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戰後洋務運動的新趨向 |
| 送交者: 陳振江 2006年01月17日15:49:5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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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中國近代歷史的記錄,可以清楚地看出:從洋務運動開始,到清朝的覆亡,政界和社會上嘲弄與攻擊洋務運動的言論不絕於耳。而且,每有引進或仿造西方新事物之舉,必有頑固派極力阻撓,乘機擴大事端,成為社會變革的絆腳石。例如,洋務運動初期,大學士倭仁糾集頑固勢力,處處於與洋務派作對,並乘機利用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一事小題大作,極力宣稱學習西方的結果必然是“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氛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學上倭仁折》,《洋務運動》第二
一、甲午戰前洋務運動的業績概覽 從洋務運動到甲午戰爭三十多年間,洋務派舉辦的洋務事業已相當可觀,其中猶以軍工企業、軍民兩用企業和三洋海軍的創建,成效最為顯著。在近30座軍工企業中,以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金陵製造局和湖北槍炮廠等軍工企業的規模最大,供應全國各地槍炮、彈藥及其他軍需用品。福州船政局不但自造輪船、巡洋艦,還自行設計和製造鐵甲船,艦船供沿海數省使用。此外,山東、湖南、四川、廣東、吉林、山西、浙江,台灣、雲南等省相繼建立了軍工廠。雖然這些大小軍工廠存在技術落後、產品質量不高、經費不足和衙門式的管理等弊端,但它畢竟走向了近代化的道路,為近代國防建設和近代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三十多年的軍民兩用和民用企業的建立和發展,其成效猶為顯著。其中,猶以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和湖北織布局等近代化企業的規模最為宏偉,成績猶佳,不僅收益顯著,還同洋商進行了激烈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 特別是三洋海軍的創立,當是中國軍事和國防近代化的里程碑。所謂三洋海軍是指南洋、北洋和粵洋三支海軍。1875年(光緒六年)開始創辦,1884年初具規模。其中的粵洋海軍又稱“福建海軍”。三支海軍擁有艦隻43艘,共計22124噸。雖然福建海軍建立不久即遭法軍偷襲而全軍覆沒,但是北洋海軍則加速建設,僅在4年之內就從英、德等國購進鐵甲艦、新式快船和魚雷艇共14艘,還用巨款修建旅順和威海衛軍港,營造船塢,修築炮台,聘請外國教官教練官兵。1888年建成北洋海軍艦隊,當時被人視為“世界第四大艦隊”。近代化海軍及其龐大艦隊的建成,當是洋務運動的一項重大成果。 洋務派還大力製造輪船、修築鐵路等新式交通、創辦電報與新式郵政,成為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的一部分。此外,還創辦各類新式學堂、派遣學生分赴歐美留學,為國造就新學和各類技術人才。新知人才的湧現,當時洋務事業的根本。 以上各類洋務建設事業的進程中,儘管出現不少營私舞弊、糜餉玩公和產品質量差等腐敗現象與弊端,但其顯著的成績則是洋務運動的主流,它不僅有利於防範和抗擊外國侵略,還主動地與洋商爭奪利權,積極地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方式,使中國學習西方的風氣進一步大開,並造就了一批批具有近代化知識與技能的人才,為中國近代化的形成和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特別是近代化的工礦交通企業的發展,加速了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開始溝通了個體農民與近代企業的聯繫,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僅就這些成就即可足以說明:洋務運動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商品重炮進攻面前“不想滅亡”,而“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表現。他們學習西方的種種努力,正是他們面對資本主義席捲世界的激流旋渦,不忍國家滅亡而勇於拋棄“華夷之別”的陳腐教條,發憤圖強,以謀求自強自立。以上所述的洋務企業的建立、近代交通通訊的引進、近代海軍的創建、新知人才的培養、人們思想意識的更新等等,充分顯示了洋務運動的業績及其促進社會發展進步的前景。 然而,頑固守舊勢力睜眼不看事實,卻把洋務事業視為禍害國家的巨患,即所謂:“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談洋務之大者也”。(《光緒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翰林院學士麟書等奏》,《洋務運動》二,第251頁。)他們處處攻擊和譏諷洋務事業,宣揚“師事洋人,可恥孰甚”;(《光緒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摺》)學習西方就是“喪失國體”、“以夷變夏”之類的陳詞濫調。正如左宗棠所說:“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甲午戰爭敗績,更成為頑固派攻訐洋務派及其洋務事業的把柄。甚而對北洋艦隊的覆滅也幸災樂禍,把洋務事業的部分失敗誇大為洋務運動“徹底失敗”。然而,歷史的發展是不可能任憑頑固勢力隨心所欲地擺布的。 二、甲午戰後洋務運動的新發展 甲午戰爭中,除了北洋艦隊遭到毀滅之外,其它洋務企業不但未遭破壞,還有了較快的發展。甲午戰後,社會上要求“設廠自救”的呼聲高漲,就連“中外臣工”也紛紛條陳時務,謀求自救之策。光緒皇帝也銳意推行新政,以求富國強兵。其新政的中心內容不外是“修鐵路、鑄錢幣、造機器、開礦產、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抵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時務報》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十一日。)這同洋務運動富國強兵的宗旨及其內容和路徑是一致的。由於外國資本大量入侵中國,洋務企業和民族企業因缺乏資金而熱衷於招徠商股,因而形成洋務企業和民族企業並行發展,或互相滲透的局面。這種情況在舉辦鐵路、輪舶、電報、礦冶等大型企業方面表現得更為明顯。這一時期,洋務運動的重點正是集中在築鐵路、開礦藏、發展工商、編練新軍和廣興學堂等方面。用時人的說:“目前之急,尚在籌餉,次在練兵,而籌餉練兵之本源,尤在敦勸工商,廣興學校”。(《戊戌變法》第2冊,第281頁。)這說明,甲午戰後洋務運動正向縱深發展,洋務派不但要“強兵”,更要“富國”和造就近代化的各類人才,因此,洋務派把“恤商惠工”和“廣興學堂”放在極為重要的地位。其中,“籌餉練兵”是洋務運動的核心和旗幟,實質上是“富國強兵”的手段和路徑。直至清朝覆亡,洋務派也不曾放棄這條歷史的、也是現實的“富國強兵”和“保國保權”之路。只是在甲午戰後,洋務派把“籌餉”的重點用在修鐵路、建工廠、開礦產、造機器和“恤商惠工”等方面;把“練兵”的重點放在建立新式陸軍及其先進裝備方面。因此,洋務運動中開辦的軍工企業和民用企業不但沒有破產(個別廠礦例外),還都有了新的發展。例如,北洋最大的軍工企業——天津機器局,“今其製造,略有擴充,製造製鐵機、制銅機、火藥炮彈、銃炮、銅鐵諸器,並鑄造銀貨,其分廠極多……戰後頗有擴張,其業之興盛有可望也”。(《知新報》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初七日。)南洋最大的軍工企業——上海江南製造總局進一步擴大規模,分設了江南船塢等十多所新式企業。湖北槍炮廠(即漢陽槍炮廠)擴大其規模,更新機器,分設炮廠、槍廠、炮架、炮彈、槍彈五所,所造槍炮彈藥為全國最新、最精的產品 ,質量在滬、津兩局之上。各省建立的兵工廠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充。這說明,洋務運動的核心“籌餉練兵和制器”確實有了較大的發展進步,而不是“徹底破產”。不僅如此,曾在中法戰爭中被法軍偷襲而炸毀的福建船政局,也在甲午戰後進行修復(《船政可慮》,《知新報》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一日。)北洋艦隊也着手重建,每年支出180萬兩,作為訂購軍艦的經費。 甲午戰後,洋務派把編練新式陸軍作為洋務事業的“重中之重”。甲午戰爭中,清軍接連敗北,促使清政府不惜代價而加緊仿照西法編練新式陸軍。從1894年冬開始在小站編練,次年改派袁世凱接辦,擴大規模,建立各種兵種。署江南總督張之洞亦在江南聘德國教官編練自強軍。1902年各省相繼編練新軍,直到清朝覆亡前夕,全國已編練新軍13鎮(一說14鎮)、18混成協、4標和一個近衛軍。新式海軍和新式陸軍相繼建立,及其營制餉章的制訂,在一定程度上當是中國軍隊和國防近代化的里程碑。也是洋務運動開闢近代“強兵”之路的成功模式。 洋務運動初期舉辦的民用企業,在甲午戰後也有較大的發展。而且種類繁多,規模較大。其中,湖北機器織布局最有代表性。該局於1896年大力整頓後,“竟贏餘十八萬金,除以十五萬金還清舊債外,仍餘三萬金”。(《知新報》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初六日。)不但其產品暢銷,還把廠中九名外國技師裁去八名,“所餘一人,因開局時一切皆彼經手,其安裝機器等細碎情節,尚須隨時備顧問,故未撤去,一年之後,可以全用中國人矣”。(同上)該廠整頓成功,使洋務派增強了信心:“人存政舉,天下固無不可辦之事也”。(同上)在洋務企業帶動下,商辦企業或官商合辦、官督商辦企業發展很快。從1895到1898年間,各省由商股開辦的資本在萬元以上的廠礦企業共80個,其中礦業24個,金屬加工1個,紡織44個,其它企業4個。商辦廠礦的總數,在甲午戰後4年間,比戰後增加了一半以上。猶以紡織業發展最為迅速。中國自辦紗廠的紗錠總數,在18999年時已多達336,722萬枚。繅絲業在甲午戰前只有56家,戰後4年之間共增開34家,超過總和的一半以上。商辦輪船運輸業的發展也很迅速,上海成為輪船運輸的中心。此外,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兩湖、天津等地也相繼發展起來。 甲午戰後,相當多的省份都建立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洋務企業。其中,以湖南和天津最為典型。甲午戰前,湖南“風氣未開,向來最惡洋務”,戰後,“賢士大夫漸諳外情,競講新政。中國電報,向惟湖南一省不可開辦,今已群情帖然,已於各處安設電局,本年三月間即可通行”。(《知新報》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一日。)湖南巡撫陳寶箴銳意推行新政,創辦洋務事業,舉辦礦務猶為出色。他極力提倡開礦,並於1896年3月間正式開採,在長沙設總局,益陽、永定、龍王山、寧鄉等處設分局,採取官辦、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等多種形式開採。除舊有的金銀煤鐵銅等礦外,“新開者有銻鎳鉛等礦,中以銻為最盛,在長沙設洋爐化煉”。(《新知報》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十六日。)湖南的礦務、電報和輪舶等企業的發展之快令人刮目相看,除有紳商集資的民族工業外,官辦或官商合辦的洋務企業為數甚多。總之,湖南風氣大開,礦務、電報、輪船運輸等近代企業都有較大的發展。天津的洋務企業在戰前就很發達,戰後又有新發展,創辦了先進的天津紡織局,訂購英國“名廠頭等”紡紗、織布、羽毛洋呢、氈毯絨布各種機器設備,“共計銀價三萬兩”。(《中國商務報》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國商務報》評論說:“中國創行西法已數十年,皆屬皮毛,空言無補。至今兩年來,忽大為變動,如郵政、銀行、鐵路直見施行,今天津也有小輪,風氣之開,人力誠難阻隔也“。(同上,三月二十五日。)天津近代工商業發展之快,廣為世人所稱道:“天津興辦商務,各省皆引領而望,以為畿輔開風氣之先,庶足以資法方也……津諺云:誰想發大財,快到北洋來。只說辦商務,知單去招股”。(《中國商務報》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十七日。)時人評論說,甲午戰後的幾年間,“風氣忽開,大為更變,商務則磚瓦絲繭,官事則郵政銀行鐵路,一時間景運更新,中國變動之機,從未有如此之速者”。(《中國商務報》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 )四月初五日)而且,“各省氣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廣”。(《張文襄公全集》奏議,第45卷,第18頁。)這些事實說明,洋務運動在甲午戰後確有較大的發展。 甲午戰後,鐵路也有顯著的發展。蘆漢鐵路的修築、京津鐵路竣工(1908年),以及進入20世紀之後,相繼動工的膠濟鐵路、東清鐵路及其支線和津浦鐵路等,都是洋務運動進入新階段的的重要內容。 廣興新式學堂是洋務運動後期的主要內容之一,而且成就顯著。它不僅直接推動了洋務運動的發展,也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產生的搖籃和主渠道。甲午戰爭之前,洋務派已建立了一些武備學堂、水師學堂、醫學堂、科技學堂和外語學堂。這些學堂不但沒有遭到甲午戰爭的破壞,而且還有新的發展。甲午戰後,洋務派更加注重興建武備學堂、陸軍學堂、警察學堂、工業學堂、農業學堂、礦務鐵路學堂和各類西式學堂,尤為大力提倡建立新式學校。1902年後,不少省份創立了高等學堂。在洋務派大員張之洞、袁世凱等人推動下,於1905年宣布廢除科舉制度,在各省省城和州縣分別建立嶄新的大中小學校,推行全新的教育制度。因此,廣興新式學堂是甲午戰後洋務運動的重要環節,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有成效、影響深遠的改革運動的重大成就。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甲午戰後短短的幾年間,不但把戰前已有的洋務廠礦、鐵路輪船運輸等企事業與新式學堂,幾乎全都擴充和增新;而且全然新建了為數可觀的各類企事業、新式學堂和新軍等等,其發展之快、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和種類之繁新,“從未有如此之速”、如此之廣泛,故為時人所稱道。因此,甲午戰後洋務運動的重點,明顯地轉向了編練新軍、舉辦鐵路、興辦學堂等方面,庚子事變後,洋務大員擔當起推行新政改革之重任,遂把戊戌政變推翻的新政改革略加修飾而重新推行;並在明里暗裡和日益活躍的立憲派拉近關係,或配合與支持,或制約與壓制,艱難地推動立憲政體改革,遂使洋務運動、新政改革與立憲運動融為一體,形成洋務運動的升華,即走向縱深發展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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