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解說西方文明史――孔子神性版比較實驗論(中) |
| 送交者: 龐忠甲 2006年06月29日15:23:4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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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絕對權力走向絕對腐化,羅馬教廷的墮落,只因基督教關於人人都有原罪的警告的普遍性同樣適用於教會神職人員本身,而非基督教文化本質內涵的過錯,兩者根本不可混為一談。值得慶幸的是,宗教改革前後歐洲傑出的思想家包括民主啟蒙的主導人物,一方面抨擊羅馬教廷反人性、反進步和腐化墮落,另一方面仍然頭腦清醒地將基督教教義以弘揚愛心為核心的理性內容奉為人類應循共性指導原則。 基督教奉行了一條大不同於儒家的發展路線,一開始就直接貫徹到最底層民眾植根奠基,沿着由下而上的途徑發展起來。一旦教會上層腐化變質,廣大信眾不會長期上當受騙而無所醒覺,教廷的愚民政策很難肆無忌憚不受抵制。另外,拜這條路線之賜,西部基督教地區在特定歷史背景下贏得“政教分離”,不期而然造就權力制衡機制;教會權勢縱然灸手可熱,卻不可能直接掌控國家專政工具鎮壓造反信眾;更有甚者,在許多情況下,不甘和不滿教會強勢壓頂的王權、貴族勢力和政界上層會站到腐化了的教會的對立面,即人民的一邊,以爭取民心歸附自己,強化自身權力地位,為此同民間改革派結成正義的聯合陣線。因此西部基督教存在一種自我變革、自我完善的良性機制,得以免於重蹈中國儒家蒙塵兩千載不得超生的覆轍。 羅馬教廷無限誇大“神權”,專橫跋扈、腐化墮落、箝制思想,背離基督教兩心調諧的本義,走向自己的反面,逐漸成為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障礙。教皇的威信和權力在十三世紀中期達到了頂峰,爾後天主教會在與王權爭鋒以及內部傾軋中陷於大分裂,出現過兩個甚至三個教皇同時並存的局面,這種混亂狀態一直持續到了十五世紀初,以致教廷聲譽急遽下降。此時“上帝之城”的“地面代表”不僅不知收斂,反而變本加厲,貪瀆、濫權有增無已,進而設立惡名昭彰的異端裁判所,殘酷迫害異見人士,包括傑出的思想家和科學家。於是,作為基督教文化內涵的守護神──草根群眾路線,和政教分離條件下形成的權力制衡機制這兩大非同尋常積極因素,終要在關鍵時刻顯現神威,向歷史作出一番交待了。 十四世紀從意大利開始,一批先驅俊傑點燃了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聖火,借復古為名,對古典的希臘羅馬價值觀進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價值,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對“人”的注意。他們描寫人、歌頌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回歸基督教本義,提倡人本主義,以“個人重要”的概念向僵化的教會中心文化挑戰,從而衝破借神性抑制人性的“偽公”,把長期受壓的正當的私心積極性解放出來,重新調諧兩心,極大地煥發靈性的創造能力,為歐洲主要基督教國家帶來了文藝創作空前繁榮,促進了客觀的科學探索,以及商貿、金融事業的發展。 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萌芽,城市興起,商務、外貿發達,一些小手工業生產漸為較大的手工工場所取代,紡織、冶金、機械造等行業機械化程度日益提高,資產階級的前身──新興市民階層已經成形,促使國家主義、民族意識日益覺醒,呼喚政府支持和建立健全的市場環境。此時一些國家的王權日漸隆盛,西班牙、法國、英國等都在該期間發展成為強大的中央集權君主國家。 十六世紀初期,由文藝復興帶動,在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城市商界以及民族主義者等新興勢力支持下,以反對羅馬教廷兜售贖罪券(或譯赦罪符)斂財(宣稱只要買了教廷發行的贖罪券,已往及以後的罪孽都可一筆勾銷,死後就可直接進天堂;不僅誘迫活着的人買,還要求替已經死去了的人補買。)為導火線,歐洲興起了一場由下而上的宗教改革運動,針對羅馬教廷及其下屬教會道德敗壞、財務腐化和侵占世俗產權等現象,質疑教會權力體制,要求按基督教本義進行改革。 這場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者,德國神學博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510年到羅馬,對那裡神職人員的貪財瀆職行為深感震驚;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維滕貝格萬聖教堂大門上張貼“大字報”《九十五條論綱》,並付印流傳。路德激烈批評教會腐化現象,特別是教廷銷售贖罪券盤剝老百姓的荒謬行為,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張。路德的觀點迅速獲得廣大民眾、以及不少王族(包括薩克遜選侯腓特烈等實力派諸侯)、法學家等廣泛響應,抗議範圍迅速擴大。不久,路德及其支持者已經強大到使得教廷迫害不了也抵制不住的程度。 路德繼承和發展了一個多世紀前波希米亞人胡斯等先驅者批判教會的思想,強調“因信稱義”(因信得救),主張只有聖經和真理才能指引信眾,基督徒憑信心和愛心就能獲得自由,否定教會對信徒的種種束縛和淪為騙術的“善功得救論”,認為“聖禮”、“隱修”和“贖罪券”都毫無意義;提出把信仰(神學)從教會制度的控制下解放出來,信徒經洗禮皆可為神父,神職人員和教徒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等級的差別,否定教會自封的信眾與上帝之間溝通中介者的地位,以及壟斷《聖經》解釋權和召開宗教會議等種種特權,教會只是一個信仰的共同體,而不是一個等級制的神權政府;對教會的一系列信條提出了批評,例如否定煉獄的存在,反對牧師不得結婚的規定;還鼓吹王權高於教權,主張建立國家教會,以及廢除教會規定的苛繁刑罰等。這些主張體現了市民階級長期以來割除宗教界封建特權勢力反基督、反人性的毒瘤,解脫窒息靈性,限製發展的枷鎖的要求。這場改革運動深得人心,迅速席捲歐洲大部分地區,引發了綿延二十多年的宗教戰爭,歷經艱難曲折,終於取得了實質性的勝利。 “因信稱義”是基督教宗教改革時期的一個重要論點。“稱義”是一個法律名詞,是宣告或判決為無罪的行動,在神學意義上就是確定人在神面前的地位為無罪,並接納他為義人,是“得救”的同義詞。保羅在致羅馬人書及致加拉太人書中,特別強調,人“稱義”不是依靠行為,而是藉着信心。(《羅馬書》3∶28)這就叫做“因信稱義” “善功得救論”意味着,好有好報,乃至“得救”,表面上好像合乎情理,但仔細想想,其中有很大弊病。做好事該受好報,但就此堪以“得救”了嗎?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就難在一貫做好事。一名基督徒真正建立信仰,皈依上帝,“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就有了遵行愛心教義,一貫做好事的必然性。對照儒家學說,一旦自覺確立了仁的觀念,進入“兩心調諧”境界,能夠一以貫之地循正道謀求發展,這樣的人就是實現救贖的君子了。反之,如果無視大本大源,不在乎建立信仰,只憑行為上的表現,以為就能得救,很容易給投機取巧大開方便之門,把救贖當作可以用“賄賂”手段換取的“人-神”交易。事實上羅馬教廷不就是借着“善功得救論”,不顧瀆神,不怕滑天下之大稽,反覆推銷贖罪券(天堂通行證)大肆斂財嗎? 由此可見,“因信稱義”體現了基督教作為信仰體系,建立合乎兩心調諧原理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或“心態文化”,以發揮社會發展進步推手作用的神聖使命;“善功得救論”沒有明確的兩心調諧內涵,容易流於同神做交易的行賄贖罪意識,淪為愚民騙術,甚至罪犯的逋逃藪。 隨着教廷腐化變質,以及經院神學的異化作用,基督教難能可貴的神性人本主義性質被蒙上了重重神秘、繁瑣、迷信的濃霧,以至抹殺個人本位意識,適應愚民統治的需要,無限誇大教會的神聖至上地位。宗教改革正本清源,重新確立了一種既相信救世主,又懂得凡事都要靠自己,比較積極,進步、健康,具有兩心調諧內涵的宗教人生觀。 改革派成立了新教(Protestantism),與舊教即天主教並立,破除了羅馬教廷的絕對權威地位;主張以《聖經》為唯一權威,信徒靠信仰與上帝直接交通,無須教會和神父作中介;改革簡化繁瑣的宗教儀式和複雜的教階制度,贊成教會制度多樣化;重振“道成肉身”本旨,取消隱修制,不培訓修道士,強調入世和社會服務。從而扭轉了“上帝之城”地面代表在神聖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力的腐蝕下走向反面,無所制衡、江河日下的危險格局。 基督教內部新、舊教並存,開始了非常有益的良性競爭,得以重整貫徹基督教教義兩心調諧內涵必要的心態文化,形成另類特殊形式的權力制衡機制,造就一種利於自由思考和良性發展的環境條件,大大解放了人類天賦靈性創造能力,推動人類社會破天荒地加速進步。 有中國歷史學家沾沾自喜道:“中國幸而沒有宗教,所以沒有宗教戰爭!”但人類史上“幸而”有了這次宗教戰爭,這是一次推動歷史前進具有關鍵性轉折意義的“必要的”戰爭。 文藝復興是一場英才的先驅運動,宗教改革則使千百萬民眾捲入其中,把信仰從教廷的控制中解放出來,重新建立了以每個信徒直接面對上帝的平等社會觀,為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倫理原則的形成和發揚光大作出了重大貢獻。 舊教即天主教(Catholicism, 或Roman Catholic Church),在宗教改革大潮衝擊下,為順應形勢,不得不得洗心革面,主要是消除教會弊端,重整道德信譽,得以與新教共存共榮,繼續履行其未竟偉大歷史使命。 至此,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了天主教、東正教(Orthodox,或 The Orthodox Eastern Church)和新教(Protestantism)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在華人中長期以來多習慣於把新教稱之為基督教;中國大陸的新教教會也從不自稱新教,只稱為基督教或耶穌教。本文為避免敘述中發生重混亂,仍以基督教為總稱,不與新教混同。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夠發生並克臻全功,新教和舊教分立並存,基督教文化兩心調諧本質精華得以浴火重生,發揮促進社會進步的顯性積極作用,不能不認為植根自下而上的建教路線和(政教分離條件下釀成的)權力制衡兩者的神奇伏筆。這兩者的聯合效應,保障了基督教文化自身本質精華歷劫而不殆,發揮了當時理性主義或唯物主義力所不逮的調諧兩心、煥發靈性、柳暗花明、締建現代文明的偉大歷史作用。 在國家政治領域,宗教改革並沒有對於世俗的不平等帶來激進的衝擊。恰恰相反,宗教改革否定了教廷高於一切的特權,實際上維護了世俗王權,受到了王權的歡迎,這也是一些王權與要求改革的人民站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宗教改革運動中,以路德為代表的改革主流派,本着基督教教義的一貫宗旨,強烈抵制在社會改革方面打出激進旗號的閔採爾派,反而頌揚維護世俗秩序的重要性,其後霍布斯更發揮提出國家至上說。宗教改革的結果,在歐洲封建勢力衰落,民族國家成型,貿易主義(或城市主義Mercantilism)勃興的歷史關頭,引領人生哲學主流,倡導愛心即公平原則,鼓勵一切人等自強不息,沿着良性的積極向上的大方向發展,非常有利於通過世俗國家體制內的和平漸進方式從封建社會朝向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的歷史大趨勢。 宗教改革啟示了一個由平等和自由的個人組成的社會共同體的新觀念,他們的行動受自己的良知而非任何權威所驅策。恩格斯充分肯定路德的改革對確立近代的自由平等的道德新原則作出了重大貢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黑格爾等認為宗教改革的宗教原則與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原則之間存在着一致性。但流血的暴力革命並非西歐進步變革的必要。由於宗教改革促成了一個憑藉兩心調諧思想意識形態推動社會進步的環境條件,西歐發展民主與科學,實現資本主義化,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與君主立憲共舞的和平演變過程,亦即損失較少,收效最着,富於中庸之道特色的歷史性優化選擇過程。 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個名詞,最早於十九世紀中期為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所用。其實資本主義本是一種順乎“性和天道”,無所謂主義(無主義)的自由意志自然發展,但唯有在具有兩心調諧化社會大環境中下方得發展壯大,並且不斷自我完善的生產關係,其基本組成要素有三: 1,源自世界各地古已有之的生產資料私有制。 孟軻在答滕文公問時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 調控人類靈性創造能力的兩元(私心和愛心或公心)中,私心為第一性或原動力。人類一旦有了創造和積累財富的可能性,由個人本位和家庭觀念出發,自然形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私產所有主為了維護和擴展自身的利益,必有恆心精心管理,妥善運用,力圖最大限度發揮經濟效益。 2,源自世界各地古已有之的“商品經濟”。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孫章句下》)。 早在遠古人類群落中,靈性人類為了更好地滿足自己“生存-享受-發展”的需要,除了獸性爭戰掠奪外,還有另一種大大減少生死存亡風險、避免慘重犧牲代價,體現“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大道理,合乎兩心調諧原理的優化選擇,即自願、平等基礎上討價還價、互通有無的“上市交換”手段。進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型農業社會後,雖然人們的消費主要依靠自己生產供應,但人們憑產品(或服務)通過市場求售的“交換”手段已然無所不在。這種用於市場求售的產品或服務,就是經濟學所謂的“商品”。 貨幣的產生,是出於商品交換的中介需要,它又反過來為商品交換提供了極大便利,促進了商品交換的發展。 商品交換的意義非同小可,不僅止於一般所說互通有無而已,它既是兩心調諧的產物,又飽含兩心調諧的內涵。凡以自願和平等為基礎的商品交換的任一方,只要討價還價結果達成交易協議(契約),都會覺得自己合算或比較合算,意味着在交換中自己支出的價值總要小於所得的價值,達成得大於失的效果;換言之,買賣雙方都會從商品交換得到好處。作為生產者的各方,總要發揮自己的專長和優勢,把自己“容易”生產的產品(或服務)去交換自己“不容易”生產的產品(或服務)。用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語言來說,通過商品交換,節約了社會勞動時間(勞動量),意即商品交換導致同樣的勞動量可以生產更多的社會財富;同時交換雙方都會從買進商品得到更多的使用價值,使得生活更加方便舒適。正因為商品交換的市場機制為雙方帶來明確的實際利益,促使各方生氣勃勃展開競爭,努力發揮自己的專長和優勢,細化社會分工,改進生產方法,擴大貿易規模,帶動科學技術進步,引導社會進入具有上升意義的發展軌道。 商品交換出於利己的動機,但是產生了利在自己、功在社會的效果。 以商品進入市場交換為特徵的經濟體系,稱為商品經濟;一旦商品交換市場趨於規模化,也被稱為市場經濟。 3,社會化的機器大生產。 資本主義體制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商品經濟和社會化的機器大生產三大要素構成。 西部基督教地區(包括西歐和後來的北美),在基督教特別是新教文化積極因素孕育下,造就了舉世獨步、無與倫比的兩心調諧化社會大環境,帶來一場人類史上破天荒的思想大解放,人類靈性創造能力空前順暢發揮,催生了民主啟蒙運動和政治民主化變革,肯定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合法性,自由貿易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規模化生產組織如火如荼加速發展起來。基於這樣的強烈需求和環境條件,紅塵世界時來運轉,作為靈性創造成效明證的近代科學技術,終於從基礎理論到應用科學的廣泛領域出現了全面性突破,遂有石破天驚般的工業革命勃興。 十八世紀西部基督教地區科技和生產領域面貌日新月異,因工業化形成高效能的社會化的機器大生產,支持市場經濟發展壯大,社會財富迅速擴增。一種體現了社會發展進步的大趨勢,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社會化的機器大生產”三者相結合的新型“生產關係”──資本主義,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以摧枯拉朽之勢,突破了形形色色守舊勢力,取代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上升為社會經濟主導成分。 資本主義的主要經濟體制,是以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為特徵的商品經濟,也稱市場經濟。不難看出,這種體制具有公平和中庸的良性內涵,既有利極大地調動私心積極性以謀求發展,又存在私心和公利自動互相調諧的功能,不斷反饋觸發靈性創造能力常保活躍,驅使科技和生產領域面貌日新月異,經濟發展和財富增加,達到了空前的速度和規模。 一七七六年,英國學者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經十二年嘔心瀝血,完成了一部經濟學經典巨着《原富》(又譯《國富論》),天機解密般識穿了市場機制和自由競爭的兩心調諧功能。這種功能象一隻看不見的手,把廠商追求贏利的利己之心,引向了增進全社會福利的利他的結果。他說“基於利己之心,個人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最後增進了全社會的福利;即使這本非個人當初的願望,但結果往往並不使社會變得更糟。在個人只顧自己追求利益時,最後所增進的社會利益往往比個人有心去做的效果還強。”(An individual who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i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e for the society that it was no part of it. By pursuing his own interest he frequently promotes that of the society more effectually than when he really intends to promote it. I have never known much good done by those who affected to trade for the public good. ──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1776)可以見得社會性兩心調諧機制帶動進步潮流沛然不能御的有效性。亞當.史密斯進而引出了政府避免干預貿易、保障自由貿易以及反對壟斷行為等有利資本主義健康發展的論點,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基礎。 如用本文導出的兩心調諧論觀念加以形容,亞當.史密斯所說的“一隻看不見的手”,似以改為“一雙看不見的手”尤見貼切了。 德國着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曾經精闢地指出,某種社會精神氣質(Ethos)或“精神槓桿”對於資本主義體制的發展,尤其是對於它的起源是至關重要的。他以為新教教義的精神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具有一致性,關鍵在於宗教原則與適合於資本主義要求的現世活動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關係,也就是說,主觀上按新教倫理所採取的價值觀在客觀上符合資本主義職業觀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本來的人本主義世俗化精神,在經歷了黑暗時期羅馬教會的反人性扭曲變形之餘,正本清源,跟上了時代進步的需要,早期的正統的入世觀念──“道成肉身”主義獲得了新的生命。 宗教改革發起人馬丁.路德深惡痛絕教廷特權地位和種種欺人之談,主張“因信稱義”。路德強調,個人道德活動所能採取的最高形式,應是對其屢行世俗事務的義務進行評價,使得日常的世俗活動具有了宗教意義。路德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與職業觀相聯繫的新教教派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是為人生的天職。 但韋伯認為路德的職業觀還不脫安於既定職業範圍的傳統觀念,是新教加爾文派更加成功地把適合資本主義精神的價值觀同職業觀結合到了一起。 新教中以法國神學家加爾文(John Galvin)為代表的一派,批判、繼承,並巧妙地重新解釋了公元四世紀末天主教神學家奧古斯丁的“預選論”,賦予了某種特殊的積極意義。 加爾文反問,如果上帝已經作出決定,誰應被拯救,誰又應被詛咒,那麽為什麼人們還要為遵循道德規而煩惱呢? 但是“預選”的觀念並非一無可取,經過適當的重新闡釋,可為宗教情懷追求者提供一種榮譽感和責任感,成為調動私心積極性,鼓勵信徒建立入世進取的強大使命感,催生一種獨特的“宗教心理”大革命。 加爾文沒有像他的先行者路德那樣揚棄“預選論”,他提出了一種富於入世積極進取意義的新解預選論,他認為上帝既然是公義的最高主持者,那麽絕對不可能被人類“賄賂”,人類無法靠着一時善功、善行或懺悔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也就是說,除非上帝“預定”你可以得救,否則你絕不可能先做了一堆壞事,然後捐一筆錢給教會或上帝,就以為自己可以逃避上帝的公義審判;與此同理,如果你做了惡事,只要上帝預定你可以得救,你自然會有完全被更新生命的可能。加爾文強調虔誠的信仰與完美的德行是每一個即將得救的基督徒的義務,選民(即將得救者)必須品德完美,信仰虔誠,工作努力,以此榮耀上帝。由於任何人都無法知道自己是否被選,每個信徒應該也只能通過堅定的自信心和自我成就來找出上帝選擇自己的徵兆,從而敦促人們拼命地追求在世上的成功;換言之,信仰必須是“有效的信仰”,必須以其客觀效果來加以證實。 因此預選論並不是像表面邏輯結論那樣的宿命論,實際上可以在教徒的心理上產生某種積極效果。教徒從預選論獲得了兩種勸誡:一方面,把自己看作選民(The Elect),把所有的疑慮統統視為魔鬼的誘惑,並與之進行鬥爭,當作一種絕對的責任;作為對照,缺乏自信是信仰不堅定的結果,也是不得恩寵、不被選中的可怕徵兆。因此取代謙卑的罪人的是那些充滿自信的聖徒。另一方面,為了獲得這種自信,只有世俗活動能驅散宗教里的疑慮。緊張的世俗活動被當作最適合的途徑,做好自己的聖職和一切本職工作便被解釋為獲選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責任,更是一種獲得選民地位的確定性恩寵證據。 因為上帝不能以“個人修行”加以討好或賄賂,所以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就要充分運用上帝賦予的天分努力實踐,絕對不能天天念禱上帝而不做實事。基督徒如果得到恩賜,例如科學研究能力,就表示上帝要求他要成為出色的科學家(不然上帝給你那種能力幹嘛?)你不必靠禁食、拉人受洗、出家修行來明你是上帝的選民;你必須活出上帝要你成為的形象來榮耀上帝。這種生氣勃勃的新觀念提倡勤奮地、理性地工作,同時又應節制自己的消費,避免沉湎於塵世的享受,即所謂“入世制欲主義”。 加爾文派將舊日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義”變成了“入世制欲主義”,提倡“一切為了增添上帝的榮耀”的信念,並且必須在世俗實踐活動中得到證明;意味着人的整個一生必須與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上帝幫助那些自助的進取的人,荒謬的自我折磨的修行生活失去了意義。因此有人指出加爾文派自己創造了自己的救贖,準確地說,就是通過世俗的成就來樹立對得救的堅定信念。於是,信仰上帝,“追求死後永生”的私心原動力,在基督新教中產生了“以宗教熱忱認真投入現實生活”的態度。 加爾文派藉此發展出了更加明確的循正道積極進取的近代進步職業觀。按其理解:“上帝的贖罪恩典不但將世界上的世俗任務交給了人類,並且使世俗職業成為每個人訓練那由恩典得來的精神的必要園地。”於是世俗工作不僅是滿足物質需要的手段,並且是一種目的,人們在職業勞動中貫徹信仰,培養個人的含蓄、自製、勇敢進取和對行動的目的有合理思考的精神,成為一種宗教的責任。加爾文派相應強調發展獨立人格,高度開創能力和行動的責任感,而且為了共同的、積極的、因神聖而不能失敗的目的和價值,堅強地團結起來,體現了個人主義和民主的特質,而同時又有崇尚權威和律法的意識共同存在。 這樣的職業觀提高了人對職業和工作的熱忱,為實業家追逐利潤的行為提供了出自神意的正當理由;又因倡導虔敬和勤勉限制了過渡消費和奢華,鼓勵獲利回饋社會大眾,尤其有利於資本積累和再投資。可以認為,宗教改革以後的西方社會,新教,特別是加爾文主義,從意識形態高度注入了符合兩心調諧原理、具有中庸優化意義的進步積極因素,在人類歷史上催生了一場宗教促進靈性創造能力大覺醒的意識形態革命。十七、十八世紀,盛行新教的西歐和不久以後跟進趕上的北美,在政治哲學、文學藝術、理論科學、應用技術和社會經濟各方面都有了空前大發展,迎來了民主啟蒙和資本主義工業化文明時代的黎明。 韋伯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稱賞基督教新教中產生的這種以宗教熱忱改造現實生活的心理轉變,他寫道:正因為這種從“離世修行”轉到“現實生活實踐”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會才能成功進行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社會。 有人指稱韋伯理論為“文化決定論”,其實不然。韋伯以為: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過“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經常如路軌上的轉轍器一般,規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仍是利益的動力推動着行為。人們藉着這種“世界圖像”試圖解答下列的疑問:我們願意“從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記----要如何才能獲得解救。(引自Wolfgang Schluchter著《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顧忠華譯,聯經出版社,1987) 這樣的觀念暗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動力觀,但又“彌補”了經濟動力觀鞭長莫及之端,對於詮釋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抉擇”,可能有一種發蒙振聵的意義。 有人說,“路德為加爾文開了道路,加爾文為伏爾泰(民主啟蒙大師)開了道路。”一脈相承,此言非虛。 對照儒家有關天人關係的觀念,孔子一方面繼承傳統神性信念,承認並尊重天的至上神地位,以及天道──人生必遵共性指導原則的存在;另一方面“敬鬼神而遠之”,高揚人的作用與價值,以為天已將人間的事交給人自己管,為政在人,事在人為。前者肯定和安慰人們的宗教情感,後者指導人們積極入世、敬業上進,循正道求利的現實行動,兩者並存協調,互相支持,同時在情操方面提倡勤儉刻苦,要求貧而無怨,富而無驕。孔子的天命觀,以為人的遭遇除了靠自己把握,還要受到客觀條件或外部界限的決定。這個命,不是宿命論者宣揚的不可改變的絕對必然性;這個命,當非事先所能知曉,只有盡了最大努力之後才能看出。知命,意味着做一個明白人,善於總結經驗,去認識事物的客觀條件或外部界限,以利再接再厲,知難而進,而不是行動的出發點。對照日後新教特別是加爾文派的一系列神性進步主張,可見同中國真版儒家學說的信天觀存在高度一致性。 歐洲宗教改革以後,社會性靈性創造能力空前順暢發揮,帶來各方面所有一切發展變化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當然是民主與科學,意味着從處理人際關係的政治制度上,以及掌握運用自然規律的能力上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效。 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水平的硬指標。沒有科技進步內涵,任何看上去了不起的社會發展變化都是“平面”性質,沒有上升意義可言。就像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赫赫武功那樣,從歷史發展高度而論,了無正面價值痕跡可尋;而戎馬倥傯、戰無不勝的亞歷山大大帝出生前後五百年間,我們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沒有什麽兩樣;從大多日常活動看,甚至公元後一千五百年時大部分人仍然過着與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的人差不多的生活。只有具有科技進步內涵的社會發展變化,才是體現天賦靈性功能,提升人類掌握運用事物規律性的能力水平,通向現代化的登雲之路。拜歐洲宗教改革以後,即十六世紀以來科技革命帶來巨變之賜,我們今天的穿着、飲食、工作、傳訊、交通、休閒、志趣、追求……與路德、加爾文那年代相比發生了質的飛躍。 這場科技革命的主要發祥地,顯然高度集中在文藝復興發祥地,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故鄉,以及宗教革命成功,新教影響力強大的一些西歐和後來的北美地區。只要看一看下面開拓近代科學的大師名錄就一目了然了: 1533年,長期在意大利從事天文學研究的教士,60歲的哥白尼,在羅馬提出了天體運行理論,標着現代科學的開始;1609年,德國科學家開普勒發表《新天文學》闡述了行星運行三大定律;1610年前後,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應用數學方法概括自由落體實驗結果,發現慣性定律,改進了開普勒發明的望遠鏡用於天文研究,支持哥白尼學說;1628年英國醫生哈維發表《動物心血運動研究》,發現了血液循環現象,是為現代生理學的起點;1637年,法國哲學家、科學家、數學家笛卡兒出版了《方法論》一書,認為除了上帝和人類靈魂,可用機械原理解釋宇宙萬物,強調數學原理在科學中的應用,並發明了解析幾何;1674年,荷蘭業餘科學家列文霍克發現微生物世界;1669年起,英國偉大科學家牛頓,在光學、聲學、數學(是他發明了微積分)、力學、天文學、熱力學等廣大領域提供了一個統一的定律體系,可以用來解釋眾多的物理現象,可以用作精確的預測,奠定了日後引起世界革命性變化的那些科學理論的基礎;1698年,托馬斯.沙費取得了抽水用蒸汽機的發明專利;1712年英國人紐可門取得了改良型蒸汽機的專利;1764年,蘇格蘭發明家瓦特對紐可門蒸汽機作了重大改進,使成為具有實用意義的工業動力設備,於1769年獲得了此項專利,從此人類擺脫了自身和畜力的體力局限,生產原動力得以成千上萬倍擴大,人類文明展開第二次浪潮的工業革命由此為始。 作為現代科學先驅中具有程碑地位的大師或代表人物,還可以列舉: 十八世紀中後期:美國政治家兼發明家班傑明.富蘭克林,瑞士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歐拉,法國化學家拉瓦錫,法國物理學家庫侖,發明天花疫苗的英國醫生詹納。 十九世紀前期:英國科學家道爾頓,意大利物理學家伏特,英國科學家法拉第,發明實用照相術的法國人達蓋爾,將麻醉方法引入外科手術的美國牙科醫生莫頓。 十九世紀中後期:英國人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創“進化論”,英國物理學家麥克斯韋爾,奧地利修道院長和生物科學家孟德爾,英國醫生李斯特創外科消毒技術,法國化學家和生物學家巴斯德創細菌說,蘇格蘭出生的美國科學家貝爾發明電話,德國工程師奧托發明四衝程內燃機,美國大發明家愛迪生創一千多項專利,包括電燈、擴音器、蓄電池,德國物理學家倫琴發現X射線,意大利人馬可尼發明收音機。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創量子學說,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創立精神分析學,美國萊特兄弟發明飛機,愛因斯坦提出狹義相對論。 二十世紀前期:新西蘭出生的英國科學家廬瑟福發現原子核,蘇格蘭醫生弗萊明發現青素,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建立量子力學理論,意大利出生的科學家費密在美國建造出第一台核反應堆,蕭克萊發明晶體管,克里克和奧森發現脫氧核糖核酸結構,美國生物學家平克斯開發避孕藥成功…… 英國在1624年正式發保護髮明創造者權利的專利法令(Statute of Monopolies),授予本國的技術發明人或外來的技術引進人有期限的技術壟斷權,對於真正有創新意義的發明可酌情授予較長年限的壟斷權,但禁止給予普通商品這種壟斷權。美國則於1790年建立專利法。從兩心調諧原理看來,專利法給予發明創造者合理期限的特權保障和鼓勵,並促進發明創造成果快付諸實用和推廣,是公私關的優化組合,亦即兩心調諧原理合乎中庸之道的實際運用的典,無疑對科技加速進步起了不同凡響的推進作用。 法國哲學家、詩人、作家和歷史學家伏爾泰(Voltaire)在他的《英國通訊》一書中談到,1726年,他無意中聽到學者們議論:誰是最偉大的人,是凱撒、亞歷山大、鐵木真,還是克倫威爾?有位學者堅持認為牛頓無疑是最偉大的人。伏爾泰同意他的觀點,因為“他用真理的力量統治我們的頭腦,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們。” 美國應用物理學家麥克.哈特(Michael H.Hart)博士從百科全書所錄近萬人中,根據對歷史進程影響的大小、範圍、時間長短等因素,選編了其中之最的一百名人排行榜(《影響世界歷史100位名人》)。榜中有科學家和發明家36人,除了上古時期的四人,其後對現代科技有傑出貢獻的32人全部落在歐洲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思想解放有成的地域,大體不出上面名錄涉及的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士、荷蘭、奧地利諸國。 哈特自問道:“我們不清楚為什麽科學產生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或日本。但可以肯定地說,這並非偶然。毫無疑問,像牛頓、伽利略、哥白尼和開普勒這樣的卓越人物所起的作用是極為重要的。也許有一些基本的重大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麽這些出類拔萃的人物都出現在歐洲,而不是東方。或許,使歐洲人易於理解科學的一個明顯的歷史因素,是希臘的理性主義以及從希臘人那裡流傳下來的數學知識。” 誠如哈特博士所言,那麽為什麽排行榜中希臘和中國、日本一樣藉藉無名呢? 如何認識基督教與近代科技發展的淵源關係?西方學術界有衝突論、無關論、互惠論、複雜論等多種典型觀點。其中衝突論常為反對宗教迷信的思想家們津津樂道,以為批判基督教的依據;其他觀點說來道去,也都梳理不清其中不勝矛盾錯亂糾結的來龍去脈因果關。 上文已經運用靈性兩心調諧論原理,不拘一格,另蹊徑,從文化推手的根本起點出發,切切,如琢如磨,破謎解惑,基本上回答了哈特博士不清楚的問題。也道破了英國李約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國進入明清時期後科技進步陷於停頓的原因之謎。如果也要起個名兒,不妨把其間淵源關係簡稱為“推手論”。 但是,熟悉歐洲史的人們也許還在納悶,與風雲際會,引領風騷的英吉利對照,曾為海外殖民和貿易一流強國,同屬西方基督教即天主教體系的西班牙,為什麽也看不見哪怕一位人士躋身如上凌霄閣光榮榜呢? 十五世紀中期,西班牙將天主教置於王室而非教皇的控制之下,造就了與歐洲其他天主教國家迥然不同的政教合一體制,完全否定了政、教之間的權力制衡功能,並且實行絕對禁錮思想的宗教審判制度,從而徹底屏蔽了風起雲湧席歐洲大部的宗教改革和新教崛起的影響。 西班牙自外於宗教改革催生的歐洲民主與科學“躍進俱樂部”的結果,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長期落後於西歐主流。西班牙的政治文化和管理制度,也擴散到了西半球的殖民地;這些地區的發展,也落後於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區。西班牙腓力二世(1527-1598)統治後期,國勢盛極而衰,以“無敵艦隊”覆沒為標誌,失去了海上霸權,迅速走向沒落,從此淪為西歐發達地帶的弱勢國家。 適成對照,英國由一個二流小國,迅速晉身世界先進前列,作為君主立憲先驅和工業革命策源地,帶頭開創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學技術進步新紀元,在長達三百多年的時間年穩居世界第一超強,當非歷史的偶然。 英國經歷了一個曲折的前進的演變過程。“童貞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宮廷權力鬥爭背景,促使英國切斷了與羅馬教皇的關係,選擇新教為國教。經克倫威爾共和國,王權復辟,“光榮革命”以至迎來加爾文派新教徒,荷蘭的奧列治親王為英王(威廉三世),奠定了新教的主導地位,但無可能陷入政教合一、教為政用的僵死模式。這種結果使得宗教革命的進步成果在英國有了大放異彩的社會環境條件,扭轉了歐洲專制王權主導下的反民主逆流,為法國啟蒙運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條件,也為以後的美國和一些英聯邦國家,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民主進步植下了“先天基因”。 新大陸美國更勝歐陸的不尋常人文和地理背景,尤為解放靈性創造能力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時空條件。英國的北美殖民地,初期移民固以新教徒中篤信加爾文教義的清教徒為主體,十八世紀初又興起了一場以宣揚加爾文宗(Calvinism)為特色,稱為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復興運動,四十年代達到高潮;美國獨立革命成功後的九十年代又再次出現了類似的復興運動,稱為第二次大覺醒。所謂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成為初期支配美國社會主流的上層群體。由此不難看出日後美國發展青出於藍尤勝於藍的深層社會文化基礎淵源。韋伯的經典着作《基督教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案例,就主要來自美國精神楷模班傑明.富蘭克林的著述。集工匠、作家、發明者、開國元勛、外交家和勤勞致富者於一身的富蘭克林,集中體現着美國清教傳統向資本主義演進的眾多特徵。他的《自傳》、《窮查理曆書》、《致富之路》等勸業教誨之作,曾經廣為流行,有上百種版本,被譯成十多種文字。 進一步觀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區各國,應能見及新教文化影響下社會發展進步的優勢。同說德語的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相較,奧地利(極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爾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發源地德國(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強盛。在說英語的英國(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國(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亞(82%新教徒,9%天主教徒)、愛爾蘭(5%新教徒,94%天主教徒)、與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間作一比較,也會有類似的發現。北歐瑞典、挪威和丹麥三國人民絕大多數(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們在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上都高居世界前列。 立足兩心調諧原理,從基督教文化內涵,宗教革命沿革及其後續發展這條主線進行觀察,就不難認識以上歷史變遷的來龍去脈,理清其中邏輯性和因果關係。 同為基督教文化區,新教、天主教、東正教各有千秋;同為一種宗教文化,在不同環境條件下,能夠發揮的推手作用也有異。馬克思說得明白,“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目的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都是以弘揚愛心為核心,尋求兩心調諧的人生哲理,主要由於路線差異,釀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形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推手作用。東方華夏神州,由於偽儒當道,鑄就了一種超穩定的停滯型局面,儘管內部時有造反起義、改朝換代,但因循重複,萬變不離其宗,幾無發展進步可言。如果沒有外力激活,恐怕像“推背圖”預言那樣,端詳不出跳出封建專制農業社會窩臼的徵兆,難有突破飛躍的出頭之日,成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僵化的“永恆”。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主要指西部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特別是最富革新和進步性質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荊棘,衝破重重業障,曲折反覆之中,推動社會趨於兩心調諧,總體而言積極向上、發展進步。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由專制政治萌生民主法治體制;基督教文化統率意識形態,潛移默化,撥亂反正,循循善誘,功莫大焉。 西方現代民主體制之所以能夠萌芽、建立,有賴中世紀得天獨厚不期而至的“雙城記”型權力制衡格局;西方民主體製得以持續穩定有效運行,歷劫不殆,持之以恆,靠的是那自覺體現權力制衡和法治原則的“共和”精神充當守護神。或者說,沒有共和的民主是不完整的民主,沒有共和的民主是站不住腳的民主。 漢語共和一詞最早見於《史記》,稱“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有曰:“公卿相與和而共政事也”。又《竹書紀年》載周厲王出奔後,宣王即位前凡十三年,共國伯爵名和者,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 現時政治名詞“共和”,譯自英文Republic,來源於羅馬的共和制。最初指君主、貴族和平民三者的平衡,要求君主代表全體利益進行仲裁時,兼顧富人與窮人兩者的利益。以後的三權分立概念由此演變而來,當代西方政治三大派別──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也淵源於此。 到了沒有君主的社會,共和意指一種政體,其社會成員在政治參與中具有公正的同等的地位(每個人的自由權利的根本保障),國家領導人和國家權力機關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並分散掌握人民授予的統治權力,其中特別強調(對上的)權力制衡以及法治原則。粗粗看來,這個名詞與民主同義,西學東漸之初人們曾經不加區別地把它譯稱民主政體,但日本人譯為共和政體,現從後者。 說到底,共和特別強調權力制衡以及法治原則,意味着對民主的“不信任”,既怕少數壓多數,也怕多數壓少數,最怕權力過於集中,以致從根本上剝奪了最可寶貴的自由權利,否定了來之不易的民主政治自身。 完整的健全的民主體制概念,必然包含共和精神,但為防止對民主的片面理解,自有突出共和獨特意義的必要。 民主政治如果忽視了權力制衡和法治原則,不僅很難在複雜的境遇中恪守兩心調諧化大方向和中庸決策的優越性,而且非常容易變質倒退成為專制人治,甚至淪為暴民政治,或竟走向滅絕。 如果說歐洲西部基督教地區形成神權王權互相制衡的局面出誰也想不到的歷史偶然性,那英國世俗政權首先建立互相可以說“不”的“權力制衡”制,就是物之靈由自發到自覺,實現自我超越的傑出成就。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響的英國,在十七世紀末首先實行具有共和性質的憲政制度。當時擁有選舉權的主要是少數貴族和有錢繳稅的上層階層,還說不上什民主,但有了分權制衡的法律制度。這先進的政治制度,為弘揚當時以新教倫理為代表的先進“心態文化”提供了廣闊空間,促成了人類靈性創造性思維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空前有利社會環境。
歐洲和北美的民主化進程中,以憲政形式確立不搖的權力制衡體制,已經成為一種不可或缺、行之有效、功卓着的基本政治制度,充當着永不失職的兩心調諧守護使者。當然,西方現行體制始建於工業革命之時,有些東西已經顯得陳舊,也未必都適合其他地區不同背景的社會,但其歷史經驗和精義妙旨,值得一切迄今尚未建立起碼的權力制衡體制,以為只要憑了統治集團自省、自律、自我監督,就能長治久安,但是心儀躋身現代化進步行列的國家認真學習借鑑。 西部基督教文化區資本主義脫潁而出,新興列強國家掌握了空前強大的技術手段,積聚了規模無比龐大的財富。人類從此有福了嗎?其實不盡然。 良辰美境奈何天。誠如《易經》所言“福兮禍所伏。”神性宗教濟世不可逾越的歷史局限性,終要面對魔高一丈,狂瀾既倒。人類將為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付出沉重代價。
科學發展和生活實踐經驗的結合,使得普通人都越來越容易明白,科技發達,工業革命,機械化生產,生活方式改進,靠的是理性的努力,宗教信仰賴為基礎的奇蹟觀念其實是不切實際的迷信。人間多少不仁不義,也不見神的干預,好人常常不得好報,神甚至不會在天災人禍中保護自己的祭壇和善良的朝聖信徒。奇蹟如此虛無飄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之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或者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那種天神顯現奇蹟預人世的神話也許不失其“永久的魅力”,但知識的豐富、積累和長進,只能導致天意者原是“人間的事由人類自己管”的結論。 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曾指出,人類知識增進的過程,可分為三階段,即宗教的、玄學(形而上學)的和科學實證的。人類進步,就需要通過推理、假設和實驗以窮究事物的規律性。隨着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宗教賴為基石的奇蹟觀念,無法因應實證的挑戰,人格化的神和天國地獄已不那麽可信,中世紀基督教黃金時代那種頂禮膜拜虔誠篤信難以為繼,原來依靠神性信仰為載體的道德信條必然發生動搖,這就是神性宗教救世之道不可逾越的的歷史局限性。 十七世紀工業化發軔以來,宗教批判應時而起,英國出現了理性的宗教哲學學派自然神論(Deism)者,相信存在至上神,但反對迷信,批評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超自然非理性因素,不接受聖經中的奇蹟故事,也不承認教會傳道的權威性;主張真實地、科學地反映和了解事物。這種觀念對英國和歐洲思想界和科技界發生了積極影響。法國著名哲學家伏爾泰就以此為武器批判腐朽的“經文”學派。十八世紀後期,自然神論傳入美國,信奉者包括華盛頓、弗遜、富蘭克林和潘恩等建國先驅。自然神論作為傳統宗教的理性批判者,也鼓舞了歐美理性主義哲學的發展。 理性主義(Rationalism)是與經驗主義(Empiricism)對立的哲學流派,代表人物有荷蘭的斯賓諾莎(Spinoza)和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Leibniz)等,相信人類本性存在自證性的神祗觀念,不必依靠迷信奇蹟的宗教經典來闡釋,與自然神論相呼應,扮演了反宗教理論的要角。 進入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出現了空前規模喪失宗教信仰的浪潮,歷史學家如卡萊爾,科學家如達爾文,小說家如哈代等,紛紛放棄神職,脫離教會。 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歐洲的現代主義(Modernism)學派嘗試用科學思想重新解釋基督教,他們認可宗教的道德準則,但反對傳統迷信說教,甚至否定基督福音。這種觀念在新教徒中反應尤其熱烈,他們主張教會活動應從神學說教轉向社會服務。現代主義引起羅馬教廷極度恐慌,一九零七年教皇Pius十世公開號召抵制,並懲戒神職人員中的追隨者。 十九世紀中期的現代心理學奠基人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響應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的觀點,認為宗教源自人類無法克服困難時產生的願望(Wish Fulfillment),他從心理學觀點,借喻希臘神話,推論人間男子存在戀母與仇父情結,並由此產生罪惡感,因此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設想上蒼有天父,稱之為上帝。佛洛依特主張,凡是健全成熟的人們,應該擺脫上帝和宗教,自己去面對人生一切問題。 上述學派多肯定基督教教義弘揚愛心的人本主義道德精神和理性救世教義,但設法擺脫奇蹟迷信的困擾。這些人當中不乏出的科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家,他們的觀念已經同儒家的模糊信天觀即理性的有神論幾乎完全吻合,但沒有來得及形成一種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的理性信仰體系,以因應神性信仰弱化,兩心調諧功能難以為繼的大趨勢。 青黃不接,撒旦君臨大地。 基督教文化為歐洲提供了突破封建專制政治及其自然經濟局限性所需的精神力量和制衡格局。宗教改革,新教誕生,尤其是加爾文主義的原則精神,出色履行天賦歷史使命,為推動社會發展進步,迎來德(Democracy,民主)、賽(Science,科學)兩先生,醞釀成功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居功厥偉。但恰恰就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科技、經濟、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反過來動搖着一切神性宗教信仰賴為基礎的奇蹟迷信,引發了宗教信仰危機。基督教文化催生的近代資產階級,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權力階層,一旦強大到了敢以“科學萬能、金錢萬能、槍炮萬能”抗衡神性制約,瀆神挑戰公平原則時,他們的的原罪衝動,勢將以自己的時代特色,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實踐上背離新教加爾文主義以至基督教根本的愛心教義,展現史無前例的兩心失衡危機又一章。 這時英國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82)研究生物發展變化規律有成,於1839年發表《貝格爾號航行日》,1859年出版《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提出具有重大科學意義的“進化論”(Evolutionism)。 也許為達爾文本人始料不及,此後衍生了一種稱做“社會進化論”(Social Evolutionism)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反基督思潮,進一步加劇了傳統價值觀解體,成為時代的強者──資產階級,特別是居於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新寵。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門科學學說,揭示了生物界生存競爭、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天演選擇的進化規律。這是非靈性生物的生存和進化規律,在人類靈性尚未覺醒,人獸之間難分軒輊的蒙昧時期(舊石器時代),人類不免一體遵循而無以自外;一旦人類走出叢林,文明開化,靈性人類自應探索和遵循自己的不同的生存和發展規律。基督教教義、儒家學說以及許多先賢哲人的論述,都以兩心調諧原理為基礎,藉不同方式闡釋這種適於人類的規律性(記得“與鳥獸不可言仁”乎?),絕非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闡述的叢林獸性法則所能囊括包辦。 社會達爾文主義代表人物英國哲學家斯賓塞(Herdert Spencer,1820-1903),在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發表前已有用進化思想解釋社會的初步嘗試;當《物種起源》發表後,他便立即用進化論學說中的“生存鬥爭”和“適者生存”觀點來解釋人類的社會,將人類社會的發展等同於生物進化,再將社會學當作是生物學的一個分支或部門。據此,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壓迫是鐵的規律,是不可能被推翻的,是合乎自然的生物學規律作用的結果。這種觀念否定了基於靈性人類特有悟性的進步之道──兩心調諧原理,把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同非靈性生物的進化規律混為一談了。 達爾文進化論最着名的捍衛者與闡述者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著有《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反對斯賓塞將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原則用於人類文明社會。赫胥黎相信人類社會的進步來自人類對宇宙自然進程的控制,是人類創造的倫理進程的結果。 西方社會發展資產主義成功,決不是靠了獸性叢林法則,而是兩心調諧的人性法則的勝利。如果在取得科技和經濟空前巨大成就以後,“得志便猖狂”起來,把適用於非靈性生物的叢林法則視為人生指導原則,當作“原罪有理”的不二護符,放任自私與靈性相契合,陷靈性人類世界於殺戮戰場的煉獄,將是一種後果不堪設想的“返祖現象”。其結果恐怕返回不了叢林,卻非要走向自我毀滅不可。如果熱武器戰爭一場一場接着打下去,戰爭手段從機械化、化學化、生物化、核能化而電子化……實際上意味着一場浩浩乎人類實驗的自我終結。 曾經推動社會發展進步有成,為人類實驗立下豐功偉績的基督教文化,已經越過了黃金時期的巔峰,必須面對日益嚴峻的宗教信仰危機。從自己懷抱中脫潁而出瘋長起來的巨無霸,跨上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匹脫韁野馬。 工業資本主義產生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資本主義生產需要的大量勞動力,多來自破產的農村,由於經濟上的弱勢地位,文化水平低下,以及居住年限條件等許多因素制約,工人和農民很難得到平等的選舉權利,更缺乏競選能力和被選的機會。那時占人口半數的婦女沒有選舉權,新舊大陸的黑人奴隸被當作牲畜一樣買賣,美洲原住民還在為起碼的生存權掙扎。所以剛從封建王朝那兒接手的新興民主政權,並不真正代表包括工農勞苦大眾和奴隸在內的多數人民;實際上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新興代議制國家政權主要地掌控在資產階級特別是實力強大的大資產階級手中。所以馬克思以為,當時(十九世紀中期)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共產黨宣言》)。資產階級擁有政治經濟全面主導權,權力支持自私飆升,必然出現假民主之名,行專政之實,破壞公平原則,背離中庸之道的惡性發展趨勢。 ──例如,美國於1776年首先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民主政治體制,但歷史條件決定了這種體制的局限性。主導美國政治的開國元勛、實力人物,包括華盛頓在內,畢竟是有財有勢的有產階級代表,他們向英皇力爭的民主,首重的當然是自己階級的民主。因為存在階級矛盾,當政者要警惕人民起來反抗鬥爭,引起“無政府狀態和混亂局面”,所以憲法只給予人們有限的權利。一切民主權利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自由選舉的權利,那時只限於具備相當財產條件和教育程度的白人男子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例如在新澤西和馬蘭,州參議員候選人必須擁有一千英鎊的財產,而南卡羅萊納則為二千英鎊。對無權的廣大民眾,包括以勞動者為主的窮人、占人口半數的婦女、土著印第安人、有色人種移民以及處於非人悲慘境地的黑人奴隸,那“有產階級民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豈非相當不同程度的“有產階級專政”?在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起草的《獨立宣言》草稿中,曾寫進了一段否定英國黑奴販子為殖民地帶來的奴隸制度的內容,因為牴觸了當時占政治主流地位的莊園主即奴隸主們的利益而被刪除了。(要到南北戰爭以後,在林肯總統推動下,一八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國會通過了第十三條憲法修正案,方才正式取消奴隸制度;而黑人和弱勢群體地位的進一步顯著改善,猶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民權運動和民權法案的誕生。)這就是說,以趨向兩心調諧為基本特徵的近代民主政治先進性背後,存在着專制政治特有的兩心失衡的逆向強大暗流,美國如此,所有西方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無不如此。 現代工業把家長式師傅的小作坊變成了工業資本家的大工廠。擠在工廠里的工人群眾就像士兵一樣被組織起來,受着各級軍士和軍官的層層監視。資本家的工廠,充斥危險、惡劣、不健康的工作條件,超時工作,使用童工,以及報酬不合理的情況。受剝削、苛待的工人雖有不受僱的自由,但勞動力過剩的現實,使他們常常沒有更多選擇餘地,不能不接受經營工廠的資產者的奴役。 資本家在大魚吃小魚的兼併中,對抗市場競爭的公平性質,逐漸形成大資產階級壟斷局面。作為“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的政府,在制訂法律和行使權力上,無疑以維護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的最大利益為宗旨,儘量壓制勞苦大眾的不平之鳴。這種很不完善的民主政治,說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假民主,其實並不為過。 工業化資產階級國家憑科技和經濟實力,建立了史無前例的強大軍事優勢,侵略落後地區,進行殖民或半殖民統治,幾乎無往而不利,從而競相向外擴張勢力,以獲得廉價原料、勞動力和不受挑戰的市場。一四九二年哥侖布到達新大陸時,歐洲人的統治只占全球百分之九,一八零一年擴張到了三分之一世界,到一八八零年就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二,大英帝國成了“日不沒國”。而在一九三五年,歐洲列強控制了全球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八十五,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引自《第三次浪潮》第八章) 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惡性發展趨勢,至十九世紀中、後期,越來越明顯和加速。後來人們將高度發達,具有壟斷資本主義特徵,並極力擴張爭霸的西方列強,稱為帝國主義。 後起的美國也忙着揮舞“大棒外交”,急劇對外擴張。一八九八年美國和西班牙因爭奪海外殖民地開戰。美國獲勝後加強了對中南美洲的控制,宣告自己有權行使國際警察權力;並在遠東奪占了菲律賓、關島等地。美國用策動武裝政變的辦法,在巴拿馬扶植親美政權,從而獲得了興建巴拿馬運河和擁有永久租借權的特權,以取得溝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捷徑。美國在中國推行門戶開放政策,力求在勢力範圍劃分殆盡的中國也分一杯羹。 美國第二十八屆總統威爾遜在一九零二年的著作中曾寫道:“自從貿易打破國界和製造商堅持以全世界作為商品市場以來,星條旗須飄揚全球,對它關門的國家的門戶必須予以摧毀。金融界獲得的特權必須得到國家部長們的保護,即使蹂躪不順從的國家的主權,也在所不惜。殖民地必須加以掠奪或馴服,這是因為世界上那些地區有用而沒有得到利用。”這種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倫理觀,實際上支配了當時的對外政策。年輕的合眾國正要以號稱“日不沒”的老牌帝國主義大英帝國為榜樣迎頭趕上。 十九世紀後期,社會達爾文主義,或稱社會進化論,支持得志猖狂的大資產階級壟斷勢力,成為凶神惡煞般的帝國主義政治的理論基礎,不但簇擁帝國主義轟然而起,其後又成為赤裸裸奉行弱肉強食獸性法則的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支柱。世界進入自作之孽的帝國主義時代,好比猙獰超級撒旦君臨大地,全球範圍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迅速激化,基督教文化,或者說任何傳統濟世之道一概無力救贖、無法因應,人類文明處於生死存續危急關頭。 地球雖然幅員廣大,但是工業科技武裝下船堅炮利所向披靡的帝國主義很快發覺,五大洲的弱勢國家地盤其實不夠瓜分。於是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爭奪勢力範圍的矛盾日漸加深,全球性大規模戰爭衝突的危機就要來臨。篤信實力的帝國主義者早就專注研發武器,擴軍備戰。運用越來越精良的新型火器,對付落後民族猶如摧朽拉枯。(鴉片戰爭時清軍在保衛一座炮台的戰鬥中,四百餘名將士悉數犧牲,英軍僅二名士兵輕傷。)一旦用於互斗則將是殺人科技的大較量,其破壞後果絕非使用刀槍劍戟、弓弩矢石的古典征戰可與倫比,人類竟要用科技經濟的進步成果來互相殘殺以至不惜自我毀滅,不幸勢在必行了。 大家知道後來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人們用火槍、機槍、大炮、坦克、炮艦、潛艇、魚雷、飛機、炸彈、毒氣、細菌……一切可能想得出的快速高效率方法殺人,約六千萬人喪失寶貴生命,不計其數財產化為烏有;戰爭由平面進為立體,最後果真出現了足以一舉毀滅全人類若次的熱核武器。如果沒有一種力量能夠適時重整兩心調諧,一場靈性人類實驗非常可能挨不到“真正人類史”開始就此夭折。首創相對論的科學大師愛因斯坦以為,一旦發生第三次大戰即核大戰,那第四次大戰將要回歸弓弩矢石之戰,現世人類文明最可能淪為一種聊供轉劫之後幸而重新繁殖起來的“再世人類”發思古之幽情的前期文明了。 以前所論,大體上是西方歸西方,東方歸東方,各走各的路,雖然小有接觸,但基本上如同兩大遙然互不相干的實驗對照組。時至十九世紀中後期,東西方終猛然相撞一起,舉世靈性人類必須面對以西方列強為代表、以工業科技和社會進化論武裝起來的巨無霸──帝國主義,無可逃於一場不克自制的兩心失衡,自我毀滅的全球規模空前生存危機。神性基督教文化也好,理性儒家文化也好,一概無能為力。百餘年後的今天,人類能有今日榮景,究竟是如何倖存得救、因禍得福、一路走過來的?迄今為止,各說各話,難有交集,怎麽談得上共同總結和接受經驗教訓,或者說開創一部真正人類史這回事? 基督教文化曾是引導歐洲趨向兩心調諧,發達進步的重要精神支柱。但由於宗教有神論的歷史局限性,到了十九世紀工業化資本主義時代,引導作用不免趨於式微。其原因不僅由於科技昌明,動搖了宗教信仰所賴的奇蹟迷信的基礎,更因為科技成果最大受益者的代表,主導國家政治的“資產階級專政”核心力量,早就不以天主誡命為意,轉而奉反神基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論為圭臬了。 高舉社會達爾文主義大纛,為現代科技經濟武裝起來的帝國主義列強,已非昔日仰賴教皇加冕,害怕教廷施行“絕罰”的君主王侯可比。隨着中世紀宗教黃金時代逝去,基督教傳統文化不僅無力加以糾治,反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貶低為消極麻醉人民的一種統治工具或玩物。 野心勃勃又絕頂聰明的列強當政者不會就此屏棄基督教,相反地還要繼續扮演信徒如儀,利用宗教籠絡和麻痹被壓迫、被剝削的弱者群,藉以穩定社會秩序,加強自身的特權統治地位。甚至還要煽動狹隘宗派觀念,以便驅使本國的基督徒士兵“替天行道”,征伐落後國家的非基督徒“野蠻民族”。不甘屈從附庸的教會和傳教士仍在鍥而不地宣傳福音,拯救罪人,但他們在這場新的兩心失衡危機面前力不從心、無可奈何。 東方至聖先師孔夫子神州故國已成俎上魚肉,儒學蒙塵千載姑且不論。古今中外一切天道公理高論,統統都被唯我獨尊的當代超級強者踐踏腳下。狂瀾既倒,靈性人類能有何種選擇?十九世紀中期人間世,若非理性原理同草根群眾路線的創意結合,何來回天偉力挽狂瀾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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