 …… 那时我在小学校每当看报纸看到“两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说“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这样的谎言时，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父亲和千千万万个农民一样，是非常出色的庄稼把式，他什么农活都做得非常好，又强健有力。可是以他的勤勉辛苦，养活一家人却那样不容易！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现在想来可能是历史和社会给我父亲这样的农民提供的机会太少太少。建国以后他们就被死死的困在一小块土地上，被牢牢地绑在“大集体”的说是属于农民其实谁也没有得到的土地上。在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他们在“集体”的那块土地上只是像牛马一样充当着劳动力，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只是也仅仅是历史的乡野里的一小块土地，土地以外的一切将他们拒之千里。纵然有天大的能耐又能到哪儿去施展？又能有什么作为？直到一九七八年，我父亲才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才和千千万万个农民一样实现了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还是那块土地，还是我家乡的那些父老乡亲，仅仅一年，他们就在那块土地上创造了奇迹：当年粮食就自给有余！再也不用吞糠咽菜，再也不用买国家的返销粮了。 可惜呀，这一天来得太迟！ 但还是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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