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再度攜手合作，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8月25陝北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按戰鬥序列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改編後，八路軍各級將領按照國民革命軍的編制原則，先後被國民政府授予了相應的軍銜，他們中：

　　朱德（八路軍總司令）、彭德懷（八路軍副總司令）、葉劍英（八路軍參謀長）、林彪（八路軍第115師師長，一說1938年1月掛少將軍銜）、賀龍（八路軍120師師長）、肖克（八路軍120師副師長）、劉伯承（八路軍129師師長）、宣俠夫（八路軍總部總參議，一說少將軍銜）等被授予過陸軍中將軍銜。

　　八路軍其他主要將領中，左權（八路軍副參謀長、前方指揮部參謀長）、聶榮臻（八路軍115師副師長）、徐向前（八路軍129師副師長）、周昆（八路軍115師參謀長，後攜款脫隊）、周士第（八路軍120師參謀長）、倪志亮（八路軍129師參謀長）、陳光（八路軍343旅旅長、後代理師長）、周建屏（八路軍115師343旅副旅長）、徐海東（八路軍115師344旅旅長）、黃克誠（八路軍344旅副旅長）、盧冬生（八路軍120師358旅旅長）、張宗遜（八路軍358旅副旅長，後旅長）、陳伯鈞（八路軍120師359旅旅長）、王震（八路軍120師359旅副旅長，後旅長）、王宏坤（八路軍129師385旅旅長）、王維舟（八路軍385旅副旅長）、陳賡（八路軍129師386旅旅長）、陳再道（八路軍129師386旅副旅長）等被授予過陸軍少將軍銜。

　　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雖然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編制問題上毫不鬆口，但是對於這些主要將領的軍銜，蔣介石還算是大方，據說對八路軍、新四軍將領的軍銜問題有這樣一個相對的原則：改編時候授的軍銜原則上不低於部分將領在1927年（包括1927年）之前擁有的軍銜，例如朱德、劉伯承、賀龍就曾經獲得過陸軍中將加上將軍銜，葉劍英、葉挺、宣俠夫等也有過陸軍中將軍銜；這從表面上看的確是照顧了這部分高級將領的歷史資歷的，其實這只是蔣介石籠絡人心的一貫手段罷了。然而就是授予軍銜這種籠絡人心的手段對蔣介石來說也是“臨時的”，隨着八路軍的部隊發展和壯大以及蔣介石的頑固反共立場，八路軍將領再也未被國民政府授予和晉升過軍銜！

　　二

　　在整個抗戰時期，八路軍前線各級指揮員除林彪、羅炳輝、徐海東、彭雪楓、周昆等因為工作需要佩戴過軍銜，其他將領幾乎均未佩戴軍銜領章，但是這並不表明我黨不承認國民政府歷史給我軍將領臨時授予的各級軍銜，其實這時候的軍銜一般本人都清楚，主要見於履歷表和相關工作報告中。

　　1938年3月八路軍120師給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提交了一份120師營以上幹部的履歷表，從這張履歷表上我們可以看到：12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肖克為中將軍銜；120師參謀長周士第、358旅旅長盧冬生、副旅長張宗遜、359旅旅長陳伯均、副旅長王震、385旅旅長王宏坤、副旅長王維舟為少將軍銜；120師參謀處長彭紹輝、359旅參謀長郭鵬、385旅政治部主任謝扶民、715團團長王尚榮、716團團長賀炳炎、770團團長張才千、支隊長宋時輪等為上校軍銜。

　　1938年底，八路軍115師提交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擔任團長的楊勇和楊得志也被提到有上校軍銜。

　　三

　　八路軍在抗日戰爭時期獲得過軍銜的高級將領只是少數人，此外還有部分人由於需要經常與國民黨打交道或搞統戰工作，也被中共自己臨時授予了相應的軍銜或以相應軍銜的身份。他們中有：

　　八路軍總部高級參議：周素園（少將銜）、童陸生（少將銜）、張克威（少將銜）等。

　　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主任彭雪楓（少將銜）、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李克農（少將銜）、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主任張雲逸（少將銜）、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錢之光（少將銜）、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主任王凌波（上校銜）、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主任伍修權（上校銜）等。

　　在國統區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有相應的軍銜，如葉劍英領導下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參謀處的張愛萍、聶鶴亭、李濤、邊章五、張經武等高級參謀也曾經被臨時授予少將軍銜。1938年羅炳輝以八路軍副參謀長的身份在武漢協助葉劍英等開展工作時，也以少將軍銜的身份參加統戰活動。

　　四

　　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委會在武漢召開了全國師以上參謀長、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八路軍總部派出了8人參加這次會議，他們是彭雪楓（八路軍總部參謀處長、代表八路軍總部，少將銜）、周昆（八路軍115師參謀長，少將銜）、邊章五（代表八路軍120師，少將銜）、張經武（代表八路軍129師，少將銜）參加參謀長會議；羅瑞卿（以八路軍總部政治部組織部長名義，上校銜）、張愛萍（以八路軍115師政治部副主任名義，上校銜）、歐陽毅（以八路軍120師政治部副主任名義，上校銜）、譚政（以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銜）參加政治部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