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千上萬日本婦女曾為美軍提供性服務
文章提供 於 2007-4-26
文章作者: 小橋

　　“很悲哀，我們的警察必須為這些美軍設立提供性服務的場所。”日本大阪警察局的官方歷史詳細記載着這段歷史，“我們的戰略是，希望通過有經驗的婦女從事這種特殊工作，來保護更多的日本普通婦女和女孩。”

　　日本在二戰中強迫被侵略國家婦女淪為“慰安婦”的事件現在有了一個罕見的續集：在日本投降後，日本為美國大兵們也設定了一個類似的“慰安婦”體系，這個得到了美國占領政權心照不宣的認同。

　　美聯社展示的歷史文件和紀錄顯示，儘管內部已有報道稱這些婦女是強制賣淫，美國當局仍允許官方妓院系統經營。日本在二戰期間對被侵略國婦女所做的暴行，美國人那時同樣有充分認識。

　　成千上萬名婦女被雇用為美國軍隊提供廉價的性服務, 直到1946年春天麥克阿瑟關閉妓院。

　　文件顯示，從1945年8月美軍進入日本開始，妓院便大量湧現。

　　“很悲哀，我們的警察必須為這些美軍設立提供性服務的場所。”日本大阪警察局的官方歷史詳細記載着這段歷史，“我們的戰略是，希望通過有經驗的婦女從事這種特殊工作，來保護更多的日本普通婦女和女孩。”

　　1945年8月18日，日本代表團飛往菲律賓就他們國家的投降和被占領之事進行談判的前一天，內務部下達了命令。

　　大阪警察立刻進行工作。當時唯一適當的場所是一棟單身警察宿舍，他們迅速改造成妓院。鋪蓋與20位慰安婦都布置妥當。9月20日，妓院開始運營。

　　妓院門前排起長隊

　　“正如我們所料，妓院開門後人山人海，排起長隊。”歷史記載稱，“慰安婦……起初對向昨天還是敵人的人提供服務有些抵抗，並且在語言和種族上差別。但後來她們都很好地處理了，並且逐漸平和地接受她們的工作。”

　　警方和東京商人在“特殊慰安施設協會”（RAA）的支持下建立了妓院網絡，但由政府出資。在1945年8月28日，大批美軍進駐東京南部的Atsugi。黃昏時分，軍隊發現了RAA的第一個妓院。

　　“我與兩三個RAA董事衝到那裡，驚奇地看到500到600個士兵站立在街道站成一排。”RAA公共關係負責人Seiichi Kaburagi在1972年寫的回憶錄中稱。他說美國的軍官們幾乎不能控制這些士兵了。

　　Kaburagi寫道，這些等待提供性服務的占領軍們會得到票和避孕套。第一RAA妓院稱為Komachien（寶貝花園）有38名婦女，但由於滿足不了軍隊需求人數迅速增加到100。每名婦女每天服務人數從15到60個不等。

　　美國歷史學家John Dower在他的書《尷尬的失敗：日本從二戰中覺醒》中稱讓妓女提供一次短時間服務的收費是15日元，或1美元，大致是半包香煙的價格。

　　隨着占領軍大批到達，迫使妓院向不准賣淫的婦女發出廣告。一名家人在戰爭中喪生的19歲女孩Natsue Takita就被說服加入，但她還是在妓院開業前幾天逃走了。

　　到1945年底，大約35萬美軍占領日本。在最多的時候，Kaburagi稱RAA雇用7萬名妓女為美軍提供性服務。

　　RAA被迫解散

　　直到1946年3月27日，由於軍事神父的抱怨，並考慮到慰安婦事件可能會使占領軍在回國後受到美國的非議，在麥克阿瑟干預下僅有半年壽命的RAA被迫解散。

　　麥克阿瑟的首要顧慮不只是道德方面的。到RAA解散時，美國占領軍中超過四分之一的士兵已被感染了性病。而RAA的解散也使超過15萬的日本婦女失業，有很多人繼續非法向軍隊提供性服務。

　　相關鏈接：戰後日本慰安小史

　　作者 楊文凱

　　二戰結束60周年，各國有不同的紀念方法。中、韓等戰爭受害國都以8.15為終點，紀念戰爭的災難，慶祝戰後的新生；日本則習慣以8.15為起點，淡化之前的罪惡，重申此後的悲苦。日本偶有涉及敗戰前的紀念活動，也總是把重點放在3月10日的東京大空襲，8月6日在廣島、7日在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受害事件上，反覆強調東京死了10萬人，廣島死了20萬人，長崎死了8萬人，如數家珍，不厭其煩。這種做法的潛在心理，或者說真實用意，不外乎以災難置換罪惡，以國民的慘重傷亡來掩蓋元兇罪魁的歷史責任，以民間的水深火熱來消解國家機器的戰爭責任。多年來，日本操練這一手早已駕輕就熟，紀念終戰60周年只不過是重演一遍而已，不值得期待。

　　對戰後黑暗年代的回顧，構成了日本紀念終戰60周年的主體內容。其中，戰後慰安史已成為不可剝離的時代風景。日本是風俗業相當發達的國家，而戰後風俗史的起點就是以美國大兵為對象，為時不長卻驚天動地的慰安運動。在這個慰安運動背後，有日本政府作為推手，美其名曰“為良家女子設立防波堤”，其實是由政府公然組織賣春活動，空前絕後，聞所未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7日，負責處理敗戰事宜的東久邇宮稔彥內閣成立。8月18日，內務省警保局長早早地向各關係省廳、府縣長官發送了無線電絕密指令，內容有關設立“進駐軍特殊慰安設施”。這份指令的主要內容稱：面向駐留軍的慰安營業限定在一定地域內，這與一直以來的取締法規無關，可以獲得許可。警察署長應對性營業給予積極指導，急速充實有關設備。從事性營業的婦女當以藝妓、公私娼妓、女給 、酌婦、常習密淫犯等為優先。當天，東京飲料組合三名負責人來到警視廳保安課。保安課長對他們說：為了保護女性的安全，需要有防波堤，希望你們提供幫助。8月19日，飲料組合與藝妓置屋、待合業、接客業、慰安所、貸座敷、練技場等七個團體會合後，正式成立了“特殊慰安設施協會”，頗有奉旨行事的意思。就在當天，時任國務大臣的近衛文磨把警視總監坂信彌秘密叫到永田町首相官邸，交待他說：“請保護日本的姑娘們，這件事不能交給部下，你要親自處理。”

　　特殊慰安設施成立後，更名為RAA，靠當時的大藏省融資3300萬日元正式啟動。RAA用這些錢買下或借入50多處賣春設施，同時向社會召募“願意成為良家女子防波堤的女性”。敗戰前，東京都內有660座妓樓，聚集着8000多名妓女。迫於戰火威脅，大部分妓女四散逃逸，再加上職業娼妓知道為美國大兵服務，自感力不能生，紛紛敬而遠之。RAA最後只能召募一些願意為國獻身，願意為姐妹們充當“防波堤”，卻毫無性生活經驗的年輕女性。結果可想而知，這些“處女防波堤”一天要接待60名美國大兵，她們悲慘地淪為國家組織化賣春活動的集體犧牲品，也成為戰後慰安史的黑暗見證人。

　　但是，戰後的組織化慰安活動好景不長。1946年3月27日，在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 ）命令下，RAA被迫關閉。慰安設施里的女性失去棲身之地，沒有任何補償，就被趕到大街上。1946年以後，在大街上自由流動，以美國大兵為對象的街頭私娼驟然增多，揭開了戰後日本風俗史的序幕。出現私娼的背景，當然出於戰後的日子食品不足、生活困苦，但RAA實施不足一年的慰安運動無疑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1945年末到1949年之間，僅在東京有樂町、新橋、神田、上野、新宿、池袋六大名所，就集中了私娼3300人。據警視廳調查，年輕婦女招攬美國大兵的街頭私娼流鶯，東京在1945年已達3000人，1946年春則上升為5000 人，實際人數當在調查數字2、3倍以上。在日本全國的各大都市和占領軍駐屯地附近，統計稱有高達6萬人的私娼在活動，實際人數更在其上。

　　有樂町與銀座、日比谷相連，GHO本部就設在晴海大道的起點上。在GHO本部附近流連的私娼被視為“最高級”，因為她們接觸美軍將校和士兵的機會比較多。在有樂町高架電車線路下，每天傍晚時分總會聚集100-150名女性，開始她們賺錢的夜生活。據稱，當年在這些地區各據一方的老鴇式人物，以前大都是普通中產家庭的大家閨秀出身，後來不少也結婚成家，相夫教子了。她們走上這條道路的過程及親身經歷，正是戰後一個時代的寫照。

　　戰爭總是殘酷的。戰爭的殘酷性不僅僅在於戰場上的刺刀見紅、生死難卜，更體現於無所不在的延伸影響，關繫到千萬個家庭的幸福和個人的命運。任何一場戰爭，對國家也許有“勝者王候敗者寇”之說，對個人卻不可能有輸贏之分。在戰爭中，輸光的總是個人財產和性命，被賤踏，被侮辱，被損害的總是個體尊嚴和人格。日本在戰時乃至戰後的國家政策貫以犧牲國民利益為代價，但回顧歷史時又總以國民犧牲為說辭來掩蓋國家政策的失敗，這種歷史邏輯是混亂的，自相矛盾的。從女性人權的角度出發，日本在戰爭中逼迫外國女性充當慰安婦，已經受到指控；日本在戰後公開組織本國女性提供慰安服務，也應該受到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