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棠明

納粹主義國家不過是極端化了的帝國主義國家，其極端之點至少是：第一，它為了奪取瓜分已盡的殖民地或者在夾縫中製造新的勢力範圍鋌而走險。第二，它為了作困獸猶鬥被迫撕掉和平民主自由的面紗。第三，它把獻身於對內專制對外侵略的國家的信念集中在一個代表人物身上，對其唯命是從。時至今日，這樣的代表人物已經不必如希特勒那樣是終身制的。就象當代的宗教領袖不可能也不必是該宗教創始人一樣，納粹主義國家首腦的職位可以由能左右民意的實權派以民選的形式定期推舉輪換當政。

如果有了上述的第三點，納粹主義的代表人物即使背棄競選諾言也可以在實權派的支配下貫徹前兩點。所以如果把傳統的帝國主義者比作剛中有柔的笑面虎，那麼納粹主義者就是張牙舞爪的吊睛白額大蟲。正因為帝國主義和納粹主義只有相位之差，二者局部或臨時的相互轉換甚至永久過度都沒有原則上的困難。

帝國主義國家裡的佼佼者超級大國在稱霸行為尚有活動空間因而大體順行時，甚至會以和平民主自由的楷模自居，不到萬不得已也不大開殺戒。它對“霸權主義”之稱並不矢口否認，但絕不承認和納粹主義有何瓜葛。如果一意孤行走到盡頭的超級大國在各國的反霸聲中不甘受阻，就會顯露其納粹主特徵。所以手腳被捆的帝國主義國家和過度膨脹的超級大國都可能極端化為納粹主義國家。

納粹主義者把對內專斷和爭霸世界當信條，既利用又藐視任何人類傳統和國際準則，為此不惜以極端手段把不計其數的內外對立者置於死地。鴉片戰爭以來，英、法、俄、德、意、日、美都曾競相在世界各地巧取豪奪。但德國在一戰里被逼成輸局的賭徒，於是就孤注一擲，最顯得窮凶極惡。

納粹德國兇惡是歷史的必然性所致。當時英、法、美諸國已穩坐世界霸主前排的三把交椅，只要鎮住後來的競爭者就可以了，表露些和平民主的形象更有利於占山為王。德、意、日不甘受制又非遊刃有餘，必然更凶相畢露。納粹德國在二戰中再次失敗以後，納粹主義在世界各個角落並沒有斷根，說明其病毒仍在擴散。納粹德國曾群體屠殺過猷太人，但後來德國政府畢竟正式謝了罪。歐美白人殖民主義者奴役和殺戮黑人和印地安人卻至今還聳着肩膀。

一九四一年秋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紐芬蘭海面上合寫的大西洋憲章只攻擊德、意、日幾年的劣跡而迴避西歐北美更長久的霸道。當時法國已不再是頭等大國，所以該憲章就開創了“唯英語世界獨好”的誤導，其流毒至今未消，連西歐非英語諸國都於心不服。

俄國或蘇聯也曾經是西歐北美可畏的對手。所以它們在防範德、意、日的同時，也縱容後者與俄蘇相鬥到兩敗俱傷。德、意、日則正中下懷地借反共的口號肆意擴張，並與西歐北美互相利用。老羅斯福之父就曾經為此和希特勒打得火熱。所以蘇聯在二戰前夕與此相對和德國有過策略性的媾和並不值得大驚小怪。西歐北美見德國席捲西歐後有失控之勢就有限度地助蘇抗德，但也不讓蘇聯獨享打敗德、意、日的勝利果實，所以要適時在意大利和諾曼底登陸攻德國腹背，並試圖搶在蘇聯對日作戰斬獲過多前向日本扔原子彈。把這些“反納粹戰鬥”都當 “王子戰黑天鵝”的場景來欣賞就太浪漫了。

冷戰中的美蘇爭霸也是第三世界各國利用有利時機奮起的時代，包含着各種力量交錯的局面。中國的本性不論是善是惡，只要中國的強大威脅到任何超級大國的霸權地位就為它所不容：或正面打壓，或助其內鬥，或挑動四鄰與之糾纏，理由是“反共限共”或者“防範黃禍”等等，總之是有得說就行。這比納粹德、意、日赤膊上陣要高明。它們拿不下中國非不欲也，實不能也。於是就有大批文人武士以此為業，幾代人都很投入。

蘇聯解體後，超級大國是繼續蒙着和平民主的面紗，還是拋棄它露出法西斯式的猙獰面目對付中、俄、朝、兩伊、日本和歐盟，就看維護其霸主地位有沒有這個需要和需要到什麼程度。美國在朝鮮、越南和伊拉克就拿出遠勝過納粹德國的幾手。美國靠財力雄厚搞充斥式的宣傳不比納粹搞專斷式的宣傳效果差，也就可以常此以往。生化武器已經用過。如果沒有核均勢的制衡而常規武器又不夠用，誰都不能擔保核武器不會在廣島長崎之後多次使用。那麼還需要加上什麼才稱得上是納粹主義式的斬盡殺絕呢？

以上說的是對帝國主義國家極端化為納粹主義國家機理的分析，並沒有說這是必然的結果。這就好象說山頂上的大石塊有滾下來的位能，但它只是在推力超過惰性和阻力時才真的會如此滾動。同樣道理，如果超級大國內力不濟，世界各國也能從前後左右各方面給予阻擋，就可能不再重演納粹德國興衰造成的那樣或更大的世界性災難。但願有一批具備蘭德公司那樣的能量但把研究方向對準這個目標的研究群體做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