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普世價值體系問題

袁偉時教授關於義和團問題的討論，有一個積極面就是倡導民眾尊重普世價值：你義和團固然有愛國的權力，但你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幹嗎不跳出來愛國？如果說它們因這樣那樣的原因錯過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愛國機會，你第二次鴉片戰爭怎麼也沒跳出來愛國？如果你早點幫滿清把那些西方列強打倒在沙場上，那就沒有後來的事了嘛。注意，我並沒有說戰敗的一方就應該受欺凌、受侮辱，但既然你已經在戰敗條約上簽了字，如果你覺得不公平並想顛三倒四，你就應該以談判為主：如果談不攏，並且你依然不服，你就應該臥薪嘗膽，象凡爾賽條約後的德國那樣，積極準備其他的硬辦法。那麼，請問，義和團的辦法是國際公認的談判辦法嗎？義和團是個象樣的“硬辦法”嗎？你連外交使節也殺，你連不佩戴武器的傳教士也殺，這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嗎？用如今的連中共也表面認同的價值體系來判斷，義和團就是個恐怖組織。

在中國民族主義走火入魔的今天，提醒中國官民尊重普世價值，不僅對世界有益，對中國本身也是極其有益的。你比方說，如果美國人說”一加一等於二”，難道中國人就因為甩不開民族主義的面子，而非要喊”一加一等於三”？事實上，人類不同族群之間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差異，但人性的共同點是客觀存在的，許多fundamental的東西是一致的。如果你“共產黨”為了那點民族主義的“面子”而不惜對抗這些fundamental的東西，那不就是地地道道的反人類了？你比方說，美國人產生嬰兒的主要途徑是通過男人與女人的有效結合，難道你“共產黨”為了有別於美國，你非要為反而反，在中國提倡男人與男人的結合來產生嬰兒？

不同文化/價值體系之間當然存在一個兼收並蓄的問題。這些問題早就有人研究過了，不必贅述，但無論如何，兼收並蓄與為反而反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回到“普世價值”這個題目上來，在“共產黨”早已不是革命黨的今天，在“共產黨”依然以一黨之私為其最高經營原則的今天，死死抱住一黨專制不放，已成為“共產黨”捍衛其既得利益的根本法寶。在此歷史條件下，“民主”二字變得空前的可貴；“共產黨”為了捍衛其一黨專制，對異己分子的鎮壓無所不用其極，這使得“ 自由”和“人權”這四個字變得無比的真實和迫切。

擺在國人面前的問題是一樣的：就因為美國人也提倡民主、自由、人權，我們中國人就要迴避這些議題？我們說，“共產黨”當局反對民主自由人權，那是正常的，因為它們的既得利益本來就不是按正路搞來的，一旦民眾擁有民主了和自由了，它們的既得利益將統統變為非法利益，所以，如果“共產黨”既得利益集團不反對民主、不反對自由、不反對人權，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問題是，你作為民眾，你怎麼看待這些問題？你有必要加入它們既得利益集團的合唱團，“洋二八蒯”的反對你自己的民主權力？反對你自己的言行自由和思想自由？反對你自己的人生權利和人生權益？再強調一遍，我的民眾概念是黨徒民眾與非黨徒民眾的總和，同時再次呼籲那些小黨徒停止其“洋二八蒯”的愚蠢行徑，跟民眾站在一起。

當然了，民主、自由、人權不僅是相對的概念，而且具有階級性。這些道理，我革命人民不僅完全明白，而且體會深刻。事實上，半調子“左”派一直以民主的階級性而拒絕民主，這正是它們的愚蠢所在：如果你認為代表A階級的民主是你所不欲，那你就提倡代表B階級的民主嘛，但它們提倡過B階級的民主嗎？沒有。拋開那些虎皮不談，就算半調子“左”派心目中沒有民眾民主的概念，它們總該珍惜它們自己的民主權力吧？但在它們開辦的網站被“共產黨” 官僚資產階級騷擾之後，它們感慨過“民主”的可貴麼？沒有。再一個就是半調子“左”派喜歡用民主的相對性來揭露西方民主（主要是美國民主）的虛偽性，而這個問題我十多年前就講過了，重複如次：美國的民主當然是相對的，並具有一定程度的虛偽性，但在“共產黨”一黨專制下的中國，民眾連相對的、虛偽的民主也享受不到。Again, 再次要求那些小黨徒不要“洋二八蒯”，不要以為你在“共產黨”內部罵罵咧咧的說了幾句俏皮話並且沒有遇到任何麻煩，你就以為“共產黨”是民主的：必須認清，那是因為你作為一名小黨徒從沒懷疑過“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合法性---如果你站出來挑戰黨的領導，看看你還能不能享受那種“民主”權力？

兩三年前，我看到網上有份廣州報紙販賣泊來貨，大概意思是結合美國某個案例說明在美國反政府也是非法的，並以此告誡大陸民眾，在中國反政府當然是非法的。我很感慨：那位販賣泊來貨的人知不知道美國政府是民主選舉的？如果美國政府是美國的某個黨派任命的，如果美國總統是某個黨派的黨魁欽點甚至隔代欽點的，我敢保證，美國革命早就爆發了。事實上，在一派死也不服另外一派的年代，美國人民毫不猶豫的打過內戰。

所以，我一直說毛主席不僅能幹，而且很聰明。毛主席在奪取江山之後，搞過不少大手筆，說過不少四平八穩的話，但在毛江山沒有奪到手之前，他可是一直把“民主“二字刻在額頭上的啊：他既沒有在“民主”二字面前羞羞答答，更沒有迴避任何外國的民主模式。請看下面這段摘自1944年的重慶新華日報社論：

“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 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隻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結合今天的情況來看，140年前，滿清抗拒民主的藉口、60年前國民黨抗拒民主的藉口與今天“共產黨”抗拒民主的藉口是何等的一致！回到半調子“左”派的問題上來，那些半調子在過去的30年中，一直是被當局靠邊站的怨婦，但它們也居然跟着當局後頭抗拒民主，簡直就是匪夷所思。事實上，即使我們退回一步，半調子“左”派的“唯黨論”的邏輯也是不通的：毛主席在文革期間就說過“實在不行，上山打游擊”的話，這句話充分表明，在bottom-line出現動搖時，毛主席並不在乎黨組織這個官僚花架子。事實上，毛主席除了經常整黨，他什麼時候搞過“唯黨論”？什麼時候為了捍衛一個反動的黨---包括他自己的黨---而反過民主？沒有，從來沒有：解放前，毛主席用“拳頭”回答了當時國民黨當局的反民主藉口；解放後，為反擊黨內走資派通過資產階級法權壓制民眾的民主訴求，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把人類的民主概念推至登峰造極的高度。所以，反對民主的半調子“左”派怎麼好意思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搞“唯黨論”？如果說鄧力群是為了保住他在黨內的高級退休待遇而陰陽怪氣和抱住“共產黨”大腿不放，那些小半調子反對民主，圖的是啥？這些小半調子真的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陰陽怪氣？

推薦一個“亞半調子‘左’派”的新概念：如果說大陸上的那些誰當權就高舉誰旗幟、把毛澤東思想當遮羞布的“左”派叫半調子“左”派，那麼它們在美國的應聲蟲可被稱之為“亞半調子‘左’派”，與硝酸和亞硝酸的意思一樣。這些 “亞半調子‘左’派”，絕大部分是在美國有獨立飯碗的人，沒人逼它們做任何人的奴才，按理說，既然它們與國內的半調子氣味相投，他們應該與國內的半調子聯合起來，你推我擋，互相彌補，把要說的說透。在右派陣營，海內與海外的右派一直是雙簧高手：海內不便講的（如賣國話題），海外右派用“全球化”為當局的賣國行徑解套；海外不便講的（如買辦官僚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分贓不均），海內右派則拋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做遮羞布。但這些半調子“左”派可是可愛的不得了：如果大陸的“左”派決定打壓葉向農，那些“亞半調子‘左’派”則立馬掄起棍子圍攻葉向農。可愛吧？

最近出了一個笑話，那就是吳弘達在法輪功揭露蘇家屯事件上製造噪音。憑直覺，那是因為法輪功在揭露中共做人體器官買賣的黑幕方面搶了吳弘達的生意，造成同行是冤家的局面。同樣在想，我革命人民與那些半調子“左”派之間是否也存在同行冤家的問題。你看，那些半調子“左”派自己的網站就在被當局騷擾，但它們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刪除和挪拐我革命派人士的宣傳品---特別注意，在半調子的網站上，“共產黨”官僚資產階級的文章固然不會被刪，即使是民運和法輪功的文章也能保持一小段時間，但偏偏就是我革命人民的文章連一小段時間也不會被保留。問題是，那些半調子與我革命人民是同行嗎？仔細想想，根本就不是。原因很簡單，我革命人民認為左派應該比右派更關心民主/自由/人權才對，哪有左派反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按半調子的邏輯，美國的那些下巴上吊着大鬍子、肩膀上扛着大辮子的反戰（男）青年全是右派，而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全是左派：這道理說得通麼？半調子也許要抬社會主義的槓，我們說，社會主義通過物質占有的絕對公平化，最大程度地materialize了毛主席的民主理念。事實上，如今帶引號的“共產黨”所幹的事，除了一黨專政以外，剩下的全是毛澤東所反對的，但半調子們不照樣在毛澤東思想這塊遮羞布下“ 愛戀”着這個帶引號的“共產黨”嗎？不照樣死死抱着這個引號黨的大腿不放嗎？用鄉下人的土話來講，真是“不嫌老母豬騷氣”啊。在實際鬥爭中，如我革命人民與“共產黨”官僚資產階級有衝突，不管這個引號黨是對還是不對，這些半調子與“共產黨”官僚資產階級一直是一家子人。所以，革命派與這種半調子“左”派怎麼可能同行？再次呼籲各界革命人士，正因為半調子們反民主，革命派尤其要重視民主等普世價值問題，真正的與人民站在一起，絕不能象半調子”左“派”那樣做 “共產黨”鎮壓人民的幫凶。

3. 民運失敗的必然性

以前，民主主要是民運的訴求。現在民運基本上全軍覆沒。那麼，我革命人民現在越來越注重民主訴求，這是否代表我們在接手民運的業務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要徹底理解這個答案，同時為了不重複民運的失敗之路，有必要回顧一下民運是怎麼失敗的。

如前所述，民主不僅是相對的，而且是有階級性的。民運們提倡的民主，從來沒有代理或代表過任何階級，充其量，民運版本的民主是代表它們自己。部分民運甚至積極響應鄧小平的“階級模糊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進而推銷超階級的民主。這個版本的民主，就是在美國也行不通：在美國的選舉年，Middle Class這個詞滿天飛，共和黨和民主黨無不挖空心思爭取Middle Class的選票。後來，民運們為了一錯再錯，放棄“階級模糊論”，承認中國有不同的階級存在，但極力鼓吹“階級不鬥爭”。這個“階級不鬥爭”的直接後果就是幫助“共產黨”實現其“穩定”，而民運在公開場合則一直鎖定“共產黨”為其敵對目標，好笑吧?

民運徹底潰敗後，為尋求心理平衡，四處賣弄Q理論，意思是，儘管我們民運沒有成功，但他們“共產黨”也早已不是那個共產黨了。有趣麼？絲毫沒有，請看民運的愚蠢軌跡圖：

1）當初為了讓每一個“共產黨”公派生都能吃上六四烈士的人血饅頭，民運是六四血卡最辛苦的跑馬仔，但後來有相當一部分六四血卡持有人在歸化為美國公民後成為 “共產黨”在美國臥底的，並成功的滲透到民運內部“攪渾水”和“摻沙子”，進而成為民運的掘墓人。由於六四愛國學生運動一直是民運的主要賣點，而它們所演奏的六四血卡又是如此的蹩腳和愚蠢，民運能不失敗？順註：當初我革命人民反對六四血卡，主張尊重六四烈士鮮血，早先跟我革命人民唱對台戲的不是“共產黨” 而是民運。“共產黨”反對我們對六四血卡的反對，那是後來的事。

2）為了獲取活動經費，民運為台獨藏獨當過跑馬仔。注意，毛主席當初為了贏得中國革命的勝利，也為蘇聯跑過龍套，但毛的做法取得了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民眾的諒解甚至支持，並且取得了成功，進而在書寫歷史方面有一定的主動權。我革命人民顯然不是那種迂腐的死腦筋，不會因為某某政治抱負人士用了某某外國機構的錢而大驚小怪---儘管我革命人民尚未走到那一步---但是，既然你民運已經走到那一步了，你是沒回頭路可走的，必須“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然後以成功者的面目來compile自己的歷史。台灣民進黨的早期雛形組織就被毛共資助過，民進黨不照樣帶領台灣人民從獨裁走向了民主？然而，現實無情，民運在接受台獨資助的同時，又人窮志短，不斷接受中共的招安，這種不但沒有主心骨而且沒有“我”字意識的團體，能不失敗？

3）儘管民運智慧欠缺，但小聰明玩得不少，可惜每次都以笑話和失敗告終：為了讓“共產黨”內部的趙紫陽能夠享受“共產黨”的高級死亡待遇，民運出了不少力，在胡耀邦的問題上也一樣。這中間的主要因素是普林斯頓和Columbia等美國大學在六四後收留了幾個流亡美國的趙紫陽部下和胡耀邦部屬，而這些人與北京的“共產黨”本來就是一路子的，只不過在“共產黨”內部的內權力鬥爭中不幸地遇到了槍口，進而不得不流亡美國做“學者”。按理說，海外民運的鼻祖根本就不是那幾個“學者”，但這些“學者”居然左右了海外民運，這種主客顛倒的民運能不失敗？

4）為了不讓“共產黨”貪官污吏的財產被共掉，民運始終不渝的貫徹了鄧小平“主要是反左”的方針指示，一直幫助鄧共反毛澤東，一直幫助鄧共反文化大革命，並力主私有化，僅管民運在“共產黨”掏空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中啥也沒撈到。民運一直號稱自己是反共的：既然它們在絕大多數具體問題上是鄧共的跑馬仔，它們的“反共”自然反的是毛共，也就是說，民運是絕對不主張犧牲自己利益去成全他人利益的。但最後的實際後果是什麼呢？這個後果簡直讓人笑掉大牙，原來民運自始至終一直發揚了“燃燒我自己，照亮‘共產黨 ’”的共產主義風格，為“共產黨”貪官污吏的奢侈淫蕩做了一顆政治上的人肉炸彈。是的，“我失敗了，但你‘共產黨’也不是那個共產黨了”，但在賬房數鈔票的是你自己麼？是你的朋友麼？有趣吧？

5）四年前，為了捍衛胡錦濤在“共產黨”內部的順位王儲地位，民運表現得比胡本人還要更着急。那時，民運們一口咬定胡錦濤就是中國的哥巴契夫，並且非常蠻橫的推銷“不是哥巴契夫也得是哥巴契夫”的那一套，如今結果怎樣呢？

通俗的講，民運失敗，一是心中沒有人民，沒有民眾的階級利益概念，只想自己也去分那杯羹，所以，“共產黨”根本就不是它們的政治對立面，而只是它們的利益競爭對手。後來，“共產黨”換了個腦筋，乾脆把它們民運嘮叨的東西提前實施，這一來，民運就被“共產黨”包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這個問題，我在10多年前就清楚的指出過---不服的可仔細讀讀我十年前的那些老文章。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在球場上打球，你要麼盯球，你要麼盯人，但民運則是既不盯球，也不盯人，相反，它們專門盯着球場上的裁判和球場外的觀眾,它們這種stupid的“球場戰術”是各界有志之士必須牢記的教訓。

從識形態高度來看，民運失敗就是失敗在信仰問題上。中國是“共產黨”的一統天下，能從“共產黨”眼皮底下跑到美國來的，不是“共產黨”黨徒的是少數。也就是說，在北美大陸華人社區，中共黨徒是大多數，不是中共黨徒的是少數。當然了，這些與“共產黨”早已不存在“糧油關係”的黨徒不一定就是“共產黨”在北美的走狗，但在50對50的情況下，即在這樣做來去不大、那樣做來去也不大的情況下，這些人一般會take美中之間“不對稱關係”的advantage.你比方說，如果一個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人在北京罵“共產黨”，“共產黨”肯定不會容忍，但那些中共黨徒跑到美國來罵美國、罵活躍在美國的異議人士，只要它們沒有間諜動作和恐怖動作，美國一般是懶得出面制止的：這為北美華僑中的中共黨徒滲透海外各類異議團體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有堅定的信仰，它們使用苦肉計也好、離間計也好，你是可以做到軟硬不吃和刀槍不入的。相反，如果你信仰不堅定，與那些黨徒華僑一起“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你一定被它們拐跑掉。所以，fundamentalist(原教旨主義分子)這個概念被我強調多少次了？

必須嚴肅指出，民運的慘敗並不標誌着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爭取自由的理念的失敗，更不標誌着中國民主化事業的終結。當然了，民運的失敗顯然不是我革命人民的成功，人民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