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諧社會三重奏(下) |
| 送交者: benson 2005年05月12日17:47:1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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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5-05-09-18718.htm 作者:龐忠甲
毛澤東去世,文革寫下句點,在黨心民心強烈求變思治之際,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順應大勢,改弦更張,實行改革開放新政。新政的根本特點集中到一句話,就是大幅度“向私讓步”。據此破除了毛澤東時代的一系列緊箍咒,公開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從農村家庭承包製開始,模糊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鴻溝,解開計劃經濟的自縛繩結,放鬆生產資料私有制禁區,制訂一系列鼓勵、照顧和優惠政策,極大地調動了本國人民和外國投資人的私心積極性。 “向私讓步”,本是中國曆朝每逢大亂大難之後,日子過不去時的應急招數,總是屢試不爽,“一抓就靈”,但從來沒有像這次一下子將中國帶進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 中國改革開放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成就輝煌,舉世驚艷。經濟增長速度高居全球前列,國內生產總值(GDP)1979~1990年平均增長9.15%,1991~2001年,又在此基礎上保持平均增長9.85%的速度,近三年的增長率仍高達8.3、9.1和9.5%。民生迅速改善,綜合國力空前增強。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世界排名由1970年的第13位升至目前的第6位;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已達到了僅次於美國的第2位。 取得如此顯耀成績的原因,除了主觀上的轉變,還有世界政治形勢和全球經濟格局提供的非常機遇。鄧小平認為“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就是個機遇。”他說,“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東西方冷戰對峙趨於結束,市場經濟公平競爭互惠合作體製成熟化,資金來源富裕渠道流暢,新科技革命帶來了加速進入後工業化和信息化社會的可能性……形成了一個空前有利於中國崛起的現代國際大環境。反之,如果處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橫行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時代,就根本不能想象中國會有這樣如魚得水的好運氣。 主觀積極因素和客觀有利條件珠聯璧合,催生了當代中國的經濟奇蹟,但是這裡仍然缺少了構成和諧社會兩大基本要素――“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以及“權力制衡”機制。 中國歷史上頻繁的治亂循環中,不乏求變圖治的有利時機,但一次次都因缺少一種韋伯所說的轉轍器功能,亦即本文反覆論證的“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推手調控作用,錯過了走上和諧、發達登雲路的機會,重複轉圈不止。唯有西周“成康之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這兩個不同凡響的歷史階段,“激發時機”導致和諧、發達的上升趨勢,可惜沒有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為守護神,一旦“心態文化”推手變質轉向,這種趨勢就頓失憑藉,難以為繼了。 今日中國正處於空前有利的“激發時機”,已經創造了經濟騰飛奇蹟,究應如何好自為之,告別那血淚斑斑回頭路,從此跳出歷史循環怪圈,乘勝進入和諧發達、前途無量的優化佳境呢? 中國本來沒有自己的傳統宗教。作為“政教合一”的准宗教型“儒教”信仰體系,實際上是一種借孔子令名以行之的偽學,一種抹煞人民自我意識的超級愚民工具。隨着君主政權退出歷史舞台而失去了法定思想統治地位。從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批孔運動,蒙冤千古的孔子及其真版儒家學說,被不分青紅皂白地輪番踐踏,反覆否定;本應遭到清算的偽儒,卻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中倖存了下來。 1949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大陸執政黨和全體人民的指導思想,但實際上異化成了一種偽儒型的假馬克思主義。根深蒂固的偽儒傳統,不僅沒有因批孔而摧陷廓清,反在革命化名義下捲土重來,變本加厲,至文革而登峰造極。隨着文革被定性為一場浩劫,改革開放新政衝破了舊教條,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相繼變天,神聖高潔的信條統統頓失憑藉,除了偽儒釀就的“國民劣根性”如膠如漆、揮之不去,十幾億中國人人集體失去了思想信仰,而且沒有新的信仰替代,形成了人類文明史上幾乎從來沒有過的極其危險的“信仰真空”狀態。 因此,中國社會突然釋放出來的私心原動力,缺乏必要的良性調諧因素,處於一種與中國特色偽公共舞的畸形矯情態勢,具有假公濟私、急功近利、不擇手段、虛而不實、極度貪婪等種種自私惡性特徵,社會性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也難;加之“權力制衡”機制缺位,絕對權力必然造成絕對腐化,制度性腐敗日益嚴重,“以權謀利”、非法斂財之風空前飈漲,社會不公、道德淪喪之勢不可抑制,假冒偽劣現象鋪天蓋地而起,但見貧富懸殊、官商勾結、騙局充斥、治安惡化、金融混亂、環境破壞、資源枯竭、黑社會勢力泛濫……給持續發展、和平崛起的錦繡前程蒙上了濃重陰影,形形色色社會危機已經猙獰畢現。 最可怕的是假共產黨員大量湧現,他們不是在黨籍文件上造假,而是披着為人民服務和獻身共產主義理想的高潔偽裝,執掌生殺予奪和支配國家財富的大權,干着“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竊國害民,包括圈地賣官牟取暴利,拖欠民工血汗工資,侵吞銀行貸款和國有資產,數以千計高官挾億萬巨款外逃這樣喪盡天良的勾當。年年反貪,年年打假,卻越打越猖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腐敗頑症已經滲透了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其規模和表現早已突破“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水準,直逼吉尼斯世界紀錄之最。 今天中國表示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早已超過國際警戒標準0.4,甚至有學者認為已接近不可接受的0.60。70年代以前中國的基尼係數未超過0.2。在百層高樓、豪華別墅、奢侈盛筵、耗資鉅萬的政績工程大牆後面,暴戾之氣四處瀰漫,社會公正原則岌岌可危。 缺乏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素,不僅難於維持社會安定,更且社會性靈性創造能力不可能循正道順暢發揮。因此即便僥倖免於火山爆發般的大規模動亂,也無法獲得科學技術發明創造(包括自我發展和消化推廣先進科技)的終極優勢,只能長期仰仗低成本的引進手段即所謂“拿來主義”亦步亦趨,在趕超口號中不斷“填補空白”。 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顯示,依靠投入大量資金和廉價勞力驅動增長本身是一個有限的過程,經濟持續發展進步的主要的可靠的支持因素是科技創新和改進管理,從而不斷提高生產效率水平。 勞動生產率(Productivity,指每個生產者的單位時間產值),是反映效率,衡量生產力先進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勞動生產率有了較快增長,但因缺乏自身強大創造力為支持,就產業整體看,其增長速度與GDP奇蹟很不相稱。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統計顯示,2002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還只有美國的2.7%。 一般認為,中國擁有巨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可以彌補效率低下的不足,形成自己獨特的優勢。這個優勢是可以用單位勞動成本計算出來的。由於效率差距過大,即便維持工資水平(指每個生產者的單位時間工資)在美國的3%以下,單位勞動成本(單位產值需要的工資=工資水平/勞動生產率)其實比美國低不了多少。如果綜合考慮資本成本、基礎設施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不利因素,那麼所謂廉價勞力這一競爭優勢將進一步弱化。 因此,中國的廉價勞力優勢,實際上只是局限在勞力密集型出口行業領域,藉此在全球工業生產鏈條的低級環節上為了微薄的利潤而相互競爭。長此以往,只要產業競爭力不得不依賴於低工資,即使能夠成為“工業大國”,也無法在產品規格、品牌和核心技術等具有高附加值領域成為具有支配地位的“工業強國”,無論整體總量發展水平如何,就社會先進水平而言,仍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二、三流角色。 中國要成為名符其實的發達大國,必須實行相關的體制改革而不是簡單地使市場更加開放,或者吸引更多的投資,方能釋放出一個全球有力競爭者的潛力。這種改革的前提及其成功的保證,就在於“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支持下的社會和諧化實踐。換言之,沒有社會和諧化,中國成為一個技術上自主創新的強國,以及現代化發達國家的目標就無法真正實現。 缺乏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素,也不可能實現人和自然環境的調諧;既缺乏主觀意願、也沒有科技能力和制衡力量維持“可持續發展”。目前中國每年產出的GDP 中國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人均自然資源是世界平均值的一半,單位產值的排污量卻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餘倍,勞動效率僅為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經濟不穩定的係數為世界平均值的四倍以上。此外,中國能源消耗極大,每萬美元產值消耗礦產資源是日本的7.1倍,美國的5.7倍,甚至是印度的 2.8倍。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水資源危機,同時嚴重性正在快速加劇。 令人欣慰的是,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因應時勢呼喚,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思維、新藍圖。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其中指出:“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團結。” 2005年是中國落實和諧社會的第一年。三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上,幾乎言必稱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已成熱門話題或“關鍵詞”。人們紛紛談論和諧社會應當達成的目標,諸如:“以人為本”、“和諧相處”、“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共同富裕”、 “社會公平”、“伸張正義”、“安定團結” 、“國泰民安”、“政通人和”、“民康物阜”、“安居樂業”、“家和萬事興”等等,其實這些不都是人們久已心嚮往之、早就耳熟能詳的老生常談嗎? 最近中國社科院發布《2005年社會藍皮書》,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和七大措施,均屬“協調各階層利益”等政策性考慮。黨內外各界有心人士紛紛獻計獻策,論文專著鋪天蓋地,但迄今為止,多限於針對社會嚴重不和諧現象提出問題和建議,包括反貪倡廉、貧富差距、國資流失、金融風險、失業問題、三農問題、教育機會、社會保障、社會治安、公共衛生、生態環境、貿易平衡、民族問題、台灣問題、周邊安全,以及全球化和國際關係等等方方面面,其實這都是任何政府任何時候本來應該面對和必須處理的問題。如果中共中央不提和諧社會這四個字,難道就看不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就可以聽之任之不予理會了嗎?頭痛先醫頭、腳痛要醫腳,對症下藥果然必要,甚至十分緊迫,但迄今為止幾乎完全沒有涉及“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和“權力制衡”機制這樣的根本要素,無助於基礎工程建設。 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和任務是容易的,調和一些迫在眉睫的社會矛盾也是比較容易做到的,難的是:尋根求源,找出千載悠悠,求和諧而不得的根本原因;解開世界各國構建和諧社會成敗得失的奧秘;進而確認並聚焦到今天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要素上來。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月2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為和諧社會概括了的二十八字六大特徵: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他又指出:“要加強對我國歷史上關於社會建設理論的研究,按照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為今用。要注意研究國外社會建設理論,借鑑其積極成果。要通過深入系統的理論研究,深化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規律性認識,使我們關於新形勢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更加完備,使我們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要加強對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原因特別是深層次原因的分析研究。 這個“深層次原因的分析研究”,最終必要達到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立足基礎之上,亦即構建和諧社會必要的“心態文化”以及“權力制衡”機制――和諧社會的ABC。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古今中外人間滄桑嚴酷的事實表明,缺少了“心態文化”這個源頭,沒有“權力制衡”這個守護神,和諧社會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太虛幻景。為了進一步認清這些要素的決定性作用,讓我們在切入本題之前,繼上文關於基本原理和過往例證的討論,就最近世界各地特別是東亞社會發展成效實況作一番考察,作為更加直接更富說服力的明鑑。 許多官方和民間中文媒體上,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似已成為唾手可得的現實。一些慣於歌功頌德的文人似乎完全無視歷史的警示。不要說遠了,在二次大戰後的半個多世紀裡,中國最近經濟起飛並唯一奇蹟。世界上有許多後進國家都曾達到過類似的高速發展佳境,似乎很快就能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但一個個絢爛歸於平淡,甚至打還原形,深陷惡性循環難以自拔。 二次大戰以法西斯軸心徹底滅亡而結束,戰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相應退出歷史舞台,開始了半世紀之久的東西方冷戰對峙,客觀上相當於兩種不同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對照試驗。 美國憑藉其強大的軍事、經濟、科技實力,執行馬歇爾《歐洲復興計劃》,援助日本重建,實施“第四點計劃”向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提供投資和技術援助,並建立了一系列合理化的關稅與貿易協定,加速了廣大飽受戰爭創傷的地區,包括曾經罪惡累累的戰敗國恢復和發展經濟。此後西歐各國和日本取得了飛躍般的進步;上世紀70年代在亞洲、拉丁美洲又出現了一大批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包括:新加坡、韓國、香港、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 現在,人們習慣於把世界各國大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類。通常將比較富有、工業基礎雄厚、國民生產總值較高的工業化國家,泛稱為發達國家。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的專門機構)提出了較為嚴格的發達國家特徵:一,現代科學技術成果得到廣泛應用,生產自動化和勞動生產率均達到先進水平。工業內部結構有一定比例要求。二,擁有現代化大農業。三,具有與現代科學技術相適應的國民經濟結構。四,生產國際化達到較高的發展水平。 在他們的年度報告中,全球約二百個國家級經濟體中,除去單一經濟主導的產油國以及一些微型國家外,人均GDP(按購買力計)達到二萬美元左右,當前被列為發達國家(包括經濟體,下同)的有二十多個,絕大部分為西歐、澳洲和北美基督教文化區國家,此外僅有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新加坡、台灣、香港和韓國,以及西亞的以色列。 必須指出,二戰以後,除去戰前原已忝列發達行列的列強和一些西歐國家以及情況比較特殊的以色列,可說發達國家構成的唯一變化僅僅是增加了亞洲四小龍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近二十年來,發達國家組成情況保持穩定不變,天下之大,竟沒有一名新成員跨進發達國家門坎,原來的發達國家則無一掉隊。發達國家入門難度之大,值得一切有心人深究猛省。中國作為和平崛起、志在必得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尤其必須洞察其中原委。 對照本文關於和諧社會三大要素,不難發現,建設發達社會與和諧化存在高度一致性。若要跨越發達國家門坎,除了有利時機,包括環境因素外,“心態文化”和“權力制衡”條件缺一不可;反之,如果這些要素欠備,即便一時增長速度驚人,仍會功虧一簣,既實現不了和諧社會,也造就不成發達國家。因此我們可以把構建和諧社會和發達國家聯繫在一起,作為一個亦此亦彼的統一命題進行討論。
在目前被認為屬於發達國家的成員當中,都有相當完備的“權力制衡”保障機制,但作為大本大源的“心態文化”,背景差異甚大,按其特徵可大分為兩種類型。
西歐、澳洲和北美基督教文化區國家,擁有以新教倫理為代表的“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以及舉世最為成熟的“權力制衡”機制,其社會性靈性創造能力得以在戰後相對安寧的環境中循正道順暢發揮,造成了一個穩定的社會和諧化進程,科技經濟持續發展進步不止,構成了發達國家的主體,現代進步文明的楷模。 基督教作為一種 “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載體,歷經曲折,潛移默化,浴火重生,驅動西方社會發展進步,不同凡響,居功厥偉焉;但是隨着後工業化和訊息化時代接踵而至,虔誠篤信神諭的黃金時代一去難再,以靈異奇蹟為基石的神性信仰的歷史局限性日益彰顯,需要一種承前啟後的理性觀念體系提供重整信仰的基礎。西方世界值此青黃不接之際,儘管今天宗教還是多數人的精神寄託,一場不可逆轉的信仰危機早已悄然來臨,社會不安、道德淪落、犯罪猖獗、創造力消退等種種攸關興亡存續的不祥徵兆猙獰畢現;如何不失和諧,平穩過渡,進階不止,是為新千禧靈性意義上根本的決定性的天字第一號挑戰。
日本和四小龍――新加坡、台灣、香港和韓國,都是效法西方的成功範例。它們之所以成功,除了建立現代先進政治體制,具備有效的“權力制衡”功能外,同時還形成了某種粗粗看去龐雜難解、不成系統,其實內涵“兩心調諧”的揉合型“心態文化”。 這種“心態文化”當中最為活躍的因素,無疑來自西方的“個人本位”觀念,以及相應的強烈發奮進取精神。此時如果沒有一種弘揚愛心或公心的利他因素髮揮調控作用,以實現“兩心調諧”化,這種“個人本位”觀念很容易在“原罪”驅策下,走上自私犯罪的不歸路,陷社會於腐化墮落,自我毀滅的危機。 東亞國家的傳統宗教文化,不具備像基督教新教倫理那樣支持資本主義發展的推手潛質,不足以起而因應西潮東漸之際調諧兩心的歷史使命。它們在效法西方的變革過程中,政治制度,科學技術,經濟管理……什麼都能學,什麼都能搬,唯獨“心態文化”作為“軟科學”(Soft Science)之最,由於歷史背景不同,時代條件已變,不可能憑藉複製移植外國宗教文化來達到同樣的目的,這就是“全盤西化”最為尷尬的局限性。 幸運的是,日本和四小龍都處於所謂東方儒家文化圈。在那裡,儒家學說同它的發源地中國一樣,歷來真偽雜陳,真孔蒙塵。這些國家也對儒家思想進行過反思,但沒有遭受中國大陸發生的輪番踐踏、清剿、全盤否定,較好地保留了傳統文化的精華,尚有自身寶貴的 “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潛在本土資源可以利用。 東方儒家文化圈普遍深受中國朱子偽儒文化的負面影響,阻礙了社會的健康發展進步。偽儒的邪惡本質在於“崇公抑私”,直至“存天理,滅人慾”,壓抑、取消民眾的利己進取原動力,把活生生的靈性人類變成打着偽公旗號的專制統治者的馴服工具,以保特權統治“長治久安”、“永世其昌”。 偽儒肆虐,靠的是專制統治集團實行“政教合一”的精神禁錮政策。日本和四小龍先後改革政制,建立了“政教分離”、信仰自由的現代先進政治體制,於是反人性的偽儒失去了法定的思想領域主導地位。在西方“個人本位”觀念的強烈衝擊下,因應時勢呼喚,為了抵制自私原罪泛濫,政府和社會各界必然寄望儒家美德。真儒雖遭曲解、塵封,總是瑕不掩瑜。於是“歷久彌堅、不可毀也”的真版孔子思想有了重放異彩的機會,宛若無形推手,在建設現代發達國家的進程中,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調諧兩心”的特賦功能。下一節中將對此繼續深入探討。
真儒精義何在?對日本、四小龍和當代世界構建和諧發達社會的前景意味着什麼? 儒學的核心是“仁學”。其實“仁”就是“兩心調諧”;求仁,就是實踐“兩心調諧”。儘管千百年來,孔子思想被偽攪和成了一筆糊塗帳,我們還是不難藉助經典原著關於“仁”的一系列關鍵詞,直切要害,交待其中精義。 “仁者人也”。儒家以人為本。人民是人類社會的主體,因此儒家主張“君輕民貴”,以民為本。“與鳥獸不可言仁”也。 “仁者自愛”,“仁者愛己”。利己之心源自生物本能,是謀求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動力,儒家以“愛己”為天經地義、光明正大。 “唯人,萬物之靈”。人類與鳥獸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擁有靈性創造能力,應該懂得尋求超越生物本能,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最高明的“愛己”之道。 這個最高明的“愛己”之道,就是弘揚利他的愛心或公心,通過利己與利他之心優化調諧,經由“仁者愛人”,達到“仁者使人愛己”的化境。是為任何個人、集體、國家,以至全人類,求取可靠、長遠的最大利己效益的皆大歡喜、互惠互利、無比高明成功之道,亦即“兩心調諧”化的唯一人間正道。 因此,儒家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人生處世必遵的黃金律,進而“己欲利而利人”,“”己欲立而立人、“達則兼濟天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人類最可寶貴的靈性創造能力得以循正道順暢發揮,發明創造,紛至沓來,改革體制,增進福祉,永無止境,可“與天地叄”也。“兩心調諧”,其至矣乎! 顯然,“行仁”、“愛人”,根本不是偽儒曲解的“無私”、“無我”、“無欲”、“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而是公私兩心的優化調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獲致最大效益之義。 “仁學”也是人與大自然優化相處的原則。“仁民而愛物”的生態倫理,是“兩心調諧”原理的必然外延;“愛物”是“仁民”的需要,符合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大利益要求。重物節物,善加運用,尋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最高境界,使按自然規律再生循環或良性取代,人類才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作為建設發達社會的物質基礎,實現“可持續發展”長遠方針。 “仁學”不僅闡明了“兩心調諧”原理,還包括貫徹這個原理應循的科學方法論――被稱為“孔門傳授心法”的“中庸之道”,以及由此導出的行為規範――“事之治也”的“禮法”。 “仁-中-禮” 三位一體,構成了“仁學”的全部內容――相當於一部指引人生“當行之路”的金聲玉振大全寶典。。 “仁學” 是天賦人類存乎己心,人人得憑靈性感悟認知,並引為信仰、終身奉行,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優化選擇。 孔子宣揚“仁學”,誨人不倦的目的,可歸結為“肯定人慾,引上正道”八個大字。循此正道,人類可由比較合理和富裕的“小康社會,升級進入高度和諧發達的“大同”境界,這就是儒家的分階段社會發展目的論。 儒家學說可被看作信“天”的有神論,但全然理性立論,不涉迷信奇蹟,不語“怪力亂神”,不談“死後世界”,反對“出世”,堅持“入世”,相信事在人為,把“命”視為可以抗爭的客觀制約條件,孔子本人甚至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超級奮鬥精神垂範後世。真版儒家學說這種立足清新的“人本主義”的“模糊化信天觀”,特具莫大包容性,可以跨越有神論和無神論的鴻溝,不陷 “唯物”“唯心” 爭論,與古往今來一切具有真理內涵的思想體系相融無礙,以利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實現社會性“兩心調諧”,致力構建和諧發達幸福理想社會共襄盛舉。 以“仁學”為核心,上接“模糊化信天觀”,下切“社會發展目的論”,是為貢獻人類世界建立理性信仰,協調致和,持續發展進步,“與天地叄”的全息型三梯次(3 Tier)三位一體論,構成了儒家學說邏輯嚴正的的完整思想體系。 東亞儒家文化圈內,偽儒長期充當着禁錮靈性創造能力、阻礙社會進步的愚民統治工具,但一旦社會體制變革,進入開放狀態,真儒有了出頭機遇,就可能由隱轉顯,發揮某種程度建設性作用。 博大精深的儒家學說可以說基督教濟世教義的理性完整版,或者說基督教濟世教義相當於儒家學說的神性版,其“兩心調諧”內涵根本一致,可以兼容補充,從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引導芸芸眾生“當行之路”。 真儒作為西方神性“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的理性完整版,不言而喻地為引進西方“個人本位” 、個人權利、個人自由、自立自主觀念和競爭精神,實行民主共和政治和市場經濟自由競爭體制,提供了最好不過的精神支持;並在高揚個人自由精神的後工業化、信息化現代社會,通過發揚忠恕孝道、尊老愛幼、克勤克儉、互幫互助的生活倫理,注重素質修養、家庭價值和集體利益,確立道德準則,健全法律制度,克服個人與政府行為的任意性,成為構建和諧社會和發達國家必須的東方特色“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源頭。 日本和四小龍,因為西方體制在儒家傳統文化的環境中安家落戶,同儒家文化圈內其他沒有同西方體制相結合的地區顯出了區別,也同世界上其他引進西方體制但缺乏“兩心調諧”型傳統文化支持的地區顯出了區別,成功地走上了和諧化和迅速發展的道路,成為東方世界唯有的發達國家(經濟體)。 必須說明的是,日本和四小龍出現的東方型――理性揉合型的“心態文化”,只是一種不期而然的幸運組合。在那裡儒家思想仍然真偽難辨,真真假假,甚至“假作真時真亦假”。偽儒和其他反調諧的意識形態,在一些相當強大的社會勢力和利益集團支持下,繼續頑強地發揮着它們的負面影響力。真儒理論體系至今還面目不清,支離破碎,猶待重新整理、解說、完善,與時俱進,同現代世界的發展水平接軌。所以當下真儒在那些地區能夠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那裡經由“兩心調諧”化而煥發的社會性靈性創造能力及其成果水平,較之西方型――宗教載體型國家,還有數量級上的落差。換言之,即便同列發達國家(經濟體),但有層次上的差距。 因為存在這樣的差距,它們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外部有利因素,通過“拿來主義”引進西方先進成果,自身的發明創造能力和業績尚與西方不可同日而語,也比較容易發生決策差錯甚至走上歧途。 以日本為例,戰後經過“脫亞入美”改造,已晉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西歐、北美以外發展最為成功的發達國家;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在先進科技領域顯現力不從心疲態的同時,其缺乏足夠科技實力支持的泡沫經濟終於原形畢露,陷於持續經濟衰退,至今難有起色。日本西化至今,其心態文化同西方的個人本位觀念和愛心救贖精神相協和的“兩心調諧”內涵仍多格格不入。日本國內企事業維持終身僱傭制度,盛行家族型效忠意識,經營管理方式不脫“崇公抑私”為特徵的“日本模式”。在國際經貿領域,日本長期奉行政府主導的非公平競爭的政商特權假性市場經濟,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商品只圖賺錢,切忌提供實質性的技術合作,被鄰國和世人視為背離公平互惠原則的嗜血性“經濟動物”。近來日本力圖建立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在心理上和行為上回歸“皇國史觀”,顯現全盤否定罪惡侵略史實的傾向,對外民族主義重新抬頭,戀棧“社會達爾文主義”, “集團自私”惡性發作,出現種種逆和諧潮流而動的異常現象,正在產生事與願違的反效果,其動向值得注意。 日本能否循正道重振蓬勃持續發展進步的勢頭,四小龍能否突破種種瓶頸更上一層樓,涉及很多複雜因素,但就大本大源而言,要害當在“心態文化”建設,全面提升“兩心調諧”優化水平。 上世紀六十年代,一些學者提出了尋找新教倫理在非西方地區的“功能對等項”命題,將“儒家文化圈”的經濟成就歸功於“崇公抑私”的“美德”,特別是尊重群體而非個人權益的價值觀,一時間“儒家倫理”成為交相讚揚的對象。當時的新加坡總統李光耀先生提出了有名的“亞洲價值觀”說,以為儒家文化的精華(實為偽儒)勝過西方個人本位的優越性,使得長處落後狀態的許多亞洲國家官民大長志氣,特別是一些堅持絕對權力體制的政權,以及一些主張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不以個人的價值取向而以集體的價值取向來思考問題的“精英”們備受鼓舞。於是一種要靠“儒家倫理”救世的呼聲時髦起來,有人急忙喊出了“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這樣豪邁的口號。只是人們不免質疑,既然“亞洲價值觀”如此高明,如此美妙,為何潛伏千載,熬到如今方才步西方後塵一顯神威? 九十年代初期,“日本模式”不行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沒有給比下去,反而加速進步。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泡沫經濟神話破滅。李光耀不失為君子,作了檢討,親自公開地誠懇地帶頭否定了這個曾經風靡一時的“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是對儒家學說真偽不分,對西方文明內涵認識膚淺,根本不知“兩心調諧”原理為何物的一場誤會。日本和四小龍的成就,顯示了真版儒家學說與西方現代文明互補的可用性,而非偽儒陰魂不散化妖為奇。如果要用“崇公”來校治西方民主社會的自私現象,也只能是“崇公”加上“衛私”或最好“揚私”,讓大公和大私互相調諧,相得益彰,方為人間正道。 至於現在還屈居發展中國家名單的許多成員,二戰後乘有利時機發展經營,曾經有過新星熠熠上升般的不凡表現,連年GDP增幅高達7-10%,直逼發達國家行列;可惜上述要素未備,後繼乏力,榮華難再。 以南美的阿根廷為例,20世紀初期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5個國家之一,其人均GDP與美國大致相當。七十年代以後,阿根廷因大量外資流入、宏觀形勢好轉和體制改革帶動,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拉美地區的火車頭,被稱為“阿根廷奇蹟”。九十年代末,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短短的幾年之內從繁榮變為破產。2002年,阿根廷經濟竟然負增長11%。200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 這些由絢爛歸於平淡落寞的國家當中,不少成員曾經仿效西方發達國家建立民主政治體制,但是“權力制衡”徒有虛名,不久為政治強人或特權勢力破壞,走上專制獨裁、貪瀆腐化的老路,財富分配不公,社會矛盾尖銳,和諧、發達皆成泡影。其中無制衡權力導致的腐化,無疑是社會危機的主要催化劑。拉美著名作家瓦爾加斯•略薩曾經這樣形容拉美社會:“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整個拉美,那個詞不是自由,而是腐敗,腐敗已成為拉美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 一些國家擁有歷史悠久的神性信仰,往往在“政教合一”體制下,淪為反調諧的愚民政治工具;即便改為“政教分離”,仍然充斥因循守舊、出世輕世、寄望來世、原始迷信、深度默想、苦修解脫、或安於宿命等等消極內涵,禮儀繁瑣而無所作為,苦於欠缺堪以矯治的思想體系進入角色,未能煥發足夠創造力支持社會進步轉型。 試觀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普遍缺乏自身創造性成果為後盾,主要依靠可計算的投入驅動,即大量投入資金,開發廉價資源,動員便宜勞力,而非經由創造性發展先進生產力以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即便沒有發生動亂、倒退或破壞,經濟增長也會很快達到飽和極限,因泡沫化或滯漲而萎縮、停頓。這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劇,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許多地區不斷上演,不勝枚舉。 隨着現代科技文明加速發展進步,神性信仰(或准神性信仰)終要行近不可逾越的歷史局限關頭,迎來面目猙獰吞噬一切的信仰危機;今日世界進步人類正在呼喚、尋求一種超越傳統宗教(或准宗教),立足理性良知,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更新信仰力量,藉以維“心態文化”推手不失調諧,運行自如,驅策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不止。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美國芝加哥召開了一次由來自幾乎每一種宗教的六千五百人參加的世界宗教議會大會,探討全球性的倫理與宗教的關係,並且發表了一份《走向全球倫理宣言》。這是歷來門戶森嚴、各奔前程的宗教界因應信仰危機,決意走出傳統神學和哲學界那種脫離現實的思辨哲學的漫天濃霧,回歸大本大源,追求清新簡明共識基礎的破天荒歷史性舉措。 中國有關學界和國際“全球倫理”鼓吹者們,普遍注意和強調孔子學說早已包含了上述道德金律及其衍生原則,具有重大指導意義。不用說兩千五百年前,就是21世紀的今天,孔子的全息型三梯次(3 Tier)三位一體論,作為理性的“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建設參考基準體系,也許是最為完備,並經實踐驗證的優化選擇。對於處於“信仰真空”狀態的當代中國,若要結合自身優秀傳統文化,重建理性“兩心調諧”社會性信仰體系,舍真版儒家學說尚有何可求? 討論至此,可以想見今日中國構建和諧、發達社會的必由之道,當是標本兼治,以本為要;除了提出各種針對社會現實矛盾的治理措施,怎麼也不能忽略了根本要素三重奏。否則,正如歷史實踐證明,充其量只能是不成正果的一時之盛,或是製造輿論一律,自欺欺人的和諧表象罷了。對照上述三大要素,中國社會和諧化“激發時機”--催活因素顯已具備,國際上後冷戰全球化大環境尤其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條件。在執政黨倡導下,朝野各界,一呼百應,心氣相共,只爭朝夕,一旦登程,得道多助,合乎潮流,勢不可擋。關鍵在於如何金抓住有利時機,結合中國國情實際,落實:一,“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建設;二,建立“權力制衡”保障機制。
基於上述討論,關於神州中華――儒家文化發源地的“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建設方案,其實優選答案已經躍然眼前。 青年毛澤東曾痛感 “民智污塞,開通為難。” “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之源”相信“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 他非常強調把握人心趨向的根本原因。“今後……只將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 “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他又說:“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叄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以上引言均見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致黎錦熙信)現在莫非就是還孔聖人“天之木鐸”,“與孔子同在”,天機解密,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千載一時? 顯然,毛澤東沒有達成他的宏願;這個任務已經歷史地落到了當代志士仁人肩上。 中國社會“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大本大源不必遠求。孔子總結西周構建和諧社會的經驗教訓,悟通天機,傳播天道,早在25個世紀以前,提供了再好不過、歷久彌新的本土資源――真版儒家學說,只待今人撥亂反正,發揚光大,善加運用。 河東河西,風水輪轉,今朝孔子成了特大熱門。新一代儒學界人材輩出,官民組織、網站不計其數,會議、報告、書刊滿天飛。崇仰宣揚孔子的社會活動,花俏風騷,聲勢浩大,文廟“祭孔”成風,小兒讀經、重開私塾之類奇聞迭傳,孔字招牌商業噱頭鋪天蓋地。 表面上儒學復興轟轟烈烈,但迄今難有實效。愚以為實現“儒化”濟世之想,關鍵在於把握做好以下三件大事:
偽儒毒害中國兩千年,與各種消極意識形態相結合,鑄成了魯迅痛切名之的“國民劣根性”;近年又曾以革命化名義改頭換面,變本加厲,捲土重來,造成空前危害和思想混亂。儒學界至今習慣於真偽不分,宋明理學還被許多人視為儒家道統的真傳與發展。如果梳理不清這筆荒誕不經的糊塗帳,奢談什麼儒化不儒化,還不是“黑房子裡捉黑貓”,“假作真時真亦假”,什麼是非曲直也弄不明白;難怪有人竟把“儒化”與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大方向對立起來,把中國的未來與現代世界進步文明對立起來;最常見的是反覆拾取前儒牙慧,在道德教條ABC里討生活,混混噩噩,了無深意,何以救世濟民,普渡眾生? 唯有 “探本溯源”、“追本窮源”、“正本清源”,經過一場全民參與、鞭辟入裡的大討論,還歷史本來面目,區分真假儒家,從根本上平反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雙包案,才是重建中國“兩心調諧”信仰體系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值此重整中華“心態文化”的歷史性轉折關頭,一旦真偽大分,當務之急就是找回輪番趕盡殺絕之餘“不可毀也”的真儒精髓,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大本大源開始,運用“兩心調諧”原理,沿着儒家心路歷程,理清孔子思想脈絡,通過嚴謹的邏輯推證,與時俱進、重新解說,交待出一個“肯定人慾,引上正道”,自圓其說、理路清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百世可知”,貫通先秦-21世紀的完整版“孔子思想體系”。 對於儒家學說這個天字第一號國粹,當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般中國人其實莫名其妙,就積極的正面意義而言,充其量講得出幾款泛泛道德教條口頭禪而已。當然別說西洋人了。兩百年前德國首席哲學家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是這樣一個實際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個哲學家,“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 老練的道德的教條,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別的東西。” 甚至認為,“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如果不服氣,卻不能立足現代科學觀念,建立一種具有確切定義和嚴謹邏輯性的理論體系,憑什麼回駁黑格爾,憑什麼證明孔學至今還有其生命力?憑什麼提供真儒的充分說服力和可操作性,憑什麼奢談什麼“儒化”救國? 這樣的“孔子思想體系”,絕非誤盡蒼生的“天下本位”、“社會本位” 型誇誇其談,更非 “破私立公”、“大公無私”、“存天理,滅人慾”、“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之類自欺欺人偽善說教。 這樣的“孔子思想體系”,定然以人為本,以民為本,順乎人性,合乎 “天道”;肯定“人慾”(相當於現代語言中的“私心”),防範“貪慾”(相當於現代語言中的“自私”),倡“利他之心” 調諧“利己之心”,以驅動人類特秉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產生“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達則兼濟天下”的優化和諧社會效果,歸根到底是符合每個人根本的長遠的最大利益的極高明利己之道,是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當行之路”,先進文化的源頭,社會信仰之基石。 這樣的“孔子思想體系”,必要指明 “當行之路” 的前進方向,追求的近景和遠景目標,以及相應的可操作政策綱領,提供一部經小康臻大同的分階段“社會發展目的論”。一旦觸類旁通,與時俱進,當然導向一個保障每個人自身權益,並且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樣權益的公正社會體系,建立自由民主共和政治,發展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造就發明創造紛至沓來,先進生產力進階不止,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大趨勢。 這樣的“孔子思想體系”,以導布“天理”為己任,必要擺正天人關係,提倡一種具有“模糊化”特色的“信天觀”,無限敬畏、尊重那貫通神性之最(代表至上神)和理性之最(代表客觀規律性總成)的“天”,不悖宗教情懷,又“不問鬼神”,排除奇蹟迷信,確保理性清純;唯其如此,利於“萬物之靈”避開“有神”、“無神”(“唯心”、“唯物”)無謂爭論,可與馬克思主義,“三個代表”指導思想,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思想哲學體系,包括傳統主流宗教文化的真理內涵息息相通,交融無礙,相得益彰,利於調動人人自覺貫徹“當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積極性,導致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效益最大化。 有了這樣的“孔子思想體系”,仁、孝、忠、恕、敬、禮、中庸……一眾德目才能找到確切的意義,弄通相互有機聯繫。不僅象牙塔里不再昏天黑地,最要緊讓千千萬萬“下里巴人”聽得進去,聽出滋味,豁然開朗,心悅神服,感受震撼性靈的強大說服力,體認為人不可不遵,“汝意還與吾意同”的“人間正道”,始能自覺建立一種立足中華傳統文化精華(不是偽儒糟粕)之上,常葆先進導向功能的理性信仰體系。至此,儒學返老還童,用於當代道德重整、普渡眾生、指引人生、 振興中華,躋身進步人類前列,就有了可行性,有了成功的希望。 如果真版“孔子思想體系”老是呼之不出,那麼這場儒學復興新潮,難免始亂終棄,怕是“毫無功德”可言的又一陣虛火潮熱而已。
開展“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建設,在社會性實際操作中,至少必須配備一套高水準的先進 “心態文化”教程。 儒家學說有朝一日去偽存真,返老回童,經世致用,其效能所在,應是藉以提供一種闡發“兩心調諧”原理的共同價值觀或“普遍倫理”的參考綱領,有助今人展開符合社會實際的理性思考,促進先進文化建設,循正道最大限度發揮天賦靈性的創造功能;而非食古不化,拘泥經句,機械重複,穿鑿附會,糾纏枝節之辨;更不容再現凌駕一切之上的統一、終極型意識形態教條主義。 古典儒家立論符合“兩心調諧”原理,但因歷史條件決定的認識局限性,存在許多模糊、矛盾、失當,不合今日時宜的東西。暴秦焚書坑儒幾乎盡毀儒家經書,後世所傳,不乏訛傳或偽作,特別是後儒作注太多曲解誤釋,絕不可以照單全收。即便信為孔孟原話,也不應一律當作真理,無原則地高抬貴手。孟軻的“性善說”和荀況的“性惡說”不是都有片面性嗎?經書中關於古代禮儀遠離現實、不勝繁瑣的大量記述,包括“三年無改父之道”之類,恐怕只有民俗學或考古學的用途了。 鄧小平說過:“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所發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對於上千年的儒家學說無疑也是如此。只有立足“兩心調諧”原理,堅持從實際出發,所貴者權,與時俱進,才能心明眼亮,有效把握和運用“肯定人慾,引上正道”的精義宗旨。 分清真偽,確立體系,絕不意味着可以孤芳自賞,排除異己,唯我獨尊,“包打天下”。恰恰相反,應當虛心坦懷(Open Mind),發揚孔子“模糊信天觀”的廣大包容精神,結合無神論真版馬克思主義,以及藉神性宗教為載體的基督教愛心救贖教義;兼收並蓄人類大家庭一切具有真理內涵的多元思想營養,精華薈萃,融會貫通,推陳出新,以編撰一部立足理性,兼容宗教情懷,具有時代先進意義,堪以支持今日中國先進文化建設的“心態文化”教程。 這部教程,當非佶屈聱牙、高深莫測、五花八門、互相顛倒,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平頭老百姓莫名其妙的繁瑣哲學理論遊戲,也不是停留在重申道德金律或傳統德目的一些老生常談而已,而是從廟堂重臣到下里巴人皆可一目了然、豁然貫通,淺顯明白卻有不可抗拒邏輯力量的理性思想信仰指導全書。為此須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世性基本公理常識出發,從各個不同角度透徹闡明“兩心調諧”原理的全部根據,理順中外古今歷史發展來龍去脈,密切聯繫豐富多采的社會生活實際,總結 “人之所以為人”的種種至關緊要經驗教訓,並且不斷充實更新內容以跟上時代快速行進的步伐,從而導向一種從樹木到森林,從聽命到自覺,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茅塞頓開、大澈大悟境界。 馬克思主義挽狂瀾於既倒,撥正了人類歷史的航向,也是中國人民謀求解放的福音,卻曾遭遇類似儒家學說那樣被扭曲背反的命運。大半個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被定義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行動指南,但實際上長處真假混雜難分的狀態。冷戰結束後,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範圍退潮,並且幾乎成了無數人間悲劇的替罪羊,這也是一場“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歷史錯覺和特大冤案。如果中國執政黨和思想界相信馬克思主義尚未完成在中國的歷史任務,就必須嚴肅面對一個區分真假的問題。不容猶豫還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解放”, 就是使人人成為可以充分發揮個性特長的“自由個體”(Free Individual)這個大目標的本來面目,從而悟通“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實現每個人和一切人自由發展的理想的和諧關係的真諦。 韋伯(Max Webber 1864-1920)關於基督新教倫理催生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學說,為“第二次浪潮”歷史性轉折中“心態文化”所起決定性推手作用提供了極好的說明。如果吾人不當鴕鳥,“知恥近乎勇”,就要老老實實承認明清以還“東方不亮西方亮”,以及西方成功主導世界進步潮流的歷史事實,不僅熱衷於取巧“拿來”西方經濟科技成就,更要虛懷若谷地移樽就教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看不見的推手功能原委。其中特別值得重點探究美國社會“心態文化”的兩心調諧內涵,破解非常富於創造力的所謂“美國精神”的深層奧秘,作為擺脫“劣根性”,改造“國民性”的無價寶鑑。
這部“心態文化”教程寫好了,講通了,可以作為基本倫理教育的重要參考教材,並演化衍生大量多彩多姿、雅俗共賞的文藝讀物和視聽產品,拜多媒體高科技之賜,可以通過網絡論壇、短訊語言、舞台演出、脫口秀、電影、MTV、電視連續劇等現代大眾傳播方式擴大影響,憑藉內在說服力逐步構建自覺的健康的社會性深層文化意識;但即便達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深入人心的程度,如果沒有經常的足夠的私心積極性支持,其有效性仍在不明之天。千萬不可忘記“兩心調諧”原理確認私心在人性兩心中的第一性地位,或者說,“肯定人慾”是“引上正道”的前提,離開了這個前提,什麽令人“心醉神迷”的道理都將成為徹頭徹尾的“假大空”。 基督教的“天國說”,作出了“末日審判”的神性承諾:每個人的全部記錄──所有的好事和壞事都將呈堂,由上帝公正裁定每個人的報應,那時“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為信徒自覺救贖提供了強大的持續的私心驅動力。 如果人們已經不把天堂地獄認真當回事,那麽理性信仰能為信眾提供什麽“好有好報”的保證呢? 從歷史的社會的整體的長遠的意義而言,道德金律一旦經世致用,廣大社會成員終將普受其益,但現實生活中,當事人不一定有好報。特別在一個“信仰真空”、兩心失衡的社會環境當中,好心善行、見義勇為,往往被譏為傻瓜,不僅得不到支持,甚至反遭打擊,“流血又流淚”,使許多人視為畏途。 二千五百年前,儒家無法落實“賞罰分明”的良策,調動不起“天下歸仁”的積極性;後世中國由“崇公抑私”而“破私立公”,實則南轅北轍,只落得私心匿跡,公心蕩然,自私犯罪挾偽公虛火流毒四方。 開展現代先進文化建設,鼓勵向善私心積極性,既不能指望遙不可及的因果報應神性奇蹟,也不應停留理性道德說教上,以為理可以自行。國家和社會不僅要懲治犯罪,體現“惡有惡報”,還應該採取理性手段,為調動實現兩心調諧化的強大私心驅動力,大力營建兌現實質性“好有好報”、貫徹善惡“賞罰分明”的配套工程。“為私正名”,“為公正名”,豈能有名無實?“以德治國”,“兩心調諧”,無戲言也。 “好有好報”,作為先進文化建設至關緊要的配套工程,是在不斷改進完善市場經濟報酬機制基礎上,進行理性化再分配的一項龐大、複雜、細的開拓性系統工程,成敗得失關係人類社會命運前途,應為全社會每個人,一切組織機構,特別是擁有政治影響力和巨大財力的實體重視、支持和參與,其中政府顯然負有不可推卸的主導責任。 除了通過市場經濟價值規律“自動”為某些產生有形效益的貢獻產生適當回報,國家和社會還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報償機制,包括建立非常難為的公正的科學的推薦、評價體系,通過法律、政策、制度和辦法,盡其所能確保各種各樣“好人好事”,特別是道德表率、見義勇為、一時難見實效的有益探索研究活動等等不易用市場價值核算的“好人好事”,得到應有的精神鼓勵和實質性報答;不僅不能讓人們做了好事反而吃虧,更要讓“好人”名利雙收,率先進入“人間天堂”。 ######## 上述三件大事,須有朝野廣泛共識,政府和有影響的社會團體大力支持,人文科學界協同努力,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積極參與,方能形成規模,落到實處,獲得預期效果。 從中國社會現實出發,這三件大事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大基礎建設工程,欲求順利開展,克臻全功,關鍵在於執政黨的倡導和支持。 做好這三件大事,是孔子故鄉近水樓台的得月先機,是今日中國穩定中謀發展,發展中求和諧,和諧中再發展,實現發達國家理想目標的必要。執政黨提高執政能力,突破發展瓶頸,建大功立偉業,舍此又何從他求,莫非時不我待,勢在必行? 至此,人們不免產生一個疑問:中國共產黨黨章(2002年11月14日通過)總綱明文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那麼孔子儒家思想的地位在哪裡?又如何處理其間的關係呢? 黨綱要求自己的政黨“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因此,做好上述三件大事,探明和發揮真版孔子思想對於達成構建和諧發達社會要素的可用性,不僅同現行黨綱沒有矛盾,而且恰恰就是貫徹各項行動指南,保障實現宏大理想抱負的不二良策。 重振真儒,要在弘揚“兩心調諧”型普遍倫理,作為一切主義可以共享的“心態文化”資源,也是維護各種具有“兩心調諧”內涵的主義不至於被曲解誤用,引導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通用“心態”指南,因此性質上並不存在與其他主義比高下地位的問題。 真儒的真理性質得到肯定後,果然要為之正名、立名、揚名,以利人們在心悅神服之餘,運用自由意志作出信仰選擇,發揮無形推手調諧兩心的妙用;但一定不要官方強行定性追求觀念統一、重蹈“政教合一”的歷史覆轍。就像西方發達國家作為“道德孵化器”的基督教,隱然影響着千千萬萬人日常生活和重大決策,卻沒有來自權力機關的獨尊律令,也用不着爭一個什麼法定“國教”或“指導思想”的名分。 ######## 明代在華傳教的一些西方耶蘇會教士,認為中國固有文明的精華無疑只在於早期儒學,孔子開創了世界上其他民族無與倫比的理性道德哲學,其精神與基督教教義一致。他們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該是批判否定後儒,通過對先儒精義的闡釋與重建,最終達到“超儒”,以建立中國文明的新體系,走出一條能夠長期發展的新路。今天我們運用傳統真版儒家學說建設現代社會“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就是順天應時,從新開始,義無反顧,向“超儒”境界邁進。 意味深長的是,一旦真版儒家學說浴火重生,建成強大“超儒”信仰體系,指引社會“心態文化”建設,不僅是中國未來錦繡前程希望所寄,又何嘗不是西方和整個人類大家庭千呼萬喚“普遍倫理”或“全球倫理”、克服形形色色信仰危機殷切期待之至的成套理性解題軟件(Solution)? 當代中國為世界可能作出的重大貢獻當中,推出“超儒”思想體系,並且以自己的社會實踐證明其可用性和普世性,應是冠蓋千古,造福億眾,功德無量,較之“四大發明”、易經、氣功、廉價勞力、市場潛力、世界工廠之類不可同日而語的超越型奇功異勛。
最後,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中國現實政治生活中非常敏感的特級難題――如何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體制――確鑿有效的“權力制衡”? “權力制衡”,在某種意義上是“共和政治”的代名詞。由於最大的、根本的“權力制衡”力量來自人民,在民主潮流浩浩蕩蕩的今天,人們習慣於將“權力制衡”視為民主政治的當然組成部分;也就是說,沒有民主的共和是不健全的弱勢共和,沒有共和的民主是靠不住的形式民主,民主共和如同一體,不可分割。 1945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回答黃炎培關於如何跳出興亡周期率的問題時,斬釘截鐵地說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人民監督政府,這件大事一旦落到實處,“權力制衡”就是水到渠成了。可惜毛澤東畢生沒有找到一種適當的形式。他晚年寄予厚望的“無產階級大民主”試驗失敗了,成了一場“暴民政治”浩劫。 許多人以為,西方傳統民主社會歷史悠久,行之有效的多黨競爭、普遍選舉、雙議會制、三權分立等制度,已成定例,除了照搬,別無他途。其實這是一種先入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觀念。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共性的,建制模式則不可能只有一種選擇。基於時代特徵變化、國情背景差異,本着與時俱進、因地制宜的精神,中國政治體制民主化改革應有適合自己特點的優化創新超越之路。 西方體制不便照搬的主要理由,首先在於中華大地千載而下缺乏一種立足個人本位以弘揚利他精神的深層社會性意識形態──體現私心與公心相得益彰的調諧功能的“心態文化”推手。這樣的先天不足文化背景條件,決定了中國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是謹慎的,緩進的,以便在改革進程中有足夠時空容許先進文化建設相應跟上節拍;否則,任何急就章只會破壞穩定,卻達不到目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反覆、挫折不已,至今成效乏善可陳,甚至事與願違,多與思想信仰基礎不配套密切關聯。 其次,中國在組織上也不具備實行西方傳統政黨競爭的組織基礎。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曾說:“在中國,在五四運動以來六十年中,除了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存在另外一個像列寧所說的聯繫廣大群眾的黨。”二十餘年後的中國大陸,除了共產黨,仍然不存在另外一個政黨,可以讓全國人民寄託他們對於前途的一切希望。儘管這種“無可取代”的局面正是執政黨嚴密政治控制所造成,但畢竟實際情況確乎如此。如果現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事實上“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或“把四個現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現“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這樣的估計並非危言聳聽。 再者,西方大體上成型於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的傳統民主體制,固然居功厥偉,現時仍在有效運行,但其歷史局限性和潛在弊病正在突顯出來,終要從先進變落伍,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陳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機,同時傳統民主政治決策體制正面臨效率低下,弊病叢生,基礎動搖,非改革不足以因應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新時勢的嚴峻挑戰。世界是多元多樣的,民主政治的模式必然也是多元多樣的。 因此,基於中國實情,反對套用西方傳統的多黨競爭制度,不應簡單地看做執政黨戀棧絕對權力,抵制民主化改革的藉口。 美著名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 八十年代初在《第三次浪潮》中,指陳現行沿襲二百年、屬於工業化時代的決策體制正在過時,並提出了全球化訊息化時代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謅議。他的預言在鑿鑿應驗之中。 托夫勒向開創美國基業的祖先們聲稱:“革命的前輩們,我要向你們致敬!感謝你們使我作為美國公民,在一個法治的政府下生活了半個世紀。特別是那彌足珍貴的《人權法案》,使我有可能自由地思考,提出與眾不同的意見。無論我有時確實多麽可笑或錯誤,而在發表下述見解時,心中無所畏懼。 “……我現在必須寫下的意見,很容易被我的同代人所誤解。有些人無疑將認為它具有煽動性。然而這是一個痛苦的現實,我相信你們會一目了然。因為,你們設計的政府體制,包括你們所依據的一些原則本身,已經變得陳舊。因此,如果疏忽大意,它將變得越來越壓制和危害人民的福利。這種情況必須根本改變,要創造出一種新的政府體制──二十一世紀的民主。 “……我們需要團結一致,而不是怒氣沖沖和固執己見,不是憑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是通過廣泛的協商,心平氣和的共同參與,以重建美國的未來。” 他又說:“總之,凡是所謂代議制政府許多不靈活的和越來越不中用的機構……所有這些機構都必須改革,並非因為它們有着內在的邪惡,甚至不是因為被這個或那個階級(或團體)所控制,而是因為它日益不中用了,不再適應發生根本變化的世界的需要了。 “這項任務要求億萬人民參加。如果這場徹底的整頓受到頑強抵制,那就可能引起流血。這一過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地實現,將取決於很多因素。因此,要看現在的權力班子有多大的靈活性和原則性,要看這種變化是否受到經濟崩潰的影響而加快,要看是否出現外部威脅和軍事干涉。風險顯然是巨大的。 “然而,如果不整頓我們的政治機構,風險甚至會更大。我們整頓開始得越早,我們大家將越安全。” 訊息革命造就的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特色,以及信仰危機深化等大不同於傳統工業社會的時代背景,正在催生新型的政治文化。事實上西方傳統建制已成惰性十足的龐然大物,改革談何容易,那麼這項開創“二十一世紀的民主”的歷史任務為什麼不能由決意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國來打開一個突破口呢? 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佳績來之不易,“持盈保泰”之想,發乎情、合於理,但並不意味着動彈不得、無可作為了。 本文不打算在此全面探討政治民主化改革方案這個大型課題,但有意從中國大陸政治現實出發,嘗試在執政黨堅持的“穩定壓倒一切”這一飽受質疑的前提下,打破常規,另闢蹊徑,探尋構建“權力制衡”體制的可能性。 為此提出一項通過“公投確認”以發揮“權力制衡”功能的改革建議於後,爭取作為解放思想、創意盡出、啟動轉折、立竿見影的突破口。 “穩定壓倒一切”這一前提,應包括三方面穩定要求: 1. 維持政局穩定。建立“權力制衡”體制,有利於加強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先進性、純潔性和合法性,而非動搖現有政權架構。 2. 有利於社會秩序穩定。建立“權力制衡”體制,“匆匆忙忙地搞絕對不行”,必須是謹慎,緩進,成熟一步,跨進一步;切防欲速不達,引發社會動亂。 “公投確認”完全符合上述穩定要求,切中政改目標,有立竿見影之效,且具震撼性正面影響力。 較之西方成本高昂,實則很大程度上流於形式而又欲罷不能的傳統直接普選制度,“公投確認” 不必經由化費浩繁的參選、競選和輔選活動,有集中的目標,確切的憑據,簡易的手續,可以節約大量費用、時間等社會成本,既發揮了人民直接參政的效能,卻可避免許多消極的負面的因素。 這種民意票決確認制度不僅不削弱執政黨的實權和地位,恰恰相反,一旦執政黨善於運用這種“安全穩妥”的民主架構以貫徹“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初衷,必將極大地增強人民的信任感和凝聚力,非常有利於形成一個長治久安,和諧發展的社會局面;不搞多黨競爭,卻可能開創一黨長期執政的合理化前途。 3. 對“制度性腐敗”來說,“公投確認”是一劑立竿見影的“良幣逐劣幣”特效處方。 實行“公投確認”,要求政府主要官員向人民大眾公開報告工作,接受檢查,經由一人一票決定官運前途;其結果將是肯定和表彰好官的“授獎大典”、也不啻對尸位素餐無德無能庸碌之輩或以權牟利魚肉百姓腐化墮落的貪官污吏的當頭棒喝,並起到民憤出氣筒和安全閥的作用。 這樣的改革一旦啟動,政府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布:我們的國家不僅取得了經濟改革的顯赫成就,還將在政治改革方面開創民主化新紀元。即便沒有開放黨禁,政府(包括行政機關和人民代表大會)的產生方式維持現狀,仍然不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政府,但因有了以民意為後盾,具有”權力制衡”功能的一人一票“確認”制度試點,政治民主化改革就此正式邁步,其嚴肅性和必然性可信、可證。隨之升起的是執政者最可寶貴的人民大眾的信任、諒解和支持,持久政通人和、安定團結、發展進步的局面;相應迎來國際大家庭的信任、諒解和支持,所謂“妖魔化”之說必然不攻自破,利於同一切國家和人民成功合作,友好相處,排難解紛,互相提攜,為人類大家庭和平、理性、共同締建人間天堂,作出遲到的應有的貢獻。
宗教境界虔誠氛圍永恆至福涅槃神聖的管風琴協奏華麗溫馨讚美樂章,曾經迎來西方和諧發達美景良辰。 今日神州中華,企盼七弦梧桐瑤琴,一曲現代版《文王操》,撥響雅意清新、兼收並蓄、穆然深思、邃博廣大、啟迪心智、豐富感人的主旋律,各聲部美妙渾然結合一體,催生一闋二十一世紀和諧社會三重奏鳴曲。 英國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有這樣的卷首語:“這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糕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頭,這是愚蠢的年頭;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嚴冬;人們無所不有,人們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作為本文結尾,不妨作一置換:“我們空前強大,我們無比脆弱;我們形勢極好,我們時機不多;我們危機四伏,我們勝利在望。” 參考資料
http://www.xslx.com/htm/zlsh/shrw/2002-2-21-12663.htm 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90/Commentary/7056.html 2. 中國民主啟蒙突破口──為私正名 3. “三個代表論”好在哪裡? 4. 邁向“二十一世紀民主”──試論中國政改優化創新超越之路 http://www.xslx.com/htm/sxgc/sxhh/2003-7-19-14351.htm 5. “共和”首重權力制衡 http://www.xslx.com/htm/sxgc/sxhh/2003-8-3-14459.htm 6. 文革浩劫尋根記(上)──晚年毛澤東“大本大源”迷失之旅 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3-11-29-15514.htm 7. 文革浩劫尋根記(下)──晚年毛澤東“大本大源”迷失之旅 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3-11-29-15515.htm 8. 人類社會進步,仰仗科技創新 9. 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雙包案(5738) 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4-02-03-15966.htm 10. 《尚書》啟示錄 http://www.xslx.com/htm/mzfz/gjzz/2004-05-17-16870.htm 11. 儒學的國際影響 http://www.xslx.com/htm/sxgc/sxsl/2004-08-08-17107.htm http://www.confuchina.com/07%20xifangzhexue/ruxueguojiyingxiang.htm 12. 菲傭-布什-孔子 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4-11-29-17828.htm 13. 政改何不由此邁步?──“亞歷山大之劍”的啟示 http://www.xslx.com/htm/mzfz/gjzz/2004-12-13-17917.htm 14.“儒化”無限好,謹防偽劣貨——兼與康曉光先生商榷 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5-02-07-18270.htm http://www.confuchina.com/10%20lishi/zhenjia%20kongzi.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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