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諧社會三重奏(中1) |
| 送交者: benson 2005年05月12日17:47:1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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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5-05-09-18717.htm 作者:龐忠甲
孔子譽為“鬱郁乎文哉”,言必稱道的西周,是上古世界構建和諧社會一大輝煌成功範例。 大約距今三千一百年前,中國發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跨越奴隸制的歷史性巨變。公元前11世紀中葉,周朝取代殷商,達到了封建社會初期的小康之治。 清末民初大學者王國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殷周制度論》) 毛澤東稱這場“大革命”為“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這場大變革,通過“兩心調諧”化作用,帶來了社會面貌丕變,靈性創造能力活躍的新局面。 中國大約從四千一百年前建立夏朝起,進入奴隸社會初期,其後商朝為奴隸社會中、後期。到商末紂王統治時期,奴隸社會已經存在了大約一千年。 傳說中商朝末代君主紂王是個登峰造極的絕對腐化奴隸制君主,造成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位於現今陝西的諸侯岐周領袖文王(姬昌)和他的兒子武王(姬發),領導自己基地和其他盟邦,發動了一場“大革命”,推翻了商王朝。 在生產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征戰勝利者抓回俘虜活口是無利可圖的。由於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一個人的勞動成果除供自身活命的必要消費外,還能有相當剩餘,於是部族之間戰爭的勝利一方,在利己私心驅動下,除擄掠財物、占據地盤外,有意讓失敗一方有勞動能力的人員存活下來,納為奴隸,迫令為自己從事無償勞役,增殖財富。於是那比較“公平”卻“殺無赦”的原始社會走到了歷史的終點,出現了最早的階級社會──奴隸主和奴隸階級對立並存的奴隸制社會。原先被處死的被征服者得以活命,成為可供利用的勞動力,必然帶來生產力躍升的新局面,催生了奴隸主專政國家及其財富和閒暇帶來的光輝燦爛上古文明。 奴隸一無所有,遑論人身權利。從中外歷史文獻包括甲骨文和殷墟考古發掘資料可見,奴隸像牛馬般被成群趕往田間,在鞭策監督下像牛馬般勞動,不勞動時同樣像牛馬一樣關在窖穴里。奴隸主可以任意買賣、殺害奴隸,不把他們當人。奴隸社會有了農業、手工業和服務業等分工,奴隸主會發現並利用奴隸中的人才,如能工巧匠甚至藝術大師等,以滿足其樂生的需要,但這些人才仍是畜生般的奴隸。奴隸的私心動力遭閹割、扼殺,其靈性創造能力幾無順暢發揮的條件,因此不可能指望個性極度壓抑的奴隸勞動保有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勢頭。 奴隸制國家經歷了一段上升發展以後,國勢盡可拓張,也居然留下了金字塔那樣勞民傷財,令人遐思無限的曠世奇觀,但囿於上述“兩心失衡”的局限性,終要逐漸陷入了消極、滯進,難有進步,以至社會矛盾激化,惡性發散狀態。 對照上文三大要素,周勝商敗,正是商朝奴隸制末期暴政肆虐惶惶亂世,人心思變之際順應“激發時機”的發展結果。 對照上文三大要素,可證周朝隆興是“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無形推手的非常傑作。 殷商信奉“崇天神學”,以王權世襲為“有命在天”,事無大小,都由卜巫問“上帝”決定。隨著殷紂覆亡,這種無稽的自封 “天命”合法性破了產。《詩.大雅.文王》稱“天命靡常”,《詩經》變風、變雅中有各種“恨天”、“怨天”、“罵天”的篇章。《尚書》直說“天不可信”,《尚書.泰誓》把天命的涵義講得很明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就是說天命自有準則,天意來自民意,民意就是天意,把天命同民意直接等同起來了;因此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欲至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著名政治改革家周公旦帶頭提倡“師保萬民”,指明“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文王受命。” 新興的周王朝以統治者在人世間合乎民心的卓越表現為保有天命的根據,提出了“敬德保民”和“以德配天”的執政理念,體現了一種領悟天理,但不依賴天助,相信事在人為,由神靈的“天道”轉到現實的“人道”,由“人本”而“民本”的理性的信天觀。這種新觀念構成了國家政治經濟領域重大決策和處理錯綜複雜社會矛盾關係的指導思想,是為當時歷史條件下“心態文化” 兩心調諧化的卓越成就。 《召誥》中指出夏、殷所以滅亡,其原因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之所以能滅殷,原因在文王懿德。 德者,道德也,常指克服自私,弘揚愛心(公心),推己及人,助人為樂的高尚品質;用在政治上,借過夏禹的話說,便是“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尚書.大禹謨》),必要落實到“保惠庶民”,“懷保小民”,“克明享民”“咸和萬民”這個民字之上。說得透徹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命合法性唯以德政為證,德政就是為老百姓謀實惠,舍此無以贏得民心擁戴,以建立長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文武周公主持開創的西周特色政治文明,突出強調“以德配天”,衍生了敬德、明德、容德、懷德、承德、秉德、率德、用德、奉德、昭德、慎德、敏德、成德、好德、勤德、顯德、崇德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德字號名目;“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也,把“天人合一”、“事在人為”的德治思想發揮到了空前極致。
其時,事關民生的“百工之事”,被提到了“皆聖人之作也”的高度(《周書.冬官考工》),用現代語言來說,可見當時十分重視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冶金業的突破導致從青銅向鐵器時期轉型,乃有以“惡金”即鐵作農具,“鑄、夷、斤……,試諸壤土”(《周語.齊語》)。自此農民的生產工具越來越進步齊全,所謂:“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耨、一錐……,然後成為農也。”由於人的生產積極性與工具改進相輔相成,大大促進了生產技術飛躍發展。 周初近六十年間,歷史上叫做“成康之治”,相傳天下安定,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該期間政治有序,社會穩定,民生改善,經濟繁榮,文物典盛,甚至出現了商業化和城市化勢頭,造就了後人津津樂道的西周前期“小康”好光景。 對照上文三大要素,可見西周初期和諧好景還得益於某種具有短暫時效的非體制性 “權力制衡”因素。 周本是陝西、甘肅地區的一個弱小民族,自稱“小邦周”。周文王謙虛謹慎,忍辱負重,行善積德,樹立典範,提高威望,努力團結周邊其他邦族。武王大會孟津動員伐紂時,自稱“小子”,宣告“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聲言“夙夜祗懼”,但“敢只承上帝”,“恭天成命”,號召盟眾“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信誓旦旦保證“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時“不期而會盟者八百諸侯”。 周人以西鄙小邦,成功地發動了一場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革命戰爭。克商後入主中原,周族人數不占優勢,面對包括不同民族的大小各邦社會勢力,深知必須恪守對天發誓的承諾,確保政治信譽,方能立於不敗之地,鞏固自己的新生政權。 今日中國執政黨一再嚴厲警告黨人腐化導致“亡黨”、“亡國”的危險,其實《尚書》早就記載着商湯對政權接班人發出非常相似的諄諄告誡:勿犯“巫風、淫風、亂風”等“三風十愆”錯誤,以致走上人民的對立面,否則,當官的“家必喪”,為君者“國必亡”。周初在建政分封的同時,賢相周公將德政原則制度化,不厭其詳修訂禮法規範,“耳提面命”般要求幼主務必吸取歷史教訓,懂得自我監督等大道理(《尚書.無逸》),可謂“慄慄危懼,若將隕深淵”。 武王克商後二年即去世。小邦入主,天下初定,繼承人成王少弱登位,賢相周公攝政,這樣的特定起步背景,加之殷紂權力腐化終遭天譴的慘重教訓還在眼前,西周雖然沒有建立任何“權力制衡”體制,但初期三代在特定的內外壓力和自我感悟下,強烈要求切記“弗克庸德,慢神虐民”,通過謹遵天命的道義名義制約王權,大體上起到了一種不是“權力制衡”,但類似“權力制衡” 的作用,成為周初社會和諧化的重要保障。 西周的天命觀大有進步,“敬德保民”指導思想陳義極高,可惜這種“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基本上局限於執政理念範疇,沒有來得及形成一種上下呼應的社會性強固信仰體系,“頭重腳輕根底淺”,只能在大亂大難之後、政權草創伊始、腳跟未穩的特定環境條件下,“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產生短暫的“作善”效應,更不足以及時催生不可逆轉的實質性“權力制衡”體制。一旦地位鞏固,握有絕對權力的執政者及其既得利益統治集團出於強勁的自私“原罪”衝動,就會沿着腐化墮落的不歸路迅跑起來。 由於沒有真性“權力制衡”這個守護神登場,在無制衡的統治者面前,信誓旦旦的自我監督,到頭來難免只落得一塊任憑塗抹棄捨的遮羞布罷了,結果還是擺脫不了前朝覆轍的宿命。 和諧小康好景不常,盛世頭尾充其量不過六十一甲子,第三代康王時已達強弩之末,從其子昭王下數,“王道”每況愈下,幾乎一代不如一代,到幽王時,政治腐敗不堪,中亞蠻族攻擊無已,烽火台特大醜聞後未久,首都鎬城陷於犬戎,被迫向東遷都洛陽,中央王權急竭衰落,是為東周。中國歷史進入了“諸侯恣行”、“政由強國”、“禮崩樂壞”、“天下無道”、“民不堪命”的春秋戰國時期。 《尚書》生動地記錄了中國早期政治家在無制衡條件下竭力克服權力腐化的努力及其失敗的無奈。他們憂心忡忡,殫精竭慮,千方百計,戰戰兢兢,躍然紙上,至今令人動容。後世歷朝有見識的政治家們也為此大題目絞盡腦汁。可是他們從未觸及“權力制衡”這個領域的邊,總是自我陶醉地以為高揚道德倫理,統治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監督自己,就能達到目的。他們一代又一代,匍匐在絕對權力腳下,為藥石網效的“吏治”腐敗毒瘡隔靴抓癢,不得要領,一直不承認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他們在歷史的無情嘲笑面前,總是執迷不悟地指望一朝天降“聖人明君”;但是 “聖人明君” 只要也是具有七情六慾的大活人,絕對權力的腐化鐵律永遠不會失效,“人在”,尚不能保證“政在”,更何況“人亡政息”乎? 西周和諧社會實踐的寶貴歷史經驗,幸而沒有像世界上許多地區的上古文明那樣失落無存,付諸東流。 生於春秋亂世的大思想家孔子,宛若“天之木鐸”,天機解密,從“兩心調諧”這個大本大源出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法周公,不涉迷信,以人為本,以民為本,將前人的敬德思想、禮治之道及其內涵的“允執其中”優化方法論,推陳出新,發揚光大,建立了以“仁學”為核心的儒家道德濟世大成寶典,提出了由“小康”而“大同”的分階段社會發展目的論。 孔子思想作為歷久彌新一流先進文化結晶,揭示了萬物之靈的“當行之路”(人之所以為人的應循客觀規律,或稱“天道”),是為推動文明建設,指引社會發展,增進人類福祉,構建和諧社會,導向人間天堂,具有普世價值的經世致用美輪美奐金聲玉振大全體系。 在上古中國,“學在官府”,媒體落後,廣大民眾沒有受教育機會,更且缺少一種“好有好報”保障機制的時代背景下,傳播理性觀念,達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深入人心,指引人生,談何容易? 於是孔子採行上層路線,周遊列國,試圖說服君主帶頭,自上而下弘揚“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施行仁政德治,構建和諧化的“小康社會”,由點及面,推廣天下。孔子學說既無草根群眾基礎形成強大支持力,又苦於缺乏足令君主及其統治集團甘心犧牲既得特權利益、“克己復禮而歸仁”的驅動機制。反覆遊說,到處碰壁,徒勞無功之餘,終於只能“知其不可而為之”了。 孔子“述而不作”,沒有親自為自己的學說下定義,來不及作出系統性的解說。其後儒家慘遭秦始皇極端反儒政策(“焚書坑儒”)的毀滅性打擊。流傳下來的儒學經典原著,多為斷斷續續的語錄式記敘體,缺乏連貫性,加之古漢語簡約含蓄難解,闕疑偽書雜陳,動不動要用猜啞謎的辦法推考,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釋起來,很容易隨心所欲,說黑即黑,說白即白。 孔子以後約350年,雄才大略的西漢武帝在今文經學家董仲舒協同策劃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神立教(儒教)、“政教合一”、教為政用。從此中國進入了漫長的所謂“儒家思想統治”時期。表面上看來,儒學被確立為國家的正統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夢寐以求的空前偉大勝利了,實則由此為始,真孔蒙塵,偽儒當道,孔子的真版儒家學說從來沒有主導過中國思想政治領域一天。 中國歷代王朝尊奉的皆非真版儒家學說,而是借夫子令名,偷梁換柱,重加塑造,一百八十度逆孔孟真意而行之的偽儒;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超級愚民工具,維護封建專制絕對權力超穩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會控制論。借近世中國社會慣用的一句政治術語,該叫做“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偉大表演(Great Per????ance)了。因此,人云亦云的“儒家思想統治”之說,應當實事求是、明明白白地正名為“偽儒思想統治”。 偽儒思想是一種反調諧的“兩心失衡”型劣質“心態文化”,在無制衡的“絕對權力”支持下,高踞似是而非的“崇公抑私”道德制高點,將謀求發展進步的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驅動力和萬惡的自私(Egoism,Selfishness)原罪混為一談,否定個人本位(Personalism)和自我意識的合理性,藉專制君權代表的偽公壓抑天經地義的私心進取積極性,閹割、扼殺人類最可寶貴的創造能力。自命孔子傳人或稱“後儒”的宋明理學家(朱子之學到陸王心學),倡“存天理,滅人慾”悖論,與消極無為的釋道玄說相結合,尤將這種破壞作用發揮到了不可救藥的極致,造就了一種虛偽矯情的“國民劣根性”,阻絕了政治制度改良和科學技術進步的前進道路,徹底否定了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可能性。 人們多說“儒教”為中國傳統信仰,實際上這是一種偽儒壓頂下自欺欺人的偽信仰,一旦剝去斯文體面的畫皮,剩下的就是虛火邪旺、可憐巴巴的阿Q精神了。 近代中國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國方略》中說:“中國由草莽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這是一個發人深思、簡明扼要的概括。 歷代掌握無制衡絕對權力的統治者,總要自封天命所歸、永世網替,相信依靠強大武裝力量為後盾的生殺予奪大權,足以對付被統治者的不滿和反抗,想不到一朝社會矛盾發展到了極端不和諧的地步,無權無勢甚至手無寸鐵的弱者,終將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尚書.湯誓》)之勢,展現翻天覆地般的摧枯拉朽超級威力,把自己釘上歷史的恥辱柱。這種事態終結了一個又一個封建政權,而且從此開始無休無止地循環重演起來。 周以後偽儒思想統治下的中國,雖有一些鳳毛麟角的“盛世”片斷(“文景”,“貞觀-開元” ,“康乾”等),其延續時間可能長過“成康之治”,但無非“治亂循環”當中,統治者不得已有所“讓步”、社會相對穩定的難得插曲而已,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這就是老百姓“暫時做穩了奴才的時期”罷了,總免不了“禍必隨之”,大亂不止。由於缺乏“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為支持,這類插曲都不足以同西周初期短暫而逼真,具有上升型進步意義的和諧時期的歷史地位相提並論。後世御用文人奉君之好歌功頌德,史家虛榮媚俗因循故事,這類“盛世”常被大肆誇耀,掩蓋了其中深刻的悲劇性質;但無論如何文飾華麗,事實上沒有留下多少堪以引領社會發展進步的正面的有益的啟示。 中國的“儒家學說”,如先秦儒學、漢唐經學、宋明理學等,先後傳入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國家,以不同形態登臨思想和政治舞台,形成所謂“儒家文化圈”,其中偽儒的負面影響和後果相伯仲也;但近年來時移勢易,真儒思想終於有機會在那裡發揮了一定程度的進步推手作用,發生了奇蹟般的積極效應,後文將就此專門討論(見三之二、三)。 孔子和他的傳人孟子等艱苦卓絕的實踐顯示,倘非適逢西周初年風雲際會、聖賢當道的社會進步轉折期,依靠理性上層路線捷徑僥倖取勝的可行性極低。西漢名為“獨尊儒術”,實則偽儒登龍以後,這種本來極低的可行性降到了零點。舍此而外,恐怕只有神性草根群眾路線最為值得一試了。
東方不亮西方亮。 如果我們發揮高度想象力,設想“造物主”從事着一場靈性人類社會發展實驗,一方面將人間的事情交給人類自己管,一方面在關鍵時刻悄然宏觀調控。東方中國進入“自作之孽” 的偽儒當道思想黑暗時期,也不存在任何實質性的“權力制衡”機制,喪失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素,社會發展從此趨於停滯;於是西方對照組浩浩蕩蕩展開了另一條路線的實驗進程。 孔子以後約五百年,耶穌基督(Jesus Christ)誕生於巴勒斯坦的伯利恆(Bethlehen)。耶穌自稱上帝的獨生子、代表上帝來到人間的彌撒亞(Mashiah,救世主),與人類重新立約,執行救贖人類的任務。猶太教主流派不承認耶蘇是救世主,把耶蘇的信徒趕出猶太會堂,於是他們作為猶太教的一個革新派,建立自己的獨立的聚會點,形成了早期的基督教。到公元一百三十五年,基督教完全從猶太教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新宗教。 基督教以神性宗教信仰為載體,傳播“天啟”救世之道,即所謂天道或天理。基督教以愛心為核心的救贖教義的哲理精神,內涵本質幾與儒家以人為本,“肯定人慾,引上正道”的“仁”學天然混成、完全吻合,又宛若逐一“接受”了儒家“路線錯誤”和五百年風風雨雨的前車之鑑,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修正”。 基督教是一神教,相信上帝創造宇宙萬物,是至高無上的唯一真神,不承認(人死後靈魂作為)鬼魂存在和輪迴轉世,不容許崇拜偶像,從而把奇蹟和信仰充分集中在上帝及其代表的身上,可將迷信因素壓縮到最低限度,以利排除不必要的思想混亂。 基督教信奉的上帝就是猶太教聖經中的耶和華,本來只被尊為猶太民族的神,公元前587年國破家亡、民族離散之後,這種信仰有了根本改變,形成了宇宙萬物和世界各族共有的“唯一真神”觀念,但仍以猶太民族為耶和華的唯一選民。猶太人自認是上帝的選民,管罪孽深重,屢遭天譴,卻有高人一等的民族優越感。聖殿裡分內、外院子隔開,不外邦信徒入內,這隔牆就宛同仇恨性的鴻溝。直到耶穌降臨,方才突破了舊日選民說的狹隘性,宣稱“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隔斷的牆。”(《以弗所書》2:14) “上帝仁慈地邀請每一位需要的人來到面前,得享平安。”(《馬太福音》11:28)“對每一個相信的人而言,是完全的救主,能滿足人一切需要。”(《約翰福音》3:16)從此不再分遠人或近人、猶太人或外邦人、被接納或被排拆的人。在上帝面前,人與人之間的所有差別統統消失不見了。 基督教教義和儒家學說都是“兩心調諧”原理──人類循正道謀求發展進步不可違背的基本公理常識的引申和運用,前者多了神學語言,少了理性立論,但內涵幾乎完全一致。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羅馬書》3:19-26)因此需要基督的救贖。克服原罪和解救罪孽的救贖之途,不是消極地宣傳禁欲主義、“大公無私”或一切皆空以否定私心,而是通過皈依上帝,信仰基督,從而遵循教義,“先求他(上帝)的國和他的義“,得以弘揚愛心調節私心,防範和克服自私犯罪傾向,驅動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發揮,方能去禍得福,得到“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參見《馬太福音》6:31-32),進而榮登天國;唯其如此。吾人不妨理解基督教“原罪說”和由此引申而出的“救贖說”,正是前述“靈性-兩心-調諧”原理的一種合乎邏輯的神性表述方式。 基督教教義的核心在愛。誡命總綱一共只有兩條:第一條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第二條是“愛人如愛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馬太福音》22:37-42)經耶穌重新解說,那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創造一切、超越時空的至上神上帝,已一改舊約中好妒、暴戾的耶和華形象,定義聖父的偉大精神也集中到了一個愛字(God is Love)。所以愛主就是要領受和感激上帝的愛心,並且“任何時候都該效法上帝,好象蒙着慈愛的兒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 “愛人如愛己”的另一表述是“你們願意人怎樣對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對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馬太福音》7:12)這就是基督教教義的黃金律(Golden Rule),其內容和儒家提倡的“己所勿欲,勿施於人”完全一致,只是各用正負語句表述而已。 說愛人如愛己,不說愛己如愛人,就是從人的本性出發,肯定愛己之心即利己的私心作為生存本能的第一性的正當性。首先知道愛己,才可能擴而大之,推己及人,弘揚愛人之心,以及延展至集體的為公之心。基督教和儒家這兩種歷史背景大不相同的文化體系,分別就神性和理性立論,結果都從個人本位出發,倡導仁愛濟世,旨在調控私心,引導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殊途同歸“兩心調諧”人間正道。 基督教講的愛,和儒家的仁愛一樣,不僅是一種原始本能的感情而已,而是超乎傳種接代本能以上,出諸靈性人類感悟,以至高無上的上帝為表率的“高階愛心”(參見本文一之一),“惟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人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具有公平、正義的真理內涵。 愛心或公心,就是道德觀念的概括。提倡道德絕非以私心為敵。寫基督教《神學大全》的着名神學家阿奎納(Thomas Von Aquin)說得明白“道德的淨化並非要徹底去掉七情六慾,而是使七情六慾合規。”這就是前面討論儒家學說中歸結出來的八字要旨:“肯定人慾,引上正道”,如此而已。基督教和儒家(不是偽儒家)學說一樣,從不誇誇其談“大公無私”、“破私立公”、“毫不利己”、“無我”或“忘我”之類過甚其辭,迷亂本性,誤導失真,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高調。 耶穌提倡遍及全人類的“博愛”,同孔子“仁者愛人”、“泛愛眾”的根本出發點一樣,其寬容精神打破民族、國家的界限,社會地位尊卑的界限以及君子、罪人甚至敵我的界限。基督教相信仇恨不能消滅仇恨,仇恨只能增加仇恨;只有基督的愛,才能解開仇恨的死結。因此這種仇敵之愛決不是懦弱的表現,反而正是最富智慧的勇敢。耶穌在世時,那些敵對的人給起了一個綽號:“罪人的朋友”。這本來是輕蔑之詞,但是在無意中正顯露了督“博愛”精神的偉大。 “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歌羅西書》3:14)同孔子認為“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的“恕”道為伯仲乎。 儒家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說。基督徒在“基督裡面合而為一”,在基督內再無種族與身分之分(《歌羅西書》3:11),耶蘇說過:“看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馬太福音》12:50)因此基督的信徒互稱“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具有平等地位的神的子民,人人可以循正道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幸福;每個人用自己的行為向神交待,重在現在和今後的表現;只要信主,無論過去罪孽如何深重,一切人都可以獲赦得救,都有改惡從善,獲得光明前途的機會。 基督教從愛心救贖基本教義出發,提出了體現社會性兩心調諧的中庸之“禮”,與儒家學說同樣以和為貴,倡導恕道,與人為善,反對走極端;包括了以摩西《十誡》和耶穌《登山寶訓》為主體的教規戒律,必要的倫理規、尊卑秩序和律法觀念。 基督教神性信仰不同於儒家的治世之道,基督教的“禮”講究做人的道理以及必要的宗教儀式,但不直接提出管理世俗國家的理論和意見。基督教不介入政治、經濟領域,不涉帝王術,也沒有現代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制度學說。基督教要求信眾尊敬長輩、服從官吏、遵紀守法,尊重世俗國家體制;通過貫徹教義,潛移默化,和平漸進,改造人類世界。 耶穌本人出身貧寒,“狐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耶穌傳播福音,針對社會不公,特別同情卑賤的窮人,抨擊不義的富人。早期基督教是“被壓迫者的運動,最初是奴隸和被釋放的奴隸、窮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和驅散的人們的宗教。”(恩格斯《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但是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寬容,同樣歡迎和擁抱覺悟來歸的有錢、有勢、有地位的人。救世主的任務不僅僅是解救特定的某一選民群體,借用日後馬克思式的格言來說,是為了“解放全人類”。 基督教和儒家一樣不鼓吹暴力,不發動造反。主要是通過弘揚愛心走和平演進的道路以改造社會。耶穌的信徒基本上不參與猶太教徒反抗羅馬的暴力鬥爭,為猶太民族主義者們所不齒,卻逐漸贏得了中上階層的認同和加入,其影響進而跨越了被征服和被奴役的弱者界限,擴大和滲入了羅馬統治集團內部,以及後來外來入侵的落後民族,終建立起了有史以來任何赫赫武功一世之雄無與倫比、望塵莫及的普世性“上帝之國”。據《大英百科》(1990年版)稱基督教信徒約有35億,占當今世界人口的半數以上;一般認為約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耶穌及其門徒不僅以上帝的名義藉助奇蹟的影響力傳播福音,而且善用猶太教的“天國說”,提出了一套簡單明白,比較“完善”的賞罰分明因果說,以解決弘揚愛心所需的私心原動力難題,從而極大地調動起了信眾虔誠皈依和遵行教義的私心積極性。 基督教的“天國說”宣稱人人都要在上帝的法庭上接受末日公義審判,世上一切人生命死滅後將迎來一個最後審判日(The Day of Judgement)或稱報應到來日(The Day of Reckoning)。那時耶穌將再度降臨,一切死去的人們的靈魂和肉體都將復活(Resurrection),每個人的全部記錄──所有的好事和壞事都將呈堂,由上帝公正裁定每個人的報應。天國說相當於理想化大同社會的一種神性表述方式,並通過承諾終極的絕對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把弘揚愛心和人必為私兩者,即調控靈性的兩心互相調諧統一起來了,卻巧妙地避免了俗世實踐檢驗失實的任何風險與困擾,在現實生活中,亦即最後審判日到來之前,絕無失信失實之虞。 天國說不僅調動私心積極性引導和鼓勵愛心向善,而且以“潛台詞”方式,隱含和啟發世人一系列合乎“兩心調諧”原理,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受惠無窮的重要觀念: 第一,天國說在天人立約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白交待上帝把人間的事交給了活着的人類自己處理,而且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單獨、直接向上帝負責,否定了預設命運的宿命論。 第二,上帝對每個人的評判,獎懲和最後處置即上天堂或下地獄,全憑本人實際表現。在上帝面前,無分出身貴賤、地位高低,無論君王或乞丐──人類一律平等。 第三,神在審判之先,給人機會悔改。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不免有罪,但不論罪孽如何深重,只要皈依上帝,懺悔改過,不分早晚,皆可獲赦免、得救,進天堂,永不嫌遲,永遠有機會。意味着容許犯錯誤的人們改正錯誤,再壞的人也可以得到救贖,重獲光明前途。這是一種“向前看”的非常有利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高明之道。 在科學尚未昌明的年代,基督教信仰,不是像儒家那樣講一大套理性原則綱領,而是藉着“獨一真神創造”,“人類始祖墮落”,“神人之間立約”,“耶穌基督救贖”,“推己及人愛心黃金律”,“世界末日審判”等神性特色觀念,成功地詮釋和灌輸作為人性基本公理常識的兩心調諧原理,循草根群眾路線,由下而上,由點及面,天長日久,潛移默化,影響廣大信眾在個人本位基礎上,弘揚愛心,贖罪從善,生成個性自由、眾生平等、愛己及人、入世務實、權力制衡等與偽儒當道東方中國大不相同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或稱“心態文化”,作為無形的推手,發揮了驅動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發展進步的偉大歷史作用。 較之儒家學說,新生的基督教起步更為艱難,一開始就被猶太教視為異端而非難排斥,更因否定羅馬神,以耶穌“吾主尊榮”冒犯和威脅羅馬氏族神權、羅馬皇帝的權威和帝國的統治,遭受羅馬統治者打擊鎮壓。 當時龐大的羅馬帝國已經像中國的西周末期那樣逐漸進入衰落階段,社會生活的苦難、罪惡和墮落達到了極點,普遍的厭世和絕望心理,增強了人們超越凡塵,解救靈魂的要求。基督教的救世福音和天國說深深扣動了千百萬人的心弦,成為令人信服和有吸引力的心靈庇護所。一切迫害都阻止不了基督教勢力的成長,相反地,基督教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二個多世紀中發展成了一支不可征服的強大社會力量。 公元二世紀初起,基督教鬆散的社團發展強化形成團結而有紀律的教會組織,並逐漸建立起了主教制以健全管理。到第四世紀初,基督教強盛到了如此地步,迫使羅馬帝國必須就根除或接納兩者之間作出抉擇。戴克里先(Dioclecian,公元243-313)皇帝作了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大規模鎮壓,結果仍以失敗告終。那時甚至戴克先的妻子也信奉了基督教,更為嚴重的情況可能是許多軍人都成了基督徒。羅馬當局由於鎮壓無效,並且認識到基督徒是不從事暴力對抗的順民,基督教甚至可能成為對帝國有益無害的統治工具,應該與其他猶太人區別開來,因此不得不對它改行寬容與懷柔政策,變反對、迫害、鎮壓為保護、利用、控制。 公元311年,羅馬帝國西部地區領袖君士坦丁(Constantin)大帝徹底轉彎,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392年羅馬皇帝西奧多修斯(Theodosius)一世頒布命令,廢除一切舊有宗教,關閉一切氏族神廟,禁止一切異教活動,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的(The one and only)合法的宗教。於是,基督教正式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羅馬皇帝就像四個多世紀前中國漢武帝所做的那樣,企圖從政治、思想和組織上全面控制基督教,使基督教會逐漸成為帝國的政治工具;借用一種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思想信仰,改造成為得心應手的御用愚民手段,建立符合王權長治久安需要的“政教合一”體系,成就萬世不墮的特權統治大業。 隨着奴隸制度走向沒落,羅馬帝國漸失光芒。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向東遷都君士坦丁堡(拜庭),從此越來越像早年中國的東周,中央政權弱化,封建諸侯割據分治。羅馬帝國就此分成了東、西兩部分。 基督教會為爭奪最高領導權、勢力範圍和世俗經濟利益加之教義上的分歧,也相應分成了以希臘語地區為中心的東方教會和以拉丁語地區為中心的西方教會,君士坦丁堡和羅馬分別成為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的中心。 由於絕對權力腐化不止、奴隸起義衝擊、奴隸來源枯竭以及日耳曼等“蠻族”大舉進攻,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基督教東西兩派教會歧異更加擴大,九世紀時雙方主持人(東方主教和西方教皇)互相將對方開除教籍,到十一世紀終告徹底分裂。 我們把“獨尊儒術”的中國和信奉基督教的歐洲稱為東、西方人類實驗對照組;現在,後者又分出了由基督教東、西兩派教會形成的對照組。 東、西教會徹底分裂後,加之伊斯蘭擴張造成東西方隔絕,東部基督教後來自立成為東正教(Orthodox),或稱希臘正教(因自命正統,故稱正教)。東部地區一開始就是皇權高於教權,教會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預和掌控教會事務,以至有權任免教會牧首,召開主教會議批准宗教會議決定,解釋教義。正如馬克思所說,“東正教不同於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國家與教會,世俗生活與宗教生活混為一體。”,沒有象羅馬天主教會在西方所起過的那種獨立於王權的作用。東部基督教在帝國君權的控制下,實際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為服務帝國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兩心調諧”精神在君主專制政治的壓抑下不覺轉入隱性狀態。東羅馬帝國的封建化過程進行得十分緩慢,整個社會死氣沉沉,處於停滯狀態。 在東西方教會分裂後,西部基督教遂稱天主教(Roman Catholic)。 羅馬首都東遷後不久,西部地區即遭外族紛紛入侵,形成許多分散的邦國。西部基督教成功地吸收了外來入侵者者進教,並在語言和文化上同化之,逐漸成為中世紀西歐群雄並立(不是集中統一的君主政權)局面下,意識形態領域大一統的強大核心力量,走上了一條與東部地區大不相同的發展道路。 中古時期西部歐洲的羅馬教會擴張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統一的和調和的社會整體。各個分散的基督教國家,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學都受到基督教倫理學的支配,這時教會在實際生活中體現了柏拉圖在“共和國”提出的的那種理想,即由聖者和敬畏上帝的人們治理着的統一社會。經過十字軍東征,教廷勢力更見隆盛,並且建立了經院哲學研究體系,以進一步發展和強化基督教的神學理論。 公元四世紀末,天主教神學家奧古斯丁(St.Augustinus,354-430)撰寫了大量宗教着作,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論上帝之城》和《懺悔錄》。 奧古斯丁在《論上帝之城》中提出了在西方教會看來如此重要的觀點,以至成為教會貫穿整個中世紀恪守的正統原則。奧古斯丁以為世界上存在兩種價值共同體:“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上帝之城”由上帝的愛心構築而成,是和平的永福之地。“世俗之城”則是人性敗壞的產物。這兩種城的說法,僅僅用來展示兩種對立的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有形的分立。它的居民混居在一起,直到末日審判那一天才會實在的分開。 面對普通信眾,奧古斯丁相當複雜的理論簡化成了一個明白而實際的對比:“上帝之城”在世上的體現就是羅馬教會;“世俗之城”的體現就是羅馬帝國或日後的王權邦國。這個“雙城記”說法雖然在義理上有漏洞,但深為教會喜聞樂見,馬上被教會緊緊抓住,作為神權高於王權,教權得自神授,教會代表最高和最後的權威,俗權不得僭越的理論依據。據此,世俗國家必須服從教會,當世俗法律的規定與上帝的永恆法相悖時,這些規定對基督徒便不具任何效力,並應被拋棄;世俗國家只有運用其權力來推廣對上帝的信仰和崇拜,其存在才是正當的。總之,作為創造主、至上神在塵世的代表,教皇及其領導的教會,為了確立意識形態領域最高權威的社會地位,確保這個最高權威地位強大不容挑戰,實質上是教皇及其神職王國成員為了滿足其人性的尊榮及物質欲望,必然要同封建專制國家世俗君王相抗衡,爭奪主宰一切的最高權力。 羅馬教廷牢牢掌握着神威和道德制高點,對下屬教會系統實行集中領導,憑着長期獨立發展壯大起來的強大群眾基礎,加上天高皇帝遠、外族入侵和王權分散化,君主沒有大一統威權,人民有轉徙逃避餘地等等歷史上罕見的得天獨厚社會環境條件,得以在這場同世俗王權爭奪主導權的鬥爭中,抵擋得住大小君主一相情願的政教合一、教為政用的企圖,堅持凡聖兩立、政教分離,甚至在許多方面教權高於王權,從而形成了封建專制統治時期非常有利於社會發展進步的“權力制衡”格局。 這種不期而然形成的“權力制衡”關係,儘管充斥罪惡表演,但從歷史演進的高度而論,幸而保留了基督教教義“兩心調諧”精神顛朴不破、煥發靈性奇葩的寬廣餘地。政、教任一方都不可能“領導一切”、“決定一切”、“控制一切”,無法形成從人身到精神無所不包的“一元化”統治體制,不至於犯錯誤達到漫無止境、無可救藥,竟致社會發展長期停滯,走向沉淪、沒落,以至自我消亡為代價的悲劇性結局。如此不僅捍衛了“上帝之城”拯救“世俗之城”的神聖功能,造就一種神性的大愛同世俗專制政治的大私在鬥爭中求調諧的格局,產生了容許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自由發展謀求進步的空間;而且,也使得那自命神聖永無謬誤、權勢灸熱的教廷自身一旦變得專橫跋扈、腐化墮落時,下層群眾的改革願望和造反行動有可能與“世俗之城”的強大制衡功能結合起來,進行有效的抵制和匡正。 在整部中世紀世界史中,除了西部基督教文化圈,我們找不出同這種粗粗看去不倫不類、不登大雅之堂,但確鑿有效的“權力制衡”格局差可比擬的例子。在沒有哪怕一位政治哲學學家預見到的情況下,就是這種政教之間充斥自私貪慾罪惡表演,不期而然形成的“權力制衡”格局,幾同不可思議地為人類世界帶來了千真萬確的“與天地叄”微妙契機。 歷史上西部基督教教會勢力同世俗王權之間互相合作和對抗的記載,常常被史學家聯繫教廷世俗化、權力爭鬥、腐化墮落、禁錮思想、反對科學、“黑暗時代”、以及終於爆發宗教革命……,視為歷史的荒謬和悲哀。而十字軍東征中的種種謬行,不同教派之間的爭戰,對猶太人的政治迫害和屠殺,尤為背離基督精神的莫大恥辱和罪惡。儘管人所共知,近代科學、民主在西歐基督教國家中首先興起,史學家們似乎很難稱賞羅馬教廷有何功德可言。恰恰相反,羅馬教廷推動的對基督教的崇拜的整個過程,通常被認為意味着壓制思想自由和阻撓科學技術發展。西歐民主啟蒙大師們多為教會的激烈批評者,甚至不承認教會的合法性。幾乎沒有一個基督教徒把中世紀基督教(天主教)的存在解釋為對現實物質世界中科學的召喚。 於是,權威歷史學家們多稱,近代民主和科學在歐洲興起不是源自基督教,而與歐洲文化傳統中的某些因素有關,常常解釋為來自希臘民主傳統,亞里斯多德和歐幾里德著作中所表述的理性主義。而且人所共知,近代民主與科學發軔,不是在教會權勢鼎盛的年代,而是在十四、十五世紀文藝復興,特別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的創造力旺盛時期,那時,歐洲出現了人本主義文化傳統的復活。 但是歷史學家們仍然面對另一個更加摸不着頭腦的難題:為什麽源自希臘的民主傳統和理性主義不能在東正教環境中的母國發揚光大?卻在壓制思想自由的西歐基督教勢力圈成正果? 再有甚者,為什麽在箝制思想自由的西歐出現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而東正教地域和東方中國兩千年間始終沒有哪怕即便差可比擬的“人本主義文化傳統的復活”? 為什麽在羅馬教廷宗教異端裁判所的恐怖控制下,科學家大量湧現,一面受打擊壓制,一面創造發明不止;而東正教地域和東方中國顯得一片靜穆? 如果立足“兩心調諧”原理,我們應不難穿透表象,循事物本質理清來龍去脈。 西部基督教文化區社會發展進步的大本大源,來自基督教文化的“兩心調諧”內涵;而凡聖兩立、政教分離格局下史無前例地產生了的的“權力制衡”機制,相當於這種“兩心調諧”文化內涵歷劫不墮,發揚光大不可或缺的守護神。 殊不知那犯了許多反基督錯誤的羅馬教廷的存在,體現了世界人類史上無可比擬、獨一無二的有效“權力制衡”範例。如果沒有這一貌似和一切凡俗爭權奪利一樣卑鄙骯髒、不堪稱道的“權力制衡”,那基督教文化內涵和草根群眾路線的成就,都會在專制政治的淫威下,化神奇為平淡而湮沒,和其他所有政教合一或教為政用的專制統治國家一樣,勢難形成足以煥發靈性創造能力以推進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兩心調諧”持續化社會環境條件。 這種既不成文,又無章法的“權力制衡”,雖然從政治學觀點看來粗糙不堪,甚至醜陋不堪,但畢竟使得王權難以走上絕對權力和絕對腐化的不歸路,經常為大千世界留有“兩心調諧”的餘地,亦即人類靈性發明創造能力得以發芽抽枝的餘地;也使得那擁有強大物質基礎的意識形態最高權威――教廷,利慾薰心、走火入魔、迷失本性之際,猶有挽回狂瀾,重開新猷的強大動力和歷史機會。 這裡有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間的“權力制衡”,無論那一方,教廷腐化墮落也好,王權腐化墮落也好,都不可能徹底否定基督教人本主義文化內涵和草根群眾路線的成就,誰也擋不住一場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大覺醒的到來。我們看到了靈性受抑的“黑暗時期”,但教廷畢竟無法制止薄卡丘在《十日譚》中痛揭教會和神職人員的偽善和罪孽,以及隨之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我們看到了被綁上火刑柱的科學家,但是教廷並不掌控世俗國家的專政工具,必須得到議會判為不受法律保護的異教徒後方能下毒手,因此要懲罰更多的科學家也難,要徹底扼殺思想自由、取消靈性創造活動更難。 拜這種“權力制衡”之賜,西方基督教環境中生活着的靈性人類畢竟能夠享有一個較具“兩心調諧”內涵的生存環境。作為對照,神州中華優秀的知識分子和同樣具有創造潛能的勞動人民,在由上而下的偽儒文化以及政教合一體制“天無可逃”的控制下,已然進入精神植物人狀態。 於是,浩浩鵬程萬里的現代化之旅,就從這開始。 今天我們值得以極大的熱情來謳歌盛讚那“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間的“權力制衡”關係。“權力制衡”不僅是一種監督作用,而且是一種某種意義上的否決權,一種可以說不,而且說了能夠算數的機制。如果沒有這種機制,再好的理想和制度也會被沒有制衡的絕對權力所破壞、蹂躪,幾無可能形成有利社會持續上升發展進步的大環境。 “權力制衡”的必要性,是“兩心調諧”原理用之社會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項鐵律。 用東方儒家語言來說,“權力制衡”是中庸之道的“和而不同” 原理應用於政治體制化的上限,是禮的最高形式。在人類分別共同經歷過的封建專制統治時代,東方儒家路線未能解決的歷史癥結──“權力制衡”之謎,終於在西方人類實驗場,為西方基督教文化地區的社會實踐不期而然地漸次破解了。普天之下,這是有史以來形形色色政治文化當中,到那個時期為止唯一的一次破解成功。萬物之靈,徼天有幸,信而有徵乎。 浩浩鵬程萬的現代化進步之旅,絕非從此開始一帆風順了。如果說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王權已經無法置基督教於政教合一的窠臼之中,不能按其特權統治集團自私貪慾破壞基督教文化的“兩心調諧”內涵,那麽恰恰是身居“上帝之城”,戴着神聖光環,權勢膨脹不已的教會神職人員自己, “打着紅旗反紅旗”,扮演起了以上帝代表身份扭曲背反上帝精神的罪人角色。 任何優秀的仁人君子,一旦處強權地位,在無所制衡的情況下,深藏基因無可豁免的原罪總要騷動不已,非常容易一發不可收拾,即所謂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化的必然性。當時歐洲政治權力分散於許多邦國,相比之下,集基督教領導權於一身的羅馬教廷的威權超過了一般君主,其中產生了一個由教皇、主教、神父、神職人員組成的強勢特權階層,他們在以教會名義行使權力時,世俗王權其實難於置喙(制約)。在聖潔外衣掩護下,從自命“永無謬誤”、“永遠不受審判”的教皇到下屬神職人員,其自私邪欲膨脹起來,爭權奪利不擇手段,貪瀆墮落漸成大患。 隨着教廷權力上升,為了維護與加強自己的特權地位,教廷一方面按照封建制度建立了自己的等級制,“給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賜的恩光”,藉此以權牟利;另一方面,同中國的漢武帝董仲舒炮製假儒學如出一轍,實行宗教的愚民政策,以修道院的出世神學教條取代“道成肉身”主義的健康積極因素,抹殺人性,剝奪思想自由,窒息創造能力,造成了一個靈性淤塞、萬馬齊暗的“黑暗時期”。傑出的作家和詩人但丁被放逐,大科學家哥白尼、伽利略先後被送進異端裁判所,甚至把堅持真理的優秀科學家和思想家布魯諾綁上火刑柱,以抑阻懷疑奇蹟、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 不少歷史學家,把羅馬教廷在中世紀的腐敗和反動,當作基督教的一筆歷史孽債,視為批判“宗教統治”,提倡理性主義或唯物主義的強力依據;一些人就此分不清嬰兒和洗澡水,理不清基督教文化在歐洲和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推手作用。殊不知羅馬教廷的墮落,只因基督教關於人人都有原罪的警告的普遍性同樣適用於教會神職人員本身,誰也逃不脫權力導致腐化的鐵律,而非基督教文化本質內涵的過錯,兩者不可混為一談。值得慶幸的是,宗教改革前後歐洲傑出的思想家包括民主啟蒙的主導人物,一方面抨擊羅馬教廷反人性、反進步和腐化墮落,另一方面仍然頭腦清醒地將基督教教義以弘揚愛心為核心的理性內容奉為人類應循共性指導原則。 基督教奉行了一條大不同儒家的發展路線,一開始就直接貫徹到最底層民眾植根奠基,沿着由下而上的途徑發展起來。一旦教會上層腐化變質,廣大信眾不會長期上當受騙而無所醒覺,教廷的愚民政策很難肆無忌憚不受抵制。西部基督教在所處特定政治環境中贏得了“政教分離”,不期而然造就“權力制衡”機制,教會權勢縱然灸手可熱,卻不可能直接掌控國家專政工具鎮壓造反信眾;更有甚者,在許多情況下,不甘和不滿教會強勢壓頂的王權、貴族勢力和政界上層會站到腐化了的教會的對立面,即人民的一邊,以爭取民心歸附自己,強化自身權力地位,為此同民間改革派結成正義的聯合陣線。因此西部基督教存在一種自我變革、自我完善的良性機制,得以免於重蹈中國真儒蒙塵二千載不得超生的覆轍。 十四世紀從意大利開始,一批先驅俊點燃了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聖火,借復古為名,對古典的希臘羅馬值觀進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價值,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對人的注意。他們描寫人、歌頌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回歸基督教本義,提倡人本主義,以“個人重要”的概念向僵化的教會中心文化挑戰,從而重新調諧兩心,衝破借神性抑制人性的“偽公”,把長期受壓的正當的私心積極性解放出來,極大地煥發靈性的創造能力,為歐洲主要基督教國家帶來了文藝創作空前繁榮,促進了客觀的科學探索,以及商貿、金融事業的發展。 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萌芽,城市興起,商務、外貿發達,一些小手工業生產漸為較大的手工工場所取代,紡織、冶金、機械造等行業機械化程度日益提高,資產階級的前身──新興市民階層已經成形,促使國家主義、民族意識日益覺醒,呼喚政府支持和建立健全的市場環境。此時一些國家的王權日漸隆盛,西班牙、法國、英國等都在該期間發展成為強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國家。 十六世紀初期,由文藝復興帶動,在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城市商界以及民族主義者等新興勢力支持下,以反對羅馬教廷兜售贖罪券斂財(宣稱只要買了教廷發行的贖罪券,已往及以後的罪孽都可一筆勾銷,死後就可直接進天堂;不僅誘迫活着的人買,還要求替已經死去了的人補買。)為導火線,歐洲興起了一場由下而上的宗教改革運動,針對羅馬教廷及其下屬教會道德敗壞、財務腐化和侵占世俗產權等現象,質疑教會權力體制,要求按基督教本義進行改革。 這場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者,德國神學博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繼承和發展了一個多世紀前波希米亞人胡斯等先驅者批判教會的思想,主張只有聖經和真理才能指引信眾,破除羅馬教廷的絕對權威地位,強調“因信稱義”(因信得救),重振“道成肉身”原旨;主張基督徒憑信心和愛心就能獲得自由,否定教會對信徒的種種束縛和淪為騙術的“善功得救論”,認為“聖禮”、“隱修”和“贖罪券”都毫無意義,強調入世和社會服務;提出把信仰(神學)從教會制度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教會只是一個信仰的共同體,而不是一個等級制的神權政府,信徒經洗禮皆可為神父,神職人員和教徒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等級的差別,否定教會自封的信眾與上帝之間溝通中介者的地位,以及壟斷《聖經》解釋權和召開宗教會議等種種特權,並要求改革簡化繁瑣的宗教儀式和雜的教階制度,贊成教會制度多樣化;對教會的一系列信條提出批評,例如否定煉獄的存在,反對牧師不得結婚的規定;還鼓吹王權高於教權,主張建立國家教會,以及廢除教會規定的苛繁刑罰等。這些主張體現了市民階級長期以來割除宗教界封建特權勢力反基督、反人性的毒瘤,解脫窒息靈性,限製發展的枷鎖的要求。這場改革運動深得人心,迅速席歐洲大部分地區,引發了綿延二十多年的宗教戰爭,歷經艱難曲折,終取得了實質性的勝利。 改革派成立了新教(Protestant),與舊教即天主教並立,徹底打破了“上帝之城”地面代表在神聖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力的腐蝕下走向反面,無所制衡、江河日下的危險格局。 至此,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了天主教(Catholic)、東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ent)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在華人中長期以來習慣於把新教稱之為基督教;中國大陸的新教教會也從不自稱新教,只稱為基督教或耶蘇教。本文為避免敘述中發生重混亂,仍以基督教為總稱,不與新教混同。 基督教內部新、舊教並存,開始了非常有益的良性競爭,得以重整貫徹基督教教義“兩心調諧”內涵必要的心態文化,形成另類特殊形式的“權力制衡”機制,造就一種利於個人自由思考和社會良性發展的環境條件,從而大大解放天賦靈性創造能力,推動人類社會破天荒地加速進步。 有中國歷史學家沾沾自喜道:“中國幸而沒有宗教,所以沒有宗教戰爭!”但人類史上“幸而”有了這次宗教戰爭,這是一次推動歷史前進具有關鍵性轉折意義的“必要的”戰爭。 舊教即天主教(Catholic),在宗教改革大潮衝擊下,為順應形勢,不得不得洗心革面,主要是消除教會弊端,重整道德信譽,得以與新教共存共榮,繼續履行其未竟歷史使命。 ――二次大戰後,羅馬教廷表現出更多更真誠的愛心與寬容,大力鼓勵和倡導教會改革。第二屆梵蒂岡會議(1961)後,取消了種種令人憎惡的制度,如宗教裁判所委員會、禁書目錄、詛咒和開除出教等,主張同新教徒和東正教徒,同伊斯蘭教徒、佛教徒和猶太人對話,甚至同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無神論者對話;承認科學成就,主張對社會問題採取靈活的態度,神學研究揚棄了傳統謬論,以理性精神解構上帝和神學,擺脫愚昧和反智的桎梏,走上開放、自由、理性之路。 ――剛去世的教皇約翰. 保羅二世(John Paul 2nd, 1920-2005)可能是羅馬教會歷史上最令人讚賞的典範。他身體力行地以真誠、博愛、無畏的基督精神傳播福音,主持為教廷過去的親納粹反猶太錯誤方針懺悔,為四百年前遭受迫害的科學家伽里略等平反。在新時代的羅馬教會中,《聖經》沒有什麼“絕對真理”不可辯駁,無論你是否承認耶穌為處女所生和復活,再也沒有什麼論點會被斥為“異端”。理性不再臣服於神學,而是後者的指南,科學再也不是“上帝的女僕”,而是朋友——“世界屬於科學,精神歸於上帝”。與此同時,大批人本主義信士成為教會新鮮血液和主幹力量,黑人被授予紅衣樞機主教,下任宗座的候選人多來自發展中國家。這些都為羅馬教會在世界各地重新贏得聲譽。 文藝復興是一場英才的先驅運動,宗教改革則使千百萬民眾投入其中,把信仰從教廷的控制中解放出來,重新建立了以每個信徒直接面對上帝的平等社會觀,為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倫理原則的形成和發揚光大作出了重大貢獻。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夠發生並克臻全功,不能不認為植根於西部基督教文化區(政教分離條件下釀成的)獨特的“權力制衡”格局的神奇功能。 這種神奇功能保障了基督教文化經歷黑暗時期羅馬教會的反人性扭曲變形之餘,早期正統人本主義入世觀念的“兩心調諧”精華本質得以歷劫不殆,終能浴火重生,正本清源,跟上時代的需要,發揮了當時理性主義或唯物主義力所不逮的調諧兩心、煥發靈性、柳暗花明、締建現代文明的偉大顯性積極歷史作用。 在國家政治領域,宗教改革並沒有對於世俗的不平等帶來激進的衝擊。恰恰相反,宗教改革否定了教廷高於一切的特權,實際上維護了世俗王權,受到了王權的歡迎,這也是許多諸侯貴族與要求改革的人民站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宗教改革運動中,以路德為代表的改革主流派,本着基督教教義的一貫宗旨,強烈抵制在社會改革方面打出激進旗號的閔採爾派,反而頌揚維護世俗秩序的重要性,其後霍布斯更發揮提出國家至上說。宗教改革的結果,在歐洲封建勢力衰落,民族國家成型,貿易主義(或城市主義,Mercantilism)勃興的歷史關頭,引領人生哲學主流,倡導愛心即公平原則,鼓勵一切人等自強不息,沿着良性的積極向上的大方向發展,實際上非常有利於通過世俗國家體制內的和平漸進方式從封建社會朝向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的歷史大趨勢。 宗教改革啟示了一個由平等和自由的個人組成的社會共同體的新觀念,他們的行動受自己的良知而非任何權威所驅策。恩格斯充分肯定路德的改革對確立近代的自由平等的道德新原則作出了重大貢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黑格爾等認為宗教改革的宗教原則與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原則之間存在着一致性。但流血的暴力革命並非西歐進步變革的必要。由於宗教改革促成了一個憑藉“兩心調諧”思想意識形態推動社會進步的環境條件,西歐發展民主與科學,實現資本主義化,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與君主立憲共舞的和平演變過程,亦即損失較少,收效最着,富於中庸之道特色的歷史性優化選擇過程。 西部基督教地區(包括西歐和後來的北美),在基督教特別是新教文化積極因素孕育下,造就了舉世獨步、無與倫比的“兩心調諧”化社會大環境,帶來一場人類史上破天荒的思想大解放,人類靈性創造能力空前順暢發揮,催生了民主啟蒙運動和政治民主化變革,肯定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合法性,自由貿易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規模化生產組織如火如荼發展起來;基於這樣的需要和可能條件,紅塵世界時來運轉,作為靈性創造成效明證的近代科學技術,終於從基礎理論到應用科學的廣泛領域出現了全面性突破,遂有石破天驚般的工業革命勃興。 十八世紀西部基督教地區科技和生產領域面貌日新月異,因工業化形成高效能的社會化的機器大生產,支持市場經濟發展壯大,社會財富迅速擴增。一種體現了社會發展進步的大趨勢,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社會化的機器大生產”三者相結合的新型“生產關係”──資本主義,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以摧枯拉朽之勢,突破了形形色色守舊勢力,取代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上升為社會經濟主導成分。 德國着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曾經精闢地指出,某種社會精神氣質(Ethos)或“精神槓桿”對於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尤其是對於它的起源是至關重要的。他以為新教教義的精神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具有一致性,關鍵在於宗教原則與適合於資本主義要求的現世活動之間建立一種新的關係,也就是說,主觀上按新教倫理形成的價值觀在客觀上符合資本主義職業觀的要求。 宗教改革發起人馬丁.路德深惡痛絕教廷特權地位和種種欺人之談,強調個人道德活動所能採取的最高形式,應是對其履行世俗事務的義務進行評價,使得日常的世俗活動具有了宗教意義。路德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與職業觀相聯繫的新教教派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是為人生的天職。 但韋伯認為路德的職業觀還不脫安於既定職業圍的傳統觀念,是新教加爾文派更加成功地把適合資本主義精神的價值觀同職業觀結合到了一起。 新教中以法國神學家加爾文(John Galvin)為代表的一派,批判、繼承,並巧妙地重新解釋了公元四世紀末天主教神學家奧古斯丁的“預選論”,賦予了某種特殊的積極意義。 加爾文認為上帝不能以“個人修行”加以討好或賄賂,所以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就要充分運用上帝賦予的天分努力實踐,絕對不能天天祈禱上帝而不做實事。基督徒如果得到恩賜,例如科學研究能力,就表示上帝要求他要成為出色的科學家(不然上帝給你那種能力幹嘛?)你不必靠禁食、拉人受洗、出家修行來證明你是上帝的選民;你必須活出上帝要你成為的形象來榮耀上帝。這種生氣勃勃的新觀念提倡勤奮地、理性地工作,同時又應節制自己的消費,避免沉湎於塵世的享受,即所謂“入世制欲主義”。 加爾文派將舊日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義”變成了“入世制欲主義”,提倡“一切為了增添上帝的榮耀”的信念,並且必須在世俗實踐活動中得到明;意味着人的整個一生必須與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上帝幫助那些自助的進取的人,荒謬的自我折磨的修行生活失去了意義。因此有人指出加爾文派自己創造了自己的救贖,準確地說,就是通過世俗的成就來樹立對得救的堅定信念。於是,信仰上帝,“追求死後永生”的私心原動力,在基督新教中產生了“以宗教熱忱認真投入現實生活”的態度。 加爾文派藉此發展出了更加明確的循正道積極進取的近代進步職業觀。按其理解“上帝的贖罪恩典不但將世界上的世俗任務交給了人類,並且使世俗職業成為每個人訓練那由恩典得來的精神的必要園地。”於是世俗工作不僅是滿足物質需要的手段,並且是一種目的,人們在職業勞動中貫徹信仰,培養個人的含蓄、自製、勇敢進取和對行動的目的有合理思考的精神,成為一種宗教的責任。加爾文派相應強調發展獨立人格,高度開創能力和行動的責任感,而且為了共同的、積極的、因神聖而不能失敗的目的和價值,堅強地團結起來,體現了個人主義和民主的特質,而同時又有崇尚權威和律法的意識共同存在。 這樣的職業觀提高了人對職業和工作的熱忱,為實業家追逐利潤的行為提供了出自神意的正當理由;又因倡導虔敬和勤勉限制了過渡消費和奢華,鼓勵獲利回饋社會大眾,尤其有利於資本積累和再投資。可以認為,宗教改革以後的西方社會,新教,特別是加爾文主義,從意識形態高度注入了符合“兩心調諧”原理、具有中庸優化意義的進步積極因素,在人類歷史上催生了一場宗教促進靈性創造能力大覺醒的意識形態革命。十七、十八世紀,經過宗教改革的西歐和不久以後跟進趕上的北美,在政治哲學、文學藝術、理論科學、應用技術和社會經濟各方面都有了空前大發展,迎來了民主啟蒙和資本主義工業化文明時代的黎明。 恩格斯指出:“加爾文的宗教改革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國的統治,並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 有人說,“路德為加爾文開闢了道路,加爾文為伏爾泰(民主啟蒙大師)開闢了道路。”一脈相承,此言非虛。 對照前面討論過的儒家有關天人關係的觀念,孔子一方面繼承傳統神性信念,承認並尊重天的至上神地位,以及天道──人生必遵共性指導原則的存在;另一方面“敬鬼神而遠之”,高揚人的作用與價值,以為天已將人間的事交給人自己管,為政在人,事在人為。前者肯定和安慰人們的宗教情感,後者指導人們積極入世、敬業上進,循正道求利的現實行動,兩者並存協調,互相支持,同時在情操方面提倡勤儉刻苦,要求貧而無怨,富而無驕。孔子的天命觀,以為人的遭遇除了靠自己把握,還要受到客觀條件或外部界限的決定。這個命,不是宿命論者宣揚的不可改變的絕對必然性;這個命,當非事先所能知曉,只有盡了最大努力之後才能看出。知命,意味着做一個明白人,善於總結經驗,去認識事物的客觀條件或外部界限,以利再接再厲,知難而進,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而不是行動的出發點。對照日後新教特別是加爾文派的一系列神性進步主張,可見同中國真版儒家學說的信天觀存在高度一致性。 歐洲宗教改革以後,社會性靈性創造能力空前順暢發揮,帶來各方面所有一切發展變化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當然是民主與科學,意味着從處理人際關係的政治制度上,以及掌握運用自然規律的能力上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效。 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水平的硬指標。沒有科技進步內涵,任何看上去了不起的社會發展變化都是“平面”性質,沒有上升意義可言。就像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赫赫武功那樣,從歷史發展高度而論,了無正面價值痕跡可尋;而戎馬倥傯、戰無不勝的亞歷山大大帝出生前後五百年間,我們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沒有什麽兩樣;從大多日常活動看,甚至公元後一千五百年年時大部分人仍然過着與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年的人差不多的生活。只有具有科技進步內涵的社會發展變化,才是體現天賦靈性功能,提升人類掌握運用事物規律性的能力水平,通向現代化的登雲之路。拜歐洲宗教改革以後,即十六世紀以來科技革命帶來巨變之賜,我們今天的穿着、飲食、工作、傳訊、交通、休閒、志趣、追求……與路德、加爾文那年代相比發生了質的飛躍。 美國應用物理學家麥克.哈特(Michael H.Hart)博士從百科全書所錄近萬人中,根據對歷史進程影響的大小、範圍、時間的長短等因素,選編了其中之最的一百名人排行榜(《影響世界歷史100位名人》)。榜中有科學家和發明家36人,除了上古時期的4人,其後為現代科技作出傑出貢獻的32人全部落在歐洲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思想解放有成的地域,大體不出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士、荷蘭、奧地利諸國。 哈特自問道:“我們不清楚為什麽科學產生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或日本。但可以肯定地說,這並非偶然。毫無疑問,像牛頓、伽利略、哥白尼和開普勒這樣的卓越人物所起的作用是極為重要的。也許有一些基本的重大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麽這些出類拔萃的人物都出現在歐洲,而不是東方。或許,使歐洲人易於理解科學的一個明顯的歷史因素,是希臘的理性主義以及從希臘人那裡流傳下來的數學知識。” 誠如哈特博士所言,那麽為什麽排行榜中希臘和中國、日本一樣藉藉無名呢? 如何認識基督教與近代科技發展的淵源關係?西方學術界有衝突論、無關論、互惠論、複雜論等多種典型觀點。其中衝突論常為中國反對宗教迷信的思想家們津津樂道,以為批判基督教的依據;其他觀點說來道去,也無一梳理得清其中不勝矛盾錯亂糾結的來龍去脈因果關係。 上文已經運用靈性“兩心調諧”論原理,不拘一格,另闢蹊徑,從文化推手的起點出發,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破謎解惑,基本上回答了哈特博士不清楚的問題。也道破了英國李約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國進入明清時期後科技進步陷於停頓的原因之謎。如果也要起個名兒,不妨把其間淵源關簡稱為“推手論”。 但是,熟悉歐洲史的人們也許還在納悶,與風雲際會,引領風騷的英吉利對照,曾為海外殖民和貿易一流強國,同屬西方基督教即天主教體系的西班牙,為什麽也看不見哪怕一位人士躋身凌霄閣光榮榜呢? 十五世紀中期,西班牙將天主教置於王室而非教皇的控制之下,造就了與歐洲其他天主教國家迥然不同的政教合一體制,完全否定了政、教之間的“權力制衡”功能,並且實行絕對禁錮思想的宗教審判制度,從而徹底屏蔽了風起雲湧席捲歐洲大部的宗教改革和新教崛起的影響。 西班牙自外於宗教改革催生的歐洲民主與科學“躍進俱樂部”的結果,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長期落後於西歐主流。西班牙的政治文化和管理制度,也擴散到了西半球的殖民地;這些地區的發展,也落後於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區。西班牙腓力二世(1527-1598)統治後期,國勢盛極而衰,以“無敵艦隊”覆沒為標誌,失去了海上霸權,迅速走向沒落,從此淪為西歐發達地帶的弱勢國家。 適成對照,英國由一個二流後進蕞爾島國,迅速晉身世界先進前列,作為君主立憲先驅和工業革命策源地,帶頭開創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學技術進步新紀元,在長達三百多年的時間年穩居世界第一超強,當非歷史的偶然。 英國經歷了一個曲折的前進的演變過程。“童貞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宮廷權力鬥爭,促成切斷與羅馬教皇的關係,選擇新教為國教。經克倫威爾共和國,王權復辟,“光榮革命”以至迎來加爾文派新教徒,荷蘭的奧列治親王為英王(威廉三世),奠定了新教的主導地位,但無可能陷入政教合一、教為政用的僵死模式。這種結果使得宗教革命的進步成果在英國有了大放異彩的社會環境條件,扭轉了歐洲專制王權主導下的反民主逆流,並為歐洲啟蒙運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條件。 英國在十七世紀末最早實行具有共和性質的憲政制度。當時擁有選舉權的主要是少數貴族和有錢繳稅的上層階層,還說不上什麼民主,但有了分權制衡制度。即便在封建王權政治環境中,有了權力制衡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和新教倫理為代表的先進“心態文化”相結合,就有可能導致一種難以逆轉的良性發展進步大趨勢,也為以後的美國和一些英聯邦國家,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民主進步植下了先天基因。 英國在1624年正式發布保護髮明創造者權利的專利法令(Statute of Monopolies),授予本國的技術發明人或外來的技術引進人有期限的技術壟斷權,對於真正有創新意義的發明可酌情授予較長年限的壟斷權,但禁止給予普通商品這種壟斷權。美國則於1790年建立專利法。從“兩心調諧”原理看來,專利法給予發明創造者合理期限的特權保障和鼓勵,並促進發明創造成果儘快付諸實用和推廣,是公私關係的優化組合,亦即“兩心調諧”原理合乎中庸之道的實際運用的典範,無疑對科技加速進步起了不同凡響的推進作用。 新大陸美國更勝歐陸的不尋常人文和地理背景,尤為解放靈性創造能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時空條件。英國的北美殖民地,初期移民固以新教徒中追隨加爾文教義的清教徒為主體,十八世紀初又興起了一場以宣揚加爾文宗(Calvinism)為特色,稱為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復興運動,四十年代達到高潮;美國獨立革命成功後的九十年代又再次出現了類似的復興運動,稱為第二次大覺醒。所謂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種盎格魯-撒克遜裔新教徒,成為初期支配美國社會主流的上層群體。由此不難看出日後美國發展青出於藍尤勝於藍的深層社會文化基礎淵源。韋伯的經典着作《基督教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案例,就主要來自美國精神楷模班傑明.富蘭克林的着述。集工匠、作家、發明者、開國元勛、外交家和勤勞致富者於一身的富蘭克林,集中體現着美國清教傳統向資本主義演進的眾多特徵。他的《自傳》、《窮查理曆書》、《致富之路》等勸業教誨之作,曾經廣為流行,有上百種版本,被譯成十多種文字。 進一步觀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區各國,應能見及新教文化影響下社會發展進步的優勢。同說德語的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相較,奧地利(極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爾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發源地德國(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強盛。在說英語的英國(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國(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亞(82%新教徒,9%天主教徒)、愛爾蘭(5%新教徒,94%天主教徒)、與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間作一比較,也會有類似的發現。北歐瑞典、挪威和丹麥三國人民絕大多數(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們的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都高居世界前列。 立足“兩心調諧”原理,從基督教文化內涵,宗教革命沿革及其後續發展這條主線進行觀察,就不難認識以上歷史變遷的來龍去脈,理清其中邏輯性和因果關係。 同為基督教文化區,新教、天主教、東正教各有千秋;同出一源的宗教文化,在不同環境條件下,能夠發揮的推手作用也有異。馬克思說得明白,“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目的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都是以弘揚愛心為核心,尋求“兩心調諧”的人生哲理,主要由於路線差異,釀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形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推手作用。東方華夏神州,由於偽儒當道,鑄就了一種超穩定的停滯型局面,儘管內部時有造反起義、改朝換代,但因循重複,萬變不離其宗,幾無發展進步可言。如果沒有外力激活,恐怕像“推背圖”預言那樣,端詳不出跳出封建專制農業社會窠臼的徵兆,難有突破飛躍的出頭之日,成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僵化的“永恆”。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主要指西部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特別是最富革新和進步性質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荊棘,衝破重重業障,曲折反覆之中,推動社會趨於“兩心調諧”,總體而言積極向上、發展進步。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由專制政治萌生民主法治體制,基督教文化統率意識形態,潛移默化,撥亂反正,循循善誘,功莫大焉。 世界上其他地區都沒有出現過羅馬帝國解體形勢下徼天之幸不期而至的那種“權力制衡”局面,普遍徘徊戀棧農業社會,治亂循環無已,停滯落後,難有進步,其關聯性就昭然若揭了。 西部基督教文化區資本主義脫潁而出,新興列強國家掌握了空前強大的技術手段,積聚了規模無比龐大的財富。人類從此有福了嗎?其實不盡然。 良辰美境奈何天。誠如《易經》所言“福兮禍所伏。” 宗教革命以後,歐洲和北美社會迅速發展進步。十七世紀中期,以英國瓦特發明蒸汽機為契機,啟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各方面的發明創造紛至沓來,科技發達到了如此程度,人們敢喊出了“人定勝天”這樣不可一世的口號。 科學發展和生活實踐經驗的結合,使得普通人都越來越容易明白,科技發達,工業革命,機械化生產,生活方式改進,靠的是理性的努力,宗教信仰賴為基礎的奇蹟觀念其實是不切實際的迷信。人間多少不仁不義,也不見神的干預,好人常常不得好報,神甚至不會在天災人禍中保護自己的祭壇和善良的朝聖信徒。奇蹟如此虛無飄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之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或者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那種天神顯現奇蹟干預人世的神話也許不失其“永久的魅力”,但知識的豐富、積累和長進,只能導致天意者原是“人間的事由人類自己管”的結論。 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曾指出,人類知識增進的過程,可分為三階段:即宗教的、玄學(形而上學)的和科學實證的。人類進步,就需要通過推理、假設和實驗以窮究事物的規律性。隨着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宗教賴為基石的奇蹟觀念,無法因應實證的挑戰,人格化的神和天國地獄已不那麽可信,中世紀基督教黃金時代那種頂禮膜拜虔誠篤信難以為繼,原來依靠神性信仰為載體的道德信條必然發生動搖,這就是神性宗教救世之道不可逾越的的歷史局限性。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82)研究生物發展變化規律有成,於1839年發表《貝格爾號航行日誌》,1859年出版《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提出具有重大科學意義的進化論(Evolutionism)。 也許為達爾文本人始料不及,此後衍生了一種稱做“社會進化論”(Social Evolutionism)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反基督思潮,進一步加劇了傳統價值觀解體,成為時代的強者──資產階級,特別是居於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新寵。 社會達爾文主義驅使西方列強棄和諧化如敝屣,倒退返祖崇尚“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掀起了近代史上遍及全球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狂瀾,將人類世界迅速推向戰爭和人禍的深淵,一步步趨近自我毀滅的邊緣。 十九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作為理性原理同草根群眾路線創意結合的無神論濟世學說,應時而起。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思想信仰,化至弱為至強,在全體人類陷於空前生存危機關鍵時刻,以雷霆萬鈞般的革命壓力,挽狂瀾於既倒,導引芸芸眾生不由自主有意無意地走上了一條令人充滿驚奇、無窮意外的優化解題之道,迫使西方列強轉進良性和平演變的軌道,逐漸回歸社會性和諧化的大方向。在歷時半世紀的冷戰中,西歐(包括北歐)、北美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係大見成效,成功地建立了相對和諧的社會體制,成為高度繁榮發達、引領全球化大潮流的現代進步文明楷模。 後冷戰時期被許多人譏為一無是處的馬克思主義,恰恰就是扭轉乾坤,重新撥正人類世界歷史前進航向無可取代的歷史槓桿,促成這場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歷劫重生化險為夷大轉折的第一元勛。 當代西歐、北美社會,基督教文化為仍是道德孵化器、和諧化的主要精神基礎;但在高科技訊息時代,依靠超自然奇蹟支持的神性宗教信仰,必然面臨其不可逾越的歷史局限性。 隨着加速現代化進程,舊有宗教神性信仰不可避免地走向弱化和消亡,人類社會健康發展、持續進步所賴的“兩心調諧”機制漸失精神憑籍,但迄今為止尚無新的適當的理性信仰足以承續、發展或取代其引導作用──“如果對地獄的觀念和沉淪的恐懼一旦冷淡了,那麽人們對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會跟着冷淡下去。”(英國,約翰.班揚《天路歷程》),這就是所謂西方信仰危機的實質。在西方社會的一切危機當中,信仰危機無疑是最為根本的致命的重大危機。 體現愛心或公心的共同意識形態衰落之際,美國和西方世界高度自由化的社會環境,恰好提供了自私惡性狂飆、大肆破壞民主政治體制“兩心調諧”性質的大好機會,很容易導致社會性道德淪喪,表現為精神空虛、良知泯滅、無視公益,為求器官快感刺激而不擇手段,加劇了行為上隱性或顯性的犯罪傾向。而與高科技相結合的惡魔型犯罪模式,毫不奇怪地充當了信仰危機的前衛時尚。 信仰危機導致犯罪浪潮迭起,主要應付之道只能是加強警力,勤掃勤捕和嚴厲懲罰。美國作為發達國家之首,面臨的犯罪問題也最為嚴重。2003年中期以來的一年裡,平均每周增加囚犯932名,2004年6月底全國在押犯達210萬人(61%為有色人種和少數民族),相當於每138人中有一個生活在監獄裡,比例之高,世界第一,緊隨其後的是英國、中國、法國、日本和尼日裡亞。(據美聯社2005年4月25日報導)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危機,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神性覺悟達到轉型期,不期而至,無可逃脫的青黃不接的現象。信仰危機並不意味着傳統宗教即將消亡,也不意味着無神論的勝利,傳統宗教信徒因而轉變為無神論者的只是極少數。信仰危機不是信仰真空,不是信仰斷層,社會發展進步也不會嘎然而止。如果我們把西方信仰危機的危害作用大分為初、中、後三個階段,那麽現在畢竟還只是初、中級階段。宗教及其神性信仰的調諧兩心功能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有些預言家相信傳統宗教將在第三個千禧年內退出歷史舞台,新的千禧剛剛在起點上,如果沒有足以取代的信仰形成,一個曾經具有強大傳統和輝煌成就的傳統宗教文化,可以指望還將陪伴羊群走一段長路。兩百多年來建成的西方民主政治仍然旺盛有力,掌握着自身命運的主動權。 信仰危機牽動千頭萬緒,但人們往往只看到現象表層就事論事,找原因時最不容易想到的大約就是信仰危機本身了。如果朝野熟視無賭,無所作為,聽之任之,“兩心調諧”無所憑藉,其預後不良的發散性,勢將陷人類社會於夢魘般返祖逆過程,危機非常可能加速發展,一朝進入噩夢般病入膏肓的後期,現代文明成就可能毀一旦,損失不可以道計了。信仰危機給靈性人類出了一道攸關人類社會能否維持健康、強勁的前進運動,或轉向停滯、倒退、惡化的超級試題。 基督教內涵“兩心調諧”精神教義,已然成為引領西方社會發展進步成功的人生共性指導原則,不能隨神性載體手段過時而拋棄。基督教能否如一些憂心忡忡的神學家們所設想,不過多依賴其宗教外衣,積極走向當代,面對現實,謀求與世俗的統一,與其他學說、主義和宗教從戰略上以至實質上進行優化組合,形成新的有效的載體,繼續在一個極大地變化了的世界上履行推進社會發展進步的偉大歷史使命。是為當代西方社會天字號大哉問。 2001年911國際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改變了,甚至可能深刻地、長久地改變了美國和發達國家社會的“心態文化”。冷酷的恐怖主義隱形敵人的暴行,為安逸中漸趨沉淪的現代發達社會帶來了強烈的危機感,導致爆發一場愛心大覺醒,激起本來歧異紛紛的多元少數派達成抗暴共識,加強政治團結,珍視和捍衛民主自由體制;“兩心調諧”化信仰再度成了人們的精神支柱,因而喚起道德與法治力量,有助戰勝犯罪泛濫逆潮,緩解信仰危機的負面社會效應,成為自覺解救信仰危機的重大歷史契機。 事實不像美國右翼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描繪的那樣:“人類意識型態演變終止,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成為普世的價值,成為人類政府最終的形式。” 當今人類意識形態不是終止演變,而是需要新一輪立足理性基礎之上的“拯救”和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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