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戰之父用細菌贖命

　　東京寧波的天空傳來隆隆的飛機引擎聲，寶昌祥內衣店的夥計蔣信發像往常一樣，飛快地鑽進了地洞。可是洞外並沒有發生驚天動地的爆炸，他斗着膽子把腦袋伸出了洞口。他看到天空撒下一片片金黃色的麥粒和粟子，看到像紗巾一樣飄動的白黃色粉霧。日本人要幹什麼呢?他覺得小腿上痒痒的似有什麼東西在爬，低頭一看，腳面爬上了許多紅色的跳蚤。他從沒見過這樣的跳蚤。他跺跺腳，踩死了幾隻。

　　當晚回到家裡，他感到體虛發熱，頭痛難忍，腮幫子發炎腫脹。不出數日，患區從面部蔓延到胸口，皮下淤集的血變成紫黑色，身體因失水迅速枯縮，像一具沙漠中乾癟的木乃伊。送到醫院不久，他便痛苦地死去，經診斷患的是鼠疫。他的父親蔣阿寶，繼母阿香，也因同樣的病症瘁死。消息瘟疫般地傳遞。1940年10月下旬，寶昌祥內衣店的15名職員有14人暴病而亡；元太紹酒店死6人；東后街一家魚販全家死絕……是瘟疫，鼠疫。東大路的太平巷、開明街一帶成了鼠疫區，成片的居民突然像體內被潑上火油點着了火，醫院塞滿了人，但一個個都法抗拒地悲慘死去。

　　遠處傳來消息，金華附近的東陽、義烏和蘭溪3個縣也有438人染此疾，不治者361人。

　　事過不久，在哈爾濱南郊“關東軍731部隊”的秘密播映廳里，銀幕上出現了日軍細菌部隊的攻擊場面：幾架飛機的翼下掛着特製的器皿；裝着跳蚤的器皿；飛機低空掠過村莊；老百姓在移動奔跑；字幕“任務完成”；731部隊長石井四郎從一架飛機上款步而下，臉上浮着得意的神情；中國報紙的特寫和日語譯文：“寧波一帶發生鼠疫”。

　　石井四郎倒背着手，在前躬後仰地作演說：“日本沒有充分的五金礦藏及其它製造武器所必須的原料，所以日本必需尋求新式武器，而細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種。”細菌武器成本低，殺傷力強，且能造成恐怖氣氛，挫傷對手的士氣。

　　此後，石井四郎多次指揮他的731部隊，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1941年夏季，他派出由100多人組成的第二批遠征隊，在常德和洞庭湖一帶上空散播了大量的鼠疫菌，使得那裡爆發了強烈的鼠疫症，造成了人員死亡和巨大的恐慌。次年夏季他親率遠征隊到金華地區，把盛着細菌的玻璃瓶和輕鐵瓶投入水井、沼澤和民宅，造成大批的人死亡，義烏縣崇山村380戶人家，死了320多人，有30戶全家死絕。石井四郎並不滿足，他要效益，還要刺激。該地有兩處日軍的集中營，關押了3000名中國戰俘。遠征隊預製了同樣數量的燒餅，用藥針把傷寒菌和副傷寒菌注射到燒餅里去，分發給俘虜吃，然後放了他們，用隱形的屠刀大量殺害中國人，而日軍卻把中國士兵吃燒餅的情景拍攝下來，作優待俘虜的宣傳。

　　南京“榮”字第1644細菌部隊的成員榛葉修深為自己從事的勾當感到可恥，因而逃往中國軍隊。他寫了一份“日軍罪行證明書”，證實了日軍極其慘無人道的行為。他寫道；他所在的“防疫給水部”表面任務是為日軍預防傳染病，而實際卻在秘密製造霍亂、傷寒、鼠疫、赤痢等病菌；在1942年的浙贛作戰中，該部用飛機積載傷寒、赤痢、鼠疫等向金華、蘭溪中國軍駐地與後方撒布，以使大批中國軍民染惡疾死亡。

　　榛葉修寫道：遭受嚴重打擊的中國軍隊因急速撤退，前進中的日軍很快進入細菌散布的地區，由於飲用了那裡的水，許多日本兵被感染。“1943年9月中旬，我去過杭州陸軍醫院，當時該醫院住滿了患傳染病的日軍士兵，每天都有3—5名患者死亡。”他檢舉了日軍進行細菌戰的目的：

　　“在敵軍陣地後方散布厲害的惡性病原菌，人為地使傳染病猖獗，使敵軍斃命，士氣沮喪，此乃主要目的。這種非人道的行為給一般居民也帶來頗為惡劣的後果。”榛葉修的證詞送到了東京國際檢察局。

　　使用細菌武器是嚴重破壞戰爭法規及嚴重的反人道行為。中國政府的檢舉，引起檢察局的一些官員的關注。美國法官莫羅上校開始着手調查日軍的細菌戰、化學戰問題。他被指定負責日中戰爭工作小組。

　　莫羅提交了一份《中日戰爭》的備忘錄，其中以充分的證據指出：日軍實施了毒氣戰和化學戰；這兩種殘暴的手段早已被凡爾賽條約等國際協定禁止；德國與意大利在二戰中也末使用；石井四郎是研究細菌武器的負責人，他用活人作試驗；日本政府對此要負責。莫羅忙乎着。

　　但是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對追究細菌戰犯不感興趣，他的興趣是要搞清731部隊的秘密。他許諾，只要731部隊成員積極提供情況，可以“不作為戰犯追究”。

　　要求審問石井四郎的請示未允准，理由是證據不充分。就是在這個時候，盟軍的化學部主任馬歇爾上校被介紹給了莫羅。這大既是個暗示：追究細菌戰不行，追究化學戰似乎還有可能。莫羅好像就做了這樣的理解。

　　所以，此後莫羅到中國收集證據，便把重點放在化學戰上。重點還有“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的一般背景，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剝削、南京大屠殺、販賣鴉片等。莫羅由中國檢察官向哲濬陪同，與美國法官薩頓等在中國轉了一個月，先後訪問了上海、北平、重慶、南京。

　　回到東京後，莫羅向基南提交了一份《中國旅行報告》。報告除列舉對諸方面調查到的情況外，還特別指出，日軍使用過毒氣。至於這一點，他弄到了日軍俘虜的證詞、中國外科醫生的證詞、被芥子氣毒死者的照片、中國國民政府關於日軍毒氣傷害36968人(2086人死亡)的記錄。

　　莫羅在東京又寫了一份專題報告《在中國進行毒氣戰的一般說明》。這份報告指出，日軍在1938年淞滬戰役中首次使用催淚性氣體和嘔吐性氣體。此後毒氣戰例頻繁，尤其在進攻武漢時，日軍肆無忌憚地開始使用劇毒的糜爛性毒氣和路易氏毒氣。據不完全統計，日軍歷年使用毒氣達1312次。這個數據確實不完全，它沒有包括用毒氣對抗日根據地軍民的屠殺。1994年，《朝日新聞》報道了防衛廳防衛研究所保管的微縮膠捲，這個從未公開的膠捲證明，日本軍部曾發布在中國使用猛毒毒氣的命令，自“七·七”事變到日本投降，日軍在中國使用毒氣達2911次，傷亡人數達8萬之眾。

　　在眾多的證據中，日軍中樞機關撰寫的《日中戰爭中化學戰例證集》是極有價值的資料，它證實了日軍對毒氣武器的研究開發、製造、教育、實戰使用等有計劃的過程，並證實了日軍軍部對化學戰的指導。在這份資料記載的40個戰例中，宜昌攻防戰應該算是突出的：1941年秋正值第一次長沙戰役，乘日軍在宜昌的兵力薄弱，蔣介石嚴令第六戰區司令官陳誠奪回宜昌。駐宜昌日軍被完全包圍，瀕臨全軍覆沒，於是孤注一擲，向圍攻的中國軍隊發射了包括芥子氣在內的大量毒氣彈，才保住了占地不失。

　　證據結結實實地握在莫羅的手裡。然而他又空忙乎了，他起訴的願望又被壓制了。就是對化學戰也不予追究。檢察方面不起訴，法庭便談不上審理。

　　麥克阿瑟即使坐在馬桶上，他也牢牢地控制着一切。對於化學戰與細菌戰的戰犯是否追究，他有兩個顧慮—個企圖。

　　其一，1925年訂立的關于禁止使用毒氣和細菌武器的日內瓦國際公約，日本雖簽字了，但卻未予以批准，而美國同樣沒有批准，如此要是在法庭上饒起舌來，沒準會招惹多少麻煩。其二，美國在日本的土地上扔了兩顆原子彈，同樣是底氣虛的事。當年日本政府就提出抗議，說原子彈的殘酷性遠遠地超過了毒氣武器；在法庭上，東條英機就利用了這一點，反駁了法官有關毒氣武器的審訊。其三，美軍一直把研製和實驗細菌武器與化學武器作為一個優先任務，日軍耗費了巨額資金和無數生命，在這方面取得了領先的成果，美國只需勾銷戰犯的罪狀，便可以空手籌碼在袖子裡頭做成交易，獲得罪惡的研製成果，來充實自己的武庫。

　　這第三點才是最重要的。早在1943年，日軍下級軍官伊藤在九江地區誤入中國軍隊防區，被抓獲後供出日軍研製和使用細菌武器的一些情況。戰區的蘇聯顧問組馬上要求與伊藤見面，通過雙重翻譯，詢問了伊藤。重慶美國顧問團得到情報後，立即派來三名美國顧問，自帶三名美籍日僑作為翻譯，與伊藤秘密交談達兩周之久，了解日軍細菌武器的詳情。

　　這情形就如同一群強盜乘着月黑風高殺人越貨，聚集了大量沾着血腥的金銀珠寶，密藏了起來。結果另一撥子強人占了寨子，並以壓寨夫人作人質，要麼交出金銀珠寶，要麼殺了壓寨夫人。當然，我得一筆逆財，你揀一條小命，這實在是一件兩全齊美的事。細菌武器對美國來說，無疑比金子還要貴重。

　　白白地獲取日本的細菌武器，確實不知要使美國省下多少力氣。

　　日本為研製細菌武器，投入了巨額資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用盡了滅絕人性的手段。

　　日軍最初的細菌研究機構，是1932年設立於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的“防疫研究室”。次年，考慮到需用大量活人進行試驗，經參謀本部批准，在哈爾濱南崗地區成立了細菌研究所，它是保密的，對外稱之為“加茂部隊”，此後還用過多種假代名稱。1936年，根據天皇的敕令，以原有的研究機構為基礎，在中國長春和哈爾濱建立了兩個強大的細菌基地，後又在南京和廣州建立了細菌部隊，其中最重要、規模最大的是“東鄉部隊”。

　　“東鄉部隊”位於哈爾濱東南約20公里處的平房鎮。在五公里長的圍牆裡，中央聳立着一座異常高大的四方形的樓房，它周身鑲嵌的瓷磚閃耀着白色的光輝。它的東邊有一座直插雲霄的煙囪，整日製造着滾滾烏雲。煙囪的外側是一個機場。中央大樓的西面，並列着一片白色的像醫院似的建築物、倉庫、公寓式的宿舍。到處都瀰漫着石炭酸的氣味，陽光像魚鱗的反光一樣幽晦，來往的人靜無聲息，臉上包裹着嚴密的鐵絲網。一聲慘叫劃破了寂靜，使這裡像是一座陰森恐怖的殺人魔窟。

　　1941年，“東鄉部隊”改稱為“關東軍第731部隊”，工作人員增至3000人。

　　這裡的魔王是石井四郎。從一開始，他一直是研製細菌武器的核心人物。

　　石井四郎1892年出生於千葉縣一家大地主家庭。從小聰敏過人，且有一股堅韌的鑽研精神。1919年考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由於學習成績出類拔萃，校長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做妻子。此後他專事研究細菌學、血清學、防疫學和病理學，對一戰中的毒氣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而萌發了製造細菌武器並用於戰爭的野心。

　　日本法西斯的需要和支持，使他的研究得到了肥沃的土壤和雨水豐沛的季節，也使他的研製手段殘酷到了極致。

　　他身穿草綠色的連衣褲工作服，外面套一件白色的防疫大褂，戴着口罩、膠皮手套和帽子，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向地下室走去。這是一條陰森可怕的走廊。為防止蚊子蒼蠅這類昆蟲飛進來，頂棚、護牆板和窗戶上都塗滿了血液般的大紅色，使得這裡分不清是白天還是黑夜。

　　石井四郎推開地下室重重的鐵門，一聲悽厲的叫聲迎面刺來。這是“木頭”發出的慘叫。石井四郎把用來做實驗的活人叫作“馬路大”，翻譯過來的意思是“木頭”。

　　一個“木頭”被綁在像是塗了瀝青的墨黑色鐵床上，他掙扎着，約摸十二三歲。幾個身穿防毒服的冷血怪獸死死地按住他。他們沒有給他打麻藥，就用鋒利的手術刀切開了他的腹腔。孩子呻吟着昏死過去，他的腸、胰腺、肝、腎、胃等內臟被一一取了出來，放進了裝有福爾馬林液的玻璃容器中，在福爾馬林中不停地抽動。接着，刀子從小孩的耳朵到鼻子橫着切了一刀，撕開了頭皮，又用鋸子鋸開頭蓋骨，取出了腦子。刀子又把大腿根上的皮肉切開一圈，剝開的皮肉往外捲起，刀子一氣切下去，鮮血泉水般地涌流出來。咯吱咯吱，大腿骨一下被鋸子截斷了，落到水泥地上，濺起汪在地上的血水。鋸子又殺進了左臂……

　　新鮮的標本被送到了陳列室。石井四郎跟了進去。陳列室是個四壁粉刷得煞白刺眼的大房間，貼牆擺着一排三層的擱架，上面放滿了高60厘米、直徑約45厘米的玻璃容器。泡在福爾馬林里的人頭，有的裂開一道大口子，像個石榴；有的被軍刀從當頂劈到耳根，分成兩半；有的額面骨被炸彈炸出個大窟窿；有的帶着紅、青、黑色的斑點……這些男女老少，中國人、蘇聯人及蒙古人的人頭，眼睛有的閉着，有的怒氣沖沖地暴張着充滿血絲，散亂的頭髮向上漂起，不住地晃動。

　　幹得挺漂亮！石井四郎眯縫着雙眼，滿意地點點頭。

　　在他的指導下，這裡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着五花八門的殘酷絕倫的實驗：

　　往一個漢子身上注射鼠疫菌，然後把他推進透明的隔離室，觀察病變的過程。數小時後，“木頭”痛苦地死去。他的腋下和兩股之間的淋巴腺腫得非常厲害，前胸和面部因為皮下出血而完全變成了黑紫色，其餘部分的皮膚呈現出暗淡的粉紅色。

　　把傷寒菌沖入甜水、注進西瓜，分給一群男女老少吃下去，從“木頭”染病的情況來測試細菌的濃度和繁殖的效果。將母女兩人關進透明的毒氣實驗倉里，放進毒氣，以測試毒氣致命的速度。四歲的女兒突然從母親的懷中抬起頭，瞪着一雙圓圓的大眼睛，驚恐地向四周張望。母親拼命地抱緊女兒，像是要保護她。不久，她們便全身痙攣着含冤而死。

　　為了確定人體各種器官在高氣壓中忍耐的限度，一個青年被塞進了真空環境實驗倉。他赤裸地站在裡面，抽氣機開動後，倉內的空氣漸漸抽盡，他張大嘴拼命呼吸，雙手拼命抓自己的前胸，血淌了下來。他的眼珠暴突出來，痛苦地倒了下去。

　　在一個冰天雪地的夜晚，把12名中國人和1名蘇聯人押到室外，用刺刀逼着將雙手插進冷水桶，又提出水面凍僵，再把他們押到室內敷藥“治療”，不能治的手指就用剪刀剪去。再凍傷，再“治療”，以進行冷凍實驗。直到鋸掉四肢氣絕。

　　為了實驗細菌炸彈的效果，把10名中國人綁在彼此間隔5米的柱子上，用飛機投擲“石井式”瓷殼細菌炸彈，彈片扎進了他們的身體，使他們染上無可救治的炭疽菌疫。

　　將一批中國人押入坦克和裝甲車內，用火焰噴射器噴射，看達到什麼程度能把人燒死，以進行火焰噴射器殺傷力的實驗。有時還讓“木頭”分別穿上厚棉衣、普通軍服及赤裸着身子，分組排成10人，用三八大蓋槍瞄準排頭開火，記錄下步槍的穿透性能。

　　這些滅絕人性的冷血傢伙還拿活人進行人、馬、猴之間的血液交換實驗；在婦女身上進行梅毒實驗，把人頭往下吊起來進行倒懸實驗；把人憋死的空氣靜脈注射實驗；把人烤乾的乾燥實驗；電擊實驗，把人燒成一攤焦炭……

　　只有魔鬼才有這樣的想象力，也只有魔鬼才能有如此堅強的神經。

　　那座插入雲霄的煙囪整日冒着滾滾黑煙。那是焚屍場的煙囪，每天都有被折磨死的人運往那裡，澆上汽油，燒成煙霧和灰燼，連一塊骨頭渣都不剩。被燒掉的“木頭”每年約有五六百人，累計起來至少有3000人。

　　石井四郎的事業飛速發展，細菌的生產能力大大提高，戰敗前夕，每個生產周期至少能生產三萬萬億個細菌。731部隊的細菌儲蓄量，足以毀滅全人類。如果真的使用了細菌武器，我們這個星球將會是個什麼樣子呢?也許真像一些恐怖片的創作者們想象的那樣：空空蕩蕩的大街上偶爾出現幾個人，轉眼間他們又出現在一個隧洞裡。他們臉上閃爍着與生由來的驚恐，長着的疤痢流着黑稠的膿血。一個小伙子渴得實在忍不住了，他在一條水溝旁蹲下去，掬水湊到唇邊，就在這一剎那，他神經質地怔住了。像鐵一樣閃着藍光的水從他的指縫間漏下來，一滴一滴落在溝水裡，這聲音越來越響，仿佛預示着什麼災難要臨，黑暗中的人們睜大了眼睛。

　　但是失敗像閃電一樣來臨了。如同德國法西斯研製的“雷特”式戰機一樣，這些毀滅性的武器沒有來得及大規模使用。逃跑之前，為了毀掉證據，石井四郎指揮731部隊進行了最後的屠殺和破壞。他們用卡車把1000具人體標本扔進了松花江；焚燒了不便攜帶的實驗材料；銷毀了細菌培養器、冷凍設備、顯微鏡、化學天秤、陶製細菌炸彈；用炸藥和重油把所有的建築物炸成一片廢墟。

　　731部隊用毒藥和機槍殺死了最後的300餘名“木頭”。已死與未死的“木頭”被拋進事先挖好的八個大坑，澆上汽油焚屍。燃燒的屍體滋滋地響着散發出異樣的臭味。火熄滅後，又將燒掉一半的人臉、半生不熟的肉塊、七零八落的骨頭、糜爛不堪的腑臟扒出來，扔進粉碎機攪成粉末，拌進浸濕的石灰和動物殘骸，用卡車拉到草原上，拋進積存着雨水的窪地。石井四郎要毀滅一切證據，甚至給731部隊的每個成員配備了一小瓶氰酸鉀，讓他們在迫不得已時毀掉自己。

　　天下之殘酷暴烈，莫過於此！

　　天下之罪大惡極，莫過於此！

　　對石井四郎及731部隊戰犯的罪行，檢察方面已掌握了足夠多的證據，包括田中隆吉的證詞，但都被沉重的鐵蓋死死地壓住了。

　　起訴書沒有涉及，莫羅法官的始訟詞也沒涉及。但陳述進行到一半的時候，莫羅還是不知其由地突然回國了。然而在莫羅回國後不久，法庭上出現了出人意料的場面。也許是對免究細菌部隊罪行的做法心懷不滿，美國法官薩頓出示了中國提供的有關細菌部隊的證據，他曾與莫羅一起到中國搞過調查。薩頓念道：

　　“敵方的多摩部隊將被俘的我國人民帶入醫院實驗室，向他們的身體內注射各種有毒細菌，試驗其反應。由於該部隊是最秘密的機構，所以無法弄清死者的確切數字。仁者為醫學實驗犧牲貓犬尚不忍，何況將我被俘同胞用於實驗。我同胞還不如貓犬，其何哀哉！總而言之，敵人的殘暴盡兇惡無道之極……”聞者大驚。沒等薩頓念完，韋伯審判長即打斷他，說：“你打算繼續出示關於毒液反應的證據嗎?這可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這個問題就說到這裡吧。”或許起訴中沒有這方面的內容，韋伯缺乏對細菌部隊的了解；或許由於別的什麼原因，他阻止了薩頓。而薩頓竟也就很輕鬆地說：“我並沒有為此事出示更多證據的意思。”此後檢察方面再也沒提起過細菌部隊的問題。

　　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抓獲了部分731部隊成員，根據掌握的材料，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期間，要求將石井四郎作為甲級戰犯審判，但是遭到美國的反對與拒絕。美國決心庇護到底。1947年9月8日，美國國務院給麥克阿瑟回復密電稱：“美國當局從美國安全保障的立場出發，不追究石井及同夥的戰犯責任。日本的細菌戰經驗，對美國的細菌研究計划具有重要價值。第731部隊的細菌戰資料對於美國國家安全保障上的價值，遠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戰犯罪重要。”在麥克阿瑟的庇護下，石井四郎等人不僅逃脫了懲罰，而且搖身一變成了美國軍官，在細菌研究的發源地、原陸軍軍醫學校舊址又掛起了“東京營養研究所”的牌子，繼續干起了罪惡的勾當。這回可是為美國干的。

　　美國政府沒有說錯，石井四郎的確有重要的價值。1952年初，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使用了細菌戰。新仇舊恨湧上心頭，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並進一步揭露：“美帝國主義為了準備這種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早就與朝中人民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時期進行細菌戰的大戰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次等勾結。這三大戰犯，最近奉美國侵略軍總司令李奇微總部之命，從東京到達了朝鮮，準備以朝中人民部隊的被俘人員作為細菌實驗的對象。美帝國主義這種滔天罪行，是他們侵略戰爭政策的更露骨的表現。”美國就是這樣由法官變成了被告方。

　　石井四郎1959年患癌症病死。　　

　　伯力敲下細菌秘密的一角　　伯力 1949

　　蘇聯紅軍大軍疾進，關東軍中的五十九萬四千官兵未及走脫，束手就擒作了俘虜。他們被押往西伯利亞戰俘收容所，一邊接受審查，一邊干着修路、伐木、挖煤等粗活。隨着時間的推移，大批戰俘被遣返回國，戰爭嫌疑犯全留了下來。關東軍末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醫務處處長梶塚隆二中將、獸醫處處長高橋隆篤中將、731部隊生產部長川島清少將等12人，被指控為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乙級戰犯，提交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於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遠東的伯力城開庭公審。

　　山田乙三鑑於關東軍兵力吃緊，對細菌武器的生產極為重視。上任不出一周，他就親自聽取了梶塚隆二和高橋隆篤有關731部隊的情況匯報，對他們的工作進行鼓勵。不出一月，就親往731部隊，視察該部隊的各個部門，他對該部隊生產細菌的規模和能力大加讚賞，信心十足地說：“你們的生產能力足以供應在大規模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1944年末，為擬定細菌戰的詳細計劃，山田主持召開了高級軍官會議，積極策劃和支持使用細菌武器。他採取各種措施來加強這個計劃，如為731部隊補充專家，增加生產細菌所需的設備和材料。山田還特意重新起用石井四郎，重新任命他為731部隊長，晉升為中將軍醫。在此之前，石井吃喝嫖賭大肆私吞軍費，於1942年7月被解除了731部隊長的職務。“關東軍只有進行細菌戰，才有可能取勝！”他感戴山田的知遇之恩，決心把憋足的勁全使出來。

　　經過山田的苦心操持，731部隊加速運轉，十分有力。正如山田供認的那樣：“1945年，由於改善最有效細菌武器使用法的一切準備工作已順利完成，於是開始大量生產細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大本營的命令，就能在任何方面實際運用這種武器。”山田是個狡猾的傢伙，在庭審中他並不一味地推脫責任，他只推脫他能推脫的責任；他不一味地避重就輕，他只避他能避之重。

　　審判長契爾特科夫少將問：“被告山田，請問關東軍內有哪些細菌部隊?”山田的表現似乎很誠懇：“有兩個細菌部隊，第731部隊和第100部隊，這兩個部隊都是受關東軍總司令直接管轄的。”問：“梶塚將軍和高橋將軍在報告中，對你講過這兩個部隊的秘密工作嗎?”答：“是的，他們兩人都講過。”問：“你在視察731部隊時見過石井式的細菌炸彈麼?”答：“見過。這種炸彈在空中爆炸後，染有鼠疫的跳蚤就散落下來的傳染地面。”問：“在預審時你曾供稱，731部隊主要是為對蘇、蒙、中三國進行細菌戰而設立的。你能證實這段供詞嗎?”答：“是的，我證實。”問：“單單只是預備進攻蘇聯的嗎?”答：“不，不只是蘇聯。還有別的敵國，英美兩國也是預備攻擊的對象。”問：“731部隊是用什麼方式檢驗細菌武器效力的呢?”答：“採用過多種方式，用活人檢驗是其中的一種。”問：“你過去知道用活人進行檢驗嗎?”答：“是的，我過去知道這一點。”問：“你知道這些人從憲兵隊及日本軍事團那裡領走的嗎?”答：“在預審時拿出各種文件給我看過之後，我才知道第731部隊是從憲兵隊和日本軍事團那裡領走大批活人去進行實驗的。以前我個人以為送到731部隊去的都是些已被判處死刑的犯人，我當時得出的結論是，這些人都是由滿洲國法庭判處了死刑的。”契爾特科夫又問了一遍：“那麼你是想說，在沒給你看文件之前，你一直以為被送到731部隊殺害的都是由法庭判了死刑的犯人，對嗎?”山田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對，我當時正是這麼認為的。”狐狸出山了，老練的山田開始耍花招了。對前面的幾個問題，他承認得都挺乾脆。他可以說自己是一名軍人，必須按命令行事，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似乎是被動的、間接的、無動機的，因此罪責可以減輕一等。但轉交活人作實驗這個問題的性質不同，這種極殘忍的非人道行為，沒有什麼明目張胆的法規能對此負責，如果有，那麼作為東三省的獨裁者，山田要負直接的、完全的責任。

　　斯米爾諾夫檢察官出示了關東軍憲兵隊關於“特殊運輸”的命令，讓山田過目。命令附件中列作可送到731部隊作為實驗品的人，並非是判了死罪的犯人，而是“游擊隊員”、“懷有反日心理者”、“參加秘密活動而其生存不利於軍隊和國家者”等。檢察官問：“押往731部隊去殺害的人並沒有經過任何調查和審判，這個命令不是證明了這一點嗎?”山田只好承認：“是的。”斯米爾諾夫檢察官又宣讀了一份材料，這是根據“特殊輸送”辦法，把90人遣送到731部隊去做實驗的一份命令。

　　檢察官問：“這道命令是由關東軍總司令屬下的憲兵隊頒發的麼?”山田答：“這是在我接任關東軍總司令之前頒發的。”“你接任後是否取消了這種辦法呢?”“沒有，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暫時性的命令，以後會失效的。”然而事實是山田上任後，被押往731部隊做實驗的人仍在不斷增加，而每次實驗“特殊輸送”辦法都必須經過關東軍總司令的批准。他到731部隊視察時，曾去監獄見到了大批用來做實驗的活人。

　　證人田村供認：“我向山田將軍報告了石井將軍及其部屬在活人身上進行的那些很有趣的實驗，並向他敘述了我在監獄樓房裡見到的一切。山田沒感到絲毫的意外，他顯然極為熟悉731部隊的情況。”山田的狡辯沒有給他帶來什麼好處。根據大量的事實和證據，法庭認為他與細菌部隊有着密切的聯繫，他積極參與策劃和指導，比他的前任更加熱心地促進把細菌武器用於實戰。

　　經過審訊和辯論，山田乙三不得不供認了起訴書中指控他的罪行。

　　在為時六天的審判中，細菌戰犯們詳細供述了細菌武器的生產能力、活人實驗、組織機構、實戰運用以及天皇和軍部的支持等情況。

　　1949年12月30日，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對山田乙三等12名細菌戰犯作出了判決：

　　山田乙三大將關東軍總司令有期徒刑25年梶塚隆二中將軍醫關東軍軍醫部部長有期徒刑25年川島清少將軍醫第731部隊生產部部長有期徒刑25年西俊英中佐軍醫第731部隊訓練部部長有期徒刑18年。

　　柄澤十三夫少佐軍醫第731部隊生產部科長有期徒刑20年尾上正男少佐軍醫第731部隊駐海林支隊隊長有期徒刑12年佐藤俊二少將軍醫關東軍第五軍軍醫部長有期徒刑20年高橋隆篤中將獸醫關東軍獸醫部部長有期徒刑25年平櫻今作中尉獸醫第100部隊研究員有期徒刑10年三友一男中士第100部隊工作員有期徒刑15年菊地則光上等兵第731部隊衛生兵有期徒刑2年久留島祐司(軍銜不明)有期徒刑3年由於這些細菌戰犯欠下數千條人命，且殺人手段殘絕古今，而審判結果沒有一人被判死刑，自然引起了各種猜疑。

　　一種說法是這12名戰犯深刻悔悟了自己的罪行，對有關細菌戰和用活人做實驗的罪行作了徹底的坦白。川島少將說：“日本對人類所犯下的罪惡，必須徹底揭露。”平櫻中尉說：“對準備細菌戰一事負有主要責任，而此刻未在受審者之列的罪犯天皇和石井四郎應予嚴懲。”菊地上等兵說：“我感到遺憾的是，與細菌戰有關的主要罪犯沒有在場。”久留島說：“我對那些驅使我參加細菌戰罪惡勾當的日本軍閥表示無比的憤恨！”莫斯科廣播了反映出他們悔罪程度的心聲。

　　另有一種猜測，與對美國的觀察作出的結論類似，即蘇聯承諾以保全12人的性命為交換條件，徹底搞清細菌武器的秘密。

　　蘇聯對細菌戰犯的公審，尤其是在1950年公布了《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在細菌武器及細菌戰這個被包裹得像石頭一樣嚴實的秘密上敲下了一角，讓世界認識到了它的存在，感受到了它的殘酷和恐怖。　　

　　將軍並非為毒戰命絕　　東京　　馬尼拉

　　南京廣州在伯力軍事法庭上，有個叫三品的日本證人供認，他在日軍駐上海的十三軍團任偵察科長期間，於1942年參加過浙贛作戰行動。這次行動的命令是駐華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下達的，旨在消滅沿浙贛鐵路，經過金華、龍游、衢縣、玉山一帶的中國軍隊。在這次行動中，十三軍團配屬了細菌部隊，石井四郎本人亦到前線給予了配合。

　　三品供認，在後來繳獲的中國軍隊的文件中，他看到過衢縣一帶爆發鼠疫的報告。而另一個證人古都也供認，這次細菌戰在浙贛引起病疫猖獗，造成大量中國軍民死亡。

　　畑俊六是細菌戰和毒氣戰的有力倡導者和推行者。從國民黨政府的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出，在畑俊六初任日本陸相的1939年及初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1941年，因毒氣戰而死亡的中國軍人數兩次達到最高峰。在他任這兩個職務期間，僅毒氣一項，中國軍隊的傷亡人數就達36000餘人，這裡沒有包括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的遇害情況，否則這個數字將成倍增加。1940年在八路軍進行的“百團大戰”中，日軍施放毒氣達11次，使我一萬餘名官兵中毒；1940年5月，日軍在山東泰安的紅山戰鬥中施放毒氣，使我300名八路軍官兵倒地氣絕，半個月後，在嶧縣朱溝村的戰鬥中又有350名八路軍官兵被毒殺；1941年9月，日軍在河北宛平縣杜家莊施放毒氣，傷害老百姓400多人；1942年5月28日，日軍在河北定縣北坦村發現地道，將大量的窒息性毒氣向地道內施放，躲在地道內的800多名老幼婦孺大部中毒死亡……

　　在中國的土地上，處處蔓延着黃色的濃霧，它的邊緣竄出無數條毒蛇，嘶嘶地吐着長長的毒信，靜靜地鑽入門板、窗櫺、石縫、莊稼、水井、溝沿。成片的中國人被它咬住了，倒在了地上，口中吐出黑色的血，面孔迅速暗了下去。

　　實施細菌戰和毒氣戰的日軍將領大有人在。

　　木村兵太郎在“掃蕩”魯西抗日根據地時，狂妄地命令部屬：“這次作戰的目的，是要完全殲滅八路軍及八路軍根據地，凡是敵人地域內的人，須不問男女老幼全部殺死。所有房屋一律燒毀，鍋碗要一律打碎，水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山下奉文率軍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在蠡縣指使部下施放毒瓦斯，一次就殺害抗日群眾70多人，製造了“王辛莊慘案”。

　　畑俊六、木村兵太郎、山下奉文實施毒氣戰和細菌戰的罪行被掩埋在歷史的陰影中。但他們犯下了太多太大的罪，他們作為甲級戰犯，被押上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被告席。

　　杉山元自殺了，畑俊六是被逮到法庭來的唯一一個陸軍元帥。他坐在被告席的第一排，他的左邊是土肥原賢二，右邊是廣田弘毅。此時他的臉上既沒有了殺氣，也沒有了驕橫的帥氣，而像抹上了搗爛的青杏子一樣，又苦澀，又難堪。

　　檢察官指控他犯有對中國實行侵略戰爭，縱容、唆使部下殺戮中國平民和俘虜、姦淫婦女、搶劫和破壞財物等罪行。

　　法庭庭長韋伯問道：“你是否承認有罪?”畑俊六回答：“對於全部訴因主張無罪。”然而他打顫的聲音里暗含着來自記憶的戰慄。

　　1938年2月，畑俊六接替松井石根擔任了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當年10月，他指揮日軍占領武漢後，在他的縱容和唆使下，南京大屠殺的慘象又發生了。

　　在江漢路海關前，獸兵抓住80餘名中國居民，當場刺死幾個，隨後將其餘的人推入江中用機槍掃射，鮮血頃刻染紅了江面。而獸兵們卻站在岸邊拍手大笑。大智門附近和華景街橫七豎八地躺着無辜百姓的屍體。

　　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殺人、強姦、搶劫、放火往往是同時進行的。漢口一位老商人帶着親眷到租界避難，獸兵在半道截住了他們，將老商人的頭按在大石頭上，用斧背砸斷他的頸骨而致死，幾個隨往的女眷全被姦污，一個年輕婦女慘遭輪姦後被殺死，屍體被獸兵踢入河中。武昌下新河一個防空壕內躺着十幾具被辱又被殺的裸體女屍。武漢特三區內發生過奸死孕婦的慘劇。在漢陽，獸兵從一名中國婦女的棉襖夾縫裡搜出幾張法幣，不但搶走了法幣，還挖掉這個婦女的眼睛、鼻子和乳房，砍斷四肢，殘酷地將她折磨死。放火的事件不斷發生，民權路、民族路和襄河一帶的民房被獸兵縱火燒成一片瓦礫。隨處可見獸兵們手持刀斧，破門入戶洗劫財物。中山路上所有的商店全部被日軍霸占，他們還在大白天任意對行人搜身搶劫。畑俊六進駐武漢後，立即下令開設了“漢口野戰郵局”，讓獸兵存匯贓款，大大助長了獸兵的搶劫行為。該郵局局長向東京《朝日新聞》的記者透露，日軍占領武漢的頭一個月，不包括軍官，僅日軍士兵的存匯款即達到一百二十多萬日元，約合現在的三十多億日元。幾年之後，在日本第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的指揮下，這一幕慘劇再一次在香港重演。

　　1939年至1941年，畑俊六回國連任阿部信行和米內光政兩屆內閣的陸相。1941年又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身分再一次入侵中國，在中國犯下了新的更大的罪行。1944年，他調集五十萬日軍、十萬匹戰馬、一萬多輛汽車、1500門大炮和250架飛機，發動了旨在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經過八個月的激戰，擊潰了國民黨五六十萬軍隊，占領了7個空軍基地和36座機場，奪取了平漢、粵漢、湘桂三條鐵路幹線，攻取了洛陽、長沙、桂林和福州4個省及鄭州等140個大小城市，從而打通了貫穿中國大陸的交通線。由於戰功卓越，畑俊六晉升為陸軍元帥，天皇親授他一級“金鵄”勳章。而在這場戰爭中，幾千萬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災難，生命財產的損失不計其數，僅江西萍鄉一地，就有19000餘人遭殺害，6000千餘名婦女被侮辱，700餘間房屋被毀，被劫米谷50000擔、棉花9500擔，被毀的家具價值4700餘萬元。

　　儘管嘴上不認罪，儘管心裡不服輸，但怎麼也無法擺脫纏繞着他的恐懼。他畢竟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法庭進入量刑階段後，美聯社著名記者哈里斯進行了預測，他認為畑俊六罪惡深重，很可能與東條英機一道被判死刑。畑俊六聞知膽戰心驚，整天提着腳走路。

　　法庭最後判處畑俊六無期徒刑，畑俊六聞之一愣。為時兩年多的審判如同揭不開的窮陰，他的內心早已澇死了，霉變了。當他接到一縷活命的陽光時，反而感到萬分惶惑。他甚至是興奮地向法官深深鞠了一個大躬。

　　木村兵太郎和山下奉文都曾在華北戰場與八路軍交手，多次對抗日根據地進行“討伐”和“掃蕩”。由於是與深深植根於廣大民眾之中的人民軍隊較量，所以他們都顯得愚笨無能，八路軍想打他，他就損兵折將，落下一個打着繃帶拐着腿的敗相；八路軍不想同他打，他也沒什麼辦法，東追西撲，左沖右殺，徒然地被八路軍牽着鼻子耍，最後只得無可奈何地站在一個沒有對手的空地上，又喘又叫地拄着戰刀生悶氣。

　　1939年5月11日，木村兵太郎率兵八千，將羅榮桓的一一五師師部團團圍定在山東泰肥山區的陸房小平原附近，激戰一天沒占到什麼便宜，晚上歇歇。次日早晨，木村指揮強大的炮火向八路軍陣地進行了一番狂轟濫炸，而後像瞎子走路一樣，一步一步驚驚戰戰地進入陸房，豈料羅榮桓的部隊已在當地群眾的帶領下乘夜色走出包圍圈。木村兵太郎只得扛上自己的1300具屍體銜辱而歸。另有一次，木村兵太郎命令田敏江步兵大隊進犯梁山根據地，結果被八路軍一一五師特務營包了餃子，包括田敏江大隊長的600餘人悉數當了肉餡。如此戰績，在木村來說是屢見不鮮的。

　　在這一點上，山下奉文同木村是酷似的一對。為了消滅八路軍冀中抗日根據地，山下奉文調集華北方面軍的大批人馬，與八路軍的一二0師扭上了。他發動聲勢浩大的五次圍攻，八路軍就像鑽入牛魔王腹中的孫悟空，一會兒用金箍棒捅捅他的胃，在曹家莊等處消滅他四五百人；一會兒捅捅他的肝，在肅寧等地殺斃他900餘人；神通廣大的孫悟空在他的腹內狠勁地攪，痛得他死去活來，滿地打滾。最後山下奉文付出傷亡5500餘人的慘重代價，躺倒在了病榻上，哼哼唧唧地養病了。

　　受傷的野獸並不會改變它兇殘的獸性。他們孤注一擲，在作戰中違反國際法，大量使用毒氣，變本加厲地對根據地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野蠻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製造了一個又一個血腥慘案，拼命地往自己的罪行簿上加碼。

　　木村兵太郎與山下奉文後來又分別在泰國、緬甸和新加坡犯下新的罪行。

　　在修築泰緬鐵路中，木村兵太郎不顧國際法的規定，強逼着英國、荷蘭、澳大利亞等國的盟軍戰俘築路。在原始森林中極其險惡的條件下，這些戰俘從黎明到黃昏不停地砍樹、拖樹、挖土和開鑿岩石，誰如果不堪勞累，蹲下來打個瞌睡，就會被強迫在頭上頂塊石頭或一桶土，眼睛朝着太陽罰站一小時；誰要是逃跑被抓住，不是被砍頭、絞殺，就是吊在樹上渴死或讓螞蟻咬死。泰緬鐵路每修築四米就有一條人命做了路基，總共折磨死了十萬多戰俘和勞工。此後，木村兵次郎任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期間，用同樣的方法抓勞工修築戰略工程，僅為在緬甸修建一條戰備鐵路，就送掉泰國與緬甸二十五萬勞工的生命。木村兵太郎由此贏得了一個溢着殺氣的諢號：“緬甸屠夫”。

　　山下奉文也因血洗新加坡突現了日本“三千年熾熱的歷史”，落得一個“馬來之虎”的諢號。

　　木村兵太郎於緬甸被英軍拘捕，用專機押解東京，被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接到執行書的那天，他表現出昂頭赴死的氣概，他請教誨師花山信勝轉告他的夫人說：“此次之事乃前世姻緣，應該想開。自己作為長久和平的一塊基石，是歡歡喜喜離開人世的。超脫了死，便是永遠的生。”山下奉文是在菲律賓被俘的，他參加投降儀式頗富戲劇性。當他帶着他的參謀長武藤章走進會場時，一下呆住了。他看到了曾被他俘虜的英軍將領帕西瓦爾。幾年前他曾讓帕西瓦爾頗為難堪地陷入他的圈套。當時山下奉文對新加坡久攻不下，便下令炮兵集中火力轟炸市內居民區，並切斷水源，施展恐詐的奸計，使市民和守城英軍產生恐怖心理。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守城司令帕西瓦爾便打着白旗到山下奉文指定的地點進行投降談判。帕西瓦爾有些猶豫，想拖延時間，想提出一些條件。

　　山下奉文驕橫而堅決，他大聲吼道：“投降還是不投降，你只有這兩種選擇。如果回答是‘不’，我將按計划進行夜襲！”帕西瓦爾只得用卑弱的聲音回答“是的，投降”。於是在投降書上簽了字。帕西爾事後才知道，當時山下奉文只有15000人，而他卻擁有70000餘人的兵力。帕西瓦爾被送往日本，關進了集中營。

　　麥克阿瑟有時也玩點兒幽默。他把帕西瓦爾和在菲律賓被俘的美國將軍溫賴特解救出來，特意派專機把他們送到菲律賓，接受山下奉文的投降，讓山下奉文受昔日敗將的胯下之辱。山下奉文做夢也想不到，這回該輪到他在投降書上簽字了。“我當時真想自殺！”事後他對人說。

　　根據中國和英國政府的要求，美軍在馬尼拉設立了軍事法庭，將山下奉文作為乙級戰犯進行公審。檢察官指出他犯有多次指揮部隊在中國農村進行報復性大屠殺等123項戰爭罪行。

　　法庭庭長雷諾魯茲少將問道：“你是否承認自己有罪?”山下奉文像炸彈一樣地回答：“不知道！什麼也不知道！”山下奉文請求讓他的參謀長武藤章和參謀副長宇都宮作他的助理辯護人，檢察官予以駁回：“檢察官不承認被告提出的兩個人是什麼參謀長、副參謀長。山下擁有參謀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馬尼拉軍事法庭判處山下奉文以絞刑，於1946年2月23日在馬尼拉市南郊羅斯·巴尼約斯刑場執行。臨死之前，山下奉文滿腔仇恨的意志狂呼：“讓我到地獄當閻羅王去吧！”血洗香港的劊子手酒井隆於1945年9月被中國政府抓獲。在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上，檢察官以在入侵香港時“唆縱部屬違反人道以及違反國際條約與慣例實施種種暴行”等罪狀，對他進行起訴。

　　檢察官丁承綱問道：“攻香港時，眾多中英人民被殺害，你知道嗎?”酒井隆甚至都沒有猶豫，他回答：“據我所知，絕對沒有這樣的事。被炮火誤傷大概會有的。我一貫要求部屬在作戰中不可傷害民眾。”1941年的香港，民間流傳起一個不吉利的讖詩：“鯉魚有日翻洋海，百載繁華一夢消”。港英政府卻以其中立地位撫慰自己。香港仍沉溺於賽馬、高爾夫球、舞會的酒精煙氛之中。

　　日軍幾乎與偷襲珍珠港的同時，向香港發起了進攻。一團團火焰在地面爆炸；雪花般的傳單自天空飄落，帶來了聖誕節的消息：“投降吧孩子，你可以吃上一頓熱騰騰的聖誕晚餐啦。”駐港英軍司令莫爾特和港督楊慕琦打着白旗，乘小艇渡海來到位於九龍的半島酒店，向酒井隆中將稱臣。酒井隆宣布日軍“大放假”。

　　黑色的聖誕晚宴來臨了。

　　防守香港西半部的英軍，由於被日軍切斷了與總部的聯繫，依仗堅固的斯坦利堡陣地，繼續抵抗日軍的進攻達數小時之久。酒井隆的進攻接連受挫，就採取與山下奉文同樣的恐詐手段，脅迫英軍投降。他指揮獸兵在斯坦利堡圍牆外的聖斯蒂芬學院，極其殘暴地殺死了在那裡的170名傷員及手無寸鐵的俘虜，並殲殺了七名女護士。目擊者、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在法庭上作證時回憶說：酒井隆命令將俘虜當作人質，兩三人一批推到室外，砍去他們的手指，割掉耳朵、鼻子和舌頭，挖出眼珠。酒井隆故意放掉幾個，讓他們去英軍陣地述說目睹的慘狀，進行恐嚇。四名中國女護士與三名英國女護士均遭強姦，其中一名英國女護士被綁在屍體上遭輪姦。最後她們也全部死於刺刀下。

　　英軍投降了。他們一走出斯坦利堡，就被酒井隆驅趕到屠殺現場，去享受“熱氣騰騰的聖誕晚餐”。

　　燒殺淫掠像颱風一樣地狂烈。

　　所有抗日人員都被當成練刺殺的活靶子。國民黨交通部駐港官員全部遇難。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內侄孫伯年因漢奸出賣被俘，獸軍逼他投降遭拒絕，割掉他的舌頭仍沒得逞，於是獸軍給他打了一劑毒針，使他全身浮腫而死。深水涉元洲街一位婦女背着小兒子上街買菜，回來時遇到戒嚴，面對自己的家門不敢過街回家；她的另一個兒子從家門口向她跑來，槍聲頓起，母子三人當即倒在血泊之中。這些事件在香港隨時隨地都在發生。

　　深更半夜，渾身發散着酒氣的獸兵三五成群地尋找“花姑娘”，他們晃動着手電筒，沿街敲門怪叫。大街小巷上、民宅里和樓梯上，到處可見到赤身裸體、血肉模糊的女屍。影星梅綺和林妹妹的悲慘遭遇足以傳達出當時的恐怖氣氛。獸軍攻占香港時，曾以《駙馬艷史》等影片馳名的梅綺正好與享有“華南影帝”之譽的張瑛喜結連理，獸兵用刺刀挑開了她的衣褲，在她的新婚夫婿眼前強姦了她，受辱的陰影從此斷送了他們的愛情與幸福。另一位擅演反派角色的影星林妹妹為了躲避獸兵的姦淫，帶着一群年輕姑娘藏於一個地下室中，不料被獸兵發現，她挺身而出與獸兵周旋，掩護姑娘們逃走，自己慘遭厄運。

　　獸軍有計劃地強占飯店、住宅、商店、企業，想占什麼地方，只需把一塊上書“軍搜集部管理”的木牌往那兒一掛，就換了主兒。至於搜括的古董、圖書等財物更是不計其數，碼頭船塢附近堆了一地的麻袋和木箱，等待着運往日本本土。為了全面地掠奪，獸軍沒收了14家銀行，並宣布日軍使用的“軍用手票”為合法貨幣，強令用港幣兌換，“藏有港幣者殺”。據不完全統計，獸軍在占領香港的44個月中，掠奪的物資達10億日元，相當於現在的數百億港元；發行的軍票達20億日元。苦難的香港被洗劫一空，富翁變窮，窮人更是被逼上了絕路。香港人口從160多萬銳減為1945年的60萬！

　　如果我死在這裡，

　　朋友呀，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你們之中的一個死了，

　　在日本占領地的牢裡，

　　他懷着深深仇恨，

　　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

　　這是“雨巷詩人”戴望舒因抗日罪名被俘入獄後寫下的詩，他抒發了心中深深的憂憤，也抒發了他的愛國友人們的憂憤。作家蕭紅、詩人林庚白、劇作家麥嘯霞、報人李健兒、教育家鍾榮光等知識分子，先後都在這場戰火中含冤死去。

　　1946年9月13日，南京雨花台擊斃酒井隆的一聲槍響，告慰了死難者的在天之靈。日本駐香港第一任總督、曾肆虐華北的磯谷廉介中將被判處無期徒刑；第二任總督田中久一中將在廣州行轅軍事法庭被處決。田中久一在臨死前不住地狂嘯：“且看十年之後，誰執亞洲牛耳！”戴望舒與田中久一的聲音共鑄成黃鐘大呂，它轟鳴的時候，昨日與今天重疊在一起震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