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棠明

纳粹主义国家不过是极端化了的帝国主义国家，其极端之点至少是：第一，它为了夺取瓜分已尽的殖民地或者在夹缝中制造新的势力范围铤而走险。第二，它为了作困兽犹斗被迫撕掉和平民主自由的面纱。第三，它把献身于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国家的信念集中在一个代表人物身上，对其唯命是从。时至今日，这样的代表人物已经不必如希特勒那样是终身制的。就象当代的宗教领袖不可能也不必是该宗教创始人一样，纳粹主义国家首脑的职位可以由能左右民意的实权派以民选的形式定期推举轮换当政。

如果有了上述的第三点，纳粹主义的代表人物即使背弃竞选诺言也可以在实权派的支配下贯彻前两点。所以如果把传统的帝国主义者比作刚中有柔的笑面虎，那么纳粹主义者就是张牙舞爪的吊睛白额大虫。正因为帝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只有相位之差，二者局部或临时的相互转换甚至永久过度都没有原则上的困难。

帝国主义国家里的佼佼者超级大国在称霸行为尚有活动空间因而大体顺行时，甚至会以和平民主自由的楷模自居，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大开杀戒。它对“霸权主义”之称并不矢口否认，但绝不承认和纳粹主义有何瓜葛。如果一意孤行走到尽头的超级大国在各国的反霸声中不甘受阻，就会显露其纳粹主特征。所以手脚被捆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过度膨胀的超级大国都可能极端化为纳粹主义国家。

纳粹主义者把对内专断和争霸世界当信条，既利用又藐视任何人类传统和国际准则，为此不惜以极端手段把不计其数的内外对立者置于死地。鸦片战争以来，英、法、俄、德、意、日、美都曾竞相在世界各地巧取豪夺。但德国在一战里被逼成输局的赌徒，于是就孤注一掷，最显得穷凶极恶。

纳粹德国凶恶是历史的必然性所致。当时英、法、美诸国已稳坐世界霸主前排的三把交椅，只要镇住后来的竞争者就可以了，表露些和平民主的形象更有利于占山为王。德、意、日不甘受制又非游刃有余，必然更凶相毕露。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再次失败以后，纳粹主义在世界各个角落并没有断根，说明其病毒仍在扩散。纳粹德国曾群体屠杀过猷太人，但后来德国政府毕竟正式谢了罪。欧美白人殖民主义者奴役和杀戮黑人和印地安人却至今还耸着肩膀。

一九四一年秋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纽芬兰海面上合写的大西洋宪章只攻击德、意、日几年的劣迹而回避西欧北美更长久的霸道。当时法国已不再是头等大国，所以该宪章就开创了“唯英语世界独好”的误导，其流毒至今未消，连西欧非英语诸国都于心不服。

俄国或苏联也曾经是西欧北美可畏的对手。所以它们在防范德、意、日的同时，也纵容后者与俄苏相斗到两败俱伤。德、意、日则正中下怀地借反共的口号肆意扩张，并与西欧北美互相利用。老罗斯福之父就曾经为此和希特勒打得火热。所以苏联在二战前夕与此相对和德国有过策略性的媾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西欧北美见德国席卷西欧后有失控之势就有限度地助苏抗德，但也不让苏联独享打败德、意、日的胜利果实，所以要适时在意大利和诺曼底登陆攻德国腹背，并试图抢在苏联对日作战斩获过多前向日本扔原子弹。把这些“反纳粹战斗”都当 “王子战黑天鹅”的场景来欣赏就太浪漫了。

冷战中的美苏争霸也是第三世界各国利用有利时机奋起的时代，包含着各种力量交错的局面。中国的本性不论是善是恶，只要中国的强大威胁到任何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就为它所不容：或正面打压，或助其内斗，或挑动四邻与之纠缠，理由是“反共限共”或者“防范黄祸”等等，总之是有得说就行。这比纳粹德、意、日赤膊上阵要高明。它们拿不下中国非不欲也，实不能也。于是就有大批文人武士以此为业，几代人都很投入。

苏联解体后，超级大国是继续蒙着和平民主的面纱，还是抛弃它露出法西斯式的狰狞面目对付中、俄、朝、两伊、日本和欧盟，就看维护其霸主地位有没有这个需要和需要到什么程度。美国在朝鲜、越南和伊拉克就拿出远胜过纳粹德国的几手。美国靠财力雄厚搞充斥式的宣传不比纳粹搞专断式的宣传效果差，也就可以常此以往。生化武器已经用过。如果没有核均势的制衡而常规武器又不够用，谁都不能担保核武器不会在广岛长崎之后多次使用。那么还需要加上什么才称得上是纳粹主义式的斩尽杀绝呢？

以上说的是对帝国主义国家极端化为纳粹主义国家机理的分析，并没有说这是必然的结果。这就好象说山顶上的大石块有滚下来的位能，但它只是在推力超过惰性和阻力时才真的会如此滚动。同样道理，如果超级大国内力不济，世界各国也能从前后左右各方面给予阻挡，就可能不再重演纳粹德国兴衰造成的那样或更大的世界性灾难。但愿有一批具备兰德公司那样的能量但把研究方向对准这个目标的研究群体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