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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說西方文明史――孔子神性版比較實驗論(上)
送交者: 龐忠甲 2006年06月29日15:23:4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孔子的儒家濟世之道,相當於基督教愛心救贖教義的理性版;而基督教的愛心救贖教義,相當於孔子儒家濟世之道的神性版。


1.神性救世,西天開霽
2.和而不同,巍巍制衡


1.神性救世,西天開霽


如果我們一展浪漫想像之翼,把迄今為止的整個人類世界,看做一個求證“人之所以為人”可行性的天字第一號實驗場,可見兩千五百年前神蓴暮蔚柔杼熘搖H順瓶鬃印疤熘絹臁保サ祭硇勻寮壹檬姥擔穢刺旎餉埽松殘災傅莢虼蠖四嗣鰲D強鬃有哪恐小把笱蠛躒繚諂瀋希繚諂渥笥搖保訝思淶氖陸桓巳死嘧約喝ス艿摹疤臁保虺迫死嗍笛櫚摹白萇杓剖Α保囗屑櫻暮褳傘?

無奈孔子追求立竿見影的理性上層路線欲速不達,行之不通,不僅落到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而且在“焚書坑儒”之後,“鬱郁乎文哉”神州中華,陷進了夢魘般深空的偽儒泥淖,“自作孽,不可逃”,從此沉淪不克自拔。

“萬物之靈”一旦失去發展進步的勢頭,儘管芸芸眾生,“上智下愚”、用兩條腿走路,也不乏詩書藻麗,文採風流,車載斗量,實質上豈非類同非靈性生物一成不變(除非環境變化帶來進化)的生存狀態?這項大手筆人類實驗何來意義可言?若非一場洪水一了百了,解救人類實驗夭折危機的出路何在?

恐怕只有神性宗教草根群眾路線最值得一試了。

如果我們進一步善用想像力,滿可以借蒙太奇(Montage,剪輯特寫)鏡頭,設想那浩浩乎人類實驗總設計師神色不勝凝重,推敲斟酌,既將人間的事交給人類自己去管,又不至從此撒手不管;從中華神州孔門儒學名尊實貶、無力自行撥亂反正的殘局總結經驗教訓,就蒼茫大地當中,精挑細選了地中海東岸一個叫做巴勒斯坦(Palestine)的地方,以為新一輪宏觀調控着力點。東方不亮西方亮,啟動了一個以神的名義與人類重新立約的另類救贖方案。

這個另類救贖方案,與真版儒家濟世學說一樣,指導思想切合“兩心調諧”原理,或者說,都立足於同一個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公理常識基礎之上,但不靠政權強勢支持,用不着什麼治國方略,毋須塵世哲人高論,靠的是宣揚神的無上權威,由下而上、無遠勿屆,傳播信仰,“因信稱義”,從而形成一種導致社會性“兩心調諧”化的強大精神力量。

本文將立足“兩心調諧”原理,以新穎史觀視角,道古今史家所未道,從頭評述西方實驗對照組天宇開霽、起伏跌宕故事,直至東西方碰撞一起,人類終於不負天賦靈性榮耀,步步逼近一部真正人類史的起點;儘管前方依然孽海洶湧,險象環生,危機四伏,前程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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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3-06-19791.htm)中,導出“靈性-兩心-調諧”原理(簡稱“兩心調諧”原理),視為“人之所以為人”應遵的大本大源之理。大意為:

――人類出諸本能的利己私心,與生俱來,天然強勁,很容易趨向自私極端,一旦與天賦靈性創造能力相結合,就會做出非靈性生物不可企及的損人利己惡行,構成倫理意義上的犯罪。所幸人類經由漫長的叢林生涯,天賦靈性終能誘導私心升華,感悟、積累、培植足夠強度的利他愛心(公心),藉以調控利己私心,防範糾治自私傾向,誘導利己追求衍生足夠利他效應,方能建立穩定、和諧的社會生活,驅使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發明創造紛至沓來,持續發展進步不止。

――兩心調諧,就是利己私心與利他愛心(公心)這雙看不見的推手,協調得宜,調控功能達到符合當時當地歷史背景條件的優化運行狀態,驅使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最大限度順暢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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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時期世界各地漸次出現奴隸制農業國家,一個個達到了各自興旺發達的頂峰,因為缺乏相應的兩心調諧機制,都未及形成一種足以維持自我超越,發展進步不止的境界,又一個個在內亂或戰爭中沒落、消失,被後起之雄併吞或取代了。試看神州域外朗朗寰宇,從兩河流域文明、埃及梅尼斯王朝、印度河文明,希臘城邦文化,到亞歷山大大帝焰光般燦爛短暫的勳業,迤邐行來,俄傾間跨越了三千餘個年頭。

距今約兩千年前,地中海亞平寧半島上建國約有七個半世紀的羅馬帝國,在悲慘沉重的奴隸勞動基礎上,文治武功,登峰造極,打敗了迦太基,占領了埃及、希臘、西班牙……進入全盛時期;龐貝將軍揮兵征服了巴勒斯坦,不久納為行省。

“總設計師”沒有在羅馬高貴奴隸主公民當中,就氏族型羅馬教丘比特神話錦上添花,卻相中了遠離帝國中心的羅馬屬地,先後被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占領過的巴勒斯坦。那兒有歷史悠久,內涵豐富,信仰耶和華上帝的猶太教堪為濫觴;那裡的猶太民族正在羅馬強權鐵蹄蹂躪下受苦受難。

大約公元前六年,耶穌基督(Jesus Christ)誕生巴勒斯坦的伯利恆(Bethlehen)。耶穌自稱上帝的獨生子、代表上帝來到人間的彌撒亞(Mashiah,救世主),與人類重新立約,執行救贖人類的任務。猶太教主流派不承認耶蘇是救世主,把耶蘇的信徒趕出猶太會堂,於是他們作為猶太教的一個革新派,建立自己的獨立的聚會點,形成了早期的基督教。

起初基督教(Christianity)只是猶太教的一個分支,後來漸行漸遠,到公元一百三十五年,完全從猶太教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新宗教。以後基督教演化發展,出現許多流派(據說有二千餘個),其中包括種種反社會反現實的蒙昧主義、出世主義、神秘主義和絕對決定論衍生的宿命觀念等消極因素;無論誰如何自命正統,下文泛指的基督教文化都是依據其最具影響力的主流精神而言。

基督教以宗教神性信仰為載體,傳播“天啟”救世之道,即所謂天道或天理。

在西方世界,探究天道同樣由來已久。較孔丘稍晚,希臘的柏里克利(Pericles)執政時期(公元前500至429年)有智者學派,質疑人為的法律根據強權意志或經由相互約定,為維護自身利益,建立社會秩序而制訂,它適合於某些人的某些情況,但不適合於一切人和一切情況,因此提出較人為法律更高層次的“自然法”。所謂自然法,乃是人性的本然要求,具有必然和本源的性質,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根本性和普遍性公理,同中國儒家所言“天命謂之性,率性謂之道”的“性與天道”涵義略同,都是立足人本主義的“大本大源”之論。

智者們起先對於自然法的內容並無統一認識,相信聽其自然“跟着感覺走”,縈迴於矛盾重重的不同感覺和見解,如“自然要求人人平等,因人人皆為圓顱方趾;人類種族沒有貴賤之分,自然從來不曾強迫誰當奴隸。”或截然相反以為“強者不應約束自己的欲望,強者應該統治弱者,應該拋棄非自然的法律限制。”此時有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3-399年)以為,在智者所標榜的感覺、意志和欲望中根本找不到答案,只有知識才是對事物本質的公認的客觀的認識;知識不僅有實用價值,而且使人們得以擺脫偏見的束縛,成為真正能夠進行獨立判斷的主體。蘇格拉底和他的追隨者,如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347年)和亞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相信人的本質及其主體作用在於理性(知識)而非感性,倡導所謂理性主義,據說對後世歐洲科學昌明具有先導意義。

待到所謂後亞斯多德時期,繼亞歷山大大帝粉碎城邦型奴隸主民主制,羅馬帝國征服了愛琴海文明古國,惶惶亂世之際,希臘哲學家芝諾(Zeno of Citium,公元前 334-262年)等誠心內省領悟自然法有成,天理之光啟迪心智,從一種新的視角去認識人的本質以及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他們意識到人是從神那流溢出來的一顆微粒,人與神同在。每個人應了解到“你隨身帶着一個上帝”,“在你本身中帶着神”;所以,人的理性與上帝的理性是一致的;一個有理性的人,即按照自然法的指示生活的人是自由的,即使這個人是一個披枷帶鎖的人,也比一位驕橫的皇帝自由得多;他們相信存在仁慈的天意,倡導仁愛之心、眾生平等(不論自由民還是奴隸)和世界大同;稱斯多葛主義(Stoicism)。這種觀念後來成為自然法論主流,為征服者羅馬吸收,促進了羅馬法觀念的形成和發展,並導致羅馬道德哲學的興起;在社會不公、世風日下之際,其“天人合一”、博愛平等、克己修身、恬淡寡慾、勇嘗苦難的悟性自然地染上了拯救哲學的特色,最終匯入了宗教運動的洪流,充實了基督教思想的內涵,並促進了它的傳播和走向勝利。

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有吸收希臘文化的淵源,但從沒有人提到過耶蘇和《新約》作者們同中華神州交流歷史經驗教訓的記錄。可是事實上我們看到了,基督教以愛心為核心的救贖教義的哲理精神,內涵本質幾與儒家“仁-中-禮”三位一體論天然混成、互相吻合,又宛若逐一“接受”了儒家“路線錯誤”和五百年風風雨雨的前車之鑑,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修正”。

基督教是一神教,相信上帝創造宇宙萬物,是至高無上的唯一真神,不承認(人死後靈魂作為)鬼魂存在和輪迴轉世,不容許崇拜偶像,從而把奇蹟和信仰充分集中在上帝及其代表的身上,可將迷信因素壓縮到最低限度,以利排除不必要的思想混亂。

基督教信奉的上帝就是猶太教聖經中的耶和華,本來只被尊為猶太民族的神,公元前587年國破家亡、民族離散之後,這種信仰有了根本改變,形成了宇宙萬物和世界各族共有的“唯一真神”觀念,但仍以猶太民族為耶和華的唯一選民。猶太人自認是上帝的選民,儘管罪孽深重,屢遭天譴,卻有高人一等的民族優越感。聖殿裡分內、外院子隔開,不准外邦信徒入內,這隔牆就宛同仇恨性的鴻溝。直到耶穌降臨,方才突破了舊日選民說的狹隘性,宣稱“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以弗所書》2:14)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11:28)“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約翰福音》6:40)從此不再分遠人或近人、猶太人或外邦人、被接納或被排拆的人。在上帝面前,人與人之間的所有差別統統消失不見了。

基督教廢除了猶太教嚴格的戒律和繁瑣的祭拜禮儀(包括猶太人的割禮、節食規定以至《摩西法典》),實行較為簡單的宗教儀式,不易陷於形式主義走火入魔,利於吸引不同背景的廣大信眾來歸。

基督作為萬民的救主,召喚普世人類,成為上帝的新選民,生活在上帝的慈愛、平安和光明當中。基督教變上帝神性啟示為普世性,以最大限度拓寬包容性,得以建立強大的草根群眾基礎,並擴展信仰至所有階層,向一切人開放,面向全體人類。

基督教聖經《創世紀》記述,上帝創造萬物;與所造其他生物不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意味着唯人類得天獨厚,秉有神的特性──靈性。上帝把地上的,海的,各種行動的活物,一切草木蔬果,統統交給人管理,並作為人的食物。從而以宗教形式確立了“天地之生,人為貴”的神性人本主義基礎,昭示將世上的事交給人自己管理的神聖原則。

據說上帝曾通過猶太教的創始人摩西與猶太民族立過盟約,立約的一方──猶太(以色列)人要遵守“十誡”(Commandment);立約的另一方──上帝則答應把猶太民族作為自己的“選民”,並將迦南地賜給猶太人永為基業。其後一千多年間,猶太人屢屢背約,不斷犯罪,遭到上帝嚴厲懲罰,甚至飽受亡國之痛。上帝想必在實踐中看出嚴刑峻罰救不了罪孽深重的人類,如果要把人類實驗做下去,而不是半途而廢,再發洪水,一了百了,就必須換個辦法改弦更張。仁慈的上帝為了救贖世人,決定一試反其道而行之,把罰字當頭改成弘揚愛心為主,相應重整人間信仰體系,以圖開創兩心調諧新猷。

──摩西《十誡》(按神學家奧古斯丁的分法):1, 欽崇萬有之上唯一天主;2,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3,守瞻禮之日; 4,孝敬父母;5,毋殺人;6,毋行邪淫;7,毋偷盜;8,毋妄證;9,毋貪戀他人妻;10,毋貪戀他人財物。(路德會和天主教神學以為,頭三條設定了人對神的責任,後七條誡命則規定了人與人彼此之間的責任。)

上帝為此派遣自己的獨生子耶穌臨世,作為神和人類之間的“中保”(Mediator)。耶穌用自己的寶血作贖價,使上帝和全人類重新和好,又訂立了一個新的盟約。立約的一方不再局限於一個猶太民族,而是全體人類。任何人都可以因相信耶穌是上帝的兒子,為救贖人類捨身釘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復活、升天等等,受洗作基督的忠實門徒,而得到赦免,作天主的子女,進天國,享永生。立約的另一方──上帝則因耶穌的救贖而赦免了人的罪。基督教把這個盟約稱為新約,上一個摩西經手的盟約則稱為舊約。原來的猶太聖經稱舊約全書,耶穌講述的標準記錄則稱新約全書,這兩部全書就是基督教的聖經。

基督教的立約說,意味着全能的上帝在一切生命體中,以契約形式唯獨對靈性人類提出了遵循天理的基本要求(與鳥獸不可言仁),同時賦予了人類高度獨立自主的地位。

上帝創造了人類,一再拯救罪孽深重的人類,指引人類走上正道,但尊重人類的命運自主權,因此才有互相交換條件的立約行為。人類既可以遵行盟約,得到上帝的回報;人類也可以違反盟約,自己承擔惡果。立約說表明基督教站在神性的人本主義和反宿命論的基點上,昭示創造主已將人間的事交給了人類自己去管,不必指望救世主或超自然力量包辦代替人間事情;事在人為,人類必須自己對自己的命運負責。

立約說提供了排除神秘主義的可能性,因此基督教就其本質被稱為“契約宗教”(covenant religion)。

對照五百年前儒家立足人本主義的模糊信天觀,基督教的神人關係說實質上何其相似乃爾?(參見拙文《孔子-愛因斯坦的“終極”交集》,http://www.xslx.com/htm/sxgc/ddsc/2006-02-16-19716.htm)

人類與生俱來的利己私心,如果得不到後天培植的(高階)愛心調控,不免流於損人利己的自私極端,驅使靈性走向犯罪。基督教用了舊約聖經中的原罪說,來警示人人具有的自私與靈性相結合產生的天然犯罪傾向。原罪(=靈性+自私?)是靈性人類特有的負擔。基督教認為即便是未出世即死去的嬰兒,雖然沒有來得及犯任何罪,但因與生俱來的原罪,本質上仍是“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羅馬書》3:23)因此需要基督的救贖。克服原罪和解救罪孽的救贖之途,不是消極地宣傳禁欲主義、“大公無私”或“一切皆空”以否定私心,而是通過皈依上帝,信仰基督,從而遵循教義,“先求他(上帝)的國和他的義”,得以弘揚愛心調節私心,防範和克服自私犯罪傾向,驅動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發揮,方能去禍得福,得到“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參見《馬太福音》6:33),進而榮登天國;唯其如此。吾人不妨理解原罪說和由此引申而出的救贖說,正是前述“靈性-兩心-調諧”原理的一種合乎邏輯的神性表述方式。

基督教教義和儒家學說都是“兩心調諧”原理──人類循正道謀求發展進步不可違背的基本公理常識的引申和運用,前者多了神學語言,少了理性論,但內涵幾乎完全一致。

基督教教義的核心在愛。誡命總綱一共只有兩條:第一條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第二條是“愛人如愛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馬太福音》22:37-42)在最後的晚餐上,耶穌又對門徒們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翰福音》13:34)由於耶穌以身作則,做出了“舍己愛人”的超級“義人“榜樣,所以耶穌對門徒提出了層次更高的獻身精神要求。

經耶穌重新解說,那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創造一切、超越時空的至上神上帝,已一改舊約中好妒、暴戾的耶和華形象,定義聖父的偉大精神也集中到了一個愛字(God is Love)。所以愛主就是要領受和感激上帝的愛心,並且“任何時候都該效法上帝,好象蒙着慈愛的兒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

“愛人如愛己”的另一表述是“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對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馬太福音》7:12)這就是基督教教義的黃金律(Golden Rule),其內容和儒家提倡的“己所勿欲,勿施於人”完全一致,只是各用正負語句表述而已。

說愛人如愛己,不說愛己如愛人,就是從人的本性出發,肯定愛己之心即利己的私心作為生存本能的第一性的正當性。首先知道愛己,才可能擴而大之,推己及人,弘揚愛人之心,以及延展至集體的為公之心。基督教和儒家這兩種歷史背景大不相同的文化體系,分別就神性和理性立論,結果都從個人本位出發,倡導仁愛濟世,旨在調控私心,引導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殊途同歸兩心調諧人間正道。

基督教講的愛,和儒家的仁愛一樣,不僅是一種原始本能的感情而已,而是超乎傳種接代本能以上,出諸靈性人類感悟,以至高無上的上帝為表率的“高階愛心”,“惟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具有公平、正義的真理內涵。

愛心或公心,就是道德觀念的濫觴。提倡道德絕非以私心為敵。寫基督教《神學大全》的著名神學家阿奎納(Thomas Von Aquin,1224/25-1274)說得明白:“道德的淨化並非要徹底去掉七情六慾,而是使七情六慾合於規範。”這就是前面討論儒家學說中歸結出來的八字要旨:“肯定人慾,引上正道”,如此而已。基督教和儒家(不是偽儒家)學說一樣,從不誇誇其談“大公無私”、“破私立公”、“毫不利己”、“無我”或“忘我”之類過甚其辭,迷亂本性,誤導失真,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高調。

顯然,基督的愛。

耶穌提倡遍及全人類的“博愛”,同夫子“仁者愛人”、“泛愛眾”,“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根本出發點一樣,其寬容精神超越了家族、膚色、性別、貧富、部落、民族、國家、朋友的界限,社會地位尊卑的界限以及君子、罪人甚至敵我的界限。

耶穌說:“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為了讓世人不要在弘揚愛心時怕難為情,耶蘇說過“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路加福音》6:27)。基督教相信仇恨不能消滅仇恨,仇恨只能增加仇恨;只有基督的愛,才能解開仇恨的死結。因此這種仇敵之愛決不是懦弱的表現,反而正是最富智慧的勇敢。耶蘇在世時,那些敵對的人給起了一個綽號:“罪人的朋友”。這本來是輕蔑之詞,但是無意中正顯露了基督“博愛”精神的偉大。 “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歌羅西書》3:14)同孔丘認為“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的“恕”道為伯仲也。

耶穌同他自己民族的惟我獨尊“選民”觀念決裂,他允許外幫人比猶太人更早地進入上帝之國。與摩西五經的“指示”(Torah),有原則上的不同。這裡沒有民族主義的仇恨的烈焰,歷史上種種民族自大、自私、自榮的“愛國”心,在基督教誨中找不到出處。

儒家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說。基督徒在“基督裡面合而為一”,在基督內再無種族與身分之分(《歌羅西書》3:11),耶穌說過:“看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馬太福音》12:50)因此基督的信徒互稱“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具有平等地位的神的子民,人人可以循正道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幸福;每個人用自己的行為向神交待,重在現在和今後的表現;只要信主,無論過去罪孽如何深重,一切人都可以獲赦得救,都有改惡從善,獲得光明前途的機會。

但耶穌和儒家一樣並非絕對和平主義者(曾記孔子發兵“墮三都”乎),他也曾告誡門徒用刀武裝自己,在強調信主的無比重要性時,聲稱自己“不是帶來和平,而是刀兵。”意味着基督主張以愛心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但不惜流血犧牲的戰鬥仍然是維護原則的最後手段。記得美國作家馬克吐溫讚頌法國民族女英雄聖女貞德時形容道,在最劇烈的廝殺中,她也懷着一顆上帝的心──愛心。這也許是真正的基督徒唯一能夠從事的廝殺之道。

從耶穌在《登山訓眾》中“論福”和《路加福音》記載耶穌講的“四禍”以及其他大量材料表明,早期基督教是“被壓迫者的運動,最初是奴隸和被釋放的奴隸、窮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和驅散的人們的宗教。”(恩格斯《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但是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寬容,同樣歡迎和擁抱覺悟來歸的有錢、有勢、有地位的人。救世主的任務不僅僅是解救特定的某一選民群體,借用日後馬克思式的格言來說,是為了“解放全人類”。

有人把基督教文化主流稱為“道成肉身”(The Incarnation)主義。“道”就是“神性”闡釋的真理或稱天理,是個人得以進入天堂的完美追求,“道成肉身”是這種追求與七情六血肉之軀組成的現實人類世界的洗罪任務相結合的入世主義,不主張出世修行,鼓勵基督徒在了解“道”即真理的美善後,走進不完美的現實世界,像耶穌基督走進俗世那樣努力實踐,拯救自己和人類,而非脫離實際地追求虛無飄渺超凡脫俗的非塵世主義的自我修養而已。用上面概括儒家宗旨的語言來說,就叫做“肯定人慾,引上正道”了。

耶穌基督作為神的代表,以其至高之尊,降生為污穢的人,為人釘死在十字架上,完成對人類的救贖,是“道成肉身”的最高典範。基督與上帝合而為一,基督降世與人合一(道成人身),而信徒又與基督合而為一。如保羅所說:“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着。”(《加拉太書》2:20)

這樣的信念意味着,巍巍天理,好比那儲存在基本的軟體平台之中的主導性程式,原已深植人心之中,可以通過皈依上帝而幡然領悟和付諸實踐。人類雖看不見上帝,“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上帝已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馬書》1:19)這不就是儒家心目中“視之而勿見,聽之而勿聞”,但“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也”的“天”嗎?不就相當於儒家關於人性與天道相通一致,“天人合一”,遵循天理,積極入世的人生觀的神性版嗎?

由此為始,如能善用中庸之道,進而提出人生應循道德規和準則戒律,這就相當儒家的“禮”了。

基督教從愛心救贖基本教義出發,提出了體現社會性兩心調諧的中庸之“禮”,與儒家學說同樣以和為貴,倡導恕道,與人為善,反對走極端;包括了以摩西《十誡》和耶穌《登山寶訓》為主體的教規戒律,必要的倫理規範、尊卑秩序和律法觀念。

基督教神性信仰不同於儒家的治世之道,基督教的“禮”講究做人的道理以及必要的宗教儀式,但不直接提出管理世俗國家的理論和意見。基督教不介入政治、經濟領域,不涉帝王術,也沒有現代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制度學說。基督教要求信眾尊敬長輩、服從官吏、遵紀守法,尊重世俗國家體制;通過貫徹教義,潛移默化,和平漸進,改造人生。

在如何對待羅馬統治者的重大命題上,耶穌和儒家一樣,一般不主張用暴力或破壞法度的方式進行對抗,要人們順從掌權者,因為“權是神給的”。《彼得前書》中說,“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忍耐,不但要順從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厲害的也要順從。”下面有一個着名的例子:當時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一起來見耶穌,問他該不該給羅馬皇帝凱撒(Caesar)納稅。希律黨人與法利賽人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態度,希律黨人積極與羅馬統治者合作,而法利賽人則主張用消極方式對抗。如果耶穌回答說不該給凱撒納稅,就有被控反對羅馬當局的危險;如果耶穌說應該納稅,豈不得罪法利賽人和猶太老百姓?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性兩難考題。耶穌說:“拿一個上稅用的錢給我看看。”他們就遞給他一枚上稅的硬幣,上面刻着羅馬皇帝的肖像和年號。耶穌指着問道:“這肖像和年號是誰的?”他們回答說:“是凱撒的。”於是,耶穌說:“既然如此,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參見《馬太福音》22:15-22)

耶穌在下巴人當中講“禮”,方式方法與孔子向王者進言很不相同,但一樣成了經典。後來,教會一直用耶穌上述關於納稅的通俗比喻作為基督徒應對世俗律法態度的依據:一方面基督徒作為一個“上帝的子民”,有義務事奉上帝,遵行教義;另一方面基督徒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應該同時遵紀守法、克儘自己的公民義務。

尊重律法,以律法為制度來解決人類的問題,只能制約行動,但不能防止不良的動機和意念 (參見《馬太福音》5:21-27)。如果不在乎貫徹愛心教義,律法將失去真正的意義(參見《馬太福音》22:37-40)。耶穌的教訓(《路加福音》10:25-35,《約翰福音》5:1-29)指出,政經制度和立法的基本原則,是在愛主和愛人的大前提下參與神所賜新生命的工作;否則,不僅律法無效,更壞的是,人類盡可以利用合法的行動達到不合法的結果,例如法利賽人一面為寡婦祈禱,一面卻侵吞她們的財產(《路加福音》20:47)。

這樣的觀念,與儒家思想中仁、禮互為表里,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原理完全一致。

“禮者,政之本也。”儒家高度重視作為“理智的常規”的禮,基督也不惶多讓。耶穌說過:“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馬太福音》5:17)但尊重律法,並非固守成規。耶穌又對律法靈活變通,因時、因事、因體制宜,持批判和改革的立場,因此時常引起法利賽人或文士的責難。一次耶穌在安息日經過麥地,門徒餓了,掐了麥穗吃。法利賽人對耶穌說:“看哪!他們在安息日為什麽作不可作的事呢?”耶穌對他們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次,耶穌在安息日為人治病,有人問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要控告他。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裡,不把它抓住拉上來呢?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聖經中這樣的故事不勝枚舉,其中最為重大的改革,可能就是保羅所說:“基督終止了摩西律法的功效,使一切相信上帝的人得以和上帝和好。” 於是,耶穌就成了這樣一種文化典範:對傳統的繼承者、批判者和革新者。

耶穌本人出身貧寒,“狐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耶穌傳播福音,針對社會不公,特別同情卑賤的窮人,抨擊不義的富人,但和儒家一樣不鼓吹暴力,不發動造反。主要是通過弘揚愛心走和平演進的道路以改造社會。耶穌的信徒基本上不參與猶太教徒反抗羅馬的暴力鬥爭,為猶太民族主義者們所不齒,卻逐漸贏得了中上階層的認同和加入,其影響進而跨越了被征服和被奴役的弱者界限,擴大和滲入了羅馬統治集團內部,以及後來外來入侵的落後民族,終於建立起了有史以來任何赫赫武功一世之雄無與倫比、望塵莫及的普世性“上帝之國”。據《大英百科全書》估計現有基督教信徒約20億,占當今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耶穌生平除《新約》外別無可考。據載他出生貧家,沒有上過學,除了嬰幼時期為逃避希律王追殺,一度被帶往埃及外,畢生離家大約不出一百英里以外,創教傳道全以鄉土老百姓為對象,同君主官家上層粘不上邊,根本用不着站在執政者立場特別突出、無限誇大忠君的重要性,不會像孔丘那樣“三日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謂失位去國必備執以進見達官貴人用的禮器)”。基督教一開始就沿着草根群眾路線發展,不走曲意唯上的上層路線,不像儒家學說那麽容易淪為專制政權任意拿捏的愚民工具,日後西部基督教地區能夠形成舉世獨步的凡聖兩立、政教分離格局,應該看到路線是決定性的因素!

《十誡》中規定“當孝敬父母” (《出埃及記》),也像中華禮治核心之一的“孝”那樣強調“親親”的雙向意義,既教導說:“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里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又要求:“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以弗所書》6:2,6:5)。但基督教不像儒家學說那樣特別突出強調“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沒有把孝抬高到“引出各種德的元德”(韋伯《儒教與道教》)的地位。

作為神性宗教,基督教教義以上帝為愛的源頭,甚至是愛的本身──“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約翰一書》4:7)“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約翰一書》4:8)基督教相當於將孔孟的孝道,由孝敬父母,提升至孝敬天父,以皈依敬愛上帝為根本,為元德。(曾子的教訓也說:“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因此,基督教既提倡“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又明確指出“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10:34-37)。

值得注意,基督教明白提出子女長大後,“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馬太福音》19:5,《以弗所書》5:32等),這個完整的句子在聖經里重複了四次,是很少見的,可見其重要性。那個“離開父母”不僅是身體的離開,連立場、信仰、做人的原則也應當自立起來才叫作“離開父母”,顯然有利於每個人形成自己獨立的人格和地位。

因此基督教文化圈不像偽儒化的中國那樣,父輩對子輩不可能終身享有絕對的支配權力,當然更重要的是父輩和子輩一律都要聽命上帝;因此家長或統治者不可能借倫常權力化以實現權力倫常化,杜絕了利用愚孝為愚忠張本的機會,避免了中國社會在孝悌這一命題上走火入魔,以至於授人以“唯上”和打造“吃人舊禮教”的把柄的覆轍。

耶穌及其門徒不僅以上帝的名義藉助奇蹟的影響力傳播福音,而且善用猶太教的“天國說”,提出了一套簡單明白,比較“完善”的賞罰分明因果說,以解決弘揚愛心所需的私心原動力難題,從而極大地調動起了信眾虔誠皈依和遵行教義的私心積極性。

基督教的“天國說”宣稱人人都要在上帝的法庭上接受末日公義審判,世上一切人生命死滅後將迎來一個最後審判日(The Day of Judgement)或稱報應到來日(The Day of Reckoning)。那時耶穌將再度降臨,一切死去的人們的靈魂和肉體都將復活(Resurrection),每個人的全部記錄──所有的好事和壞事都將呈堂,由上帝公正裁定每個人的報應。那時“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凡信奉基督,“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的善人將得救贖,就以上天堂(Paradise)得永生報應他們。(《羅馬書》2:6)天堂是“黃金鋪地、寶石蓋屋、眼看美景、耳聽音樂、口嘗美味”,每一感官都能有相稱福樂的極樂世界。“唯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就要下地獄(Hell)受永罪,那裡到處是不滅之火,蛇蠍遍地,可怕到了極點,將患難、困苦加給一切作惡的人。

天國說相當於理想化大同社會的一種神性表述方式,並通過承諾終極的絕對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把弘揚愛心和人必為私兩者,即調控靈性的“兩心”互相調諧統一起來,卻巧妙地避免了俗世實踐檢驗失實的任何風險與困擾,在現實生活中,亦即最後審判日到來之前,絕無失信失實之虞。

按諸天國說,世俗切身利害關係固然重要,畢竟只是一種暫態。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價值判斷,將能超越眼前苦樂得失,進而遵循基督教教義的救贖觀,亦即上帝在末日審判所持的善惡標準行事,這個世界因此趨於“兩心調諧”,變得美好起來。

天國說相信天國終將取代地上之國,意味着歷史受天命指引,有終極的意義和目標,是一個追求行善好報的正向發展過程,從而拋棄了古典的循環變遷觀或永恆輪迴觀,儘管這是一種不可實證的神學目的論,仍不失為積極進取的現代進步人生觀的先驅思想。

天國說不僅調動私心積極性引導和鼓勵愛心向善,而且以“潛台詞”方式,隱含和啟發世人一系列合乎“兩心調諧”原理,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受惠無窮的重要觀念:

第一,天國說在天人立約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白交待上帝把人間的事交給了活着的人類自己處理,而且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單獨、直接向上帝負責,徹底否定了預設命運的宿命論。

信心是通過人的自由意志選擇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翰福音》3:36)你要想過好日子嗎?“你必須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不自努力是不行的,事在人為,無可推諉。最後,上帝將按每個人一生的全部實際表現記錄作出公正的裁判,決定享有何種報應。(公元四世紀末,着名神學家奧古斯丁Augustinus提出“預選論”-Predestination,不應從表面上看作宿命論,其本旨與人類自己的責任具有一致性,但解釋起來相當玄妙,下文另有說明。)

第二,上帝對每個人的評判,獎懲和最後處置即上天堂或下地獄,全憑本人實際表現──“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羅馬書》2:6)。在上帝面前,無分出身貴賤、地位高低,無論君王或乞丐──人類一律平等。

第三,神在審判之先,給人機會悔改。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不免有罪,但不論罪孽如何深重,只要皈依上帝,懺悔改過,永不嫌遲,皆可獲赦免、得救,進天堂。不分早晚,永遠有機會。神的心是看見萬人都信他,“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得後書》3:9)“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太福音》7:7)意味着容許犯錯誤的人們改正錯誤,再壞的人也可以得到救贖,重獲光明前途。這是一種“向前看”的非常有利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高明之道。

可見基督教循草根群眾路線傳播貫徹愛心誡命加上天國說及有關教義,好象冥冥中造物以神性方式,在另一片天地,再現了儒家的信天人本主義和“仁-中-禮”三位一體治世哲學的核心精義,又“針對”地吸取了儒家路線錯誤的失敗教訓,加以相當“精確”地糾正的結果。按諸歷史經卷記載,新約誕生時期除了東方三博士為耶穌慶生故事可供吾人暇想一番以外,迄今尚未發現基督教思想形成過程借鑑華夏文明的史實依據,若非上帝總設計師調控干預,那就是非常奇妙不可思議的歷史巧合了。

彌撒亞也是述而不作,以上帝的名義,深入群眾,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淺顯明白的例證,藉助奇蹟的魅力,殉道者的力行和犧牲精神,言訓身教,傳播福音。

神性宗教不同於理性學識,必定要倚靠超自然奇蹟魅力為信仰支持。據《新約》記載,耶穌的第一項奇蹟是聖潔受胎,為“道成肉身”之始;耶蘇在傳道過程中不時顯現奇妙的治病救人等超自然能力;後來遭叛徒出賣,被羅馬帝國占領者以“謀反羅馬”罪釘上十字架,為拯救人類,在酷刑下流寶血,獻出了生命,三天後復活,和門徒們一起生活四十天後升天,殉道精神和奇蹟表現達到了極致,從而產生了莫此為大的見證和感召力量。

上帝差遣耶穌進行拯救人類靈魂的工作,耶穌也差遣了信他的人們將人類靈魂得救的福音傳遍地極。耶穌門徒信眾人才輩出,持續鍥而不捨、發揚光大基督教使命,堅持慈善、布施和救貧,傳播福音不止,不承認任何種族和社會地位的差別,在受苦受難的廣大民眾以至各個階層逐漸建立起了一種完全獨立於統治集團體制之外的信仰體系。

在科學尚未昌明的年代,基督教信仰,不是像儒家那樣講一大套理性原則綱領,而是藉着“獨一真神創造”,“人類始祖墮落”,“神人之間立約”,“耶穌基督救贖”,“推己及人的愛心黃金律”,“世界末日審判”等神性特色觀念,成功地詮釋和灌輸作為人性基本公理常識的兩心調諧原理,天長日久,潛移默化,影響西方世界在個人本位基礎上,弘揚愛心,贖罪從善,生成個性自由、眾生平等、愛己及人、入世務實、權力制衡等與偽儒當道東方中國大不相同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或稱“心態文化”,作為無形的推手,發揮了驅動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發展進步的偉大歷史作用。

較之儒家學說,新生的基督教起步更為艱難,一開始就被猶太教視為異端而非難排斥,更因否定羅馬神,以耶穌“吾主尊榮”冒犯和威脅羅馬氏族神權、羅馬皇帝的權威和帝國的統治,遭受羅馬統治者打擊鎮壓。耶穌獻身後七十餘年,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的活動中心為羅馬軍隊所毀。從羅馬皇帝尼祿於公元六十四年發動大規模鎮壓起,羅馬政府對基督教進行過十次大規模迫害,焚毀教堂、燒毀經書、禁止集會、逮捕神職人員以至處死不祭祀羅馬神的基督徒等無所不用其極。

基督教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向各方輻射發展。當時龐大的羅馬帝國已經像中國的西周末期那樣逐漸進入衰落階段,社會生活的苦難、罪惡和墮落達到了極點,普遍的厭世和絕望心理,增強了人們超越凡塵,解救靈魂的要求。基督教的救世福音和天國說深深扣動了千百萬人的心弦,成為令人信服和有吸引力的心靈庇護所。一切迫害都阻止不了基督教勢力的成長,相反地,基督教在二個多世紀中發展成了一支不可征服的強大社會力量。

公元二世紀初起,基督教鬆散的社團發展強化形成團結而有紀律的教會組織,並逐漸建立起了主教制以健全管理。到第四世紀初,基督教強盛到了如此地步,迫使羅馬帝國必須就根除或接納兩者之間作出抉擇。戴克里先(Diocletian,公元243-313)皇帝作了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大規模鎮壓,結果仍以失敗告終。那時甚至戴克里先的妻子也信奉了基督教,更為嚴重的情況可能是許多軍人都成了基督徒。羅馬當局由鎮壓無效,並且認識到基督徒是不從事暴力對抗的順民,基督教甚至可能成為對帝國有益無害的統治工具,應該與其他猶太人區別開來,因此不得不轉而對它改行寬容與懷柔政策,變反對、迫害、鎮壓為保護、利用、控制。

公元311年,羅馬帝國西部地區領袖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徹底轉彎,與東部地區領袖李錫尼聯合發布《寬容敕令》,允許基督徒信教自由,不受歧視。公元313年,君士坦丁與李錫尼共同頒布着名的《米蘭教令》,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第一次許可基督教會擁有財產權,並發還過去沒收的財產。公元323年,君士坦丁戰勝李錫尼,統一羅馬帝國後,發布宗教法令,政府官員主要由基督徒擔任,政府撥給教會大片土地,國家資助教會在各地興建教堂,把羅馬的拉特蘭宮贈給羅馬主教作為官邸,此外,還給予教會種種特權。君士坦丁本人後來也受洗加入了基督教。由於君權大力支持,受洗入教者激增,基督教得到加快發展。

君士坦丁大帝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時,不斷預教會內部事務,通過協助教會解決爭端,加強對教會的控制。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指示在小亞細亞的尼西亞城召開第一次基督教大公會議,按皇帝意圖制定了宗教新信條《尼西亞信經》,以求統一思想,消除基督教內部爭端,藉此從政治、思想和組織上全面控制基督教,使基督教會逐漸成為帝國的政治工具。

君士坦丁大帝以後的君主,繼續實行控制、利用基督教的政策,進而放棄了羅馬神廟的“最高祭司”職務。公元392年羅馬皇帝西奧多修斯(Theodosius)一世頒布命令,廢除一切舊有宗教,關閉一切氏族神廟,禁止一切異教活動,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的(The one and only)合法的宗教。於是,基督教正式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我們記得,從孔丘謝世以後,經歷風風雨雨約三個半世紀,熬出了一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名勝而實敗的結果。耶穌上十字架後,基督教事業恰恰也是化了三個半世紀,贏得了一場具有真性內涵,但也很可能落到政教合一下場的前途未卜的勝利。


2.和而不同,巍巍制衡


如前所述,基督教一開始就奉行一條與儒家理性上層路線迥然不同的神性草根群眾路線,獨立於王權之外,以貫徹合乎天道人性的兩心調諧原理精義,拯救和指引多災多難的人類社會免沉淪罪惡深淵,走上通向幸福天國的光明大道。但是羅馬皇帝就像四個多世紀前中國漢武帝所做的那樣,同樣企圖借用一種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思想信仰,改造成為得心應手的御用愚民工具,建立符合王權長治久安需要的“政教合一”體系,成就萬世不墮的特權統治大業。此時基督教在“大獲全勝”,得到了絕不亞“獨尊儒術”的殊榮之餘,能否免於淪為王權的統治工具,繼續履行其天賦濟世歷史使命呢?

基督教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隨着封建經濟興起,奴隸制度走向沒落,羅馬帝國漸失光芒。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向東遷都君士坦丁堡(拜庭)起,越來越像早年中國的東周,中央政權弱化,封建諸侯割據分治。羅馬帝國就此分成了東、西兩部分,其後經歷了外族入侵,西羅馬帝國滅亡,伊斯蘭勢力興起和擴張,十字軍東征,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皇朝的興亡……

基督教會為爭奪最高領導權、勢力範圍和世俗經濟利益,加之教義上的分歧,也相應分成了以希臘語地區為中心的東方教會和以拉丁語地區為中心的西方教會,君士坦丁堡和羅馬分別成為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的中心。

由於君權腐化不止、奴隸起義衝擊、奴隸來源枯竭以及日耳曼人等大舉進攻,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基督教東西兩派教會歧異更加擴大,九世紀時雙方主持人(東方主教和西方教皇)互相將對方開除教籍,到十一世紀終告徹底分裂。

我們把“獨尊儒術”的中國和信奉基督教的歐洲稱為東、西方人類實驗兩大對照組;現在,後者又分出了由基督教東、西兩派教會形成的對照組。

東、西教會徹底分裂後,加之伊斯蘭擴張造成東西方隔絕,東部基督教後來自立成為東正教(Orthodox),或稱希臘正教(因自命正統,故稱正教)。東部地區一開始就是皇權高於教權。公元六世紀,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自稱是教會首領,直接干預和掌控教會事務。作為帝國的國教,東部的基督教教會依附於政府,成為服務帝國政府精神支柱,自己沒有統一的宗教領導中心(其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教區在各教區中居於“榮譽上的首席地位”)。東羅馬皇帝實行獨裁統治,有權任免教會牧首,召開主教會議批准宗教會議決定,以至解釋教義。正如馬克思所說,“東正教不同於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國家與教會,世俗生活與宗教生活混為一體。”,沒有象羅馬天主教會在西方所起過的那種獨立於王權的作用。

東部基督教實際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窩臼。在帝國君權的控制下,基督教的兩心調諧內涵在封建專制政治壓抑下不覺轉入隱性狀態;東正教代表的意識形態相應地具有保守性的特點,表現為拘泥於皇帝主持下的歷次大公會議決議的教規和禮儀,不作任何更改、補充和革新。東正教可能受希臘哲學影響,染上了濃重的神秘色彩,教會要求教士作神秘主義的祈禱,從而與神交往,同時實行禁欲主義,與世隔絕,終生過隱居生活;禮拜活動則特別講究華麗、莊嚴和神秘氣氛,是西部基督教所不能比擬的。東羅馬帝國的封建化過程也進行得十分緩慢,整個社會死氣沉沉,處於停滯狀態。

隨着帝國的衰落,以至1453年東羅馬帝國被奧斯曼帝國滅亡後,東正教各個教區無論是否承認君士坦丁堡教區牧首名義上的首席地位,實際上逐漸陷於分散狀態。十六世紀末,東正教中最大的俄羅斯教會獨立為使用斯拉夫語的俄羅斯正教,受沙皇政府控制並成為國教。俄羅斯東正教積極維護沙俄的封建制度,否定各種來自民間的革新要求和起義活動,教會的領導和神職界主流總是無例外地站在沙皇政權一邊,用天上和地上的種種懲罰來威脅和打擊一切革新或起義力量。馬克思在《希臘人暴動》中稱俄國“教會變成了國家的普通工具,變成了對內進行壓迫和對外進行掠奪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十八世紀以後,東歐一些國家的東正教會陸續脫離君士坦丁堡教區牧首的管轄而宣稱獨立,無論是否成為國教,基本上都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質,經常地和各自所在國家君主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保持一致。

在東西方教會分裂後,西部基督教遂稱天主教(Catholicism,或Roman Catholic Church)。

羅馬首都東遷後不久,西部地區即遭外族紛紛入侵。西部基督教成功地吸收了外來入侵者者進教,並在語言和文化上同化之,逐漸成為中世紀西歐群雄並立(不是集中統一的君主政權)局面下,意識形態領域大一統的強大核心力量,走上了一條與東部地區大不相同的發展道路。

公元五世紀以前,西部教會尚無統一的組織和領導,各主要教區的主教互不相讓,不相統屬。羅馬主教自稱羅馬教會是十二使徒之首彼得親自建立,應是普世教會首領,因此羅馬主教當然是整個教會的元首。直到公元560年,西部各教會承認了羅馬主教的權勢,原來加之主要主教的尊稱Pappas(源自希臘文)一詞漸為羅馬主教專用,被譯稱為教皇。

中古時期西部歐洲的羅馬教會擴張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統一的和調和的社會整體。各個分散的基督教國家,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都受到基督教倫理學的支配,這時教會在實踐中體現了柏拉圖在“共和國”提出的的那種理想,即由聖者和敬畏上帝的人們治理着的統一社會。經過十字軍東征,教廷勢力更見隆盛,並且建立了經院哲學研究體系,以進一步發展和強化基督教的神學理論。

基督教神學(Christian Theology)是以聖經為依據,對基督教信仰內容進行系統化研究和理論化說明的宗教學科,開始於耶穌的同時代人保羅(St. Paul)。保羅身為羅馬帝國公民、猶太人、古希臘語言研究者,於耶穌去世後改信了基督教,成為基督教最有影響力的傳教士,並為基督教思考、寫作,他的書信構成了《新約》的重要組成部分。保羅為基督教吸收希臘“自然法論”仁愛之心、眾生平等和世界大同等觀念,以及為羅馬道德和政治法的建立有很大貢獻。

公元四世紀末,天主教神學家奧古斯丁(St. Augustinus,354-430)撰寫了大量宗教着作,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論上帝之城》和《懺悔錄》。

奧古斯丁在《論上帝之城》中提出了在西方教會看來如此重要的觀點,以至成為教會貫穿整個中世紀恪守的正統原則。奧古斯丁以為世界上存在兩種價值共同體:“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上帝之城”由上帝的愛心構築而成,是和平的永福之地。“世俗之城”則是人性敗壞的產物。這兩種城的說法,僅僅用來展示兩種對立的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有形的分立。它的居民混居在一起,直到末日審判那一天才會實在的分開。

兩種城的對立,並不意味着基督徒要逃避世俗生活中的責任。基督徒對上帝和凱撒,或者說對教會和國家應盡雙重忠誠,但這兩種忠誠的性質有所不同。基督徒尊重所在國的法律和習俗,但視塵世為逆旅,對苦難泰然處之;他們在人間度過一生,但滿心往天國的生活,因為他們是天國的公民。

當然,基督教定為羅馬國教後,許多法律是按基督教的教義修訂和補充了的,嚴格說來已不能把羅馬帝國完全等同於世俗之城。在奧古斯丁看來,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勝利,就是千年王國──上帝在世上為王的開始。

面對普通信眾,奧古斯丁相當雜的理論簡化成了一個明白而實際的對比:“上帝之城”在世上的體現就是羅馬教會;“世俗之城”的體現就是羅馬帝國。這個“雙城記”說法雖然在義理上有漏洞,但深為教會喜聞樂見,馬上被教會緊緊抓住,作為神權高於王權,教權得自神授,教會代表最高和最後的權威,俗權不得僭越的理論依據。據此,世俗國家必須服從教會,當世俗法律的規定與上帝的永恆法相悖時,這些規定對基督徒便不具任何效力,並應被拋棄;世俗國家只有運用其權力來推廣對上帝的信仰和崇拜,其存在才是正當的。

教皇及其領導的教會,作為創造主、至上神在塵世的代表,當然力圖確立意識形態領域最高權威的社會地位,確保這個最高權威地位強大不容挑戰(包括來自王權以及基督教內部不同派別的挑戰)。實際上教皇及其神職王國成員為了滿足其人性的尊榮及物質欲望,必有強大私心動力,同封建專制國家世俗君王相抗衡,爭奪主宰一切的最高權力。

在東西方教會大分裂以前,羅馬主教一般由世俗君主或貴族遴選或指定。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決定教皇由樞機主教選舉產生。1179年第三次拉特蘭大公會議和後來的第二次昂大公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教皇選舉法,仍承認法、西、奧三國君主對教皇候選人有否決權,但教皇當選後終身任職,除犯有異端罪外,不得任意罷免。教皇可自行辭職,但無權指定接班人。這種體制,使得教皇一旦當選後,具有君權難以動搖的強固地位。

中世紀羅馬教廷不僅擁有強大的精神影響力,而且在封建經濟體制下,自身掌握了大量土地和財產,所以無論在意識形態上或經濟實力上,教廷都是君主和諸侯政權的抗衡力量。

公元756年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為酬謝羅馬教皇支持其篡位,將意大利中部大片土地贈予教皇,史稱“丕平贈土”,自此形成了教皇國。公元774年,查理曼大帝將貝納溫都和威尼斯等城贈送教皇。公元962年,又從德皇鄂圖一世手中獲得一批城市。教皇國版圖不斷擴大,十二至十三世紀達到了鼎盛時期。

中世紀羅馬教皇擁有龐大的收入來源,包括教皇國內人民的賦稅、向歐洲各國教會徵收什一稅、歐洲各國君主諸侯繳納的貢品、教皇侍臣的獻金、教皇委任神職收取的任命費、大主教覲見時交付的特別費,以至為十字軍東征向廣大基督徒額外徵收的“十字架什一稅”等等。

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頒發《教皇敕令》,聲稱教皇權力高一切,不僅有權任命主教,而且有權涉各國內政,對包括國王在內一切人進行懲罰,直至開除教籍、取消進入天國的資格(天主教會設有一種叫做“絕罰”的嚴厲懲罰手段,照天主教神學所說,受此處分者死後不能升天堂。在中世紀歐洲,遭絕罰者無人同他來往。羅馬教皇曾以此對付世俗國王。);一切君王應親吻教皇的腳;甚至教皇有權廢除國王,教皇有權解除人民對邪惡的統治者效忠的誓約等等。

德意志國王亨利四世(1050~1106)不滿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自行擴大權力的“改革”,企圖廢黜教皇,反被格列高利於1076年判處絕罰,解除臣民對他的效忠誓約,引發各地諸侯群起反對國王。1077年1月,亨利四世不得不親自到教皇所住城堡門外,赤足披氈,在雪地哀求三天,方得教皇赦免。1080年3月雙方衝突再起,亨利得到貴族支持,伺機動用武力復仇,成功地廢黜了格列高利,另立克雷芒三世為教皇。歸根到底,既然“政”和“教”誰也吃不掉誰,這場惡鬥的結果還是達成了具有互相制衡作用的協議。例如在爭議激烈的主教任命權上,雙方同意德國主教不再由國王敘任,而由教士選舉產生,但須在國王或其代表監督下進行;如有不同意見,國王有決定權,但須與主教們共同協商解決;主教由教皇敘任,同時由政府授予權標,象徵主教在封地內擁有世俗權力等等。

羅馬教廷牢牢掌握着神威和道德制高點,對下屬教會系統實行集中領導,憑着長期獨立發展壯大起來的強大群眾基礎,加上天高皇帝遠、外族入侵和王權分散化,君主沒有大一統威權,人民有轉徙逃避餘地等等歷史上罕見的得天獨厚環境條件,得以在這場同世俗王權爭奪主導權的鬥爭中,抵擋得住大小君主一廂情願的政教合一、教為政用的企圖,堅持凡聖兩立、政教分離,甚至在許多方面教權高於王權,從而形成了封建專制統治時期非常有利社會發展進步的權力制衡格局。

這種不期而然形成的權力制衡關係,儘管充斥罪惡表演,但從歷史演進的觀點而論,幸而保留了基督教教義兩心調諧精神顛朴不破、煥發靈性奇葩的寬廣餘地。政、教任一方都不可能“領導一切”、“決定一切”、“控制一切”,無法形成從人身到精神無所不包的“一元化”統治體制,不至於犯錯誤達到漫無止境、無可救藥,竟致社會發展長期停滯,走向沉淪、沒落,以至自我消亡為代價的悲劇性結局。如此不僅捍衛了“上帝之城”拯救“世俗之城”的神聖功能,造就一種神性的大愛同世俗專制政治的大私在鬥爭中求調諧的格局,產生了容許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循中道自由發展謀求進步的空間;而且,也使得那自命神聖永無謬誤、權勢灸熱的教廷自身一旦變得專橫跋扈、腐化墮落時,下層群眾的改革願望和造反行動有可能與“世俗之城”的強大制衡功能結合起來,進行有效的抵制和匡正。

在整部中世紀世界史中,除了西部基督教文化圈,我們找不出同這種粗粗看去不倫不類、不登大雅之堂,但確鑿有效的權力制衡格局差可比擬的例子。在沒有哪怕一位政治學家預見到的情況下,就是這種政教之間充斥自私貪慾衝動罪惡表演,不期而然形成的權力制衡格局,幾同不可思議地為人類世界帶來了千真萬確的“與天地叄”微妙契機。

歷史上西部基督教教會勢力同世俗王權之間互相合作和對抗的記載,常常被史學家聯繫教廷世俗化、權力鬥爭、腐化墮落、緊箍思想、反對科學、“黑暗時代”、以及終於爆發宗教革命……,視為歷史的荒謬和悲哀。而十字軍東征中的種種謬行,不同教派之間的爭戰,對猶太人的政治迫害和屠殺,尤為背離基督精神的莫大恥辱和罪惡。儘管人所共知,近代科學、民主在西歐基督教國家中首先興起,史學家們似乎很難稱賞羅馬教廷有何功德可言。恰恰相反,羅馬教廷推動的對基督教的崇拜的整個過程,通常被認為意味着壓制思想自由和阻撓科學技術發展。西歐民主啟蒙大師們多為教會的激烈批評者,甚至不承認教會的合法性。幾乎沒有一個基督教徒把中世紀基督教(天主教)的存在解釋為對現實物質世界中科學的召喚。

於是,權威歷史學家們多稱,近代民主和科學在歐洲興起不是源自基督教,而與歐洲文化傳統中的某些因素有關,常常解釋為來自希臘民主傳統,亞斯多德和歐幾里德著作中所表述的理性主義。而且人所共知,近代民主與科學發軔,不是在教會權勢鼎盛的年代,而是在十四、十五世紀文藝復興,特別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後的創造力旺盛時期,那時,歐洲出現了人本主義文化傳統的復活。

但是歷史學家們仍然面對另一個更加摸不着頭腦的難題:為什麽源自希臘的民主傳統和理性主義不能在東正教環境中的母國發揚光大?卻在壓制思想自由的西歐基督教勢力圈成正果?

再有甚者,為什麽在箝制思想自由的西歐出現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而東正教地域和東方中國兩千年間始終沒有哪怕即便差可比擬的“人本主義文化傳統的復活”?

為什麽在羅馬教廷宗教異端裁判所的恐怖控制下,科學家大量湧現,一面受打擊壓制,一面創造發明不止;而東正教地域和東方中國顯得一片靜穆?

如果立足兩心調諧原理,我們應不難穿透表象,循事物本質理清來龍去脈。

基督教促進西方社會發展進步的作用,來自基督教文化兩心調諧內涵,草根群眾基礎,和政教分離下的權力制衡機制三者之大成。後兩者──群眾基礎和權力制衡,相當於前者即基督教兩心調諧文化內涵歷劫不墮,發揚光大不可或缺的守護神。如上所述,在基督教被立為羅馬國教以後,西部地區的凡聖兩立、政教分離格局,導致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權力制衡機制,成了浩浩乎人類實驗前途大方向決定性的歷史契機。

殊不知那犯了許多反基督錯誤的羅馬教廷的存在,體現了世界人類史上無可比擬、獨一無二的有效權力制衡範例。如果沒有這一貌似和一切凡俗爭權奪利一樣卑鄙骯髒、不堪稱道的權力制衡,那基督教文化內涵和草根群眾路線的成就,都會在專制政治的淫威下,化神奇為平淡而湮沒,和其他所有政教合一或教為政用的專制統治國家一樣,勢難形成足以煥發靈性創造能力以推進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兩心調諧化社會環境條件。

這種既不成文,又無章法的權力制衡,雖然從政治學觀點看來粗糙不堪,甚至醜陋不堪,但畢竟使得王權難於走上絕對權力和絕對腐化的不歸路,經常為大千世界留有兩心調諧的餘地,亦即人類靈性發明創造能力得以發芽抽枝的餘地;也使得那擁有強大物質基礎的意識形態最高權威-教廷,利慾薰心、走火入魔、迷失本性之際,猶有挽回狂瀾,重開新猷的強大動力和歷史機會。

這裡有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間的權力制衡,無論那一方,教廷腐化墮落也好,王權腐化墮落也好,都不可能徹底否定基督教人本主義文化內涵和草根群眾路線的成就,誰也擋不住一場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大覺醒的到來。我們看到了靈性受抑的“黑暗時期”,但教廷畢竟無法制止薄卡丘在《十日譚》中痛揭教會和神職人員的偽善和罪孽,以及隨之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我們看到了被綁上火刑柱的科學家,但是教廷並不掌控世俗國家的專政工具,必須得到議會判為不受法律保護的異教徒後方能下毒手,因此要懲罰更多的科學家也難,要徹底扼殺思想自由、取消靈性創造活動也難。

拜這種權力制衡之賜,西方基督教環境中生活着的靈性人類畢竟能夠享有一個較具兩心調諧內涵的生存環境。作為對照,神州中華優秀的知識分子和同樣具有創造潛能的勞動人民,在由上而下的偽儒思想禁錮以及“天無可逃”的政教合一體制控制下,已然進入精神植物人狀態。

於是,浩浩鵬程萬里的現代化之旅,就從這開始。

今天我們值得以極大的熱情來謳歌盛那“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間的權力制衡關。權力制衡不僅是一種監督作用,而且是一種某種意義上的否決權,一種可以說不,而且說了能夠算數的機制。如果沒有這種機制,再好的理想和制度也會被沒有制衡的絕對權力所破壞、蹂躪,幾無可能形成有利社會持續上升發展進步的大環境。

權力制衡的必要性,是兩心調諧原理用之社會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項鐵律。

用東方儒家語言來說,權力制衡是中庸之道的“和而不同” 原理應用於政治體制化的上限,是禮的最高形式,禮的最後保障。在人類分別共同經歷過的封建專制統治時代,東方儒家路線未能解決的歷史癥結──權力制衡之謎,終在西方人類實驗場,為西方基督教文化地區的社會實踐不期而至地漸次破解了。普天之下,這是有史以來形形色色政治文化當中,到那個時期為止唯一的一次破解成功。萬物之靈,徼天有幸,信而有徵乎。

浩浩鵬程萬的現代化進步之旅,絕非從此開始一帆風順了。如果說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王權已經無法置基督教於政教合一的窩臼之中,不能按其特權統治集團自私望破壞基督教文化的兩心調諧內涵,那麽恰恰是身居“上帝之城”,戴着神聖光環,權勢膨脹不已的教會神職人員自己,“打着紅旗反紅旗”,扮演起了以上帝代表身份扭曲背反上帝精神的罪人角色。

任何優秀的仁人君子,一旦處強權地位,在無所制衡的情況下,深藏基因無可豁免的天然犯罪傾向—“原罪”總要騷動不已,非常容易一發不可收拾,即所謂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化的必然性。當時歐洲政治權力分散於許多邦國,相比之下,集基督教領導權於一身的羅馬教廷的威權超過了一般君主,其中產生了一個由教皇、主教、神父、神職人員組成的強勢特權階層,他們在以教會名義行使權力時,世俗王權其實難於置喙(制約)。在聖潔外衣掩護下,從自命“永無謬誤”、“永遠不受審判”的教皇到下屬神職人員,其自私邪欲膨脹起來,爭權奪利不擇手段,貪瀆墮落漸成大患。

隨着教廷權力上升,為了維護與加強自己的特權地位,教廷一方面按照封建制度建立了自己的等級制,“給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賜的恩光”,藉此以權牟利;另一方面,同中國的董仲舒炮製假儒學如出一轍,實行宗教的愚民政策,以修道院的出世神學教條取代“道成肉身”主義的健康積極因素,抹殺人性,剝奪思想自由,窒息創造能力,造成了一個靈性淤塞、萬馬齊的“黑暗時期”。傑出的作家和詩人但丁被放逐,大科學家哥白尼、伽利略先後被送進異端裁判所,甚至把堅持真理的優秀科學家和思想家布魯諾綁上火刑柱,以抑阻懷疑奇蹟、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

英國學者丹丕爾(W. C. Dampier)嘗說,“要了解解中世紀歐洲在自然知識方面難有進步的原因,就必須探討該時期思想的發展。”(《科學科學思想發展史》)他認為,在中世紀逐漸取得統治地位的教會及其神學是阻礙進步的主要原因,它誘使人們把注意力一味集中祈求在天堂得救,避免煉獄的可怕懲罰,從而對世俗知識失去興趣,乃至仇視科學。結果使得黑暗愚昧“變成大家恭維的德性”。

一般說來,一個權力集團,不管屬於宗教、政治、經濟或什麽性質,到了這個地步,怕就是走上了絕對腐化和自我沉淪的不歸路,無可救藥,或者說“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難道東方偽儒的歷史悲劇也要在西方重演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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