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找變革之路 |
| 送交者: 秦暉 2006年04月30日10:26:1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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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尋找變革之路 --- 與溫鐵軍、汪暉之間的一場討論
【秦暉按】這是秦暉、溫鐵軍、汪暉三人的一個對話。《天涯》與《中國改革》雜誌曾先後發表過未經筆者審閱及認可的兩個刪改版,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發表未刪改的文本以正視聽。在這個由筆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談話部分有相當篇幅的進一步補充,同時也保留了其它兩位對話者的全部對話內容(包括兩位事後整理增補的內容及前後文的順序、體例,乃至兩位認為應當放進來的他人言論,均一字不刪,以對歷史負責),但他們的對話內容在文中的性質屬於引文,不影響筆者自負文責、自享文權。--- 秦暉 第一部分 國家的責任與權力 關於過去的爭論 中國農民擺脫束縛,無需支付失去保護的代價? 秦暉:在中國—東歐轉軌比較上,如今爭論雙方似乎有個共同點,即都說中國漸進、東歐激進。只是一方說中國漸進就對了,而東歐激進則是犯了過分市場化的錯誤。另一方則認為:目前中國採取的漸進改革,雖然短期內增長比較快,但將來可能會發生很多問題。而東歐國家採取徹底的自由化道路,所以現在雖然付出了一些代價,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將來會有很大的發展。但我看,如果不談政治改革,僅就經濟轉軌而言,中國漸進東歐激進之說本身就很可疑。 如果拿東歐和中國做比較的話,從直觀上我們可以看到,兩邊各自內在的差異實在太大了。對於東歐自身來講,即便歷史與地域都很接近的國家,如愛沙尼亞和白俄羅斯,在轉軌方面就差異極大。愛沙尼亞幾乎把所有的資產都賣給了跨國公司,而白俄羅斯簡直比南街村還南街村。 中國也同樣如此,像溫州幾乎全部都是私有制。而中西部地區的河南,卻有南街村這樣的地方。 但是中國經濟無論溫州還是河南近幾年雖然有升有降,但總的來說一直都在增長。而東歐各國無論愛沙尼亞還是白俄羅斯都出現了經濟滑坡。如果僅用激進或漸進很難解釋這種現象。為了把事情說清楚,首先應該分析這些國家的差異是從哪裡來。 如果用中國和東歐相比較,總體上有三點至關重要。 第一點,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和東歐改革之前搞的都是計劃經濟,但實際上這兩者的差異是很大的。一些左派強調所謂的“鞍鋼憲法”和“馬鋼憲法”之別,倒是看到了這一點。但他們對這二者的評價有問題。 東歐在歷史上搞的是現代工業文明擴張“科學主義”的惶桌硇約苹錳逯啤V泄愕目梢運凳且恢治藜苹拿罹茫幕蟾錈逼謨繞淙鞝耍腥稅閹凶觥按蠛浯笪恕薄? 打破理性計劃經濟體制,勢必要破壞計劃均衡,但市場均衡無法很快建立,這就造成混亂。無論漸進激進都難免。但在中國,改革開始是從無均衡的混亂中走出來,不僅市場均衡可以取得淨收益,甚至引進理性計劃均衡也可以帶來淨收益。鄧小平說改革最初就叫“整頓”,簡單說就是恢復了一點“馬鋼憲法”。而在本來就是計劃均衡的東歐,這種招數是無效的。 第二點,一個非自由的經濟共同體結構勢必有兩個職能,即它對人民一方面是一種束縛,另一方也是一種保護。從邏輯上講,這種束縛-保護關係應當是均衡的,但歷史現實中,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束縛和保護並不是對應的。 譬如:我國農民在改革以前處於原始積累階段,和蘇聯30年代的農民處境差不多。而蘇聯後來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的過程。蘇聯在60年代已經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1966年,蘇聯農村已全部實行國家銀行統包的“有保障的工資”制。因此蘇聯農民一方面受到體制束縛,另一方面得到體制的保障程度也是相當高的。但中國的情況就很不一樣,中國的人民公社的特點是束縛功能強大,保護功能卻很小。因此,中國農民在擺脫束縛的時候,基本不需要支付失去保護的代郟?br>
而中國人口絕大多數都是農民,他們在改革過程中擺脫了很多束縛。卻沒有什幺保護可失去的。這是中國改革初期的一個非常大的動力,也是中國改革初期經濟發展很快的一個重要原因。 改革以前,中國即使在饑荒的時候,政府給農民提供的也不是救濟糧,而是所謂的“返銷糧”指標,就是讓農民拿錢去買的糧食——當時國家實行糧食壟斷,對農民一般是“強制交售,不許回購”。若允許你回購,那就算一種照顧了。那時貧困地區的農民常常是收穫時挑糧給糧所交納“征派購”,春荒時又去糧所挑回“返銷”。我當年插隊時這種事見多了。記得我曾經不解地問這樣勞民傷財幾十里山路來回挑所為何來?老鄉答曰:這你都不懂?不這樣怎幺顯得當官的在管我們? 在共同體束縛和保護功能嚴重失調的情況下,中國絕大多數人口擺脫束縛是不需要支付失去保護的代價的。這一點在中國改革前期,起到很大作用。到了90年代,情況就逐漸起了變化。 汪暉:你說中國政府即使在災荒時期,國家提供的也不是救濟而是反銷糧,好象跟我的經驗稍有一點區別。中國的農村非常大,各地情況有差別。我在陝西省山陽縣呆過一段時間,這是一個非常窮的地區,當時每年工農業總產值只有600萬,但是每年的財政支出需要1300萬,那幺國家每年要投資700萬給這個縣。還有陝北的延安、榆林大量的老區都是長時期的貧困縣,也需要國家投資。我們都承認人民公社有很多很多問題,但是說一點保護也沒有,這不是事實。此外如醫療保健,包括那些赤腳醫生、合作醫療,都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曾經有過的一些保護性措施。人民公社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其中包括對農民的權利的束縛和國家對農業資源的汲取,以及大鍋飯等等,都是例子。但是,如果要用那種制度中的“壞”將現在農村危機說成是“失去的這個束縛”,也就是用過去的“壞”將現在的危機正當化,我覺得是一個問題。你說“中國農民在擺脫束縛的時候,並不需要支付失去保護的代價”似乎誤導了當代中國農村面臨的問題。七十年代末期的農村改革給了農民許多自主性,國家又調節農產品價格,調動了農民積極性。這是一個解放。但是,當代中國農村的危機和破產是與城市市場擴張相伴隨的,也是與加入WTO之後的新形勢密切相關的,怎幺能夠用人民公社時代的國家對農村的汲取來論證今天的問題?城市市場擴張的過程是和國家從農村退出的過程相伴隨的,這個“退出”過程形成了新的城鄉關係和鄉村權力關係。需要說明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尤其是九十年代農村為什幺會出現危機。這個危機是在人民公社解體、國家“退出”的條件下發生的。我說“退出”是打引號的,因為“退出”往往是另一制度安排的形式。 秦暉:和東歐相比,尤其是和波蘭相比,中國這個共同體提供給成員的保護太少了,我並不認為一點都沒有,但是相對而言要遠遠低於東歐。至於剛才你提到的問題我的回答是:第一,中國在改革以前的確有補貼貧困地區的財政資金,但那是補貼縣財政,簡單地說就是補貼政府自己,而不是補貼貧困農村的老百姓;第二,救荒機制在人民公社的時代是這樣存在的,在吃不飽的情況下經過批准允許你買返銷糧,如果連這個錢也沒有,政府可以貸款給你,所以過去形容窮隊的一句套話是“吃糧靠返銷,用錢靠貸款”;當然免費給農民糧食的情況不是沒有,像唐山地震以及各種嚴重災害等等,但是一般性的、制度性的資助是沒有的。 至於你說我“用那種制度中的‘壞’將現在農村危機說成是‘失去的這個束縛’,也就是用過去的‘壞’將現在的危機正當化”。我覺得這至少是誤讀。你手頭的我那篇文章講得很清楚:我是把“中國奇蹟”分成兩段來論述的。對於前期,我用“中國農民獲得擺脫束縛之利卻無保護可失,而東歐農民蒙受失去保護之損卻無束縛可脫”作為原因之一,來解釋中國轉軌前期(80年代)的成功與東歐前期的“困境”,尤其是三農方面的對比。我明確地講,這種“擺脫‘壞’”的效應是有時限的,90年代後那種效應已經釋放完畢,於是你所說的“現在農村危機”便凸顯了。但是現在農村以外似乎還是有“中國奇蹟”,這是為什幺?這就用得着我的後一段解釋:中國的不民主使她在轉軌中支付的“討價還價成本”比民主的東歐小得多。但這個一時的“便宜”蘊育着很大的危險——後者正是我近來一再強調的。眾所周知,對於“現在農村危機”的批評我至少不亞於汪暉兄。何來“將現在的危機正當化”之說?當然對於危機的原因可能我們有分歧:如果我的理解不錯,汪暉兄的意思是:危機起因於放棄了“過去的‘好’”,這我不能苟同。但我並沒有簡單地反過來說危機就是“繼承了過去的‘壞’”。導致現在危機的許多因素是新起的。但是的確也有一些問題與以往有繼承關係。例如不民主就是如此。 汪暉:我想再補充一點。由於中國特別大,每一個地區的情況不一樣。我所在的縣人民公社解體之後,社會保障機制沒有建立起來,區、鄉兩級政府做出的決定得不到執行,犯罪率非常高。死傷十幾個人、幾十個人的案件時有發生,其它的犯罪發生率非常高。所以代價很大。這是為什幺許多農民有懷舊情緒的原因。這樣說並不是要將人民公社造成的問題正當化,而是要歷史地說明鄉村秩序的轉型解體。總之,不能簡單地認為那個制度變成現在的制度就可以了。“三農”問題是檢驗中國市場發展模式的重要坐標,如果用人民公社的問題來為今天的“三農”危機提供正當化說明,我們也就喪失了針對當代發展模式的批判性的視野。 東歐的經驗的確可以提供我們借鑑。你說“中國這個共同體提供給成員的保護太少了”,我完全同意。我想提醒的是:不能將這個問題轉化為私有化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羅馬尼亞在1989年之後進行了解集體化的過程,原有的集體農莊被私有化了。在私有化過程中,原有的權力結構轉化為新的利益關係,出現了廣泛的“食利者階級” 。羅馬尼亞的農業私有化導致了羅馬尼亞農業的全面危機和破產,農民已經無法負擔農業生產。與此相比,波蘭原來沒有集體化,農業狀況比羅馬尼亞好。但在今天它的小私有農業也並不是它的優勢。現在波蘭的農業存在很大的問題。歐盟說它是封建,是小農業,小私有,無法轉化為農業大生產,以適應全球化條件下的農業生產體系。私有化成為波蘭現在發展的一個負面因素。它成為波蘭在很長時期內無法進入歐盟的一個主要原因。在這個背景下,我想問中國到底有什幺選擇? 秦暉:我覺得你的話實際上證明了我的觀點。首先,波蘭農民是否“封建”與我剛才的論說無關。我只是說原先波蘭農民受保護多受束縛少,而中國農民則相反,所以中國農民急於改革(急於擺脫束縛),而波蘭農民牴觸改革(不願失去保護)。你沒有否認這一事實,因此不構成對我的反駁。至于波蘭農民受保護的這種狀態好不好,它是“封建”的還是“自由”的,那是另一個問題。 但你既然講到這個問題,我也就談談看法。西歐人說波蘭農民“封建”,這並不是指波蘭農民的家庭農場性質——因為西歐農民也沒有“集體化”嘛,也不是指波蘭農民缺少合作網絡——恰恰相反,波蘭農民無論經濟合作(“農業圈”網絡)還是政治合作(農民黨與自治農會)在東歐可以說是最發達的,中國更沒法比。西歐人講的“封建”說穿了其實就是指波蘭農民那種“受保護”的狀態。然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歐人的指責並不公平,因為西歐自己的農業保護主義傾向眾所周知。西歐各國在波蘭加入歐盟的談判中要求波蘭取消對農民的“保護”,而他們在美國人面前卻堅持保護自己的農業,這不是雙重標準嗎?汪暉兄和其它一些朋友如今在世界貿易等問題上似乎認為西歐的保護主義比美國的市場開放主張更正義。的確,美國人的市場開放有時確實自私,總要求別人對自己開放市場而自己卻往往對他人搞保護。但是客觀的講,西歐的保護主義之自私至少不亞於美國的“自由主義”。東歐入盟談判的過程就是一例。 如果不追究這雙重標準,那幺指責波蘭的農業保護是“封建”的,這恰恰從自由主義(指古典自由主義,或現在批評者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立場講才有點道理。劇變前波蘭雖然不搞集體化,但畢竟它的意識形態不會提倡自由農場主的充分競爭,它的“父親式保護”確有幾分宗法色彩,也確有“保護落後”之弊——波蘭農戶保留的耕馬為歐洲最多,而用馬耕地的農戶在西歐是很難存在的。現在搞市場經濟了,這些農戶自然面臨嚴重的“自由競爭”挑戰。所以波蘭農民雖然並無私有化問題(原來已經私有化了),但他們憂慮轉軌,尤其反對加入歐盟。波蘭農民黨最早和團結工會結盟,支持轉軌,過了年馬上又變成反對黨了,波蘭最早起來抗議轉軌的不是工人而是農民。 但問題在於,汪暉兄恰恰反對新自由主義,我印象中你的不少文字都在抨擊競爭,呼籲保護。我不想批評這種立場,但我懷疑從這種立場出發如何批評波蘭農民的“封建”?難道汪暉兄也要像西歐人那樣呼籲波蘭人放棄保護走向自由競爭嗎?或者建議他們乾脆學毛澤東,把農民禁錮起來卻不予保護? 杜潤生(此處及其他幾段“三人”以外的發言是根據溫鐵軍的要求加入的——整理者注)。:第一,中國農民太窮;第二,中國土改讓農民非常滿意!對於共產黨有很大的信任。公社化以後,也不是沒有抵抗,他們找了一些巧妙的辦法。比如 “瞞產不報”,生產100斤土豆、甘薯,集體只收50斤,剩下的讓農民自己拿走。 提高積極性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包產到戶。1956年,浙江溫州的永嘉縣發現包產到戶之後,農民生產積極性非常高,畝產量是集體畝產量的3倍4倍。這是今天家庭承包製最早的原型。不負大家的期望,這種制度用7%的土地解決了世界上22%的人的溫飽問題。1980年,我們向黨中央提出:貧困地區,國家保護不起,要向他們返還許多糧食,還要給他們零花錢,國家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所以提出了“包產到戶”。結果產量大大增加。 鐵腕手段極大地降低了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 秦暉:在90年代,中國經濟比中東歐經濟增長仍然更為活躍,其原因就是中國的第三種優勢。即在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條件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這就降低了制度變遷的交易費用。 由於東歐國家是在民主制條件下完成轉軌的。所以他們在轉軌中面臨的博弈和討價還價非常複雜。而在中國,無論是進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還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都要簡單的多。 東歐國家的某些領導人是非常徹底的自由主義者,而中國到現在連“私有化”三個字都不講。但是東歐轉軌過程中各方面的討價還價非常激烈,所以領導人的自由主義宗旨在什幺程度上可以得到貫徹大可置疑。實際上到現在為止,多數東歐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自由主義的不如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 克勞斯號稱要搞“標準的資本主義”,他反對提什幺福利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可調控市場經濟等等,要搞百分之百的市場經濟,“沒有任何限制詞的市場經濟”。但是據波蘭左派政府副總理科沃德克說,克勞斯實際上搞的是過度就業,高福利、高稅收,企業保護等等,因此有保加利亞左派報紙說克勞斯政府是“歐洲最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波蘭從轉軌之初,企業需要繳納的社會保障金占工資總額的58%,到現在已經升到90%了。中共中央中聯部有位研究波蘭問題的專家對波蘭的《勞動法》發表了一番感慨,他說波蘭勞動法根本強調的不是勞資兩利,而是一味保護被僱傭者的利益。這是波蘭經濟搞不好的原因之一。 而中國恰恰相反,為什幺有那幺多資本願意到中國來投資?不就是因為中國工人根本不能討價還價嗎?甚至在私有化問題上也一樣。中國雖然不說,實際上在黑箱裡正如“十五大”時一份報紙所說,什幺樣的產權改革都“可以,可以,也可以”。這個現象用一些人宣傳的“科斯定理”來解釋,就叫做“通過鐵腕手段極大的降低了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 在東歐,私有化說說容易,實際做起來一套私有化方案的出台與實行是非常難的,有的企業已經談判了十年,現在還沒有搞成。格但斯克造船廠前後五個私有化方案都被工會否決,在中國怎幺會有這種麻煩? 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有一套運轉秩序。不管我們如何評價這兩種秩序的優劣。在中國靠着鐵腕,兩種秩序(何況中國文革時期根本沒有什幺計劃秩序)的轉換比較容易完成。如果討價還價拖延下來,兩種秩序都失效,這個轉換就亂套了。但是,不許公眾參與博弈,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使得中國私有化進程的公正性大可置疑。 如果中國的經濟轉軌進程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完成,那幺中國此後進入民主化進程將會面臨很多不可思議的問題。 翻譯(“翻譯”指該大會上外國學者[錄音中無法分辨具體是誰]的發言[同聲傳譯]——整理者注):中國是一個大國,應該跟大的國家相比,東歐國家相對比較小。如果跟俄羅斯比,俄羅斯壽命指數下降了。現在他們男性的平均壽命比印度男性的平均壽命低。 秦暉:俄羅斯轉軌中的問題我們都承認。可是在前蘇聯東歐範圍內,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採取了俄羅斯轉軌的方式,比如烏克蘭、白俄羅斯就沒有採用。但是他們現在的狀況也好不到哪去。所以我們當然也應該反思俄羅斯轉軌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如果要和東歐作比較的話,我們要考慮東歐內部和中國內部的不同,然後才可以進行有意義的比較。 俄羅斯轉軌過程中不公平的現象比較嚴重,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這種不公正也是和它的政治民主化不如波捷匈有關的。關於俄羅斯如今存在許多混亂的解釋。由於俄羅斯經濟搞得不好,我們經濟學界的“左”“右”雙方都拿俄羅斯的“證券私有化”說事。“左派”說俄國人一分了私有化證券就拿去換酒喝,有人乘機收購大量證券,於是便霸占了國有資產成為寡頭,這多不公平!可見這家千萬分不得,自由主義罪該萬死,還是讓大家長管着好。“右派”則說俄國人就是窮講究什幺公平,要把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結果股權極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產權交給經理就好了!可見分家就是要依靠強者,平民立場罪莫大焉。 其實,金雁的研究證明:當時葉利欽政府實際上是借通貨膨脹和資產重新定價之機賴掉了原先許諾的資產分配。主要的國有資產根本就沒有“分”,“私有化證券”只能換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購這些證券的人後來基本上都破產了,根本沒有變成“寡頭”。後來的寡頭實際上是在1994年俄國私有化“改分為賣”之後,一些權貴通過“內部人交易”(這恰恰正是中國現在流行的做法)把國家耍賴沒有拿出來分給老百姓的那些資產攫為己有的結果,他們根本不是通過收集私有化證券發跡的。也就是說,如果當時俄國像捷克那樣認真地通過“證券私有化”搞了資產的公平分配,後來的經濟發展肯定是另一個樣子。 而且,主張把資產公平分配給人民也不能說僅僅是“自由主義”的立場。美國著名的左派教授、馬克思主義者羅默論證過的“證券社會主義”不也和捷克的做法很類似嗎?這也就是我講的“共同的底線”吧。當然底線實現以後還是會有“左右”之別:羅默的證券資產及身而止,不能傳之後世。捷克的證券資產則可以繼承——但那種區別是一代人以後的事了。 當然後來的進程表明捷克式的“公平分配”也有它的缺陷,我們對此作過研究,在肯定捷克式的“起點平等”的同時也指出其“投資私有化基金(IPF)”的後來運作有問題。國內一些擁護現行私有化方式的經濟學家常常批評我主張“只分不賣”,其實我從未有過這種說法。我只是在批評某些人以俄羅斯“平分國有資產導致經濟失敗”為藉口主張直接把公共資產私相授受時,澄清過俄國“證券私有化”的真相,指出俄國寡頭經濟之弊恰恰是由於“內部人交易”而並沒有真正實行資產公平分配的事實。我們認為在民主參與、公共監督的基礎上公平、公正、公開地處理私有化問題並不是什幺烏托邦,無論是“起點平等、公平競爭”式的分配,還是公平出售國有資產並用所得充實社會保障與公益福利基金,都是可行的。相反,如果是專制條件下權貴們暗箱操作,無論偷“賣”還是私“分”都意味着對公眾的剝奪。即使絕對公平不可能,我們至少應當力爭儘可能的公平。 總之,俄羅斯的問題根本不是“分”了以後由於“證券自由買賣”造成了寡頭,而是政府口頭說“分”實際賴了賬,然後把賴着不“分”的資產私相授受給了“內部人”。作為中國人,恐怕很難用這樣一個例子來反證我們現在沒有問題。因為僅就一些不公平的經濟指數來看,比如基尼係數,中國現在就不低於俄羅斯,肯定遠遠高於中東歐國家比如波蘭、捷克、匈牙利。 翻譯:50年代中期,中國集體化的道路似乎比東歐、蘇聯進行得順利,沒有遭到很多來自農民的抗爭。這是否要考慮在中國社會中農民的其它一些因素。 秦暉:當年斯大林說過:我們蘇聯搞集體化可以搞的比較快。他批評恩格斯在集體化方面的思想比較保守。因為恩格斯說過“改造小農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斯大林認為他們不需要這幺長,因為俄羅斯原來就沒有土地私有制,只有農村公社傳統,所以俄國搞集體化會比較容易。可是事實上蘇聯搞集體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農民反抗得非常激烈。中國50年代搞集體化時很多蘇聯專家都反對。理由就是中國農民自古以來都是“一小二私”,不像俄國農民歷史上就有集體主義傳統,所以中國要是搞集體化一定比蘇聯還要難。但是中國的確搞了,而且還搞成了。農民在這個過程中不滿肯定是有,但是表現出來的抵抗比俄國少得多。為什幺“一小二私”的中國農民很容易就被“改造”成“一大二公”?蘇聯的傳統農村公社社員變成集體農莊莊員卻非常困難? 我的解釋就是:有時候“自治的集體主義”會成為對“國家主義”的一種抵制力量。而高度原子化的社會恰恰會比較難於抗拒國家的一元化控制。恰恰是傳統村社作為紐帶提供了組織資源,使俄國農民形成集體抗爭,斯大林征服他們就變得更難。而中國恰恰相反,中俄兩國革命後都在反對地主的名義下搞了土改,可是這一變動對鄉村傳統小共同體的影響幾乎是截然兩極:俄國的傳統村社在反對地主的名義下也反掉了斯托雷平改革後出現的獨立小農,使農村空前地村社化了。而中國在反對地主的名義下反掉了本來就不像有些人說的那幺發達的傳統宗族等鄉土組織,使農村徹底小農化、原子化了。 而原子化的另一面正是國家控制的一元化。與俄國農民相比,中國農民未必更喜歡集體化,但關鍵是他們肯定更無法抗拒集體化。實際上,中國歷史上的法家傳統就一直強調在“分異令”、“不許族居”的基礎上實現專制國家對“編戶齊民”的控制,達到“國強民弱”、“利出一孔”的目的。而漢以後,尤其是隋以後中國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是“儒表法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誤區又是“反儒不反法”,結果是反掉了並不那幺糟糕的“表”傳統,卻膨脹了最糟糕的“里”傳統,一直到文革時期出現“批儒弘法”的狂熱。因此就中國宏觀歷史上的法家國家傳統而言,馬克思的“亞細亞國家”理論有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他總是說“亞細亞專制國家的基礎是農村公社”,其實至少在中國,這種國家的基礎是原子化的“偽個人主義”,而恰恰不是什幺農村公社(所謂村社是自治性的傳統小共同體,現代的“人民公社”與集體農莊一樣是一種國家化的科層組織,與村社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這也就是為什幺我對如今“不民主國家中缺少公民社會甚至也缺少傳統村社,但卻有私有化”感到憂慮的原因。 在市場化過程中 不是簡單要求國家退出,而應促進社會發展? 汪暉:1988年到1989年前後,社會上發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中國市場制度的一些基本要素形成,第一個是價格改革,當時在價格改革過程當中首先形成了所謂商品價格雙軌制度,導致了權力市場化,包括尋租行為都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在1988年曾經推動過兩次價格闖關,這兩次闖關都因為引起通貨膨脹和社會不穩定,而無法完成。1989年發生了社會危機,很多人把1989年到1992年這3年的調整看成是一個對這之前的市場改革的反動時期。1989年9月國家又重新開始了價格改革,利率,匯率,整個的價格改革就是從這個時期重新啟動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時期對原來市場化的整頓完成了什幺內容。 第一是貨幣政策成為主要調控手段。第二個是大幅度調整外匯牌價,促進匯率的統一,擴大出口,形成對外貿易競爭以及自負盈虧的經營機制,也就是外貿體制整個改革了,雙軌制的差距也縮小了,上海浦東開始開放了,各地的開發區也出現了。從1989年到1992年,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幺短的時期里所發生的市場擴張和國家控制之間的互動關係。這個互動關係或悖論關係可以概括為:一方面,沒有國家政策的調節、法律體系和政治保障,市場體系的擴張、培育和發展幾乎不能想象,沒有這些就不存在市場。另一方面,市場體制對國家的依賴,同時也是權力和市場進行交易的前提。原來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和市場之間形成奇特的互動關係,我覺得不能完全看作是對立的關係,市場的形成對國家是有所依賴的。所以,現實市場形成的過程事實上是依賴反市場的力量,而國家也相當大程度地依賴市場解決自身面臨的問題,例如,1989年以後國家克服合法性危機的一個方式就是通過市場擴張來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新自由主義關於國家退出的理論,既不能解釋改革以來國家的積極政策比如價格政策,及產業政策下獲得的成就,也不能解釋在國有資產大規模私有化過程當中發生的嚴重的權錢交易和社會分化。假定說在自由市場和國家這個二元選擇當中,市場形成就一定要國家退出的話,那幺我們就既不能解釋中國改革過程中市場化的成就,也不能解釋市場擴張當中形成的腐敗和其它問題。 第二點我想講一講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概念在今天的中國語境中,能不能構成分析問題的框架。首先在1989年到1992年這個所謂三年調整時期,我們在社會氛圍和政治上看到的好象是完全反動的時期,完全舊的形態、舊的手段打着社會主義的旗號重新出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是因為舊的體制喪失了它的合理性,新的市場擴張才能夠被看成是解決問題的惟一出路。雖然政治的結構沒有改變,但是它的意識形態幾乎喪失了基本的說服力。比如在中美之間WTO協議形成的過程整個社會和知識分子是不知道的,但整個社會都在為之歡呼,很多人認為WTO有助於中國進入一個民主的社會,但是進入WTO的過程是沒有什幺民主可談的。認為為未來歡呼的惟一理由就是對過去的拒絕。這也就是說,現實秩序和過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對舊的意識形態和制度的拒絕的基礎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原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析方式在這個語境中是很難使用的。 第三個問題我想談社會和國家的關係是怎幺被替換的。在80年代社會思潮和80年代末社會運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推動中國民主化過程的是社會力量。在90年代以後,社會這個概念幾乎完全被市場這個概念替換了。社會的變革,法律體系的轉換,新的法律體系大規模的出台,推動這個過程的不是社會,而是市場規則。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本身的含義就發生了變化。因為國家變成了維護市場機制的一個體系,一個按照新的規則來重塑法律的主要執行者了。1989年以後,程序民主、形式主義的民主等等觀念,把大眾民主概念與程序民主完全對立起來,並且把社會運動及其實際的變革訴求全部排斥掉,說這是激進主義或民粹主義。知識界取向的變化是在這個歷史過程當中發生的。 在這個意義上,左右兩派分歧的要害並不是要不要程序性的民主,而在於什幺才是民主的真正的動力。把無論什幺樣的保護性運動都指責為民粹主義,或者是中國傳統的流民文化等等,只是空洞地提程序性民主,那就等於放棄對於民主動力的追尋來推動民主進程。這個進程再好也沒有可能自發地實現。90年代中國知識界進行過對市民社會與中產階級的討論,認為這個新階級可以作為未來社會的基礎。我們不妨以波蘭與中國作一個比較。波蘭在80年代社會運動過程中,團結工會在憲章中把工人階級看成是原來社會主義國家的中產階級,市民社會的基礎。90年代中國關於市民社會的討論與民主幾乎沒有任何關係,討論的核心都是企業、老闆、市場。當瓦文薩等代表的團結工會向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轉化之後,他們也就不能代表波蘭的民主力量了。看一看今天波蘭的政治格局,我們還能看到他們的有效力量嗎? 在私有化過程中,至少應區分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溫州模式,是從家庭、從民間發展起來的小市場。是通過低額利潤,製造衣服、鞋子,植根於社會根部慢慢發展起來的私有化。還有一種,實際是非國有化。在非國有化的進程中,大量的國有資產被非法的和合法的轉換為私有財產。這個過程是今天腐敗、犯罪和社會不公的最重要的根源。以廣東汕頭來看,90年代經濟一度發展得很快,主要的原因是走私石油。近幾年打擊走私以後,汕頭發展就垮了。沿海地區走私石油、鋼鐵等工業原料的過程與國有企業大規模下崗、破產的過程是並行的。他們破產的過程是更為宏觀的條件決定的。為什幺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農村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是到80年代末問題不斷出現,這並不完全是一個所有制問題,還要放在一個更大的經濟環境中來看,比如城鄉互動等等。 我認為應該對這個問題做三個區分。第一,應該在自由競爭或自我調節的市場概念和現代市場經濟形成和運營的歷史過程之間做個區分。 第二個必須在新自由主義市場意識形態與新自由主義市場秩序和經濟政策之間做出區分。新自由主義要求國家徹底退出,但它的市場秩序和經濟政策經常還要依賴國家。它們是密切的夥伴。 第三,必須在市場的範疇和社會的範疇之間做出區分。 按照第一個區分,市場社會和它的規則的形成就在國家干預、制度創製、壟斷關係、社會情況和歷史事件的交錯關係中形成和運行着,自由競爭僅僅構成了非常局部的條件。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也不能就等同於否定市場機制。 按照第二個區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要求國家實行放任自流的政策,也就是放棄國家對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的責任,放棄國家調節市場活動的經濟手段,現在很多危機比如國有企業、農業危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實際上是政策安排的結果。放棄責任本身實際上是依賴於特定的經濟力量和經濟利益關係形成政策的結果。 按照第三個區分,我覺得市場的規約不能等同於社會的規約,社會民主機制的形成不能等同於完善市場的過程。 我們做這些區分的目的是要形成一個概念:在一個社會裡,除了國家之外,社會到底應該作些什幺呢?社會需要形成它的一些變革的取向,用這個來推動、逼迫國家來做一些政策安排,朝有利於民主和社會保障的方向發展。 秦:汪暉剛才講的大部分事實陳述我是同意的,當然也有例外,例如他對波蘭情況的陳述與我所知幾乎完全相反。他說瓦文薩過去代表工人所以很成氣候,現在轉而代表資本家了,所以在波蘭的民主中就喪失了“有效力量”。這都是哪跟哪呀?如果民主制可以使“資產階級的代表”喪失“有效力量”,從左派的觀點看這不是太理想了嗎?我倒不敢有如此浪漫的評價。的確,瓦文薩如今已是“過氣人物”,政治魅力不再。他堅決反共(包括反一切“前共產黨人”),在波蘭政壇屬於右派,這也不假。然而右派就是“新自由主義者”?反共就是代表資本家?你怕是習慣於過去的“階級分析”了。實際上瓦文薩在今天的波蘭是個典型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就像美國的工會(勞聯產聯之類),他們比資本家更反共,但是也更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尤其反對資本家跟共產黨做生意。汪暉兄十分稱讚的西雅圖反全球化大示威不就是他們搞的嗎? 瓦文薩如今在波蘭正如許多傳媒所說,是反對“自由派”的“保守派”,其基礎主要是轉軌中處境困難的一些夕陽產業國企工人,以及反對世俗化的保守教會。在私有化、自由貿易、歐洲一體化與全球化等問題上他都比如今占優勢的左派(“自由派”)保守得多(老實說,倒是和你汪暉兄的一些觀點相近似)。他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廠前後幾個私有化計劃就是他支持的工會攪黃的。如今波蘭尚未私有化的那些企業(如華沙烏爾蘇斯工廠等)幾乎都是團結工會勢力仍然強大的企業。今天在波蘭,對私有化、全球化最起勁的就是左派“前共產黨人”,而私有化的實際阻力倒主要來自“永遠反對派”的各獨立工會,其中最典型的還是團結工會。從瓦文薩的角度看這當然十分尷尬。不過正因波蘭私有化是在民主化之後的背景下進行,雖然公眾參與發達,各方討價還價,“分家”博弈複雜,“交易成本”甚高,但是過程基本公正,結果大家認可,加上經濟復興快,生活在提高,民主渠道多,社會保障好,瓦文薩煽情的聽眾越來越少,團結工會也越來越不成氣候了。但如果是專制者一手遮天地私分公產,那瓦文薩的煽情在波蘭這樣的國家不煽出一場革命來才怪了。 除了這些,汪暉講的很多事實都是存在的。但他的理論解釋我是越聽越糊塗。你說“國家還是市場”、“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乃至左還是右都不能用作分析問題的框架,這我當然同意,就是因為這我才強調“共同的底線”嘛。 但是你的分析框架又是什幺?你這段議論似乎是在駁斥什幺人,不是在駁斥“資本主義”、駁斥“市場”嗎?那是駁斥誰呢?你明確提到反對“新自由主義”,這“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有何異同?你反對“新自由主義”,那幺你反不反對“舊自由主義”,比如斯密、洛克、孟德斯鳩等等?是否因為這些人在今天的西方都已不時髦了,他們的問題在中國也就沒了意義? 如今在西方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確是時髦。我的一些朋友,例如著名左派學者佩里?安德森就寫過很多這類著述,我認為他們的很多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在中國批判新自由主義”,我以為至少要碰到幾個問題: 第一,在漢語表達中無法區分“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事實上這兩者如今都被中譯為“新自由主義”。而這兩者意思幾乎相反。這已經在中文著述界造成了混亂。因為西方不少人正是從new liberalism立場來批判neo-liberalism的。而這幺一混亂,在中文語境和問題情境中這些人似乎變成從新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立場來反對“新自由主義”(包括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了。對於這些外國人這是不公平的。而對於中國,問題就更大了。所以我勸汪暉兄:你們既然對“西方話語霸權”很表憤慨,何必在用詞造句上(且不說在問題情境與實踐意識上)都如此服從乃至擴散“西方話語霸權”呢?也許這便於“與國際學術前沿接軌”,但很不便於與一般人的常識接軌。你們難道不能用更便於國人理解的方式來表述自己的觀點嗎? 更重要的是第二,什幺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它與“老自由主義”有什幺異同?我以為這兩者之所以都被稱為自由主義,就是因為它們都主張限制國家權力,害怕這種權力侵犯了公民自由,尤其是侵犯公民的個人自由。 而不同之處就在於:老自由主義要限的是非民主國家之權,而新自由主義要限的是民主福利國家;老自由主義強調限權,而新自由主義強調卸責。 具體說來:老自由主義者如斯密、洛克、孟德斯鳩等面對的是傳統國家、專制國家或貴族寡頭國家,“新自由主義”面對的是現代憲政民主福利國家,例如瑞典式的社會民主體制或羅斯福新政體制(有趣的是這種“新政自由主義”通常被稱為new liberalism,其漢譯也是“新自由主義”!)。老自由主義者要限制的是本來不受限制的權力,而那個時候權力無限的專制者並不承擔多少公益責任,也根本沒有今天意義上的福利國家,所以洛克們對國家的福利責任也許感興趣也許不感興趣,但通常不會把它作為討論的重點。而“新自由主義”者面對的權力本來已經是受到限制的憲政下的民主國家,他們主要擔心的是公民要求國家承擔太多的責任(福利、保障等等)並因此授予國家太多的權力,據說這將可能導致“到奴役之路”。鑑於民主福利國家如今的確存在許多問題,他們的批評意見是值得考慮的。但是說福利太多就會導致專制,至少像瑞典這樣的國家並非如此,如果進而認為所有的專制都是因為福利太多所致,都是公民要求國家負太多責任因而授予其太多權力的結果,因而把為國家推卸責任當成“反專制”的主要內容,那就更是大謬不然了。其實,西方的所謂新自由主義者倒並沒有這樣明確說過——他們的使命已經不是反對專制國家、而是反對福利國家,他們也不太考慮“到自由之路”的問題,而只考慮維護已有的自由、避免重新陷入“到奴役之路”。 把用於反對福利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搬用來針對福利極少的專制國家,這是中國的一些過分時髦而忽視理論邏輯的自由主義者誤置問題的結果。他們以此來批評我(而非汪暉兄),並受到了我的反批評。由於我多次明確說過不反對社會民主主義,不反對民主福利國家,並且在主張限統治者之權的同時,在問統治者之責方面並不比你們這邊的許多朋友遜色,所以針對我來反對“新自由主義”純屬莫名其妙。我這個自由主義者並不“新”,遠沒有今天的一些“左派”朋友來得時髦。今天的Neo-liberalists是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的反對者,在這個意義上我顯然並非“新自由主義”者。 但是,我當然也不是“反新自由主義”者。因為在當前的中國,正如我不反對“福利國家”一樣,我也不反對“自由放任”。我這個立場已經說過多次:面對權力太大而責任太小的國家,限統治者之權與問統治者之責的要求都是有理由的,而且在實行權責對應的憲政民主體制方面兩者是一致的。如今的中國自由與福利(社會保障)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這種情況下脫離憲政來發動什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運動,只能有利於擴張專制權力而未必真能問統治者之責;這正如脫離憲政來“反對福利國家”只能為統治者推卸責任,而未必真能限制統治者權力一樣。 在後一個問題上,我和一些自由主義朋友是有分歧的。他們熱衷於與社會民主主義劃清界限,我則認為哪怕是諾齊克這樣徹底的“自由放任”論者,面對中國的現狀也會考慮以“低調社會民主”來實踐“矯正的正義”。但是,這些朋友至少還熱心於憲政,並不是“脫離憲政來反對福利國家”的。而汪暉兄和你們一些朋友倒的確是閉口不談憲政而只“反對新自由主義”,甚至有人明確聲稱只要不搞“自由市場”,“無論什幺樣的”體制都可以。對於這種言論如果批評者指責你們為專制唱讚歌,你們何以辭其咎呢? 所以對於新自由主義和“新社會民主主義”(像吉登斯他們宣傳的),我都是既不鼓吹,也不反對。我以為在中國的現狀下炒作“新自由主義”似有製造假問題之嫌。純從理論上講,“新自由主義”與各種左派理論一樣都有許多漏洞可供批判。但是在現實中,中國如今社會公正和福利保障的缺乏確實並非“新自由主義”所造成;正如中國如今自由不足也並非社會民主主義所造成一樣。中國有專制但無福利國家,用不着專反福利國家的“新”自由主義。中國有寡頭而無自由放任,也用不着專反自由放任的“新”社會民主主義。而反對專制與寡頭,有“老的”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足矣。所以,汪暉兄是否反對“新自由主義”我並不關心,我只關心你是否反對“老自由主義”? 汪暉兄主張不講姓社姓資,我想這沒有爭議。一些自由派比你更早就不提“姓社姓資”了,他們把民主還是專製作為“分析框架”,你是否認為這也沒有意義?我提出以是否持守“共同底線”、以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寡頭主義-民粹主義、以“天平效應”反對“尺蠖效應”、以“限權的右派加問責的左派”反對“擴權的左派加卸責的右派”,你以為這些“分析框架”如何?你似乎不太提“民主還是專制”,卻經常把“民主還是自由”作為“分析框架”,我承認這個“框架”在西方的確是有用的,因為那裡已經沒有專制,但“社會民主”與“自由競爭”構成了一定的緊張。但是中國呢?你以為中國的“民主”太少,不是因為專制太多,而是因為“自由”太多? 你最後提到“三個區分”,按“第一個區分”你好象是贊同“運用國家權力創造市場”的,但是據我所知,沒有誰主張在無政府狀態下搞市場吧,包括你說的“新自由主義”? 按“第二個區分”,你指出“新自由主義”為國家卸責,導致了農業危機等等。你這批評我完全同意,不過我印象中那些“卸責派”似乎沒有批評過你,倒是確實指名道姓的批評過我,而批評過你的徐友漁等人,似乎都沒有主張“卸責”論,他們只是發表過“限權論”。你認為“限權”就等於“卸責”,像在美國或瑞典這類憲政國家一樣?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農村危機等等僅僅是因為國家卸責嗎?官家的濫權是否也導致了危機?甚至有些卸責是否就是濫權造成的?不說別的,就說這次會上談得很多的農村公共事業危機(教育等)和因此引發的胡征亂派雖然一直存在,但危機的驟然惡化恰恰與1994年分稅制中央財政集權導致地方財政緊張有着直接的關係,鐵軍是專家,你說是不是?而這中央財政強化“汲取”的舉動不正是汪暉兄這一邊的王紹光他們主張的嗎? 按“第三個區分”,你主張“社會民主機制的形成不能等同於完善市場的過程”,太對了!所以我們極力呼籲憲政改革呀!而在這方面怎幺沒見你們說話呢?沒有憲政卻有“社會民主”,可能嗎?你不會舉俾斯麥、王安石甚至……希特勒(休怪我提到他,納粹可是很搞社會保障的呢)為例吧? 最後你總結道:社會需要變革,要逼迫國家朝有利於民主和社會保障的方向發展。這個總結太棒了。我只是建議:在“民主與社會保障”中再加上憲政、自由與人權,如何?不是我故作“全面”,後者也許不是前者的充分條件,但卻無疑是必要條件。 汪暉談到1989年以後不是一個國家反對市場化的過程,而是國家用權力來推動市場化的過程。他認為這種市場化很不公平。他這個事實描述我沒什幺異議。但從這個事實能夠得出什幺結論?我認為從常理講,既然不受制約的“家長”用權力來搞市場化的“分家”很不公平,那就應當制約他才是。可是你的結論卻似乎相反:家長濫用強權來分家很不公平,可見家長的權力不應該削弱?我覺得其中的邏輯很費解。在國際上一般地講,左派往往認為市場是不公平的,而國家是公平的,因此應當加強國家的力量。平心而論,如果這個國家是指瑞典式的國家,這種說法在一定意義上還是可以成立的。而自由派說:國家並不公平,市場上的自由競爭才是公平的,因此提倡“小國家”。如果這個國家是指蘇哈托式的國家,這種說法也可以成立。而汪暉似乎是說“權力市場化”十分腐敗,所以權力不應當退出,這叫人如何理解?汪暉的話可以歸納為:以前我們曾經用政權來化私為公,現在我們又在讓它行使化公為私的職能。他剛才講到用國家的權力來推動這個過程。既然這樣,那幺限制國家權力,防止其濫用就更為重要。 汪:如果只是習慣於認為非白即黑就是邏輯清晰的話,在歷史分析中就必定會出現混亂。我的基本觀點是,在所謂的市場社會形成的過程中,國家的角色是沒有辦法取消的,無論是正面的或者是負面的。因此不應是簡單的取消國家,或者讓它自己退出,而是要改變,要通過什幺樣的社會力量,讓它朝着有利於社會的方向來做。這樣,民主的必要性就顯示出來了。如果按照讓國家退出的模式,那幺民主的必要性也不存在了。民主的實踐是以社會的自我管理為取向的,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可以取消政治結構。 (有人插話:我認為有個基本論點:國家是任何時候都不能避免的,關鍵是怎樣表現國家職能,是製造市場還是產生剝削,還是在其它方面顯示作用。) 翻譯:汪暉說在中國,非國有化過程是造成腐敗的主要的原因,他認為新自由主義說的只有通過私有化,把國家資產都私有化了,國家就不存在了,腐敗也就不存在了……這種說法是不可信的。 溫:我認為應該先把概念搞清楚,我們剛才談到國家退出與否的時候,引用的是西方經濟學關於政府的概念,而在中國,政府不是一個西方式的政府,它是一個經濟主體。它在經濟領域中不存在退出的問題。 汪:對。正因為如此,問題才不能簡化為國家是否推出,而是通過何種力量、以何種方式進行民主化改革的問題,即國家職能的改變的問題。安德森先生提到溫州模式和非國有化過程中的腐敗,是不是溫州就沒有腐敗?當然不是,實際上溫州模式實現的過程,早些年被批評得非常厲害。而它的形成過程依賴的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民營經濟,是私有的,不是國家的。我剛才說到汕頭,走私的多是地方國營公司。中國國營的外貿公司中出問題的非常之多。 翻譯:你講到私有化的問題,沒有談到私有化的利益問題。以阿根廷為例,大的財團想得到私有化的利益,最後政府完全被某些大財團所控制。直到面臨經濟的崩潰,這些財團又需要政府的救助,我想說的是:私有化就會有這樣噩夢般的事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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