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哈金（2）：語言體現了移民的掙扎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0月27日14:54:13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與哈金前幾本書出版後讚譽蜂起有所不同，長篇小說《自由生活》出版之後，美國文學界出現一些非議。但哈金在答覆媒體採訪時說：《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長篇小說”。言下之意，超過他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等待》，也超過他被列入《紐約時報》年度十本好書的《戰廢品》。我問：“最好”是從什麼意義上說的？ ◆高伐林 （續上篇）中國故事到美國故事 　　當然，讓哈金感慨的只是朱老闆寫詩、不放棄精神寄託這一點，朱老闆在詩中展現的那種去國懷鄉、世事滄桑的情結，卻正是哈金在小說的構思孕育過程中，越來越明晰地要超越、要揚棄的。 　　我問哈金：《戰廢品》以後，人們關注你的轉型——從敘述早年在中國的故事轉到講述近年在美國的故事。這不僅僅是人物身份、背景轉換吧？ 　　哈金說，是的，與以前的書確實有不同，這有兩個層次。第一層，場景不一樣，人物不一樣，新著的故事都發生在美國，對於英文讀者來講，離得這麼近，他們對書中所寫的生活很清楚，這對作品真實性的要求就更嚴格了。大概這也是人們錯以為這是我的自傳的原因之一吧：為什麼人物的行蹤與我有些相似，很多細節與我自己的生活比較接近？因為我必須寫我熟悉的地方，像波士頓、亞特蘭大，我自己親眼見到過才有把握不會失真。我還多次到書中寫到的地方實地探訪，我過去並沒有在紐約打過工，甚至沒有在紐約長住，但是紐約是流亡和移民中心，小說主人公必須來到紐約，才能結識各色人等，這樣我就去了紐約好多次，詳細觀察紐約的環境、街道、車輛；書中寫到著名的愛荷華大學寫作間，我也真到愛荷華大學去了一趟，去實地觀察和感受，連房子是平頂還是尖頂都不能搞錯。 　　小說的主人公當過餐館老闆，餐館更是哈金關注的重點。他告訴我，他在美國餐館幹過活，但沒有在中餐館打過工，“主要是因為不會說廣東話”。在喬治亞教書時，去過好多餐館，主要是小餐館，其中包括不少中國餐館。“喬治亞和佛羅里達有些餐館，廚房是開放式，與餐廳連在一起不分開，可以看到廚師怎麼樣做。我就從餐廳里仔細觀察，慢慢積累，看清楚他們的程序：幫廚的怎樣把原料和佐料放到一個個小碗裡，大廚做好後怎樣放到盤子裡……” 　　哈金說，第二個層次，我不可能每件事都親眼目睹或者親身經歷，書中有很多細節是根據別人的描述，再加以想象而來。例如這本書最後一部寫到武男回中國探親。我來美國後從沒回過大陸，但讀過很多回國見聞的文章和圖片，能體會到他們回國的感受思緒，關於武男回國時看到到處是垃圾，就來源於我太太麗莎回國的耳聞目睹；靠太太和兒子，我還更廣泛地接觸到各種層次的美國人，“特別是小孩，如果沒有兒子與同學的交往，我從哪裡了解得到？” 　　“經常有人問：作品中獲得美國大獎的詩人新秀迪克·哈里森的原型是誰？呵呵，這個人完全是我創造的，沒有原型。” 　　當然，事實是想象的基礎，要有根據地想象、推導——英國作家毛姆說，你不需要吃掉一整隻羊，但應該吃一塊羊肉，好知道是什麼滋味。搜集了再多人的見聞經歷，都不能照搬，“關鍵是如何把這些故事有機地串起來”。 哈金《自由生活》中文版封面。 “是我最好的長篇小說” 　　與《等待》和《戰廢品》出版後讚譽蜂起有所不同，《自由生活》出版之後，美國文學界的評價有分歧，出現一些非議。但哈金在答覆《亞洲周刊》採訪時說：《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長篇小說”。言下之意，超過他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等待》，也超過他被列入《紐約時報》年度十本好書的《戰廢品》。我問：“最好”是從什麼意義上說的？如此斬釘截鐵地斷言，是否有回應負面批評的意味？ 　　哈金說，不完全是回應。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本書確實比別的書要難寫得多：情節上沒有大的起伏，只憑日常生活一個一個細節，來描述主人公精神成長的過程。這本書，光校樣我就改了六稿。除了上次你看到的兩尺多高一大摞稿紙，後來我反覆修改的稿子又是同樣高的一摞。 　　再從本書的結構看，一步一步，在艱難環境中尋求生活的意義、在挫折和壓抑中尋找繆斯，直到最後，主人公實現精神的升華，用詩來表達——沒有幾個美國小說家能做到這一點，他們都知道這是多麼難。 　　哈金在《自由生活》書中描寫過主人公武男與妻子入迷地閱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詩人、作家帕斯捷爾納克所寫的《日瓦戈醫生》。《日瓦戈醫生》書後附上了主人公的詩篇。有評論指出，哈金的《自由生活》繼《日瓦戈醫生》之後再次這麼做。帕斯捷爾納克首先是位詩人，而哈金的文學生涯也是從詩歌起步，他在出版小說之前，出版了好幾本詩集。 　　哈金尤其自信的是這本書在語言上的探索，用語言反映了大部分移民掙扎的過程，“沒有別的作家這麼做過，”哈金說，正是從這些意義上，才說“是我最好的長篇小說”。 　　這本書原稿更長，“編輯要我砍100頁，我沒砍那麼多，但砍了80頁。有些情節、有些人物砍掉了。有的很精彩，但不是與主線有機結合，只好砍掉。現在還有人說這本書的篇幅太大，但好多條故事線索，砍了也不行。” 　　其實，美國評論界對這部書的好評也相當多，《Elle》《時尚》等許多雜誌都誇獎它“成功”“才華橫溢”。這裡我們再抄一些： 　　“活潑，清澈……哈金對武男日常生活的苦心關注，平靜卻有力度地給眾生相以清楚明確的真實可信性。”（《Time Out New York》） 　　“又長又可愛……簡單，美麗……（武男）尋求的自由是藝術的自由，比僅僅是政治上的自由更徹底，更危險，是哈金本人以有力的結果一向面對的。”（《O：奧普拉雜誌》） 　　“無所不包……哈金第一部描述所移居國家的小說……充滿令人欽佩的豐富故事。”（《西雅圖信使郵報》） 　　“可愛……了不起。本年度最有力度的小說之一，勾勒出一個在亞特蘭大郊外孤獨生存的中國移民藝術家豐滿的、靜悄悄引人入勝的形象。”（《娛樂周刊》，該刊將作品列為A級） 　　“引人入勝……積累了現代美國生活的大量細節，表現了一個男人對自由和成功認識的逐漸成熟。”（《大西洋月刊》） 　　“讓讀者放不下手的是哈金捕捉武男尋找，改變生活閃光細節的能力……哈金整個生涯都在冒險，但他又一次證明，他的詞典中沒有失敗一詞。”（《基督教觀察》） 　　“感人至深……引人入勝……《自由生活》的魅力來自它的令人振奮的顛覆性，它對所謂藝術創作最持久神話所進行的溫柔顛覆。”（Slate） 　　美國桂冠詩人、詩歌編輯、文學評論家羅伯特·平斯基（Robert Pinsky）在波士頓大學教授寫作，他和作家安·赫爾伯特均提名《自由生活》為2007年最佳圖書。平斯基的書評說：“哈金的第一部描寫美國生活的書，講述了一個中國家庭把自己變成美國人的故事。但它遠比聽上去有意思得多：如果這部迷人的作品是一部‘移民小說’，它便改變了這一題材。” 　　今年元月台北國際書展期間，適逢哈金創作並自己翻譯成中文的短篇小說集《落地》在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元月27日晚，出版社在一家靠近台大的誠品書店，為他舉行簽名售書，哈金做了簡短發言。旁邊女士為時報出版公司副總編輯葉美瑤。（高伐林攝） 語言體現了移民的掙扎 　　我問：在精神價值上你可能比較認同武男；但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你最喜歡你筆下的哪個人物？ 　　哈金毫不猶豫地說：萍萍。從中文看不是很明顯，但是從英文來看，她說的那種語法不通的話，很有個性，正是一點不會外語的人初來美國所說的英語。她的精神上始終都很樂觀。 　　——那麼，在在所有作品人物畫廊中，你自己認為哪個人物塑造得最滿意呢？ 　　——還是萍萍。在我塑造的所有女性當中，她是最豐滿的、最生動的。 　　從萍萍的英文半通不通，我們的話題又回到了語言。語言是哈金這部書探索的重點，也是這部書引起文學界爭議的焦點之一。美國和英國有些評論家批評其語言破壞了“英語的純潔性”；文壇名宿厄普代克，在《紐約客》撰文評論哈金這部作品，對其語言也有微辭，認為“累贅”（在哈金與我這次談話之後，兩次榮獲普利策獎，兩次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厄普代克於2009年元月27日去世，享年77歲。他的《兔子四部曲》被《紐約時報書評》評為“過去25年中出版的最佳美國小說”之一）。 　　哈金不認為語言是《自由生活》這部長篇小說的“阿喀利斯腳踵”，他在這部作品出平裝版時，並沒有修改所謂“累贅”之處。哈金認為，自己這樣運用語言，是表現移民真實生活的需要：移民來自外國，他們怎麼可能一到美國就能講一口流利英語？像武男將“thank you”說成“sank you”，萍萍說“We not open yet”，語音不準，語法不通，這才符合、也才最能充分表現出這些人物在剛來新大陸這一特定時空的困境。哈金對我舉了好幾個熟人為例：許多人在祖國、運用母語時思維敏捷、妙語連珠，在人際交往中如魚得水；然而來到異國他鄉，處在另一種語言環境中，就變得遲鈍、畏縮，甚至封閉。“納博科夫《普寧》那本書的主題就是移民的語言。主人公是俄國移民，在英語人群中像個傻瓜，但是在母語人群中就好像變了個人。” 　　我記得有人曾半沉痛半調侃地說：當用外語思索和表達時，“智商要減一半”；哈金所用納博科夫的比喻更為形象：就像“在爆炸中失去七、八個手指後重新學會拿東西”。這對移民的心態和性格產生極大影響。哈金告訴我：納博科夫從來不接受當面採訪，都是用筆來回答記者提問。 　　要準確地表現這些人的心態，現成的英語是不夠用的，必須自出機杼來創造。“美國人受不了，私下說‘中國人的語言不規範，對英語純正造成衝擊’——但許多詞，因為社會文化背景不同，確實沒有常見的英文詞可以信手拈來。例如‘官迷’，就很難找到對應的英語單詞。‘officer seeker’（職位追求者）比較接近，但是沒有表達出著迷和瘋狂。”哈金只好選擇了一個很生僻的詞“emplomaniac”——這也許使美國人覺得生硬，但在中國語境中，只有它最準確了。 　　不僅如此。哈金2008年4月4日在布朗大學“全球化時代重估外語教學大綱”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就題為《為外語腔調辯護》（明迪中譯，刊於《多維時報》）。他開門見山：“英語的一個獨特榮耀是，相當數量的文學作品是由英語為後天習得而非先天所得語的作家所創作的。”哈金指出，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生于波蘭）是這一文學傳統的奠基人，而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生於俄國）則代表它的高峰。 　　這兩人走了不同的英語創作路徑。哈金說，在康拉德的小說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一種由英語字典所界定的語言邊界——他不會創造那種會使英語耳朵感到陌生的詞句。“在這樣一個邊界內，他設法寫出了里程碑式的作品”。納博科夫不同，“他從不把自己局限在標準英語裡，而是經常把這個語言的邊界向外推移”。“即使是韋氏詞典也沒有對他構成一個邊界，而更像是一幅地圖，因為他會毫不遲疑地創造新字和新的表達方式，如果詞典里沒有的話”。哈金指出，“結果，英語不得不變得有些異化。不過，在美國移民小說中，這是一種常規技巧。”儘管“對母語者來說，我們不可避免地聽起來有外語腔”，但這正是外來者對英語做出的貢獻。 　　對約翰·厄普代克所列舉的《自由生活》語言上的“小違規例子”，哈金說，“懂英文的中國人看不出那些用法有什麼不妥。” 　　哈金告訴我：他接到很多亞裔美國人的電子郵件，他們喜歡《自由生活》，沒有一個說這本書不好；但是母語是英文的白人，卻有的喜歡、有的不喜歡。（未完待續） 　　台灣曾被譽為世界上僅剩的三個最愛讀書的國家（地區）之一，另兩個是日本和德國。我親眼所見，傳言不虛。圖為今年元月台北國際書展上，應邀作為嘉賓的旅美作家哈金與台灣作家馬家輝一起舉行講座，聽眾發言提問十分踴躍。（高伐林攝） 　　相關文章：專訪哈金（1）：為自由願付出什麼代價 　　下篇預告：專訪哈金（3）：移民面臨三重挑戰

0%(0)

	標 題 (必選項): 內 容 (選填項):

	實用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