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創儒家“新約”時代 |
| 送交者: 龐忠甲 2006年01月17日15:49:5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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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人云亦云,咸認孔子儒家學說為兩千年來中國的主流思想信仰,其實大謬不然。 西漢盛世雄才大略的武帝,在今文經學家董仲舒協同策劃下,作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影響後世兩千餘年的重大決策。表面上看來,由此為始,儒學被確立為國家的正統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夢寐以求的空前偉大勝利了,豈不應該:“歌之不足,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殊不知柳暗花明,否極泰來,封神立教,一統天下之時,恰恰是一場天字號歷史大陰謀和大悲劇的開始。 武帝劉徹不是想象中的周文王型賢君,董仲舒亦非聖人伏羲,他們不過借孔子令名,偷梁換柱,精心篡改,重新塑造儒學為一種自上而下的超級愚民工具,一種非常有利於專制君主體制超穩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會控制論;特別是朱熹的“朱子之學”為代表的宋明理學,以捨我其誰的後儒道統自居,變本加厲強化控制中華精神生活以來,徹底背離真版孔子學說本義,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借近世中國社會慣用的一句政治術語,就叫做“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偉大表演(Great Per????ance)了。 偽儒登龍,真孔蒙塵,愈演愈烈,一步緊似一步,意在滅絕天經地義的人本意識,鑄成了一種以虛矯為特徵的“國民劣根性”,禁錮了人類特秉的靈性創造能力,乃至阻絕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切通途。 一百六十年前,“千載未有之大變局”轟然降臨,“天朝上國”,一觸即潰,西學東漸,勢不可擋。近百年來,新潮知識分子尋找中國積弱不振、落後挨打的深層原因,指陳孔學誤國,不分青紅皂白,“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喊了大半個世紀,直到“文化大革命”大破“四舊”,挖盡老夫子祖孫八十代孔林陵墓(1966年11月),繼以極度醜化“孔老二”的“批林批孔”運動。 儘管如此,海內外尊孔勢力始終不衰,一直有人以為“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堅信孔子思想包涵著超越時空的不朽真理,博大精深,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不可毀也。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經濟起飛,成就輝煌,舉世矚目;但中國特色真空型信仰危機如影隨形,惡性狂飆,勢若燎原。為從傳統舊藏挖掘可供支持道德復甦、建設先進文化的有用資源,官方和民間人士重新評價儒家,敢信孔子學說或有大用。八十年代中期起,再興儒學研究之風,整修儒家聖地曲阜三孔(孔廟、孔府、孔林)文物,復現鐘鼓韶樂,操辦祭孔大典,可是又一番榮華隆重壯觀氣象了。 在外部世界,孔子久遭冷落之餘,近年也出現了頌揚儒家思想,寄望恢復孔子道德的呼聲。 基督教倫理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道德孵化器”,居功厥偉。在科技長進、經濟發達、知識爆炸的現代化趨勢中,宗教所賴神話奇蹟也許不失其“永久的魅力”,但感召篤信的強大力量,終要由絢爛歸於平淡。 “如果對地獄的觀念和沉淪的恐懼一旦冷淡了,那麼人們對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會跟着冷淡下去。”(約翰. 班揚《天路歷程》) 世界由後工業化轉進高科技訊息時代,神性信仰歷史局限性愈益突顯,社會性信仰危機如火如荼,貪慾泛濫,道德淪喪,江湖日下,不知伊於何底;另一方面,一些宗教原教旨主義極端勢力,不惜以恐怖手段否定、顛覆現代化進程。文明世界險象環生,陰影重重。 神性宗教力有不逮,“真空”迎來心魔翩遷。舉世信仰體系“青黃不接”之際,無論東方西方,迫切需要煥發一種令人茅塞為開、幡然頓悟的理性力量,重整不可須臾或缺的思想信仰體系,維繫人類文明進步於不墜。 後冷戰世界一體化新潮流中,頗有西方學者寄望振興儒學,作為一種源遠流長、潛力非凡的理性意識形態,垂範人類共同信仰(全球倫理),挽救現代科技社會神性信仰衰落之際瘟疫般流行的道德倫理危機。今日中國和世界都大有人在重新呼喚、重新發現、重新認識孔子。 但是,作為中國土特產的孔子儒家學說,如果不能從摔得幾乎粉身碎骨的故鄉爬起來,在神州大地首先大見成效,又何來奢想造福全球,奉獻後世? 今日域中,孔子已經成為市場熱鬧花俏的商業炒作對象;孔聖人好象近在眼前,其實還遠在天邊呢!從根本上說起,什麼是儒家學說?或者說如何定義儒家學說?仍是學界無休無止,似乎永遠爭論不清的ABC。至於儒家學說裨益了中國,或是害苦了中國?對於今日中國構建和諧社會,全球政治民主化、經濟一體化、科技現代化以及發展市場經濟的大趨勢究竟是促進、相容還是對立?換言之,儒家學說在現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還是應該棄之若敝屣?人們居然可以得出種種截然不同的結論,而且大多理路駁雜,詞意含混,一鍋黏粥。 如此眼花撩亂,顛倒折騰,各說各話,“天之木鐸”(天理傳播者)文昌帝君可不成了任憑梳妝打扮的小姑娘?除了出於政治利益原因蓄意造作,究竟萬物之靈腦袋瓜出了什麼毛病? 對大千世界忙忙碌碌的普通人來說,這種玄玄乎乎,不得要領的“學術討論”,只是一種遙不可接,與己何涉的奢侈罷了。別說西洋人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國人對此天字第一號國粹莫名其妙,表現冷漠,就積極的正面意義而言,充其量講得出幾款泛泛道德教條,老生常談口頭禪而已。那裡談得上什麼經世致用之道? 兩百年前德國首席哲學家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就是這樣一個實際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個哲學家,“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條,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別的東西。”可惜的是,時至今日,一種現代科學觀念上具有確切定義和嚴謹邏輯性的儒家思想理論體系,尚在雲霧飄渺之中。 那巍巍儒家經典,代復一代,數不盡多少方家窮究詳釋,莘莘學子鞠躬盡瘁,似昭昭,實昏昏,莫非一堆玄機無盡天書密碼? 理性的孔門儒學,在反覆扭曲、摧殘中經歷了多少虛幻榮光和誤盡蒼生的夢魘歲月;借用基督教名詞,宛若走過了一程不勝悲情的“舊約”時代。如果不能徹底反省,打破框框,找出喚醒人心,無違天道的新意、新法、新路,所謂“復興儒學”,“儒化中國”,倘非天真爛漫,以為重複空喊幾句道德教條可以招來奇蹟,只落得一陣“毫無功德”可言的虛火潮熱;就是不脫愚民舊道,妄圖再陷中國於推背圖式低端循環無已的悲劇宿命。 如果把佶屈聱牙、誤區重重的《四書》比作儒家《舊約》聖經,時勢呼喚有心人衝出迷魂陣,發明一種玲瓏剔透、乾淨利索的解碼之道,重新解說,推陳出新,中西融通,與時俱進,實現劃時代意義的突破,催生一部發聾振聵、簡潔明了、人人好懂,“君子之約”結緣尋常百姓家的儒家《新約》全書;提供一整套具有嚴謹、堅實理論基礎、強烈精神震撼力、充分可操作性,切合現代社會持續發展進步需求的普世性思想信仰體系,去開創一個服務中國、走向世界,引導“人的解放”,構建“人間天堂”的儒家濟世“新約”時代。 基督教教會有句古老的俗話:“新約在舊約中誕生,舊約在新約中揭曉。” 新約時代的到來,並非拋棄舊約,而是有效實現舊約企盼的境界。 理性孔子學說的“新約”,也不是否定神性宗教的“新約”,而是在紅塵世界協同完成未竟的救贖,成全無限美好的“天國”之想。套用上面那句教會古老俗話:“理性的新約繼神性的新約誕生,神性的新約在理性的新約中揭曉。” “新約”是“永約”。(見《希伯來書》13-20) 比喻總是跛足的。時勢迥異,理性、神性大別。儒學與基督教同為信仰體系,也被稱之為儒教,但此教非神學意義上的宗教。儒家“新約” 不存在“選民”概念的困擾,沒有彌賽亞降生、復活、升天奇蹟,沒有啟示錄神異可怖的預言,不需要經院神學、黑暗時期、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 儒家“新約”之說,主要形容儒家學說作為一種理性全息型宏大思想信仰體系,因應時勢改弦更張的大轉折、大作為;預期產生賽過新教崛起對西歐北美的那種積極影響,終能在中國和整個世界發揮“心態文化”推動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偉大歷史作用。 此“新約”非那“新約”,新事只能新辦,儒家“新約”有不同特色的運行方式和自己的荊棘路, 理性的儒家“新約”時代,帶來的應該不是刀兵,而是中國人的大和解,以至整個人類大家庭的大和解,暴力對抗終結,侵略戰爭終結,恐怖殺戮終結;人類特秉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人和自然環境之間“並育而不相害”,“可持續發展”漸入佳境;意味着“自由王國”在地平線上升起,“大同世界”良辰美景可望可即,馬克思期許的一部真正人類史的開始。 自許杞人,躬逢其盛,當仁不讓。“雖愚必明”,固所求也。拙作《孔子密碼――儒家學說的現代詮釋》,意在鼓吹、參與儒家“返本開新”的《新約》建設工程,不揣冒昧,率性道來,提供章句,要點如下。 一. 徹底挑開“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雙包案” 中國“心態文化”悲劇禍源,不是一度舉國朝野人人喊打的“儒家學說”,而是反孔孟之道以行的“偽儒”。如果不知道真偽儒家涇渭分明,識不透偽儒的虛佞本質及其欺騙性,一部中國通史就落得了個群盲論象,一通也不通了,更遑論復興儒學? 本書以推翻所謂孔子歧視婦女的千古“鐵案”為楔子,着手全面撥亂反正。 二.由“天道人性”大本大源為始,勘尋儒家心路發軔原點,推演“人之所以為人”的理性信仰基本方程。 理解真版儒家學說精義之難,不僅因為真假難分,積重難返,“假作真時真亦假”;決定性的障礙恐怕在於缺乏一種探溯大本大源的研究方法,無從了解孔子思想的根源,不知其本所自,因此找不到“一通百通”的線索脈絡。 積極探索真理的青年毛澤東相信:“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毛潤之1917年書信》)如果吾人至今不能得窺這個大本堂奧,當然無法形成豁然貫通的系統性觀念,於是,除了各取所需,不免像黑格爾大師那樣“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了。 作者為此設計一種人人可以立即實行的“誠心內省”之法,一個不化錢、不擾人,不涉專業哲學名詞,自問自答自明的“思想實驗”。得以輕輕鬆鬆、自然而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解開唯人類特有的“心態文化”調控機理之謎,指明為人處世應循的優化調控之道,由此導出 “肯定人慾,引上正道”,體現“人之所以為人” 必遵的一系列基本公理,文中以聯立方程形式一一列明。 這套基本公理,相當於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導出全部幾何學定理的那些開宗明義“不證自明”的數學公理(Axiom),堪以破解層層密碼,弄通真版儒家學說精義,洞察中外古今歷史經驗,全面重新解說人類世界。 儒家賴為“性與天道”的大本大源之理在此。“萬物之靈”無愧存在天地間的理性信仰基石在此。 從這個大本大源出發,循着儒家心路風景線迤邐行來,整理歸納孔門儒家思想要旨為:“模糊化信天觀――人生共性指導原則――社會發展目的論”三大命題,構成邏輯嚴密、意義完整的三梯次(3 Tier)全息型真版儒家思想體系。 三.孔子思想要旨之一:“模糊化信天觀”及其跨千禧進步意義 儒家以導布“天理”為己任,必要擺正“天人關係”。 孔子提倡一種具有“模糊化”特色的“信天觀”,既不失宗教情懷,無限敬畏那神性之最(代表至上神)和理性之最(代表規律性總成)的“天”;又相信天地之間以人最為尊貴,“天”已將人間的事交給人自己處理,“天道”可由人類自己從人性中領悟、索解和運用;由而樹立人本和民本觀念,確保清純理性,排除奇蹟靈異,不語“怪力亂神”,反對迷信宿命,堅持事在人為,主張積極入世,倡導“知其不可而為之”般鍥而不捨、身體力行貫徹人生“當行之路”的奮鬥精神。 根據這樣的信天觀,可以淡化處理神性天道和非神性真理觀之間的鴻溝,模糊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分歧(不爭論),可與中外古今一切優秀思想哲學體系,以及傳統主流宗教教義的真理內涵息息相通,交融無礙,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利於調動世人自覺貫徹“當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積極性,導致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效益最大化,在理性基礎上腳踏實地合力締建“人間天堂”。 孔子的“模糊化信天觀”,不失為古往今來萬物之靈處理“天人關係”最為明智的可選方案。 四.孔子思想要旨之二:“人生共性指導原則” 儒家闡發“當行之路”,提出了種種關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旨在優化人生的普適性濟世理念;內容散見經書各處,龐雜費解,不勝凌亂之苦。 文中從上述基本公理出發,新解新議、整理歸納分散、斷續的有關章句,參透其中嚴謹的科學性和邏輯性,以通俗簡明的語言,提出了一部以 “思想信仰-決策方法-行為規範”為序列(順次對應金光閃閃的“仁――中――禮”三個大字)的人間正道“三位一體”系統工程說明書。儒家學說全部德目,都可在其子目中找到確切的位置和定義。 儒家開導“人之所以為人”的“人生共性指導原則”,集大成在此,構成了儒家學說的主體。金聲玉振,天機解密,家喻戶曉,福音廣布,經世致用也。 五.孔子思想要旨之三:社會發展目的論 儒家的人間正道“三位一體”系統工程,必要落實於驅動發展進步,增進人類福祉的社會實踐,具有明確的目的性。 孔子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近景和遠景分階段大目標:首先爭取實現人際關係比較合理和人民生活相當富裕的小康(庶、富、教)社會,進而奔向“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社會。 為了實現這樣的大目標,儒家開發了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科教等廣泛領域的政策綱領。 這些政策綱領一旦持之以恆,通權達變,觸類旁通,必將催生一種保障每個人自身權益,並且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樣的權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高效能社會體系,導致建立自由民主共和政治,發展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造就發明創造紛至沓來、先進生產力進階不止、社會持續發展進步的大趨勢。 “禮失而求諸野”。這些政策綱領的有效性,多已為後世先進發達國家的成功社會實踐證明;未來猶有超越時空、受用不盡、聖訓常青的啟迪作用。 六.重新解說中國歷史 運用“心態文化”調控原理,辨析中華文明興衰脈絡,體認信仰體系偽儒化阻礙國家民族發展進步的嚴重惡果,尋找長期以來偽儒當道、變本加厲、執迷不悟的歷史悲劇成因,深度總結中國式道路的關鍵性歷史經驗教訓。 今日中國,深化改革的各種困難當中,要害在於缺乏健康“心態文化”的內在匡正作用。如果沒有以再造信仰體係為核心的先進文化建設事業為支持,一切立意美好的體制改革,不免流於形式,成為不倫不類、事與願違的夾生飯。 中國信仰體系再造任務艱巨繁重,但勢在必行,大有可為。 中國傳統思想寶庫中擁有理性信仰體系資源――真版孔子儒家學說,是為“待賈而沽”其實無價之寶的超級財富,舉世無匹的優勢條件。 儒家學說具有宏大的包容性,大不同於其他信仰體系普遍存在的排他性,可與無神論馬克思主義,基督教文化,以及一切學說、教義的真理內涵珠聯璧合;因此,復興儒學,意味着可以精華薈萃,集人類最高智慧之大成,盡優化先進文化建設之能事。 “路線正確與否決定一切”。通過可行性分析,研判時空錯位(Anachronism)情況下孔子理性上層路線失敗的歷史必然性。指陳今日中國復興儒學,當利用現時有利時勢條件和高科技成果,施行一整套“上行”和“下行”有機結合的正確路線,善於把握“突破口”,配套工程相應上馬,方能打開千載僵局,達成再造信仰不世偉業。 七. 重新解說世界歷史。 發展道路迥異,最終碰撞到一起的的東西方世界,宛若人類實驗兩大對照組。 評估神性濟世之道的有效性。西部基督教文化區發展進步成為現代文明楷模,是這種有效性的傑出成功範例。 運用“心態文化”調控原理,透過神話奇蹟的外衣,認識基督教文化的理性內核,比較基督教教義和儒家思想濟世之道的異同;基於兩者內涵存在高度一致性,不妨看做互為另一方的神性版和理性版。 “東方不亮西方亮”。基督教通過草根群眾路線,歷盡千難萬辛,上升為羅馬帝國國教後,西部地區倖免落入“政教合一”的窠臼,不期而然形成了一種“凡聖兩立”的“權力制衡”格局,是為該地區終於卓異勝出的決定性契機。 西部基督教文化區經歷了教會權力極度膨脹,鉗制思想自由的“黑暗時期”,卻沒有像許多古代文明那樣從此湮滅,也沒有像中國或希臘社會那樣膠陷滯進狀態;得天獨厚,浴火重生,脫穎而出,建成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並保持強勁發展勢頭不止。文中以獨特史觀,窮究這一舉世無雙歷史進程的來龍去脈、形成原因和作用機理,從而展現一系列值得中國和整個人類大家庭認真領略、借鑑的人類創造性智慧珍貴果實。 論證神性宗教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繼社會達爾文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之後,後冷戰新一輪神性信仰危機已然猙獰畢現。 蒙塵千載,重睹芳華的東方真版儒家學說,不僅是今日解救中國真空型信仰危機希望所寄;也可為西方神性信仰體系重整提供繼往開來所需的理性版,而且是相得益彰、相融無礙的理性版。 八.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重新解說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作用。 馬克思主義濟世思想,具有強烈的無神論世界觀特徵,但內涵本質與理性有神論的孔子儒家思想和神性基督教教義一脈相通。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甚囂塵上的歷史時期,無論基督教、孔子儒學,一概回天乏力,唯馬克思主義應時而起,堪當拯救大任,化至弱為至強,挽狂瀾於既倒,藉文武兩手促成西方發達國家良性和平演變成功,導致世界格局良性重組,歷史功勳不可磨滅。 馬克思主義曾因政治需要而遭異化、變造,許多重要的甚至基本的真知灼見被隱匿、刪除,乃至面目全非;一朝去偽存真,因勢利導,對於中國和世界的理性信仰體系重整大業,具有不可取代的指導意義。 九.評估儒學國際影響,展望建設“全球倫理” 所謂“東亞儒家文化區”,實際上同屬“朱子之學”的偽儒當道;唯日本幕府末年興起“陽明學”異化派生的“事功派”,與軍國主義合流,形成了虎狼化偽儒。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名噪一時的“亞洲價值觀”,以偽儒舊禮教為先進和榮耀,比擬非西方地區的“新教倫理功能對等項”,可謂一場迴光返照的荒唐誤會。 明代在華基督教傳教士發現儒家真偽之別,曾帶回一些真儒精義,對歐洲啟蒙運動發生積極的正面影響;但儒學真偽難分和中國落後積弱實情,致使這種影響難以為繼,稍縱即逝。 當下主流宗教界為因應信仰危機,正在努力謀建理性“全球倫理”共識;但迄今為止,除了複述“黃金律”和傳統誡命,似難進入一個較深的層次。 三梯次(3 Tier)全息型真版儒家思想體系應能跨越有神論和無神論的鴻溝,融合中外各種思想信仰包括宗教教義的真理內涵,與時俱進,發揚光大,支持中國先進文化建設,並為整個人類大家庭提供理性化重整信仰體系,建設“全球倫理”的基本架構。 十. 關於“好有好報”配套工程 一切信仰體系有效運行,都要依靠“因果報應”機制支持。 宗教信仰憑神學因果報應說,作出“好有好報,惡有惡報”的承諾,並藉神力奇蹟建樹信心。 理性化信仰體系的“因果報應”,主要通過社會公正性的反饋作用,包括法律制度、社會公約、風俗習慣,以及市場經濟報酬機制等功能來體現。在遠欠完善的現實社會中,這種反饋作用很不健全,“因果報應”經常不能兌現。因此,推行理性化信仰體系,不能停留在道德說教上,以為理可以自行。 現有法律制度的功能,主要用於懲治犯罪,貫徹“惡有惡報”。市場經濟報酬機制是現代社會體現“好有好報”的主要途徑,但只能局限於一定的經濟效益範疇。為了充分調動“正道”積極性,國家和社會必須自覺建立、健全完整意義上的“賞罰分明”“因果報應”機制,特別要從正面做好 “好有好報” 配套工程。 “好有好報” 配套工程,是在不斷改進完善市場經濟報酬機制基礎上,進行理性化再分配的一項龐大、複雜、細緻的歷史性開拓任務;要通過法律、政策、制度和辦法,盡其所能確保各種各樣“好人好事”,特別是道德表率、見義勇為、一時難見實效的有益探索研究活動等等不易或不能用市場價值核算的“好人好事”,得到應有的精神鼓勵和實質性報答;不能讓人們做了好事反而吃虧,卻要讓“好人”名利雙收,率先進入“人間天堂”。 孔子早就主張“好有好報”制度化,但周敬王那個時候,無論從社會體制和財富實力衡量,都非常不切實際。二千五百多年後的今天,高度富裕的發達國家固然萬事俱備,猶欠東風;發展中國家如中國,不僅必要,而且至少具備了啟動“好有好報” 配套工程的充分經濟實力。 “好有好報” 配套工程的成敗得失,關係人類社會命運前途,應為全社會每個人,一切組織機構,特別是擁有政治影響力和巨大財力的實體重視、支持和參與,其中政府顯然負有不可推卸的主導責任。 以上概括的全書內容,都是說明“知其大可而為之”,亦即論證開創儒家“新約”時代的根據。 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本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精粹的一貫宗旨,不以後學新議為嫌,慨予支持出版問世。 本書目前只有繁體版,主要在海外發行,國內書市一時恐不易見。歡迎有興趣探討的網友直接同作者聯絡,如有意了解本書詳細內容,亦可由電郵奉寄,恭請指正。 作者聯絡電郵:paulpang21@yahoo.com 綠竹猗猗,憤耶悱耶,切磋琢磨,分享心得,不亦樂乎。
2006年1月18日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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