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諧社會三重奏(上) |
| 送交者: benson 2005年05月12日17:47:1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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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社會三重奏(上) 轉載《學說連線》 發布時間:2005-05-09
作者:龐忠甲 目錄: 前言 一. 構建和諧社會三大要素 (一). “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
二. 古今中外構建和諧社會例證選粹 (一). 西周前期“成康之治”
三. 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由之道 (一). 時到機來
結束語 參考資料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第一次將構建和諧社會作為重要任務和奮鬥目標並寫進黨的正式文件。 值此中國社會尋求轉型方向的關鍵時刻,執政黨正視現實,順應大勢,高瞻遠矚,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新思路,是為體現高度智慧和勇氣的重大抉擇。今年是中國落實和諧社會的第一年,隨着春季人大、政協兩會的召開,和諧社會已成熱門話題或“關鍵詞”。 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至高價值體現;是充分發揮人類聰明才智和創造能力,建設繁榮發達現代化文明國家,實現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進步的必要條件。 和諧社會是全體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目標,其最高綱領,可比擬於孔子的大同論,耶穌的天國說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事實上,今日世界不但距離理想目標十分遙遠,即便要實現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性和諧化也多咫尺天涯,步步荊棘,失敗反覆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所成功的則往往功虧一簣,難成正果。可說想想容易,做起來“難於上青天”,究其原委,關鍵在於缺少了一些必備的要素。 統觀一部人類史,古今中外正反歷史經驗表明,就內因而言,構建和諧社會必備三大要素: (一). “心態文化”-大本大源
三者互相配合、協調、成全,方能造就一闋功德圓滿,金聲玉振的和諧社會三重奏鳴曲(Trio sonata)。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即便已經處於“激發時機”,如果大本大源,保障機制尚在烏有之鄉,縱然羅列緩解社會矛盾的政策措施千百條,總是表面文章,粉飾太平,與真性和諧社會風馬牛不相及也。 本文就三大問題試論於下:一. 構建和諧社會三大要素,二. 古今中外構建和諧社會例證選粹,三. 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由之道。
(一). “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
一部歐幾里德(Euclid)《幾何原本》,以開宗明義若干不證自明、主導全書的數學公理(Axiom)為始基,沒有這個大本大源,何來高高堆砌的定理大廈?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對於“萬物之靈”的人類來說,主導歷史前進大方向的“大本大源”也者,當從“性與天道”(人性和客觀規律)出發,循社會性心態調控機理求解。 “惟人,萬物之靈” (《尚書.泰誓》)。人類與一切其他生物不同,特秉“靈性”智慧,這是一種創造性思維能力,能夠從個別中概括出一般,從現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從而發現和運用越來越多的規律性,預見事物的發展變化進程,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斷改善自身生存條件,追求越來越高層次的自由和解放。 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為三個層次:生存、享受和發展。(見《馬恩選集》第3卷)生存和享受是一切生物的共性,發展則是人類運用特秉靈性能力突破現狀,謀求更高層次生存和享受條件的創造性自我超越。 鄧小平指出:“發展是硬道理”。不圖發展,人就不成其為人了。 人類從事一切發展活動的根本原動力,源自趨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稱私心,說得學術化一點,就叫做利益驅動或經濟動力。人類利己之心來自生物本能,天經地義,不可壓抑或取消,否則就會變得苟且偷活,不求進取,甚至落到“開除球籍”、“天誅地滅”、淘汰無存。 人們常說,一個人應該愛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鄉里,自己的祖國,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衛國,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利己的共同本能。吾人稱頌集體主義,這個集體必指自己的集體,而非競爭對手或敵方的集體。提倡愛國主義,愛的必是自己的國家,而非敵方的國家。歸根到底,即便最誇張的集體主義或愛國精神,總是意味着對於每個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動原動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發展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負向的。正向者固以利己心為始發驅動力,但以利他(而非損人)為實現利己目的的條件,因而也產生利人的效果。例如許多科技發明創造,當事人因此獲得榮譽和報酬,尤可改善民生,造福人類,帶動社會進步。負向者損人利己,或損人而實際上未必利己,為害他人以至禍延社會,譬如盜竊、欺詐、搶劫、陷害、兇殺、侵略戰爭……甚至也毀掉自己。 利己的私心無疑是人性當中驅動靈性發揮效能的首要的根本要素,但若一個人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他人和集體的利益,就會走向以損人利己為特徵的“唯我主義”(Egotism) 或“自私”(Selfishness),驅使靈性為了滿足自己超乎動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不惜損害他人利益,構成倫理意義上的犯罪,造成上面所說的負向發展。 在這裡,必須強調說明:“私心”(Private Interest)與“自私”(Selfishness)雖然通屬廣義的利己範疇,卻是兩個涵義大不相同的詞語。在英語中,它們分得清清楚楚,既非同義詞,也算不上近義詞。就象我們說犬和狂犬,犬是人類的好朋友,狂犬則是捕殺的對象;或者說人和盜賊,怎能籠而統之,等量齊觀,混為一談?東西方文化差異,在一個“私”字的認識上,幾至南轅北轍。浩浩乎中華文明數之不清的亂因當中,漢語“私”與“自私”混淆不分,甚至完全等同起來,是不是算得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如果一個人有相當強度的利他之心,即人們常說的愛心或公心(Public Spirit),協同利己之心以調控驅動靈性創造能力,就可能防止以損人利己為特徵的負向發展,導向有益社會進步的正向發展。反之,如果私心沒有適當的利他之心扶正,就很容易無所遮攔,走上極端,成為自私的唯我主義(Egotism)者,什麽壞事都可能做得出來了。因此,利他之心,就是被公認為“善”的道德觀念的濫觴。 人和禽獸都有一點兒原始的有限的屬於本能範疇的愛心或公心,或即有限的“利他”因素,藉以維持或至少暫時維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即社會學家所稱“首屬群體”(Primary Group)中血緣和親密核心成員之間的共存關係,是為接續繁衍物種的起碼需要。 人類的這種原始的本能的愛心非常有限,不見得比其他靈長目動物的本能高出多少,遠不足以“自動”地產生堪以調控私心、防範自私的能力,所以人類特秉的靈性與自私相結合導致犯罪,可說是人人與生俱來,在所難免的“天生”惡性性向。據此,基督教神秘難解的 “原罪”(Original Sin)說,不妨藉助這樣一個簡明公式,即:原罪=靈性+自私,作出理性的詮釋。 人類雖然擁有至可寶貴的靈性,但只有靠着超乎傳種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階愛心”,方能在首屬群體範疇以外的廣大人際相處中,有效調控私心,防範自私作祟,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觀念,從而建立靈性意義上的人類社會,維護人類特秉的創造能力在集體範圍聯合運行,實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社會性發展進步。 這種超乎傳種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階愛心”,既非天生,也不能遺傳,系憑人類特秉靈性創造性思維作用後天領悟、傳承、積累、培育、弘揚而來。這個“高階愛心”是組成人類社會的基本的必要的條件,否則不用說社會生活了,就是兩三個人的微型集體也無法維持運行。 下文所說“愛心”,均指這種超乎傳種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階愛心”而言。 這個足以調控發展方向所需的“超乎傳種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階’愛心”,弘揚、擴展至集體、社會,就是所謂公心(Public Spirit)了。 靈性意義上的人類社會,不是抽象的單個人的機械相加,而是愛心(公心)調控私心,構成一個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具有無限創造潛力的有機系統,藉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在越來越高的層次上謀求增進自身的福祉。 十九世紀中期的現代心理學奠基人,奧地利精神病學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斷言道德的基礎來自性本能(Libido)的唯樂原則,並非過甚其詞。“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維持生命之餘,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慾。滿足性的簡單方式是強暴。霸王硬上弓,會遇到阻抗,享受不到兩情相悅、和諧美滿的性生活情趣,且有遭受報復懲罰的風險。靈性人類終能悟出一個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慾可能就成了靈性人類私心升華,萌發高階愛心的重要源頭。“聰明”人懂得對自己傾慕的異性對象,不是簡單地強行占有,而是發揚利他的愛心,投其所好,善獻殷勤,培植對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誘發共浴愛河的情慾共鳴;一旦成功,不僅順暢滿足一時魚水之歡,且能建立持續穩定、互相呵護的恩愛關係,由孤家寡人進至可靠合作伴侶形成的兩人世界。於是靈性人類得天獨厚,有了超乎鳥獸發情本能之上的人世愛情這回事。 藉靈性智慧選擇愛情代替強暴,並感知愛心無限奇妙,類而推之,領悟人際關係“合作比不合作好”這個貌似淺顯其實來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們,率先建成比較牢固的“首屬群體”和由此為始擴大“組織起來”的血族社會。 血族社會靠着愛心(公心)調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擁有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發揮的非常優勢,產生了主動利用和改造自然條件的強大能動性,不復停留在被動因應大自然環境的狀態,破天荒顯現了“生產力”發展進步,向氏族部落和雛形國家過渡的大趨勢。在叢林世界的淘汰機制中,那些停留在強暴苟合階段,不見開竅長進的同類,不免在具有愛心道德優勢和相應合作優勢的血族社會群體面前相形見拙,若不仿效趕上,終要落後、挨打、淘汰,以至開除球籍。 因此可以說,愛心或公心始自“首屬群體”,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會組織──家庭。孔子嘗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章句》)。故《易》基《乾》、《坤》,《詩》始《關睢》,人類文明由此發端和傳承不止。重視和珍惜家庭價值,根本意義在此。 愛心萌發,調節私心,剛柔相濟,靈性煥發,人類方得出類拔萃,走出叢林,成為天地眾生間的唯一強者。 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L.S.Stavrianos)在《遠古以來人類的生命線》(1989)一書中說:“人類組成了血族社會才是脫離動物界的標誌。在血族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由合作代替了爭鬥,在獲得食物和性伴侶中出現了不同於動物的規律,這種規律實際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態。” 該書引用了M.D.薩林斯《社會的起源》(《科學的美國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話:“在有選擇地適應石器時代的種種危險的過程中,人類社會克服或貶抑了靈長目動物的種種習性,如自私、雜交、爭雄稱霸、野蠻地競爭等等。人類會用血族關係和合作代替衝突,將團結置於性慾之上。人類社會在其最早的時期中實現了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克服人類所具有的靈長目動物的天性,從而確保了人類的不斷進步的特點……人類這種靈長目動物當時正處於同大自然生死攸關的經濟鬥爭中,所以負擔不起社會鬥爭這種奢侈品。合作而非僅競爭,是必不可少的。” 人類,唯有人類,實現了這場歷史上不同凡響的偉大的變革。這是萬物之靈在漫長歲月嚴酷生活實踐中,特秉天賦靈性引導私心升華,愛心(公心)萌發、豐富、深化、健全,以致理性化和體制化的結果;是人類得以脫離獸性生存方式,逐漸形成建設性的人際關係以至社會性的集體生活,有所發現、有所掌握和運用事物的客觀規律性,草創唯靈性人類獨有的文明社會、並且不斷發展進步的必要條件。 據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什麼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惡”;人類天性其實“惡多善少”,揚善制惡,要靠後天靈性覺醒,皈依“天道”。 靈性人類能夠超越生物本能,悟出一個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優化原理,認識到愛心(公心)不但有利於自己,而且是一種最為他人和集體樂於接受的愛己方式,或者說絕頂高明的利己之道,應視為每一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愛人者,人恆愛之;惡人者,人恆惡之。愛心(公心)為你帶來尊敬、讚美、信任、支持、多助和安全感。因此,愛心(公心)不是無謂的犧牲,而是成功和快樂之源。擯斥愛心的自私或唯我主義者其實是傻瓜。 有了愛心或公心調節私心,人類方才得以建立集體生活,逐步脫離獸性“叢林法則”,建立具有互利雙贏效果的良性競爭體制,造成一種有利於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環境條件。愛心或公心的發生和弘揚,是造物給予靈性人類的一種選擇,是人類逐漸感悟出來,藉以脫離漫長達數百萬年的獸性蒙昧時期,開創文明進步,追求幸福美滿理想境界的唯一明智選擇。 愛心或公心調節私心的偉大功能一旦突破了某個臨界點,在我們迄今為止所知道的環宇範圍,出現了靈性智慧意義上的人類社會;人類世界終能跨越漫漫長夜般的舊石器時代,脫離叢林生涯,形成合作機制,組建社會集體(由群落、部族到雛形國家),開創文明紀元,由新石器時代而農業、工業,直至今日訊息時代;可望由小康臻大同,營造人間天堂,堪“與天地叄”焉。 由此可知,人類得天獨厚秉有超越生物本能的靈性創造能力為善抑或為惡,取決於人性兩大要素,即“利己之心”──私心,和“利他之心”──愛心(公心)這一雙看不見的推手的聯合調控作用。為了敘述方便,下文將這兩大要素簡稱為“兩心”。 兩心聯合調控靈性創造能力,這個貌似簡單之至的作用機理,作為人之所以為人(不是鳥獸)的活動規律性的發端肇始,就是人性範疇如假包換的“大本大源”了。 兩心按先後而論,私心為先;按主次而論,私心為主。要認定私心為第一性,是生物普遍本能的直接延伸;人類一切行為的真性原動力來自第一性的“利己之心”,包括因“利他之心”做好人好事的真性動力也是來自“利己之心”,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說,是不可能存在的太虛幻境。 《禮志》云:“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因此“知者利仁”(《論語•里仁》)。“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黃帝陰符經》)大公只能來自大私,源自利己之心的“升華”。 愛心(公心)為第二性,是靠着私心加上靈性的感悟作用,從傳種接代本能之上衍生出來,但又相對獨立於私心。愛心(公心)的功能在於調控制約私心,以防範和克服損人利己的自私之心,引導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產生“利在自己,功在眾人(社會)”,“達則兼濟天下”的良性發展進步效果。 擺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老老實實承認人首先是為自己而活着,才有個人本位的人本主義,才有確保自身自由發展權益的要求,才有馬克思所說“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條件”。又因第二性的愛心或公心的調控制約作用,人們意識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權益的同時,也必須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樣的權益要求,亦即維護公平原則,才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長遠的也是最大的利益。民眾因而需要選擇和建立政府,實行民主共和政治,通過制訂和貫徹適當的“禮(包括法)”── 行為準則,“事之治也”,保障人們都能在互相尊重各自的權益的條件下謀求自身的發展(既有公平,又有自由),從而爭取造成一個利於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發明創造紛至沓來,先進生產力進階不止,驅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環境條件。對於個人本位的人本主義者來說,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就在於此了。 兩心在聯合調控運行中的地位孰輕孰重?一般情況下,私心與生俱來,主動強盛;愛心(公心)天生微弱,要靠家庭、學校、宗教和社會陶冶、傳承、積累、培養和教育形成。因此,能否弘揚愛心(公心),或者說能否弘揚倫理道德,經常是關繫着社會健康進步或倒退沉淪的重中之重、難中之難的核心問題。 兩心聯合調控運行中最普遍發生的失誤是自私泛濫、愛心泯滅,特別以握有統治權力的決策階層腐化變質為甚;其後果必定人禍連綿──表現為社會性的暴政、苛政、貪婪、腐化、墮落、犯罪、衰敗、沉淪、停滯、落後、毀滅靈性生命的戰爭和其他可能的人為劫難。 兩心聯合調控運行的另一危險傾向是無限誇大公心的重要性,追求“大公無私”的極端化“至善”之境,“過猶不及”,後果堪憂也。從兩心本質概念出發,沒有第一性的私心,就不會有第二性的公心,那無私的大公純屬空中樓閣,只能是虛假的偽公,並無真實意義可言。倘若堅持“大公無私”這一悖理,作為政策強行貫徹,人性第一性的私心遭到“大公”壓抑、否定和剿滅,失去了正當進取的途徑以至合法公開存在的條件;而萬惡的自私,特別是統治階層的自私之心,必定會利用大公旗幟作掩護,改頭換面竭盡詭譎伎倆能事以求一逞,其危害社會,較之顯性的自私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且因浸透了虛偽的毒汁而更形險惡和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為私正名(也是為公正名),明確“個人本位”的合理性,澄清私心天經地義的第一性地位,以保護正當的私心積極性,就成了撥亂反正,重振愛心(公心),實現真性道德復甦的關鍵。 孟軻嘗曰:“人有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章句上》)奢談天下國家,否定個人本位,可不忘了根本? 青年毛澤東曾經致力於尋找“大本大源”,對於人性“兩心”有過非常卓越的認識。大約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詳讀了德國康德派哲學家、倫理學家包爾蓀(1846-1908)的代表作《倫理學原理》後,寫下了大量批語。其中在評論該書引述叔本華強調自然人類的利己性時,他發揮道:“人類固以利己性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進一步說道:“如吾所親愛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則奮吾之力以救之。到劇激之時,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顯然他相信人類不僅有利己之性,還有利人之性;兩者以利己性為主,利人也是為了自利,絕非無緣無故,莫名其妙的天生善念,所以兩者其實出自一性──利己性。 毛澤東在這份批語中還說:“吾於倫理學有二主張,一曰個人主義,一切之生活動作所以成全個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個人”,“ 個人有無上的價值,百般的價值依個人而存,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的價值大於宇宙之價值可也。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謂。”(引自李銳《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天地圖書1996版) 毛澤東在1945年舉行中共七大上還講“個性解放”,認為“被束縛之個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 馬克思清醒地識透了,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經濟因素歸根到底是起決定作用的力量,一切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的即追求利益的動。換言之,就是我們闡述的第一性主動元私心的原動力作用。 在《共產黨宣言》中,這樣描述未來的理想社會:“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就是要求實現每個人和一切人自由發展的理想的和諧關係,使人人成為可以充分發揮個性特長的自由個體(Free Individual)。 可惜後來中國現實政治一度把這種真知灼見拋諸九霄雲外,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變成了狂熱無比“破私立公”、倡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狠斗私字一閃念”,意圖通過否定私心根本消滅人性罪惡之源的“至善”理想主義。當時所謂“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以為唯有在思想領域破除人性之私,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相配套,方能防止執政黨腐化變質,防止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滋長和復辟的危險,進而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於是馬克思關於“按勞分配”的“有私”原則,也遭公開否定。終至以“鬥私批修”為綱,發生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場希世人為浩劫,就“大本大源”而言,其實肇因於此。 既然兩種極端:自私唯我和“破私立公”皆不足取、不可行,則“極高明而道中庸”焉。吾人處理人際關係的大原則,當循“黃金中道”(Golden Mean),按照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在兩大極端之間找出一個兩心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既可利己以調動私心積極性,又澤及社會大眾,增進集體福祉,歸根到底是在更高層次意義上利己的優化解。借用數學術語,不妨比擬為對非線性無約束多元函數尋求每個變量的偏導數等於零時對應的極值。 工程師們從事工程項目設計時,總要通過技術經濟比較,在安全和經濟這兩大主要對立因素之間,經由計算、研究、分析,集思廣益,統籌兼顧,制訂兩全其美,綜合效果最好的優化解決方案。在求解為人之道難題時,是不是也應該這樣做:在私心和愛心(公心)之間,追求建立一種“兩心相悅”,適足以引導靈性創造能力循正向順暢發揮作用的“調諧”狀態呢?” 調諧(Harmonization),就是通過協調有關互相影響的因素,使進入和諧狀態,獲致有效的以至最佳的運行工況。按諸無線電學關於調諧的定義,當調節(Tune)可變電容器或電感線圈,使收音機接收系統與無線電波達到諧振(自振頻率一致)範圍,就進入了有效收音工況;如達到確切的諧振點,則可獲得音正量足的最佳收音效果,稱為調諧工況。 如果將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理解為對立面的調諧(統一)和變革(鬥爭),其中變革是手段,變革的目的是追求和諧,而不是為變革而變革。和諧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而且常常是暫時的、易逝的,事物總要向前發展和運動,原有的矛盾體會分解,重新出現對立,要求進一步變革;但無論如何,變革之所以發生,只是為了調諧的需要;變革或鬥爭不論如何轟轟烈烈,終究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不可本末倒置。脫離了調諧的目的去談鬥爭,或鼓吹變革的絕對性或無條件性,就是沒有建設性可言的破壞狂了。 調諧不僅是變革的目的,即便變革本身或即事物發展和運動的過程,也應講究和追求調諧,以減少損失,提高效率。凡是學過熱力學第二定律和卡諾理想循環可逆過程理論,或從事過動力工程回熱循環實踐的人們,恐怕非常容易對此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調諧是什麽?是尋求和諧的最優化狀態,是協和、是均衡、恰到好處的配合,是真、善、美;是兩個以上複合因素交互作用實現低損耗、高效率、平穩順利的聯合運行方式。調諧是幸福、美好的精華和極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性追求,具有公理性質和普遍意義。 人類和一切生物概莫能外,皆以享受調諧成功的和諧生活為莫大福祉。 天賦靈性的人類,具有創造性的思維能力,不受非靈性生物本能追求極限的限制。人生追求幸福不息,一旦達到了某個層次的調諧的目的,又要通過變革去追求更高層次的調諧,永遠沒有止境,這就是人類獨有的“發展”特徵。當然,也只有為了追求更高層次的調諧,變革才有其合理性質。 國家、社會、集體、家庭或個人慾求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採行反調諧的變革手段如暴力、戰爭,都是逆反天道,應為靈性人類所不取的下下策;唯有作為不得已的反制,這種手段始有其合理性和適用性。調諧化途徑,通常具有和平漸進的演變形式;歷史經驗表明,通過人們常說的“和平演變”以尋求優化決策,常常是損失少,收效大,實現社會發展進步的光明坦途。 人性範疇的“兩心調諧”化,乃人生幸福意義上的調諧過程的基礎或起點,是“肯定人慾,引上正道”的必要。私心與愛心或公心,應該互為條件,互相依存,相輔相成,不可分割,而非互相對立,更不可互相否定。任何個人、集體或社會,欲求經營成功,私心與公心,亦即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兩者必須協調得宜,達到一個合乎當時當地環境條件的最佳交會點,方能烘蒸郁襯,相得益彰,花好葉茂,欣欣向榮。這就是人性“兩心調諧”原理的要旨了。 廣義而言,調諧不僅是人性兩心的優化聯合運行方式,也是人與自然的最佳相處之道。今日舉世認同的“可持續發展”觀念,是靈性人類從自身最大利益出發,感悟、發展起來的合理化社會文明觀,要求社會發展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同時,實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決不要對後代人的需要造成危害。沒有“可持續發展”,人類世界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也沒有遠大前途可言。而“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最高境界,實質全在於美輪美奐的“調諧”兩字。 調諧,是包括人際、人與自然,人自身生理和性靈,以及萬物之間一切相互關係的優化相處原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中庸章句》)。 以上概論,從“大本大源”出發,揭示了靈性人類發展進步不可不遵,如同千江萬川總源頭那麽重要的人之所以為人基本原理: “靈性──兩心──調諧”原理(下文簡稱“兩心調諧”原理) 其中“靈性”為人類所以區別和超越一切生物之上的唯一的也是至高無上的根據。 靈性作用如何發揮,系受“兩心”聯合操控。 人類的靈性創造能力能否循正道產生既利己又利人的建設性成果;或適得其反,導向犯罪、破壞,以至自我毀滅;或長期自閉,停滯不前,無所長進,略同於非靈性生物而已;或落後挨打,開除球籍,泯滅無存;關鍵端視兩心聯合操控的社會性“調諧”水平。 所謂“和諧社會”,就是社會性“調諧”水平接近和達到當時當地歷史條件下的優化極值的結果。 如果借用數學分析表達形式,可將這條原理分列為十項聯立方程式如下: 1,靈性=創造性智慧(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的獨特秉性) 2,私心=追求自身福祉的原動力,源自一切生物共有的利己本能。 3,私心+靈性=發展(一切生物中,唯人類在謀求生存和享受之外,特有發展的要求和能力) 4,自私=私心走上極端,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他人和集體的利益,以損人利己為特徵的“唯我主義”,是負向發展的驅動力。 5,自私+靈性=負向發展的惡質運行系統(唯人類獨有的“原罪”的由來),導致倫理意義上的犯罪,趨於自我否定、自我毀滅。 6,愛心(公心)=私心經由靈性啟迪而升華,轉進利他運行軌道的超越形態。愛心(公心)相對獨立於私心,堪以調控私心,防範自私;是為靈性人類特秉澈悟成果,道德濫觴。 7,私心+愛心(公心)=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所必需的聯合調控驅動機制,以“兩心調諧”為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優化組合。 8,“崇公抑私”+靈性=發展緩慢、停滯,不進則退的劣質運行系統,自我抑制靈性創造能力的發揮,不免淪為充斥偽善色彩的罪惡淵藪,漸趨淘汰沒落。 9,“破私立公,大公無私”+靈性=另類隱性負向發展惡質運行系統,導致偽善外衣包裝下犯罪橫行,靈性創造能力活力盡失,趨於自我否定、自我毀滅。表面上看來,這是與“自私+靈性”型負向發展惡質運行系統相對照的另一極端,實質上由於“破私立公,大公無私”的虛妄性,必然淪為自私的偽裝形式,但是更富欺騙性。 10,“兩心調諧”+靈性=正向發展優化運行系統――導致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靈性人類由此自我肯定,自我超越,體現“極高明而道中庸”,可“與天地叄”焉。 一種反映靈性兩大調節元――私心和愛心(公心)調諧狀況的基本倫理觀念,可稱“心態文化”,一旦成為社會性思想信仰,即主導性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就像一雙看不見的推手,隱然操控著社會發展的大趨勢。 兩心聯合運行狀況進入調諧化區間時,形成正向發展優化運行系統,這雙推手應能驅使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相對順暢發揮,推動社會良性發展進步不止。 為了構建和諧社會,即按第十方程式實現社會性“兩心調諧”,進入正向發展優化運行境界,需要一種體現“兩心調諧”化的指導思想體系,深植人心,形成信仰,構成強固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心態文化”為基礎。 從上面的討論可見,“兩心調諧”化的“心態文化” 是毫無神秘玄怪因素的理性文化,但在廣大民眾沒有受教育機會,媒體落後,並且缺少一種“好有好報”社會機制的時代背景下,傳播理性觀念,達到深入人心,家喻戶曉,指引人生,談何容易?事實上,在民智未開的古代世界,一種“兩心調諧”化的“心態文化”,更可能借神性宗教為載體,依靠奇蹟威懾誘導建立草根性的群眾基礎,與其他要素相輔相成,有效發揮構建和諧社會的推手作用。 德國着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稱賞基督教新教產生的以宗教熱忱改造現實生活的心理轉變,他以為,正因為這種從“離世修行”轉到“現實生活實踐”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會才能發展成功資本主義,建成現代化發達國家。 確認“心態文化”的無形推手作用,不是什麼“文化決定論”。韋伯以為:“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過‘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經常如路軌上的轉轍器一般,規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動着行為。人們藉着這種‘世界圖像’試圖解答下列的疑問:我們願意‘從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記----要如何才能獲得解救。” 這樣的觀念暗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動力觀,但又“彌補”了經濟動力觀鞭長莫及之端(例如解釋不清東西方社會發展道路迥然不同的原因),對於詮釋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抉擇”,可能有一種發蒙振聵的意義。 人類社會在“經濟動力”這個火車頭驅動行進途中,會遇到無數岔道,如果缺乏一種“導人以正”的“理念”作為“路軌上的轉轍器”,以維持前進的正確方向,那就難免掉進迷失之海,落入毀滅的深淵,或像中國推背圖顯示的那樣,陷於無休無止循環轉圈、無所長進的窘境。 謀建和諧社會,需要一種足以引導社會和諧化的“心態文化”或“觀念文化”為支持。如果沒有這種“心態文化”,或者說擁有的是一種反和諧的另類“心態文化”,奢談什麼構建“和諧社會”,豈非緣木求魚?
“兩心”構成一雙看不見的推手,起着調控靈性創造能力的作用。為了保障這種調控機制的有效性,維護 “兩心調諧”成果不受破壞,必須建立一整套具有制約功能的行為準則,其中具有強制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吾人常說的“制衡”了。 “制衡”者,不僅意味著制訂法律防範一般社會成員的犯罪行為,更加重要的是對付國家政權機關的嚴格和周密的“權力制衡”手段。“權力制衡”不容存在“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的全能權力機構,讓公民在權力面前有一種真實的安全感,得以有效地制止濫用或誤用權力的行為,是維持社會和諧化生命力和健康發展進步大趨勢的必要保障。 權力產生腐化,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化,是基於人性“原罪”的一條不可逾越的鐵律。一個國家如果缺乏“權力制衡”手段,擁有統治權力的強勢集團,無論建政初衷如何高尚聖潔,難免為“原罪”驅使,一步步背離神聖承諾,走向自己的反面。他們會進行思想控制,扭曲、變造“兩心調諧”信仰體係為愚民手段,戴著代表人民利益的光環,利用人民信託的手中權力,以人民公僕的冠冕堂皇名義,去做出較之明火執杖的強盜可惡不知多少倍的彌天大罪;或竟直接訴諸社會達爾文主義,赤裸裸回歸“叢林法則”。這種惡性發展的結果,終將使得社會性靈性創造能力不復可能循正道順暢發揮,和諧理想化為泡影。 為什麽有人不惜國家民族付出如此天價,三百年前黃宗羲說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從而“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也。(見《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歷史經驗和社會現實不斷警示,為了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破壞、和諧化勢頭常葆青春,就要在國家政權層次上高高祭起“權力制衡”這個凝聚人類非凡智慧的法寶,約束人性原罪之惡。 “共和”,在某種意義上是“權力制衡”的代名詞,“共和”是“共同利益”的守護神;換言之,沒有共和的民主是不健全的民主,沒有共和的人民政權是站不住腳的人民政權。 西部基督教文化區進步發達,領先全球,創造成功現代進步文明,關鍵玄機何在? 羅馬帝國遷都君士坦丁堡後,西部地區天高皇帝遠,眾多“蠻族”國家世俗王權與羅馬教會大一統精神中樞同存,經典神學把它們比擬為“世俗之城”與“上帝之城”,互相支持又互相對立,誰也吃不了誰,因而倖免陷入世界其他地區宿命般無可逃脫的“政教合一”窠臼,出現了普天之下一枝獨秀的“凡聖兩立”局面。(詳見後文二之二)在那裡,基督教沒有淪為君主政權的愚民工具,卻不期而然地與君主政權形成了一種不倫不類但確有實效的“權力制衡”關係。君主握有生殺大權,但無法操控以宗教為載體的“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教會無兵無卒,卻能懲治甚至罷免一國之君。一旦教會自身因權勢極盛而腐化墮落,教義被嚴重扭曲之際,可以出現知識分子發動的“文藝復興”運動,以至進步神學家與平民、貴族、官員、知識界聯合起來,經由“宗教改革”運動挽狂瀾於既倒,“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歷盡劫難,猶可浴火重生,與時俱進,今更勝昔。 英國在十七世紀末最早實行具有共和性質的憲政制度。當時擁有選舉權的主要是少數貴族和有錢繳稅的上層階層,還說不上什麼民主,但有了分權制衡制度。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和新教倫理為代表的先進“心態文化”相結合,促成這個後進蕞爾島國,迅速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發展成為世界一流強國,並且快步走向民主化。英國首先發生工業革命,長期代表著世界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成為近代民主政治的前驅,絕非出於偶然。 由此可見,即便在封建專制政治環境中,有了“權力制衡”,一種“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就有存在餘地與發展壯大的可能,導致難以逆轉的良性發展進步大趨勢。 今日西方民主體制之所以能夠歷劫不殆,持之以恆,社會發達進步不止,靠的是那日後自覺體現“共和”精神建立的“權力制衡”機制充當守護神。 “權力”只能通過“權力”來限制,空談“人民制約政府”是毫無意義的。以美國憲法為例,其重頭筆墨都用在如何分散、限制和平衡政府的權力,以及保障公眾自由意志有效監控政府和選舉政府的權力。 什麼是針對統治集團的真正有效和健全的“權力制衡”機制?溯自“性與天道”常識公理,對照中國改朝換代、因循往復、長期發展停滯,以及西部基督教文化區“雙城記”居功厥偉的啟示,證諸現代民主社會成功經驗(見後文二之二),有效的“權力制衡”不可不遵如下四項原則: 1•分權或平行地位 2•選民擁有最後和最高制衡權 3•制衡動力來自私心 4•手段重於目的 “權力制衡”就是人性中處於弱勢地位的愛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後保障。在充斥原罪衝動的社會生活中,有了完善的“權力制衡”之道,人類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進程可以免於因統治者和強勢權力集團的自私惡性或認識錯誤而遭破壞、以至一發難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覆的後顧之憂。 “權力制衡”機制的形成,歷史上曾經有過不期而然機緣偶合碰巧發生的事實,但這種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而且幾乎絕無僅有。可靠的體制化“權力制衡”,要依靠“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指引,以及“激發時機”催活作用驅策,通過自覺的改革努力才得真正實現。
“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的形成和成熟,是一個漫長的、艱難的歷史過程。這種文化的萌芽綻放、轉折向上,或絕處逢生,撥亂反正、重開新猷,往往需要時到機來,某些特定因素提供催化觸媒般的激活作用,方得由隱轉顯、功效彰著、大放異彩,造就一種“飛躍”發展的局面。 “心態文化”如此,“權力制衡”亦然。 這好比機體細胞中的生物基因,可處於隱性的“關閉”(Repress)狀態,也可經由啟動因子(Promoter)等激發活性(Activity),進入“表達”(Express)狀態,發揮其不勝奇妙的特賦功能。 “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是靈性人類在長期社會實踐中感悟、傳承、弘揚的非凡成果。它們來之不易,卻非常容易被扭曲、破壞,或以假亂真,鬧到“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地步。 自從三百萬年前 “真人”(Trueman)顯蹤,十幾萬年前出現現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 )以來,靈性人類在進入新石器時代(一萬多年前)草創文明之前的漫長歲月里,除了和靈長類動物一般在叢林裡討生活,還幹些什麽(較之直立和使用工具)更為重要,堪稱人之所以為人的“崇高事業”呢? 人類足足化了數以十萬年計的時間,憑着天賦靈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礎之上培育、積累、傳承、發展成功那賴以建立文明的愛心或公心(語言和文字的出現,極大地有助觀念的培育、積累、傳承和發展),逐漸懂得互相殘殺並非人際爭強的唯一選擇,合作幫助,利己利人,良性競爭,方可群策群力,最大限度發揮靈性創造能力,成為天地間真正的強者。 人類告別新石器時代,走出叢林世界已逾萬年,“人之所以為人”的“兩心調諧”天道公理時不時隱然驅動着社會進步,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私加靈性造就的原罪支持下的人類特徵“叢林法則”,較之“獸性法則”可怕不知多少倍,在一切地域和領域盤根錯節,根深蒂固,氣數不盡,特別是掌握統治權力的強勢集團,往往或明或暗,奉為圭臬;因此社會性“兩心調諧”化力量真正占據優勢支配地位的時間極少,而且常常是焰火般短暫,難得造成一種穩定可靠的和諧化大趨勢。 一部人類文明史,何嘗不也是人類野蠻史。人稱“二十四史”為相砍書,整部世界通史何嘗不然?不論炎黃子孫、同文同種或諸夏夷狄、非我族類之辨,無不反反覆覆,互相殺伐不止,兇殘暴戾,無所不用其極,絕非獅虎熊豹一切非靈性猛獸類所能望其項背。十八世紀法蘭西有心人伏爾泰研究了他以前九百年的歐洲史,發現“不斷的戰亂使數百萬人死於非命,把許多城市毀為廢墟,代價如此可怕,報酬卻微不足道”;“史書裡沒有多少和平安定的年月,只見破壞和災禍。”憤世嫉俗的德國人叔本華也說,“歷史所記錄的全是戰爭和革命;和平的年月不過是零落短暫的停頓或間歇而已。”於是他認為,“人與人必然彼此競爭,因此永遠會相互仇殺乃至殘殺。”悲天憫人的俄羅斯作家契可夫持大同小異看法:“在人的心目中,生存的主要意義是廝鬥,歷史是一系列戰爭。”馬克思則認為,真正的人類史尚未開始,我們還處於“史前史”時期。 歷史上難能可貴的社會性和諧化勢頭的形成,常常是被極端不和諧逼出來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一旦生產關係嚴重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就產生了社會變革的要求。這種嚴重不適應的情況,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公正原則蕩然無存,多數人痛苦不安,社會動亂愈演愈烈。大亂至極,人心思治,常常誘發了改革生產關係、實現社會性和諧化的歷史契機;但歷史上大多數情況下,由於缺乏一種韋伯所說的引導進步的轉轍器功能,亦即本文論證的“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調控作用,人們白白地放過了一個又一個良機,動不動陷於治亂循環怪圈而不能自拔,白白苟活過了千百年。 在社會矛盾深不可解,強勢集團難有制勝自保之道的極端不和諧情況下,一些統治者戀棧既得利益,迷信生殺予奪絕對權力,不思戮力改革殘局,往往暴政腐化變本加厲,甚至走上極端專制獨裁和法西斯化的不歸路,終於不可救藥,煙飛灰滅;另一些統治者,特別是一些比較超脫、洞察情勢的後繼者,在內外各方面的壓力下,有所感悟,懂得讓步,善於協調,順應人心,一時緩解社會矛盾,可能導致短暫的“太平盛世”,但這類政策調整本質上缺乏“兩心調諧”內涵,總是虛有其表,不能導致根本性的改革,不足以帶動上升型的發展進步,長治久安無望。歷史上只有極為罕有的機緣遇合下,上下一心,幡然醒覺,尋求“人間正道”,既有適當的“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為支持,又能形成某種程度上的“權力制衡”作用,方才可能開創貨真價實的和諧社會新局面。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人心所向和改革壓力造就變局,還要有優秀傑出的志士、君子、賢人、聖哲、“先知”、“救主”……適時臨世為之提供學說、理論、教旨……進行啟蒙、宣導、奮鬥,貫徹…… “英雄”輩出呼應惶惶變局,“天時、地利、人和” 一朝交匯,方得成就浩浩蕩蕩和諧化“激發時機”。 另外,沒有外敵壓境、嚴重災變的威脅和挑戰,得以保持持久和平局面,或存在現實可供借鑑的社會和諧化範例,以及催促良性改革的強大國際潮流,都是造成“激發時機”的有利外部環境條件。 ************ “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本大源,沒有這樣的“心態文化”為始基,為導引,所謂和諧社會只能是鏡花水月,一廂情願而已;“無本”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見《孟子•離婁下》) “權力制衡”體制是維護社會性兩心調諧化趨勢歷劫不墮、常葆青春的最後保障,沒有有效的“權力制衡”,即便出現了社會和諧化局面,常常短命夭折,稍縱即逝,成不了正果。 “激發時機”意味着觸媒作用到位,是醞釀發酵,催化激活的環境條件。時到機來,和諧本源和保障機制可能“無中生有”,由隱轉顯,由衰轉盛,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碩果纍纍;成全大千世界朗朗乾坤美侖美奐的和諧社會三重奏。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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