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夜，我與一幫朋友去三里屯參加一個聚會。正當我們歡快地享受着新年前夜的美好時刻時，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情讓我們的笑聲戛然而止。

　　我與我的美國哥兒們傑克走在其他朋友前面100米左右。我倆最先看到大概二、三十個人聚集在路邊，呆呆地看着什麼。一米九三的我踮起腳尖想看個究竟，發現地上躺着一個正在抽搐的年輕姑娘，她全身顫動，頭隨着身體的抖動而不斷撞擊水泥地面。離她最近的人與她只有大概兩米的距離，然而沒有一個人主動伸出手來幫助她--大家完全沒有行動。根據她周圍旁觀者人數估算，這個女孩應該已經躺在地上至少一分多鐘。

　　我與傑克脫口而出:“醫生!醫生!”但無人回應，人們都沉默地看着我們。我15歲時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游泳池救生員。我想起了當年救生課上學到的做法，趕緊蹲在她身邊，保護她的頭部，跟傑克一起讓她側身--當時她嘴裡已經冒出了一層白沫，平躺的話很容易造成窒息。那時，我們其他的朋友也過來了，大家開始拼命地到處尋找醫生，也有人撥打了110。

　　這位姑娘的痙攣完全控制不住，這使我非常緊張。我注意到她右眼上有一個巨大的、新鮮的腫包。我因此猜測她應該是走路時不慎摔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撞傷了頭而引發了抽搐。過了大概五分鐘，我的朋友湯姆帶着一位中國醫生跑回現場。因為堵車，救護車在30多分鐘後才到達，在這位中國醫生的陪同下，姑娘在昏迷的狀態中被送往醫院。(醫生前幾天聯繫我們說姑娘已經恢復了正常，身體應該不會有長期影響。)

　　在我的朋友們慢慢恢復平靜時，我的心裡卻充滿了很多令我不安、難過甚至絕望的想法。首先，據我們看到的情況，在我們到場前沒有一個人主動地撥打 110，也沒有人想伸手幫助這位女孩。如果他們不知道怎麼救護的話，還是可以蹲下，儘量與她說話，用自己的手或外衣來保護姑娘脆弱的頭部。再者，在我與傑克到場的時候，還有旁觀者用手機拍她抽搐的狀態。在我蹲下幫她的時候，還有一位旁觀者開始用開着閃光燈的手機來拍我們，當時我恨不得立馬搶過他的手機扔在路上。最後，當姑娘稍微恢復了平靜但救護車還沒來的時候，我們試着打車但卻被三個司機冷漠地拒載。我與傑克在路邊支撐着一個昏迷着的、處於生命危險中的女孩，而路過的司機卻一個一個地開走了。終於有一輛出租車願意送她到醫院，但那時我們已經聽到了救護車的鳴笛聲，就決定再等一等救護車。

　　這件事不免讓我想起魯迅在《藤野先生》裡講述的一個場景。在日本留學時，魯迅上課跟同學看了一部片子，裡面顯示出了當時中國人的冷漠。在同胞被日本人砍頭的時候，其他的中國人只是冷漠的旁觀者。(“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裡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這刺痛了魯迅：那些中國人怎麼能那麼冷漠、無情無義?為什麼不能團結，在同胞遇到威脅時願意互助?

　　不管是北京、紐約還是無數其他的大都市，在現代大城市裡，我覺得人們不得不互相照顧――城市裡有太多需要躲避的危險。如果我們不願意幫助他人的話，城市將會變成一個空虛、冰冷、沒有安全感的地方。

　　當時袖手旁觀的人們也許以為他們對此沒有義務，但我，相信還有其他許許多多中國人，都不以為然。我們必須承擔救助的責任。那個姑娘遭到的災禍是無法預料的，它也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設身處地地想象一下：當一個人一邊發短信，一邊走路時，可能突然在冰上滑倒，結果頭撞到地上，無助地在路邊顫抖，頭不斷地碰擊水泥地面。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或者我的朋友身上，我希望周圍的人會伸出援手，儘量地幫助我。但那晚先到場的人不僅沒有出手相助，還隨便拍照，這讓我完全無法理解。

　　此事發生之後，我的很多中國朋友都試圖用“南京彭宇案”來解釋旁觀者的做法。彭宇案指的是2006年在南京發生的一樁很有爭議性的法院判決。南京市民彭宇扶起了一位跌倒的老太太，並陪她前往醫院檢查，檢查結果表明這位叫徐壽蘭的老太太股骨頭骨折，需要進行人造股骨頭置換手術。徐壽蘭隨即說是彭宇撞了他，並向彭宇索賠醫療費。彭宇認為自己是助人為樂，不是肇事者，因此拒絕了老人的要求。在各種調解失敗後，徐老太決定提起訴訟。2007年9月5日，法官作出一審判決，稱“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說明事實經過並讓老太太的家人將她送到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

　　我的很多中國朋友都告訴我，在中國人的眼裡，彭宇案，開創了一個新的法律先例：在陌生人遇到困難時，不應該介入幫忙，否則你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2011年佛山2歲女童小悅悅在先後被兩輛車碾壓後，有18個行人路過而無動於衷，直到一位撿垃圾的阿姨向她伸出援手。當時有媒體分析此事也是受到了彭宇案的影響。

　　可是，在我眼裡這個判決不可能是造成此現象的全部原因;南京法官的判決結果恰恰可以證明人們對於冷漠已經是習以為常的，要不然他不會覺得彭宇的行為與“情理相悖”。這個判決當然有嚴重的問題，但不能全部怪它。

　　南京法官開創的先例真的足以讓人們不再願意幫助其他人嗎?我不以為然。也許彭宇案的先例會讓人因為害怕法律懲罰而逃避道德責任，不過，這種視而不見的行為在我們內心的道德法庭真的能夠逃避審判嗎?按照中國儒家思想的性善論，這種現象才是真正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相悖”的。

　　在我看來，我們對其他人道德上的義務遠遠高於法律所規定的責任。在西方國家，我們習慣用元旦前夜來許下新年的願望。雖然我們一般不願透露我們的新年願望，但我估計你們都能猜到我的。

　　作者潘亞當(Adam Century)來自紐約，目前作為美國富布賴特(Fulbright)獎學金學員在北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