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字上的事奉　

何曉東

我自小就是個喜歡耍筆桿的人，對文藝特別感興趣，尤其是小說。在那個時代，正是國家動亂的時代，舊的政權眼看就要被推翻了。人人不滿現實，把希望都建立在那將要來的新政權上。當時的文風也是走這條路線，反映現實，批評現實。記得我初次寫稿的時候，都是喜歡寫一些風花雪月、無病呻吟一類的東西。有一次有人勸告我說：“你這種象牙塔的作風，只圖能寫一手好的文章，搏得一些讀者們的愛好，這樣你至多不過只是一個作家而已。當你下筆的時候，你有沒有為了別人的幸福著想？現在世界上需要我們寫的東西太多了，何必把你自己的事看得那麽重要。”

我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可是我那時候，才只是一個中學生，思想幼稚，還能寫出什麽對人有益的東西呢？於是我就常常多讀古代和現代文學作家們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是要反映現實、改變現實的。在中國的文學著作中，我喜歡魯迅的《阿Ｑ正傳》、《祥林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蝕》和《子夜》，老舍的《駱駝祥子》等等。西洋文學之中，我也喜歡舊俄時代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蘇聯的小說，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法國左拉的《娜娜》、雨果的《悲慘世界》和美國辛克萊的《石炭王》，約翰．斯坦倍克的《憤怒的葡萄》。我就在這方面努力，一心想做一個像他們一樣的文豪，用我這枝筆來改造這個世界

。

但是我的夢，始終沒有實現，而我以後所看到的現實，並不是當時那些作家們所幻想的。我發現在我們的人類歷史中，現實永遠是醜陋的。不管你用筆把它描寫得如何的美，但現實永遠都是如此，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到後來，我的作風就變得非常之消極。我還是繼續地在寫，要寫人間那黑暗一方面，讓人去自找光明的路。我不能指示是那一條，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信了主之後的初期，對真理還看得不清楚。有人對我說：“何弟兄啊，你那麽喜歡寫作，為什麽不做點文字工作？”我就想，寫基督教一類的東西範圍太小了，說來說去都脫不了三個字“傳耶穌”，實在是枯燥無味。記得我有一次讀王明道先生的《五十年來》，有一段講到他辦《靈食季刊》一期一期地出。我就想，就是這麽簡簡單單的主題，他哪□有那麽多的東西來寫？有一回，我去參加一次夏令會

，和一位弟兄坐在車上，談起我平時在做些什麽，我告訴他，我在從事文藝寫作。他就對我說出這麽一句話：“弟兄啊，總有一天你這些東西都要丟掉的。”我聽了大起反感，他是在澆我的冷水！

後來我清楚得救之後，有一次，布道家計志文牧師來領奮興會的時候，在最後的那天晚上發出呼召，要所有願奉獻自己的，都走到前面來。我受了聖靈的感動，就走上去了。從那時候起，我就再也沒有什麽靈感來寫文藝作品了，小說家的夢也醒了。我就放下這枝筆，一放就是很多年。

一九五八年，我來美國留學，學的是歷史。因為我的記憶力不好，閱讀太慢，結果讀不下去，改念教育，也失敗了。當時我以為神這時候要呼召我出來傳道進神學院，因為我已經奉獻過了。但是我把這件事去和周主培牧師談之後，他就對我說：“你讀書的能力那麽差，還想進神學院哪。你不知道在神學院□要讀多少書，還要學希伯來文、希臘文！”　　他這麽一說就把我嚇倒了，我就求問主：　　“主啊，你不要我去讀神學，那你叫我去走哪一條路呢？”

感謝主，我那時對攝影很感興趣，學校□剛好有一個攝影系，我就轉去學攝影，拍照片，洗印像片，也不必去圖書館□死啃書本。就在這時候，我就開始了我的文字事奉。因為我有了生命的經歷，讀經也見到不少的亮光，發現屬靈的境界是廣大的，有數不盡的東西可以寫。我不僅可以看到不完美的現實，而且能指出一條實實在在的改變現實的路，那就是主耶穌所說的：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學攝影是很輕鬆的，我就開始向香港的《生命月刊》投了兩篇稿，全都登出來了。後來我又繼續一篇一篇地投去。寫的太多了，我又投到香港其他的雜誌：《聖經報》、《晨光報》、《衛道雙月刊》等。也都一一地登出來了。

離開學校之後，我在華盛頓找到一份工作，就遷到那□去。遇到香港來的一位劉姊妹，是一位傳道人。她勉勵我說：“何弟兄，香港的人對你期望很高，你好好做下去。”那時候我又有一個感動，想把以往的作品，收集起來，出版成一專集。可是我是個無名小卒，又有哪一家書局肯出我的書呢？可是那時候美金價值很高，在香港、台灣，印一本二百頁的書，才只要二三百元。我的經濟能力還可以辦得到。我就和香港的聖道出版社講好了，請他們印，我出資。出版之後，送給他們賣，只要給我一百本就好了。於是我就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一把麵粉一點油》。不久，我又寫了另一本小冊子，叫《萬能之鑰》，是用散文方式來傳福音的，由香港的晨光社出版。沒有想到，香港有一個組織，叫“福音廣傳團契”，他們的工作是在報紙上登福音單張來傳福音。他們看到我的

這本小冊子，覺得很不錯，就登報贈送。感謝主，有很多人來信索取，有不少人看了就信了耶穌。福音廣傳團契還特地召開一個聚會，讓那些看了這本小冊子而信了主的人來參加。他們一個個站起來作見證，說如何讀了這本小冊子而信主的。後來這個福音廣傳團契的組織發展到台灣，在台灣各報上登報贈送這本小冊，已經不知出了多少版了，在今天仍然由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信主的人有上千，其中去讀神學做傳道的也有。最令我感動的是，有一位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也信了主。

後來我就覺得單單領人信主還不夠，應該做一點跟進的工作。於是我又寫了一本小冊子叫《腳前的燈》，告訴初信的人，如何禱告讀經，過一個屬靈的生活，也登報免費贈送。

我的書出多了，以後就不必再自己出錢來印，但我卻不收絲毫的版稅，於是我相繼出版了《紮根的生活》、《不能不說》、《生命與生活》、《作我的見證》、《培靈什景》、《曉光集》、《真有天使嗎？》、《聖經人物見證》、《天國與千禧年》……等等。

到了一九六九年，神讓我如願以償。以往我寫的書，全都是傳福音和教導這一方面的。我的志願還是寫小說，這是我所最喜好的。我原想寫寫福音小說，但是我在想，小說雖然是好，但究竟不是真的，是我自己造出來的；為什麽不去寫真人真事。那時候我讀到一本英文書叫《逃》（RunBabyRun )，是講到一個美國不良少年，參加紐約的幫會，出去打架，做種種不法的事，後來悔改信主了，便完全改變過來，專門帶領不良少年信主。我把這本書譯成中文，由台灣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之後，不到幾個月就賣光了；結果再版了十多次。於是我就開始專門收集這一類的書翻譯，有各種不同的故事，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實，有的書我翻譯過後，還特地去訪問那個著者，寫一篇訪問的經過放在後面。我一共前後翻譯了幾十本，其中也有宣教士的故事，及殘廢者的見證。內容精彩，比小說

還好，在屬靈上又可以幫助人；有的可以使人信主。

我常常遇到一些由香港來的青年人說：“我在十二歲時就開始看你翻譯的書了。”幾年前在印尼椰城的“榮耀堂”，我領完最後一天的培靈會時，遇到台灣來的一位張姐妹，她對我說：“我讀了你的書，得到很大的幫助，也買了很多去送給人。”感謝主讚美主。我就想，我翻譯了那麽多的見證，全都是外國人的，我們中國人也有很多很好的見證，卻沒有人去寫。那些外國人的見證，絕大多數，都不是他們自己寫的，而是有人代筆。這些代筆的人，他們稱他們為 ghostwriter （鬼作家）。我們中國人中間難道沒有一個人肯做“鬼”的嗎？於是我就常常在神學院□呼籲有人出來做“鬼”。神卻對我說：“你為什麽不做‘鬼’呢？”

有一次，我翻譯一本書時，看到著者寫這本書的經過。他要有三年的時間，天天和書的主角在一起，明白他的一切。我想我哪□能有三年時間和一個人在一起呢？

後來，一九八三年的聖誕節左右，我在台北聖教會的大專團契，聽一個“門徒訓練中心”的學生呂代豪作見證，他過去是一個甲級流氓，無惡不作的，專門打架鬧事，後來信主，現在做了牧師。我一聽就覺得這個故事很好，值得一寫，但是我不能有三年的時間和他在一起。我就想試一試看，由他來錄音，我把它整理成文字。我就和他商量，我教他怎麽錄，因為是小說體材，所以要他講得越詳細越好。他錄了整整一年，我一個多月就把它寫下來了，這是我第一次嘗試。結果成績很好，書名叫《審判台前》，後來改名叫《收刀入鞘》。一共銷了十多版，有人看了晚上都不睡覺。於是我又寫第二本書，叫《重見天日》，講一個越南當兵的華僑盧光臨，他曾在越共集中營□生活了五年；他現在在洛杉機一家華人宣道會當牧師。

以後我就這麽一直寫下去，現在已經寫了十八本了。很多都是我親自到那個人家□去，在他家□錄音，然後把錄音帶拿回來寫，現在我變得很忙，常常要跑出去錄音。我就發現，我們中國信徒中間，可以寫的見證實在是太多了，只是沒有人去寫。但是我也有三個條件，第一，他的故事要長，足夠寫成一本書，大概是二百多頁。而且要榮耀神，造就人，不是替他自己做宣傳。第二，故事要富有戲劇化，能引人入勝，不要太平淡了，使人看不下去。第三，除了那些有點名氣的人以外，他自己要想法出版和發行。在這些人物見證的書中，其中一本《不滅的燈火》是台灣吳勇長老的見證，得到全台灣八十年度人文類圖書的金鼎獎。不是因為我寫得好，而是吳長老的故事太動人了。

算一算，我做文字聖工，已經有三十多年了，出版的書目前已有一百十一本，當然其中有很多本都已絕版了。但是若主許可，在我有生之年，希望可以寫出二百本。我想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小說家的話，我絕對寫不出一百十一本書，就算寫出來了，對人又有什麽益處呢？浪費別人的時間，也浪費我自己的時間。

何曉東來自台灣，基督教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