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諧社會三重奏(中2) |
| 送交者: benson 2005年05月12日17:47:1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5-05-09-18717.htm 作者:龐忠甲
(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充滿自信地發出了令人熱淚盈眶的豪言壯語﹕“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中共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是醞釀百年之餘的“激發時機”成熟之際,因應求變圖治的歷史選擇。中國人民盼到了一個進入和諧社會的大轉折機會。 中國經歷了兩千年封建專制和偽儒思想統治,故步自封、不進則退,近百年來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宰割,繼以軍閥混戰,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入侵,以及不容喘息的國內革命戰爭,大亂不止,千瘡百孔,苦難深重,民不聊生,人心如同久旱之望雲霓,無比殷切期盼和諧社會。 對照上述構建和諧社會三大要素,試問中共建政之始,神州大地“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和“權力制衡”機制這兩大要素是不是已經具備了呢? 讓我們先概略回顧一下近代中國社會“心態文化”的演變過程。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開始了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這個“大變局”需要適當的“心態文化”為指引。清王朝的衛道士們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大方針,希冀固守偽儒陣地,以為指靠“拿來主義”搬取西方科技,就能轉弱為強。 甲午戰敗,堅持“中學為體”的洋務運動疲態畢現,而日本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績效斐然,足為對照。 是時康有為、梁啓超等有識志士輔佐光緒帝試行維新改革;康氏認為只有勵行變法才能使中國脫離惶惶亂世,進入“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為此,“中國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復興,智力的復興次之。只有智力的開發,而不伴隨着道德和精神的成就,決不能滿足中國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幫她從容地應付目前的需要。”主張“以道德和精神復興帶動智力復興”。這樣的見解,同“兩心調諧”原理關於“心態文化”推手作用說靈犀相通,所見略同也。 康有為默察西人富強之術,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梁啓超曾談到康氏對基督教獨有所見,他說康以為耶教“言人世間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長者,在直接在專純,單標一義,深切著明曰人類同胞也,皆上源於真理,下切於實用,於救眾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國應有更好的選擇,遂發憤倡“孔教”之議。 康有為在1891年發表的《新學偽經考》中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於偽造,非孔子之見也。他反對頑固派“恪守祖訓”,於是對孔子學說進行了全面徹底的重新解說。他在《孔子改制考》中論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派聖人。他把西方的進化論、民主、自由、人權、議會等觀念引為孔子學說的內容。他主張變儒學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動維新運動,進行政治改革,引導社會進步。由於過去所稱儒教的內容實為偽儒,康氏正名儒教為孔教,以孔子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聖兩立,政教分途原則,發揮精神支持作用。他衷心讚美孔教不僅有正確的哲理,而且富於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於基督教等傳統主流宗教的優越性,主張派人到國外傳教,弘揚孔教於普天之下。 康氏以重新解說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學說為理論基礎,變儒學為孔教,意欲借重宗教信仰的力量,推行改革理想,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沒有能夠從大本大源理順重新解說的依據,而是隨意改動經典原文,把西方觀念牽強附會地硬塞給孔子,然後當作孔子的發明公出來;他倡導孔教,卻沒有一種像樣的神學體係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藉助神性發動改革的意圖,顯得非學術、非科學、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倫不類,龐雜矛盾,感覺怪異,不僅遭到頑固派強力反擊,而且也不能為民眾接受。他關於改用孔子紀年的主張,則被政敵戴上了“欲人不知有本朝(清朝)也”的政治大帽子。隨着百日維新運動軟弱的主導人光緒皇帝敗於後黨,迅速垮台,康有為的創意努力頓失憑藉,付諸東流了。 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遜位,中華民國成立。儘管表面上政局鼎故革新,但中國社會的 “心態文化”領域卻陷入了不知所從的困境。 偉大的先行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博採西方民主政治經驗,結合中國背景條件,倡“三民主義”為建國指導方針,影響深遠;但在“心態文化”領域少有建樹。 時值帝國主義肆虐中華、爭霸世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 “叢林法則” 橫行無忌,以孫先生為代表的反清革命家身處民族命運危急之秋,對西方列強高揚“個人本位” 的“觀念文化”多持批判立場,似未警覺偽儒“崇公抑私”、“消滅自我”之謬誤本質,依然沿襲“公而忘私”、“大公無私”傳統高調,未能提出立足大本大源、堪以糾治中國“國民劣根性”的“兩心調諧”化更新觀念。 袁世凱出任民國大總統總統後,極力提倡尊孔。1913年起,他連續發佈尊孔讀經的命令和條例,通令全國恢復祭孔,率文武百官,到文廟祀孔,並提請國會初審通過設孔教為國教,意圖重又推崇偽儒思想為中國共同信仰,隨着他稱帝短命醜劇破產,此舉無疾而終。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堪再添屈辱,痛感前途迷茫之餘,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這是一場進步知識分子主導的民主覺醒和思想啟蒙運動,在政治抗爭的同時,痛心儒教誤國,奮起打倒“孔家店”(真假不分);並試圖從諸多西方世界社會科學學說,尋求拯救中國的良方。這場運動曾經提出兩大主題:1,科學民主、個性解放;2,復興民族,救亡圖存。當時的形勢特點正是國難當頭,人心所向更加強烈訴求民族振興,因此後者占了壓倒性絕對上風,而非人性解放。所以無論科學主義、浪漫主義、革命主義、民粹主義、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精彩紛呈,還是苦於不得要領,始終不能確立個人本位和私有制的應有地位,民主共和、發達進步理想社會仍然遙不可及。 值此蹊蹺時刻,前不久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列寧主義傳遍世界。 五四運動加速了引進原先中國人幾乎一無所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聯革命經驗,使得許多激進追求真理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開眼界,驚喜莫名,紛紛放棄罪孽深重的西方,擁抱新興“至善”理想之邦蘇聯。馬克思主義反對生產資料私有制,主張實行公有制,似乎暗合中國思想界歷來奉為圭臬其實從來沒有探究清楚底細的“大公無私”、“天下為公”之類觀念(直到今天,包括許多高舉馬克思旗幟的正宗共產黨人,恐怕仍未認真解讀馬克思關於尊重個性和個性解放的重要觀點及其“兩心調諧”內涵。),是時西方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風起雲湧,許多追求正義的知識分子競相景慕蘇聯,這是一個世界性共產主義熱的年代。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應時應運而生。 北伐以後的國民政府,仍重視偽儒道統,尤倡王(陽明)學。1934年,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在社會上倡導"禮義廉恥"為生活標準,老生常談,了無新意而已;同時在學校倡導尊孔讀經,但因民國初期定下政教分離制度,讀經終未能列入國民教育。 經過長期反覆較量,天秤倒向了共產黨一邊。從掙扎在飢餓線上急於謀求活命出路的破產農民,到冥思苦索憂國憂民的善良知識分子,終於把希望寄托在閃發蓋世義人光輝,許下神聖諾言,並且身體力行的志士仁人們組成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一邊。 中共建政之前,中國社會實際上處於“信仰混亂”或“信仰真空”狀態。儒家學說真假不分,“孔家店”一片殘磚斷垣,宛然封建廢墟陳跡;西方人生哲學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嘶咬不清,不足為訓;宗教則被斥為“麻醉人民的鴉片”,非傳統道會門皆在取締之列。隨着翻天覆地的革命成功,中共為新中國掀起了一場建設新社會所需的“心態文化”更新改造運動。 中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要求共產黨人特別是領導幹部必須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為指導,堅持共產主義理想,樹立正確的人生追求,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行為準則。 中共一貫確認基本觀念和思想信仰亦即“心態文化”的無比重要性,不僅要求黨員確保思想先進性,同時憑藉政權的力量,組織發動全體人民普遍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作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成功地在全國範圍建立了一種舉國統一、無遠勿屆、家喻戶曉、統帥一切的“心態文化”。 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兩心調諧”型的濟世學說。其人生觀以個人為出發點和承擔者,不僅不反對個人價值和個人幸福,而且以每一個人的解放為社會本身得到解放的前提。 馬克思面對十九世紀中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嚴重不適應生產力”,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形勢,力圖找出一種新的社會模式,既要維持強大的私心原動力產生的“經濟衝動”,又要充分貫徹公平原則,防止私心惡性膨脹,以保障生產關係經常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促使社會生產力不斷上升發展,而且設想能不能找出一種辦法,就此一勞永逸呢? 其實這就是孔子的大同社會,或耶穌的天國理想,但他們都說得如此簡略、模糊、含蓄或神秘。唯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從哲學原理、政治經濟學論,分階段目標綱領以及實施方法步驟,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理論。 類似孔子的由小康臻大同的兩段說,馬克思把共產主義大目標也分為兩個階段。首先要達到的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然後經過生產力巨大發展和政治文化巨大進步,消滅階級差別,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進入高度理想化的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人類按照獸性叢林法則進行生存競爭,是人類擺脫不了的生存狀態。優勝劣汰必然產生階級分化和壓迫,是為人類社會的正常狀態。 馬克思主義者則以為,現存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權,正在沿着這種獸性叢林法則,將人類社會引入動物狀態之中。 馬克思相信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剝削、壓迫之根源,並因盲目生產造成社會性浪費,應當由公正合理的公有制予以取代;但馬克思並不是把社會、集體(聯合)認作公有制的基礎。他設想的是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打破資本主義社會一切不民主的枷鎖後,“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個體會在其發展中形成“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從而在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實現“自由個體”,就是要求實現每個人和一切人自由發展的理想的和諧關係,使人人成為可以充分發揮個性特長的“自由個體”(Free Individual)。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因而可以在其發展中超越僅僅追求物質需要的歷史階段,超越人類社會的動物狀態,進入真正的人類狀態。這不就是上面反覆討論,引為天道人性基本公理常識的“兩心調諧”原理闡明的優化運行狀態嗎? 馬克思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並不是要廢除一切意義上的私有制或個人所有制,而是要廢除當時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嚴格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公有制,作為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實質上應該正名為一種“兩心調諧”進入化境而行之的高級意義上的個人所有制或私有制。馬克思主義相信“資本家對這種勞動的異己的所有制,只有通過其所有制改造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滅。”(《(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以為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應該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這種個人所有制以反自私,求調諧為前提,根本不同於當時以“叢林法則”為圭臬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但也不是其後東方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普遍實行的那種片面強調社會和集體(聯合)利益和無私獻身精神、否認個人及其私心的重要性、壓抑以至抹殺個性、視個人私心積極性為恥的公有制。 斯大林也如是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是要縮減個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擴大和發展個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絕滿足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滿足有高度文化的勞動人民的一切需要。”(《斯大林選集》下卷第339頁) 設想社會主義社會解放了個人和社會的創造潛力,科技突飛猛進,生產力極大地提高,物資財富充分涌流,迫使人們奴隸般服從分工的情形從此消失,階級差別,城鄉差別不復存在,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樂生的生活第一需要。這種情況下,“個性的活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這是因為一種歷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勞動的這種歷史性變化,叫做“消滅勞動”。在那裡,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或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是一種非特定占有的所有制,是個人再也不把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與否作為自己生存的物質前提的所有制。“許多生產工具應當受每一個個人支配,而財產則受所有的個人支配”,體現了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將要形成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建立起人類真正自由的社會生存方式。於是,有個性的個人可以追求全面發展自己的能力,如同恩格斯所說:“每一個有拉斐爾(Sanzio Raphael, 1483-1520,意大利畫家)的才能的人,都應當有不受阻礙的發展的可能。”人今天可以做農夫,明天可以作科學家,後天可以當作家等等,在生活和活動中充分展現個人生存的價值。社會終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就是充分調諧化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美景了。 對付握有強大經濟實力和超級殺人手段的資產階級專政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既不可能用孔夫子式的理性上層路線苦口婆心說服辦法,也非基督教神性感召力量潛移默化所能奏效,那麽除了把“兩心調諧”的救世理論通俗化,直接灌輸給最廣大的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眾,形成無比強大的革命實力以進行抗爭,還有多少選擇餘地呢? 馬克思看到了法國里昂絲織工人起義,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一個個被資產階級專政力量鎮壓下去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滿懷悲憤地擇引了大量梯也爾政府對起義工人血腥屠殺的報道。從殘酷的政治現實中,特別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後,馬克思引出了以實力對實力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武裝起義、“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題。 歷史經驗和生活經驗表明,任何擁有超強武裝實力的特權統治勢力或集團從來不會不經生死鬥爭拱手退讓出局。如果沒有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賦予最弱者以扭轉乾坤的擎天偉力,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會向俎上魚肉讓步,自動地乖乖地和平演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嗎? 馬克思主義本來意義上的暴力革命,被期許為“一場最後的鬥爭”,相當於追求人類世界永久和平的萬般無奈“必要之惡”。然而馬克思主義沒有理由排斥在可能條件下和平過渡。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後,資本主義處於相對和平穩定的時期,階級力量的對比和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恩格斯晚年時認為,工人階級政應該根據革命形勢和條件的變化及時改變鬥爭策略,他明確指出:工人階級有兩大銳利武器,一是築壘巷戰式的武裝起義;一是用好普選權,開展議會內外的合法鬥爭;要改變過去那認為普選權對工人階級只是“陷阱”,只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欺騙工具”的看法,而應當把它看作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恩格斯也告誡工人政領袖,重視利用普選權,決不是“放棄自己的革命權”。事實上,沒有足夠強大的革命壓力,不會有和平過渡的現實意義。“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非宗教的無神論理性救世理論,實行了一條不同於孔子上層路線,卻堪以媲美和超越基督教深入紮根群眾的創意救世路線。換言之,馬克思主義的說服動員對象並非君主諸侯或大資產階級新貴,而是訴諸社會底層無助的勞苦大眾;從翻身求解放、人人有飯吃,到自由、平等、民主、幸福美滿理想社會前景,把爭取個人切身權益和改造社會大計有機地結合一起;一旦“理論掌握了群眾”,弱勢人群煥發出了沛然不可御的獻身革命積極性。其(形式上)宗教式的甚至超越宗教的宣傳魅力,動員起來的不只是某一民族或國家,而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全體人類中的大多數。表面上看來,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是七零八散、任憑宰割、無可奈何的弱勢群體;但在馬克思主義“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旗幟下,出現了一種化至柔為至剛、至弱為至強的奇蹟,產生了撥正人類歷史航向的偉大力量。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相當於大同世界或上帝之國這樣的終極性遠大目標的一種現代化和世俗化的理想主義詮釋嘗試,但許多提法還只能是一些粗略的概念,無論馬克思本人,或是今日最高明的社會學家,都無法勾勒和解釋清楚。且不說共產主義,他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同樣不是自然而然漸進演化產生的社會制度,而是一種出於善願的全新設想,一種濟世宏圖的參考框架結構,其中太多模糊,太多不切實際的假設,太多近乎烏托邦式的暢想,太多不免矯枉過正的策略。 馬克思關於取消商品和貨幣後發放“勞動券”實行按勞分配的設想,至今社會學家們還無法想像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馬克思主張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自由人的聯合體以及“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究應如何具體理解?其間又是一種怎麽樣的協調一致關係,恐怕至今少有人融會貫通。馬克思不可能弄透一切涉及的命題,也不可能回答所有自己和眾人提出來的疑問。馬克思主義和一切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學說一樣,如果付諸實踐,就要就像物理學家對待牛頓、麥克斯韋爾、愛因斯坦大師的學說那樣,絕無教條主義包袱,因應客觀實際情況,不斷加深認識,揆情度理,靈活運用,修正豐富,與時俱進;否則難免事與違,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就像孔子學說,基督教教義的遭遇那樣,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影響深遠的濟世之道,可能被作出不同解釋,扭曲篡改,甚至真假不分,在實踐中產生形形色色的異化效果。其中成功關鍵,恐怕在於能否緊緊把握住它的“兩心調諧”本質,因時因地因體制宜,與本國社會政治實踐相結合,找到適合自身背景條件的優化應用方略。 中華人民共和國脫胎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非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基於這樣的國情和所處的帝國主義時代國際環境,中國不可能重走西方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老路。 中國的路怎麼走?早在1940年1月,中共傑出領導人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主張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一種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把中國引上一條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建立一個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多個階級和多種經濟成分長期並存、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共同發展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其中心任務為發展經濟,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準備充分物質條件。 “新民主主義”,也許是針對中國國情,恰當詮釋馬克思主義的“兩心調諧”內涵,從而有效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最優化可行方案。“新民主主義”造就了一種人心歸附,“得道多助”的有利形勢,在適當鬥爭策略的配合下,不僅加速了革命戰爭的勝利進程,進而開啟了建政後的社會性和諧化局面。 中共建政後,擁有宏偉信念,巨大威望,一流人材,民心期許,舉國(除台灣地區)一統,令出必行,組織嚴密等非同尋常的強勢條件。20世紀50年代,中共政權創造了一個“政治清明” 、“萬眾一心”、欣欣向上的“黃金時期”。這個“黃金時期”的性質大不同於歷史上“治亂循環”中偶爾出現的所謂“盛世”;由於“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的導引作用,中國人的思想意識發生了空前大轉折,支持着社會結構、人際關係的空前大轉變,造就了一種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相對順暢發揮的社會性和諧化大氣候。 中國出現了千載一時的社會公正、男女平等、秩序井然、治安良好新局面。黑道、毒品、娼妓、賭博、乞丐、難民、失業等社會陰暗面迅速蕩滌一清。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已非虛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始,就提倡解放思想,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創新精神;經濟建設講究規章制度,科學管理,尊重專家學者。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澤東親自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份子團結一致,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五月又正式提出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的著名“雙百方針”;同年他在《論十大關係》中,有過“多元化”的經濟開放思想,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說到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八大作出了反對個人崇拜、轉向經濟建設的正確決議。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澤東還提出要求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可見一派高屋建瓴、開放豁達、充滿智慧、揆情度理,指引中國社會和諧發展蒸蒸日上的美景良辰。 當時輿論宣傳反對自私的“個人主義”,強調為公的“集體主義”,提倡“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不否定個人利益的重要性。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的大原則,確認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一致性。人們不必諱言參加革命首先是求生存、找出路、謀幸福,然後才有為革命事業奉獻的覺悟。共產黨人和一切革命同路人,因貢獻、能力和影響大小得到了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物質待遇。工農大眾從社會底層翻身當上了國家主人,進入領導階層,參與管理決策。衣食不繼的貧苦農民分到了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勞動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政府制訂了幹部、職工等級工資制度,建立了精神表彰、物質獎賞和升晉級等“好有好報”體制,鼓勵每個社會成員在革命責任感的名義下,高揚敬業精神,爭取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出優異業績。黨對知識分子熱情關注,特別歡迎海外優秀學者、專家來歸,領導人禮賢下士之風,使得無數英雄競折腰,相信從今有了一個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報效國家民族的大好機會。 中央制訂和實行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方針政策,保護民族工商業,發展資本主義,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物資供應豐富、物價穩中有降。在蘇聯援助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項目執行得比較好,特別是基礎工業建設如火如荼、突飛猛進。人們普遍相信日子會一天天好起來,關於建成繁榮富強新國家的美麗藍圖必將付諸實現。 可惜這樣的和諧化上升發展趨勢好景不常,稍縱即逝,不過七、八年,到1957年反右鬥爭時,便嘎然而止了。 究其根本原因有二,其一是作為大本大源的 “心態文化”,經扭曲、異化,逐漸偏離“兩心調諧”狀態,失卻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再者,缺乏一種真性的“權力制衡”機制為守護神,和諧化成果無所保障,甚至可以一夜之間化為烏有;然而,這些否定和諧的原因並非源自馬克思主義。 大家知道,以蘇聯為首,包括中國在內的每一個共產黨奪權成功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都不是馬克思主義原旨預期的那樣,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爆發革命,然後一起獲得成功,由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之後的社會主義”;而是馬克思本人始料不及的窮國弱邦,不按正版馬克思主義章法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主義”。新生的革命政權處於強勢的資本主義敵對國家環伺之下,而國內還缺乏長足的工人階級力量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基礎,倒是有著一片“小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汪洋大海,以及不可低估的“反革命殘餘勢力”,隨時存在裡應外合、“復辟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因此,為了鞏固紅色新政權,所有這些國家,普遍實行了一種有異於馬克思主義原意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 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毛澤東改稱無產階級專政為人民民主專政,解釋道專政只是針對極少數階級敵對分子,而廣大人民則將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民主首先要讓人民按自由意志選舉政府,馬克思認為最好照巴黎公社的辦法直接選舉,從來沒有說過共產黨毋須經由自由選舉,無限期一黨專政、領導一切。馬克思所指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類似美國的(參見《馬、恩選集》I,390~391頁,恩格斯在1885年版加的注)廣泛地方自治,一切官吏由選舉產生,而不是由上級任命或批准,更不得有高薪或特權以“防止公僕變為主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應當經由徹底的民主主義走向共產主義,他們始終堅持民主主義信念,反對“國家迷信”或“對國家的崇拜”,反對由國家機器包辦和管理社會事務,主張把人民群眾的自治和參與管理放在首位,實現“大社會、小政府”,最終導至“國家消亡”。 與馬克思的設想不同,早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由列寧“發展”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可以突破帝國主義薄弱環節,一國或數國首先革命成功,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被稱為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將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即“黨領導一切”定為根本信條。後來的共產黨革命家自然信同真理,奉為神聖經典圭臬了。 執政的共產黨,聲稱自己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當然地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的利益,自信黨的決策具有永遠正確的必然性。各國共產黨政權沒有例外地把“黨領導一切” 或“為民作主”與“社會主義民主”劃上了等號,不僅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並將全體人民,包括被稱為國家主人的先進階級成員,一律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人民只能嚴格地按黨的意圖和決定辦事,沒有越雷池一步的自由權利。憲法上抄自蘇聯實則參照西方常規寫上去的一些人民應享民主權利,其實徒具文字裝飾形式。所謂選舉都由黨組織包辦代替,必要按黨確定的名單當選。黨為自己確立了不容挑戰、永遠主政的特權地位,因此否定了任何真性“權力制衡”體制存在的可能性。 我們不能就此輕易責備革命的共產黨人權力欲膨脹離經叛道,因為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可以認定為一種勢在必然,自然而然,或者說不得不然的選擇,共產黨人因此理直氣壯、無所顧忌,有志一同地“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沒有建立一種真性的“權力制衡”機制,但從毛澤東為首的開國領袖人物為始,就深明權力腐化的歷史教訓,像《尚書》古籍中早期政治家那樣,為此憂心忡忡、殫精竭慮,諄諄教誨自己的幹部和黨員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希望通過嚴格要求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監督自己,相應建立種種自我監督的制度和機構,達到防範腐化變質,長保革命道德倫理於不墮的目的。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一黨專政以及“黨領導一切”的歷史必然性,正好與“打天下,坐江山”,謀取特權利益的利己願望絲絲入扣。一旦實行,如果缺乏必要的“權力制衡”機制,“君子”也好,“聖王”也好,“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黨人也好,誰也不能豁免“原罪”宿命般的操控作用,無可倖免於“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化”的鐵律;儘管一開始有其轟轟烈烈、繁榮昌盛的黃金時代,終要在素質上腐化墮落,在治國決策上背離兩心調諧原則,走向人民利益的對立面,不斷“犯錯誤”,一步步歸於沉淪。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鞏固新生革命政權,執政黨一面堅決鎮壓肅清殘餘敵對勢力,一面最大限度發揮“統一戰線”法寶的效用,力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至少存在過一個各方協商尋求共識的類似於共和政治的蜜月期。開國大典前夕,中共籌備和召開了有廣泛代表性人士參加的首屆政治協商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通過了共同綱領、政府組織法和許多關繫到國家發展的重要決議,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員,決定國旗、國歌、國都所在地以及採用世界公用的紀元等等。處於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從此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建立了一種政治上密切合作的關係,後來還歸納出了一項令人動容的十六字指導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在《憲法》中又加設了一種“最高國務會議”制度,作為執政黨與各界人士共商國是的議事形式。這種合作關係起先運行得很好,形成了一種“不是權力制衡的權力制衡”功能。 中共建政後,鞏固政權、恢復經濟進程順利,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國際聲望日隆,很快建立起了不容挑戰的絕對權威,偉大、光榮、正確,應毋庸疑。於是,上述“不是權力制衡的權力制衡功能”失卻了動力基礎,絕對權力的自我腐蝕作用終要頑強地彰顯出來,上述政治蜜月期也就隨風而去了。 事實上,一種“打着紅旗反紅旗”、“寧左勿右”的反調諧型政治心態文化陰影早就存在,其根源顯然出於維護特權優越地位的自私原罪驅動。這種政治心態文化意味着,如果你為了鞏固、捍衛、強化黨的執政地位,不擇手段,犯下錯誤,甚至構成嚴重罪行,仍會被視為黨性堅強的好同志,受到信任、袒護或重用;反之,如果你批評、指責、損害了黨的權威,即便是站在真理一邊,做的是合情合理、於人民有益的好事,總是不可原諒、不堪容忍的異己分子。這種唯我主義傾向,完全背離了“兩心調諧”原則,同馬克思主義風馬牛不相及。 由於社會性思想信仰完全聽命於執政黨的意圖,相當於“政教合一”那樣,馬克思主義和漢以後的“儒教”,或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命運相似,可以被任意解釋,使符合特權統治集團駕馭人民的需要。於是,在馬克思主義或革命的名義下,形形色色貪慾罪惡得以大行其道,不但助長了唯上盲從、自命正確、弄虛作假,進而導向一種非理性的極左思潮,每項政治運動的鬥爭面無不擴大化;黨的幹部隊伍因此日漸脫離群眾,演變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新興特權攻守同盟,走向自己立志獻身的革命大目標的反面。 50年代前期,有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等等政治運動,都擴大了打擊面,造成了不應有的傷害,但人們還可以解釋為“推翻舊世界”難免發生的“矯枉過正”現象,至於批武訓和反胡風運動,顯然已偏離理智常規,但都局限於相對少數人群,不至於破壞了整體上的和諧化表現,或者說至少表面上如此。然而挨到了1957年中後期,一場“反右派鬥爭”陽謀,終於完全摧垮了來之不易,卻非常短促的和諧化局面。 無制衡絕對權力的反調諧性質,同時表現在國家建設方針大轉向,背棄了原先關於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的承諾。 建國初到1952年,毛澤東和黨中央仍然認為:三年經濟恢復後,搞個10年、20年或更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後,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但在國民經濟基本恢復後,毛於1953年6月嚴肅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和“確保私有財產”等觀點,全黨認識很快統一到了“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後才開始過渡。” 的戰略上來。中共因此提前實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底,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科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於是,在反右派鬥爭消滅一切異議之後,無制衡絕對權力宛若“和尚打傘”、“天馬行空”,作出了一個比一個荒唐,越來越與“兩心調諧”原則背道而馳,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二十年後,落到了幾將亡黨亡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凡是堅持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發生了無制衡絕對權力的惡性演變。用南斯拉夫共產黨前二號人物聶古拉斯的話說:“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開始打著‘消滅階級’的旗號,結果卻產生了一個權力無邊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有著特殊的性質和特殊的權力,它以一個統治者和剝削者的實質存在著。”這種逆向演變導致蘇聯、東歐、蒙古等國家的“社會主義體制”失去創造性活力,經濟發展停滯,社會矛盾激化,對照西方世界良性和平演變以來的突飛猛進,未免相形見拙;上世紀九十年代,終告人心喪盡,政權崩解,紛紛朝向“兩心調諧”型民主政治轉型,結束了歷時半世紀的東西方冷戰對峙。 中國大陸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下,發生的情形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既有共同性,又有極其與眾不同的獨特表現。 如果說其他“兄弟國家”的統治階層從上到下整體蛻化變質,那麼中國的情況就不一樣。中共至高無上的領袖毛澤東,是絕無僅有的例外。他早就警覺自己的黨正在蛻化變質,不等它變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開出了一張金丹良方。那不是“兩心調諧”的正道,而是沿着千年偽儒“存天理、滅人慾”的老路,曲解變造馬克思主義,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思想領域消滅利己私心兩者配起套來。推出一套登峰造極的“唯公一心論”,循此展開了一場舉世無雙的規模超大的“改造人性”社會實驗,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高潮、為歸宿,把中國引上了一條無與倫比的另類荊棘路。 對照描述“兩心調諧”原理的十項聯立方程式,這個過程就是由第八式:“崇公抑私”+靈性=發展緩慢、停滯、不進則退的劣質運行系統,沿着極端方向“升級”為第九式:“破私立公,大公無私”+靈性=另類隱性負向發展惡質運行系統。 在全世界所有一黨專政體制國家當中,領袖神化和個人崇拜是共性,領導一切、無所制衡的統治集團蛻變墮落是共性,領袖和自己的執政黨有福同享,同流合污也是共性,像毛澤東那樣堅信“大公無私”極端至善之理,為“斗”、“滅”黨內以至全國人民罪惡之源的“私心”而不懈努力,不斷升級的狂熱理想主義者,可謂中國共產黨絕無僅有的“個性”。 大約從一九五八年起,中共急不及待地提出了“興無(無產階級)滅資(資產階級)、破私立公”的戰略口號,大張旗鼓宣傳私字(個人主義)為萬惡之源,官式地把消滅資本主義和消滅人性兩心中第一性的發展進步動力之源──私心劃上了等號。 一九五八年八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多次講話,談到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商品貨幣關係,廢除八級工資制和家庭私有經濟,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大大讚揚戰爭年代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大家意氣風發、爭做貢獻;而工資等級制,智力勞動者工資多於體力勞動者,乃至“各取所值”,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從而產生官僚主義。……我們要帶頭把六億人民帶成共產主義作風。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農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這是馬克思主義作風與資產階級作風的對立等等。 “一大、二公、三純”的人民公社登場,使毛欣喜過望,他看到了平等,平均、公正、純潔、消滅分工,消滅商品,消滅差別的理想社會正從地平線上冉冉升起。 毛澤東、黨中央令出必行,一九五八年八至十月間,只用了一、二個月的時間,全國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孟軻在答滕文公問時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合作化變相收回了“土改”時分給農民、只耕種了兩三年的私有土地,“統購統銷”剝奪了農民隨行就市,自由買賣的權利;人民公社化則徹底取消了中國農民的恆產和恆心,大鍋飯式的分配製度,幾乎一夜之間從根本上摧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是,緊隨大放“高產衛星”之後,神州大地一下子陷入了“非正常死亡”數以千萬計的曠古未有大饑荒。惡果大暴露後,執政黨中樞一面“調整”應急,暫時“向私讓步”,一面“奉君之好”,集體掩耳盜鈴,把責任一股腦兒推到了莫須有的自然災害以至蘇修背信棄義上去。 毛澤東沒有醒覺否定私心之謬誤,反而從截然對立的方向進一步“大徹大悟”起來。毛憤怒地否定了一切“向私讓步”的觀點和政策,認為僅僅實行制度上、物質上的公有化是遠遠不夠的,只要靈魂深處私心常在,精神就不可能變物質,就不會有精神原子彈,就不能迎來美好的理想社會,反而成為不勞而獲、少慢差費的溫床,懶惰浪費、損公肥私的天堂。於是他不再急急乎追求生產建設上的高指標大躍進奇蹟,無意再搞全國性的大生產運動。他轉而以“僅次於上帝的人”的大智大勇,全力以赴趕盡殺絕人性之私,實踐“六億神州盡舜堯”、“環球同此涼熱”,造就紅彤彤新天地的浪漫主義偉大暢想。 毛把人性私心頑固不化歸咎於幾千年階級社會在思想意識領域留下的罪惡遺產,他發明了“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強調“政治思想領域內的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鬥爭”,認為“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解決”;並且把這項涉及大本大源、改造人性的戰略任務,同現實政治反對國際“修正主義”的戰略任務有機地聯繫到了一起。 一九六二年底起,一場席捲神州大地的學習雷鋒運動,把一位以身殉職的青年戰士描繪為緊遵毛主席指示,自我改造成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大公無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的可歌可泣“真人”典型,作為全黨全國的學習榜樣。從而要求人人 “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徹底批判個人利益、個人奮鬥、個人英雄主義,“對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消滅自我意識,甘當平凡螺絲釘,做黨的馴服工具,一生交給黨安排,毛主席揮手我前進。 毛澤東的“唯公一心論”雖與宋明理學的反人性後儒偽學一脈相承,變本加厲,但其立場與偽儒根本不同。 偽儒愚民,反民眾的人慾,逞帝王權貴的貪慾。 毛澤東以私字為萬惡之源,主張“破私立公”,實現思想革命化,但他不是為了私人、家族或小集團謀利益,他將矛頭主要指向了自己的幹部隊伍、黨的官僚組織的“貪慾”,最後明確定位鬥爭對象為“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終至以“鬥私批修”為綱,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實行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支持群眾“革命造反”,摧垮全國上下黨政機構,從走資派手中奪取政權,教育改造黨的各級幹部和廣大人民,保證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和社會主義國家永不變色。 毛澤東選擇的“隱性負向發展惡質運行系統”,表面上看來,這是與“自私+靈性”型負向發展惡質運行系統相對照的另一極端,實質上由於“破私立公,大公無私”的虛妄性,必然淪為自私的偽裝形式,只是更富欺騙性而已;結果堵塞了一切“兩心調諧”的進取正道,導致靈性創造能力活力盡失,偽善外衣包裝下的犯罪橫行,趨於自我否定、自我毀滅。狂亂的文革不僅造成不可勝計的直接破壞,而且把全國變成了一座充斥“假、大、空”的大戲台。響徹雲霄的“抓革命、促生產”豪邁口號與各行各業普遍“出工不出力”現象連袂共舞,物資嚴重匱乏到了快吃西北風的地步。“龍的傳人”會不會“開除球籍”,已非聳人聽聞。 1957年以後,中國社會脫離了和諧化的軌道,沿着“唯公一心”的極端歧路迅跑起來,損失了無數生命財產,蹉跎了一代人的光陰。直到毛澤東去世,文革告終,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改弦更張,順應黨心民心所向,抓住國際環境大好機遇,實行改革開放新政,扭轉了每況愈下的危險趨勢,開創了經濟蓬勃發展、綜合國力空前增強的新局面。可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以及“權力制衡”體制,空懸依然,姍姍來遲。 中國社會兩千年“心態文化”歧變,“權力制衡”烏有,以及中共建政以來的曲折探索歷程,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反“兩心調諧”型改造人性超級社會實驗的豐富歷史經驗,是中國人民用無比慘重的代價換來,屬於整個人類大家庭的寶貴思想財富;可為指導今日中國構建和諧社會,尋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全球倫理”,重整現代人類信仰體系,提供重要借鑑。但迄今為止,人們很少從這樣的角度去研究,去理解,還有許多諱疾忌醫、掩掩蓋蓋的難言之隱,好比《幾何原本》起始公理(Axiom)般的“人之所以為人”大本大源精義,猶在雲霧迷漫之境。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04: | 民主決策的適用範圍 | |
| 2004: | 道歉虐俘事件—我們有沒有這種承認錯誤 | |
| 2003: | 海外中國大陸人士的“愛國”困擾 | |
| 2003: | 關於因果關係的再思考──與雲兒女士商 | |
| 2002: | 布什對台政策錯在哪兒 | |
| 2002: | 中國是不是愧對朝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