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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說西方文明史――孔子神性版比較實驗論(下)
送交者: 龐忠甲 2006年06月29日15:23:4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孔子的儒家濟世之道,相當於基督教愛心救贖教義的理性版;而基督教的愛心救贖教義,相當於孔子儒家濟世之道的神性版。


(續中)


十九世紀中期,一場全球性全方位迥非尋常的偉大拯救運動開始了。

1818年,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818-83)誕生於德國萊茵省的特利爾城。

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父親是律師,1824年率全家加入新教。猶太民族飽受亡國之痛、顛沛流離之苦,基督教的愛心教義,肯定有助馬克思自幼懷有人道主義正義感。在中學作文中,他就表露了效法基督獻身精神拯救人類世界的望。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曾指出:“猶太型的歷史,無論過去或現在,是為一切受壓迫和不幸的人們,予以有力的申訴。聖奧古斯丁將這個類型配合在基督教中,馬克思則以之配合在社會主義中。”

馬克思1841年畢業柏林大學法學系後,在德國編自由派報紙,1843年去巴黎,與後來幾乎齊名的親密戰友富特烈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會面合作。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1848-49年參加法國巴黎公社革命運動,1850年去英國進行研究,1864年創第一國際,1867年出版第一卷《資本論》(Das Kapital)。馬克思1883年去世。《資本論》第二、三卷由恩格斯1885至1894年出版。

馬克思留下了包括《共產黨宣言》、《資本論》 在內的大量著作,以無神論理性立論,提出了關於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等方面的學說,稱為馬克思主義。與孔子儒學、耶穌教義一樣,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救世之道,重心都放在當時世界最付闕如的愛心即公平原則上,都提出了未來的美好理想,但在糾正時弊、追求理想的方法路線有所不同。

馬克思倡導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要求人們徹底放棄對宗教有神論的幻想,認識“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如果我們拋開蘇聯斯大林時期為維護執政黨絕對權力而刻意編排的“權威”解釋,代之以兩心調諧原理的透視鏡,應該清醒地看到,馬克思主義是無神論的理性的關於人的解放──每個人的解放的社會科學學說。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他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個體從群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歷史。他從現實的個人出發,批判地考察個人及其現實生存條件,從而指出個人終將從現存的生存條件下解放出來,達到個性自由的境界。

馬克思一針見血地認定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即追求利益的動;換言之,就是兩心調諧原理中闡述的第一性主動元利己私心驅動靈性能力發生作用。

馬克思相信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決定了社會的發展水平。所謂生產方式,就是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Relation of Production)兩者的綜合。生產力是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獲得物質生活資料的能力。生產關係就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彼此發生的一定的社會關係,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中的相互關係等要素。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水平,是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

這條規律可解釋為,在生產方式中,生產力常占主導地位,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關係跟着相應發展,以協調並促進生產力繼續向前發展。例如,隨着農業生產的起步,決定了人類社會沿着從原始公有制社會向奴隸制以至封建制社會發展的進程;而工業化促使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度──“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當生產力進步到了一定階段,原來起促進作用的生產關係,就會變成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這時社會若要繼續向前發展,生產關係就一定要改變,舊的不再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生產關係就一定會被新的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所代替。

用兩心調諧原理語言來說,這條規律當中,生產力相當於社會發展水平的標誌,亦即人類靈性創造能力發揮的成效;而生產關係歸根到底體現了人性兩心調諧狀況,或即靈性推手的運行方式。在不同的社會發展水平條件下,兩心調諧總有其對應的最佳整定狀態。一旦接近或達到了這個最佳整定狀態,靈性創造能力得以循正道相對順暢地發揮,則社會朝前發展進步。反之,調諧狀況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步伐而陷於失衡,則造成發展停滯、倒退或惡性畸變。

歷史上這種社會性兩心失衡的發生,主要歸因於擁有政治、經濟主導地位,甚或無所制衡的絕對權力的統治集團,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階級),自私之心惡性膨脹,愛心(公心)泯滅不彰,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下交征利”,總要頑固地阻撓和反對一切可能動搖特權地位的進步變革,甚至不惜扼殺社會性的靈性創造能力的生機。這種社會性兩心失衡,惡性發展的現象,在人類歷史的不同範疇,不同地區,周而復始地重複發生。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生動地描繪了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的資產階級,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蹟,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徒和十字軍征討的遠征,第一個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麽樣的成就。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馬克思發現,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係,這個曾經彷弗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係、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係的歷史。資產階級為了對付越來越危及自身生存的周期性商業危機,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馬克思面對十九世紀中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嚴重不適應生產力”,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形勢,力圖找出一種新的社會模式,既要維持強大的私心原動力產生的“經濟衝動”,以促使社會生產力不斷上升發展;又要充分貫徹公平原則,防止私心惡性膨脹,以保障生產關係經常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且設想能不能找出一種辦法,就此一勞永逸呢?

其實這就是孔丘的大同社會,或耶穌的天國理想,但他們都說得如此簡略、模糊、含蓄或神秘。唯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從哲學原理、政治經濟學論,分階段目標綱領以及實施方法步驟,提出了具有相當可操作性的理論。

類似孔丘的由小康臻大同的兩段說,馬克思把共產主義大目標也分為兩個階段,首先要達到的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人類按照獸性叢林法則進行生存競爭,是人類擺脫不了的生存狀態。優勝劣汰必然產生階級分化和壓迫,是為人類社會的正常狀態。

馬克思主義者則以為,現存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權,正在沿着這種獸性叢林法則,將人類社會引入動物狀態之中。

在馬克思之前,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聖西門(Saint Simon,1760-1825)、傅立葉(Charles Fourier,1772-1837)等先驅者,痛感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私心失控,自私橫行,破壞公平原則的元兇,認為私有制“過去和現在都是人們所犯的無數罪行和所遭的無數災禍的原因”;私有製造競爭和敵視,嫉妒和不和,奢侈和貧困,專橫和奴役;私有制使人成為拜金狂,總之,“私有制使人變成魔鬼,使全世界變成地獄”,“它在理論上不合乎正義,在實踐上又同樣不合乎理性。”(《歐文選集》下卷)乃設想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期望消滅私人營利,消滅城鄉對立,消滅僱傭勞動,以至消滅家庭,提倡社會和諧,把國家變成純粹的生產管理機構……。在他們想像的世界裡,人的各種自然需要都能得到滿足,社會組織的基礎是協作,自由平等的個人的聯合體取代了強制和競爭,合作組織基於自願參與的原則。

他們拒絕一切政治行動,特別是一切革命行動;想通過和平的示範的力量來為新的社會福音開闢道路,達到自已的目的。他們呼籲資產階級發善心和慷慨解囊,設想用精心規劃的小型試驗示範的辦法,創辦法倫斯泰爾(傅立葉為法國國內設計的社會主義移民區),和小伊加利亞;(在美洲創立的共產主義移民區)等,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們千難萬辛置地募員進行實驗,卻沒有認識到私心原動力或經濟的衝動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取消了私有制,消滅了等級制度(取消一切並非基於美德而獲得的顯貴地位),搞平均主義,否定了競爭機制,實行大鍋飯式分配製度,甚至設計了詳盡無遺的監察手段,以防止任何“反社會”的傾向,結果取消了成員的私心積極性,愛心或公心也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枯竭了,實驗終因吃光用光,後繼無力,毫無生氣而告失敗,成為空中樓閣。這就是所謂空想式社會主義。

與此對照,馬克思主義在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所謂科學社會主義。主張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為特徵的社會主義;然後經過生產力巨大發展和政治文化巨大進步,消滅階級差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建成高度理想化的共產主義社會。

──“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一詞,英文為“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出自湯麥斯.摩爾(Thomas More)《烏托邦》(Utopia)一書的名言。嚴格地說,這個已經人所熟知的標準化譯法並不妥貼,其中本來沒有“盡”和“分配”的意思,似應改譯為“各從其能,按需致酬”來得符合原意。

──相應地,“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一詞,按英文原句“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work.”(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章),其中的work與其譯為勞動的勞(共產主義社會不是要“消滅勞動”嗎?),不如改為功勞或功績的功(指勞動或工作的成果),改譯為“各從其能,按績(功)致酬”。

就人性大本大源而言,訴諸兩心調諧原理,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後者忽略或取消了私心原動力的作用,前者則確認人類社會就是靠了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私心原動力,方能從奴隸制進步到資本主義制度,並將在具有兩心調諧內涵的所有制條件下,亦即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發展常保適應的條件下,繼續推進社會發展進步。

馬克思相信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剝削、壓迫之根源,並因盲目生產造成社會性浪費,應當由公正合理的公有制予以取代;但馬克思並不是把社會、集體(聯合)認作公有制的基礎。他設想的是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打破資本主義社會一切不民主的枷鎖後,“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個體會在其發展中形成“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從而在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實現“自由個體”,就是要求實現每個人和一切人自由發展的理想的和諧關係,使人人成為可以充分發揮個性特長的“自由個體”(Free Individual)。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因而可以在其發展中超越僅僅追求物質需要的歷史階段,超越人類社會的動物狀態,進入真正的人類狀態。這就是上面反覆討論,引為天道人性基本公理常識的兩心調諧原理闡明的優化運行狀態。

由此可見,共產主義並不是要廢除一切意義上的私有制或個人所有制,而是要廢除當時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嚴格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公有制,作為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實質上應該正名為一種兩心調諧進入化境而行之的高級意義上的個人所有制或私有制。馬克思主義相信“資本家對這種勞動的異己的所有制,只有通過他的所有制改造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滅。”(《(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馬克思以為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應該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這種個人所有制以反自私,求調諧為前提,根本不同於當時以獸性叢林法則為圭臬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但也不是其後東方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普遍實行的那種片面強調社會和集體(聯合)利益和無私獻身精神,否認個人及其私心的重要性,壓抑以至抹殺個性,以個人私心積極性為恥的公有制。

馬克思設想,社會主義社會解放了個人和社會的創造潛力,科技突飛猛進,生產力極大地提高,物資財富充分流,迫使人們奴隸般服從分工的情形從此消失,階級差別,城鄉差別不復存在,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樂生的生活第一需要。這種情況下,“個性的活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這是因為一種歷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勞動的這種歷史性變化,叫做“消滅勞動”。在那裡,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或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是一種非特定占有的所有制,是個人再也不把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與否作為自己生存的物質前提的所有制。“許多生產工具應當受每一個個人支配,而財產則受所有的個人支配”,體現了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將要形成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建立起人類真正自由的社會生存方式。於是,有個性的個人可以追求全面發展自己的能力,如同恩格斯所說:“每一個有拉斐爾的才能的人,都應當有不受阻礙的發展的可能。”人今天可以做農夫,明天可以作科學家,後天可以當作家等等,在生活和活動中充分展現個人生存的價值。社會終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各從其能,按需致酬”)。這就是充分調諧化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美景了。

上述設想的兩心調諧如入化境而行之的公有制或個人所有制,是人類經歷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之餘,對生產關係提出的新要求,或者說一勞永逸的要求。這種要求,必須以充足的物質供應條件為實施的前提,在生產力水平尚欠發達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受制於環境的束縛,所謂人人得而享之的個人自由,還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所以在漫長的社會主義社會,亦即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內,“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各從其能,按需致酬”)遠未可得之際,勢必要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各從其能,按績致酬”),多貢獻多得報酬的經濟制度,以鼓勵人們的私心積極性驅動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方能維護兩心調諧原則,秉持共產主義的發展方向。

要把資產階級視同性命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豈止是與虎謀牙或與虎謀皮?

對付握有強大經濟實力和超級殺人手段的資產階級專政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既不可能用孔夫子式的理性上層路線苦口婆心說服辦法,也非基督教神性感召力量潛移默化所能奏效,那麽除了把兩心調諧的救世理論通俗化,直接灌輸給最廣大的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大眾,形成無比強大的革命實力以進行抗爭,還有多少選擇餘地呢?

馬克思看到了法國里昂絲織工人起義,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一個個被資產階級專政力量鎮壓下去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滿懷悲憤地擇引了大量梯也爾政府對起義工人血腥屠殺的報道。從殘酷的政治現實中,特別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後,馬克思引出了以實力對實力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武裝起義、“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題。日後“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將是否堅持通過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以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視為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主要分界。

馬克思主義本來意義上的暴力革命,被期許為“一場最後的鬥爭”,相當於追求人類世界永久和平的萬般無奈“必要之惡”。然而馬克思主義沒有理由排斥在可能條件下實行和平過渡。自從巴黎公社革命失敗,資本主義處於相對和平穩定的時期,階級力量的對比和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恩格斯晚年時認為,工人階級政黨應該根據革命形勢和條件的變化及時改變鬥爭策略。他明確指出:工人階級有兩大銳利武器,一是築壘巷戰式的武裝起義;一是用好普選權,開展議會內外的合法鬥爭;要改變過去那種認為普選權對工人階級只是“陷阱”,只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欺騙工具”的看法,而應當把它看作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恩格斯也告誡工人政黨領袖,重視利用普選權,決不是“放棄自己的革命權”。事實上,沒有足夠強大的革命壓力,不會有和平過渡的現實意義;“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非宗教的無神論理性救世理論,實行了一條不同於孔子上層路線,卻堪以媲美和超越基督教之深入草根群眾的創意救世路線。換言之,馬克思主義的說服動員對象並非君主諸侯或大資產階級新貴,而是訴諸社會底層無助的勞苦大眾;從翻身求解放、人人有飯吃,到自由、平等、民主、幸福美滿理想社會前景,把爭取個人切身權益和改造社會大計有機地結合一起;一旦“理論掌握了群眾”,弱勢人群煥發出了沛然不可御的獻身革命積極性。其(形式上)宗教式的甚至超越宗教的宣傳魅力,動員起來的不只是某一民族或國家,而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全體人類中的大多數。表面上看來,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是七零八散、任憑宰割、無可奈何的弱勢群體;但在馬克思主義“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旗幟下,出現了一種化至柔為至剛、至弱為至強的奇蹟,產生了撥正人類歷史航向的偉大力量。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研究,最多只能說進行了一半。他的巨著《資本論》計劃寫六卷。作者在前三卷中借鑑自然科學研究論證的簡化條件方法,將影響事物變化的次要或非本質因素(至少就當時而言)暫時捨去,而留住主要的本質的因素,因而比較容易找出“純化”或簡化了的原始的資本主義規律性。這種從簡化模型入手研究問題的方法步驟,為自然科學領域所習見,好比研究彈道學或流體力學時,先捨去空氣阻力不計,或研究結構力學時假定部件為不會變形的剛體那樣,因此不可能得出全面的完整的甚至放諸一切皆準的結論。馬克思計劃在後三卷中,進一步研究現實資本主義,把忽略了的國家外貿、國際市場等影響充分分析闡述。但他沒有來得及完成這個宏偉計劃,現在我們看到的只是前三卷。實際上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的研究遠未完成,留下了大量空間和伏筆。因此後人沒有理由把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論述,視為一種完整無缺、固定不移的終極性理論,以為必須逐字逐句套用遵行,縛住了自己創造性思考的翅膀。何況馬克思自己就說明白了:“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相當於大同世界或上帝之國這樣的終極性遠大目標的一種現代化和世俗化的理想主義詮釋嘗試,許多提法只能是一些非常粗略的概念,無論馬克思本人,或是今日最高明的社會學家,都無法勾勒和解釋清楚。且不說共產主義,他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同樣不是自然而然漸進演化產生的社會制度,而是一種出於善願的全新設想,一種濟世宏圖的參考框架結構,其中太多模糊,太多不切實際的假設,太多近乎烏托邦式的暢想,太多不免矯枉過正的策略。

馬克思關於取消商品和貨幣後發放“勞動券”實行按勞分配的設想,至今社會學家們還無法想像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馬克思主張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自由人的聯合體以及“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以至“按需分配”或“按需致酬”這樣的浪漫暢想,究應如何定義,如何操作,其間是一種怎麽樣的協調一致關係,恐怕至今充滿懸念,鮮少有人融會貫通。馬克思不可能弄懂一切涉及的命題,也不可能回答所有自己和眾人提出來的疑問。馬克思主義和一切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學說一樣,如果付諸實踐,就要就像物理學家對待牛頓、麥克斯韋爾、愛因斯坦大師的學說那樣,絕無教條主義包袱,因應客觀實際情況,不斷加深認識,揆情度理,修正豐富,靈活運用,與時俱進;否則難免事與違,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在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盛極而衰終於崩解以後,馬克思主義全面退潮,真正的信徒為數寥寥,而且已不復那麽理直氣壯了。資本主義沒有垮台,反而成了現代文明楷模。因此頗有人把馬克思主義與十九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不分青紅皂白等同起來;或認馬克思主義為魔鬼異端、持槍的宗教、歷史的反動;還有人用什麽邊際經濟分析法去批判剩餘價值論,乾脆不承認存在過資本主義剝削這回事;於是一百多年來的工人運動、階級鬥爭、民族解放運動、兩大陣營對立和冷戰,似乎都是上馬克思邪說的當,無中生有,沒有任何正當意義的胡鬧、破壞或歷史的誤會而已。

作為萬物之靈,如果能夠撇開身受的恩怨情結,利益立場以及趨炎附勢逢迎心理,立足一個誠字心法,回歸常識情理,循着兩心調諧原理,客觀地真實地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作用定位,相信會十分有助總結歷史經驗,領悟事物發展之所以然,融會貫通人生應當遵循的基本常識公理或共性指導原則(迄今為止還是一筆糊帳),清醒、明智地迎接後冷戰時代的新挑戰。


5.止於中庸,天地可參
6.信仰再造,好望大同


5.止於中庸,天地可參


在如此撲朔迷離的滄桑巨變中,馬克思主義究竟扮的什麽角色?

馬克思主義宛若世界上占人口大多數的被壓迫、被剝削、受奴役的勞苦大眾的時代福音,並以其強有力的可操作性指引人們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從事革命行動和改良努力。

歷史經驗和生活經驗表明,任何擁有超強武裝實力的特權統治勢力或集團從來不會不經生死鬥爭拱手退讓出局。如果沒有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賦予最弱者以扭轉乾坤的擎天偉力,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會向俎上魚肉讓步,自動地乖乖的和平演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嗎?

在最發達的帝國主義列強內部,相對來說本國勞工階層“絕對貧困化”尚未瀕臨絕境,所以革命火種到處,最易熊熊爆燃的並非馬克思期許的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是政權機器朽弱,人民受苦更深,甚至掙在死亡線邊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資本主義薄弱環節後進地區。在那裡,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領導革命奪權屢建奇功,形成所謂東方社會主義陣營,不僅占得了道義上的優勢,並建立了足以抗衡西方的強大軍事實力,有形或無形地聯合全世界一切革命和抗爭力量,威脅着資本主義政權體系的生存。

馬克思主義不勝神奇地點化世上一盤散沙般每斗必敗的被壓迫被剝削者,搖身一變成為叱吒風雲浩浩蕩蕩戰無不勝的正義之師,高高舉起替天行道的正義之劍,絞刑架已經豎起,掘墓人開始動手,一批批原來不可一世地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者被打翻在地,綁到歷史恥辱柱上,一夕之間喪失了特權和一切,聽憑生殺予奪,不復人理;鐵一般嚴酷的現實,使得不信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陣營當中,不乏有識之士意識到自己正在淪為“泥足巨人”,不是在暴力革命中毀滅,便是在和平演變中求重生。

東方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列強國家內部的左派改良勢力(包括同東方“正統”革命路線歧異,主張採行和平漸進的議會道路實行社會主義改革的所謂馬克思主義修正派,以及各種合法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勢力),客觀上應外合,作為呼應馬克思主義救世哲學的文武夾攻兩手,形成了相輔相成,殊途同歸的政治合力,逼迫和誘導最發達的工業化列強主流政治進入了反反覆覆優化求中的和平演變歷史進程。

帝國主義列強既是人類命運的大災星,偏偏又是人類靈性創造能力發展科技經濟成就精華集結重心。客觀而論(想像從造物者“天”的宏觀調控高度而論)選擇優化方案,必定期望出現這樣一種理想化的結果:既否定帝國主義──國家政治社會達爾文主義化,重啟兩心調諧;又不忍見你死我活的暴力鬥爭中,人類得來不易的進步文明成果毀一旦。換言之,既要促使帝國主義列強根本改善政治制度,又要儘可能保全那裡無比珍貴的靈性創造成果,規避玉石俱焚、翻天覆地的毀滅性人禍浩劫。浩浩乎極高明中庸之道,莫此為大乎?

事實上,策源馬克思主義救世理論的歷史大風暴,真箇巧奪天工。滾滾紅塵當中,象是有一雙無形的巨手,導引芸芸眾生不由自主有意無意地走上了一條令人充滿驚奇、無窮意外的優化解題之道。

後冷戰時期被許多人譏為一無是處的馬克思主義,恰恰就是那全體人類陷於空前生存危機關鍵時刻,力挽狂瀾,重新撥正人類世界歷史前進航向無可取代的歷史槓桿,促成這場人類史上空前規模歷劫重生化險為夷大轉折的第一元勛。

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就是遵循中庸之道的優化原則,以追求社會性兩心調諧化的良性變革。具體說來,就是通過健全民主共和政治體制,力圖實現市場競爭與社會平衡相結合,亦即在保證個性自由,講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尋求社會權利平等和經濟分配公正。這種演變必須兼顧對立主角如資本家和工人雙方的利益,不斷尋求雙贏或至少雙方可以妥協的改革措施,逐步消彌兩心失衡造成的社會矛盾和不合理因素。

這場和平演變的起程,大體上可以上溯至巴黎公社事件之後的十九世紀末期。第一次大戰後,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鬥爭風起雲湧,特別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有力地加快了這種和平演變的勢頭。二十年代起歐洲許多堅持合法鬥爭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取得執政地位,得以實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二、三十年代之交從美國開始了波及全球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臨危受命的開明改革家、美國第三十二屆總統、民主黨人富蘭克林.羅斯福主持推出着名的“新政”(New Deal),因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內求變壓力空前高漲的嚴峻形勢,厲行改革以緩和社會矛盾,完善民主政治,挽救資本主義體制,將國家引上了持續發展進步的軌道,並且影響全球範圍極大地強化了這種良性和平演變的大趨勢。

與此同時,不甘退出歷史舞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極端勢力,則選擇了至惡的法西斯主義,以不共戴天之勢對抗高舉至善理想大旗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良性和平演變體現的浩浩乎中庸之道,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戰總要到來。

美國和西歐一些國家的和平演變趨勢,催生了有政府調節的追求社會公平和大眾福利的現代資本主義,這就是以英國傑出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eynard Keynes,1883-1946)命名的所謂凱恩斯主義型資本主義。

凱恩斯論證現代政府可能利用其權力化錢、徵稅以及控制貨幣供應等,以緩解(而非消除)資本主義的頑症――經濟盛衰期。據此,在蕭條時政府應放鬆銀根,增加開支,維持高水平僱傭和生產,甚至赤字預算為主,以補償私人消費的衰減;如果榮景過頭(過熱),帶來投機和通貨膨脹,則反其道而行之。許多西方國家通過一系列立法,逐步接納凱恩斯主義成為經濟國策,美國國會於1946年將凱恩斯學說納入立法,從而放棄了亞當.斯密以來流行的反對政府實行計劃控制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演變豈非相當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優化結合?

在凱恩斯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影響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說中有關社會公正的一些主要要求,包括高額累進所得稅制、高額累進遺產稅制、社會失業保障制、全民義務教育,以至生產資料公有制,幾乎都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平演變中以各種不同形式一一實驗。在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小政府、大社會、低稅收、限制福利、重自由而非平等、在自由中尋得相對平等的傳統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和社會理念基礎上,西方社會展現了越來越多的政府控制,越來越多的國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稅收和平均主義。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許多西方國家對公有制進行了認真的試驗,經歷了大規模的大企業國有化熱潮。例如1943年,英國保守黨領袖邱吉爾宣布要在戰後,擴大國有企業,消除失業問題,實行全民健保等福利措施。戰後下野的保守黨,支持工黨政府,大張旗鼓地推行國有化和社會福利政策,國有財產的範圍包括銀行、民航、電訊、煤礦、鋼鐵、鐵路、長程陸運、電力與天然氣等。同時,法國執政的社會黨的經濟綱領核心是在保留私有制的同時,擴大國有化和計劃化,重要的國有化行業包括煤礦、汽車業、部分信託機構、主要的保險公司、天然氣與電力、海運、航空和部分運輸業等。這些國家的國有化政策使得許多行業渡過了戰後艱難時期的困境,走上復興的坦途;但實踐明,恰如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經驗一樣,由政府接管和經營的大型企業,很難維持高效率運行和強有力的競爭地位,值得像美國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那樣堅持下來的不多。資本主義的“無”主義本性既同教條主義無緣,毋需作繭自縛,一旦發現國有化企業變得過於化錢而且阻礙經濟競爭和發揮活力,寧肯重新改回私有化。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帶頭啟動了將國營企業私有化的大規模計劃,影響西歐國有化全面退潮;西歐國家國有化程度最高的意大利,1996年趕末班車,將價值750億美元的國有工業實行了私有化。

私有化也不等原地踏步。企業股份制的蓬勃發展,體現了對原始個人資本形式的揚棄,使資本的職能和資本的所有權相分離,是資本形式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的社會化。今天美國二億九千多萬人口中的60%擁有公司股票。股份制經濟是馬克思來不及認識和研究的另類私有制或另類公有制,不同於東方社會主義實驗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那樣限制個性發展,壓抑或扼殺了私心積極性,而是從體制上改善了私心和公心之間的調諧關係,消除了原始個人資本主義企業的奴隸制剝削殘餘特徵,卻仍然保有私心積極性策動自由競爭的強盛活力。

西方民主國家社會政治經濟體制在和平演變中逐步優化改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雖然存在"萊茵模式"(德法模式)、"盎格羅模式"(英美模式)等區別,但其基礎都已成為非純粹單一私有制的"混合經濟"。所謂混合經濟的基本施政思想有以下三方面:

(1)國家在調節市場方面發揮積極的干預甚至主導性的作用;
(2)通過建立全民性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實行廣泛的社會收入和財富再分配;
(3)私營部門和公有部門之間建立密切的合作,國家根據社會總需求和國家發展總目標(計劃),以合作者或開明監督者的角色對國民經濟實施強有力干預。

"混合經濟"的本義其實就是與時俱進的優化市場經濟,支持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進步生產關係。

如果說第一次大戰顯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對人類命運的毀滅性威脅,那麽第二次大戰就是這種致命威脅的更大高潮。幸運的是,以英美為主的和平演變大見成效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蘇聯以及所有被法西斯侵略、奴役的國家結盟,憑着科技、經濟、人力和道義上的優勢,付出了罄竹難書的慘重犧牲,最終消滅了以法西斯軸心為代表的極端帝國主義“至惡”勢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次大戰以軸心國無條件投降,盟國全勝結束,實際上帝國主義及其衍生的殖民主義時代也隨之消逝了;意味着西方世界和平演變的成功和繼續,意味着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仍有機會進行偉大的歷史性的社會實驗,一部人類史即將進入新一輪兩心調諧之道探索時期。

按諸兩心調諧原理,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當於蘇聯代表的“至善”、英美代表的“中道”、和德意日法西斯“至惡”三大“天尊”的大較量。“至善”與“至惡”水火不容;“中道”和“至惡”漸行漸遠,劍拔弩張;最後形成了“至善”與“中道”聯手結盟,付出巨大犧牲,降妖伏魔,消滅法西斯“至惡”,渡過了人類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自我毀滅危機。

然後,世界進入了“至善”和“中道”試比高的冷戰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美、英、蘇雅爾達協定承認蘇聯控制和影響的地域範圍,戰後東歐的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東德,以及東亞的蒙古、北朝鮮,都成了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1949年10月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成功建立紅色新政權,極大地擴展了社會主義勢力的版圖和影響,繼之以越南、古巴等,形成了一個人口逾全球三分之一,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

第二次大戰後,歐洲受創至深的盟國在美國馬歇爾計劃援助下得以迅速復原,西方管轄下的前法西斯主義戰敗國也隨之轉型,加入了和平演變行列。在此歷史進程中,被馬克思主義者譏為“資產階級假民主”或“資產階級專政”的西方社會,逐步演進建成全民性多元化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型政治體制,進入了一個權力制衡功能健全,中庸優化決策之道漸成氣候,人類靈性創造能力因兩心調諧化得循正道比較順暢發揮,科技經濟文化教育事業高速發展進步的後工業化以至訊息化歷史時期。

新興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以北美、西歐為主體,包括日本、澳洲在內的資本主義陣營相對峙。“東方”作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勢力大本營,公開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團結一切被壓迫被奴役的人民,以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為奮鬥目標。“西方”作為革命對象,被迫採取守勢。雙方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個領域形成全面對抗。

東西方軍備競賽不斷升級。美、蘇雙方都擁有了足以毀滅全人類好多次的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世界處於瀕臨核大戰邊緣的恐怖平衡狀態。從二次大戰結束起,全球各地軍事突和局部戰爭幾未止息過,但美、蘇兩大主角從沒有直接開戰,也沒有發生過核戰爭,所以世人稱這種對峙為冷戰。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形勢急轉直下,東歐、蒙古等共產黨政權呈骨牌效應式崩潰,東西德統一,蘇聯改行多黨制民主政治後隨即解散,一同朝向政治民主化方向轉型;中共政權在文革後率先改變了與西方對抗的政治立場,實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為時近半世紀的東西方冷戰至此乃告結束。

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建立以大多數人的幸福為基礎的社會制度,進行了以馬克思主義名義的偉大創新實踐,取得了寶貴的正反兩方面經驗。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具備馬克思期許的發達資本主義背景,且處於強大的敵對勢力包圍之下,為了鞏固和強化革命政權,一律以蘇聯馬首是瞻,實行列寧主義的一黨專政體制。儘管革命政權以當然代表人民利益自信自許,這種無制衡的絕對權力體制,必然同個體自由精神相對立,用黨的絕對領導和集體主義否定了個人自由特別是思想自由的必要性;在那裡實行的公有制,把社會、集體(聯合)認作基礎,卻不是馬克思設想的那種以個體自由為基礎的“聯合”,而且把這種公有制的高度發展當作了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其實充滿了對馬克思主義本旨的誤釋和異化;在中國,尤其經歷了一場驚天地、泣鬼神,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為高潮的剿滅人性動力本源──利己私心,無所不用其極的宏大社會實驗。

當國際至惡勢力為中道取代,西方列強轉進良性和平演變軌道,“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型體制蔚成氣候之時,東方實驗對照組如果繼續堅持絕對權力,不僅排斥,更且否定中庸,強行“至善”而不知所“止”,終要自陷“過猶不及”的極端化誤區,決定了這項偉大創新實驗因社會性兩心失衡而難以為繼,走向自己的反面的必然性。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社會主義國家普遍轉型,世界進入後冷戰一體化時期,這種誤釋和異化即將成為過去的陳跡。只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似乎仍未在這個事關大本大源的命題上大徹大悟,達到徹底檢討和重新認識的程度。

東方“至善”之興,是力挽狂瀾,克制至惡,重振中道的必要。冷戰的結局,不是推倒和重建這個世界,而是實了“中道”高明,促成了調諧兩心,漸進改造世界的大局面;首先在發達國家大見成效,然後回饋東方,造成了全球性經濟一體化和政治民主化,亦即人類大家庭共襄中道化的大趨勢,開始了一個“環球同此涼熱”,浩浩蕩蕩殊途同歸的歷史性新紀元。

人類世界終於出現了自覺地制止和消滅戰爭犯罪,即避免以武力殺人為解決爭議的可能性;終於出現了政局穩定,消滅了政變,長期在穩定中發展進步的政治體制範例;終於出現了較為順暢而有效地發揮靈性創造能力,發現和善用造物為人類實驗準備着的無窮無盡規律性和物質條件,科技進步、經濟發達、環境改善,不斷增進全體社會成員福祉的良性積極持續向上發展的社會運行方式。雖然目前存在南北貧富差距,環境和資源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中東老大難僵局,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等非常威脅,令人不容盲目樂觀,但無論如何,今日世界靈性人類運用中道優化方法謀求兩心調諧的悟性和實力,已然提供了有史以來最可能轉危為安,結束“相砍書”,開創一部馬克思曾經痛切期許的“真正人類史”的空前有利機遇。


6.信仰再造,好望大同


冷戰結局再度證明了兩心調諧原理不可顛撲的基本公理性質,中庸之道用世的良性大趨勢不可逆轉,人類世界幸運地出現了東西方接軌的共同進步機會。

不要以為冷戰結束以後,超強美國帶頭率先走上了順利通向人間天堂的高速公路,前方再無阻攔。也許今天沒有任何外在政治、經濟或軍事力量,包括隱蔽險惡的國際恐怖主義堪以擋住這種發展進步的大趨勢,以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但是,一種無形的天字號危機──“信仰危機”(Crisis in Faith),正在從自己社會內部考驗全體人類的智慧。美國似乎首當其衝,世界上一切現代化或要求現代化的國家,從紐約到上海,巴黎到哈瓦那,約翰納斯堡到莫斯科,一律概莫能外,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這種難於捉摸、滲透一切的“信仰危機”,可是迄今為止,無論自信若美利堅,豪邁如中華神州,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尚無良策以對。

兩心調諧原理以為,一個社會之能夠存在與維持運行,必須具備某種煥發愛心或公心以調諧私心的信仰體系,例如宗教、學說、主義或所謂共同價值觀,構成深層社會文化意識,或稱“心態文化”。沒有這種信仰體系以支持最低限度的愛心或公心,聽任私心自由泛濫,不用說一個龐大雜的社會,就是兩三個人的小小集體也無法維持正常運行下去。儘管每個國家都建立了不勝浩繁的法律和制度──禮,如果沒有這種信仰為後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再好的法律制度也會被曲解、破壞,甚至被反其意而用來做壞事,更遑論社會公正和發展進步了。“仁-中-禮”三位一體之所以不可分割,無非就是這個道理。

現代西方民主社會嚴格奉行政教分離和信仰自由原則,不容許政府強制宣傳灌輸某種特定意識形態;人民享有高度自由權利,信仰、思想、言論、旨趣、人身、居住、擇業、婚戀…都是自己作主,自由保障了私心積極性充分發揮,從而產生社會發展進步的強大活力;此時作為體現愛心或公心的共同意識形態,很大程度上只能指靠民眾自覺自的宗教信仰,作為社會道德和價值觀之本。在美國,人們就將基督教比作公民的“道德孵化器”。

現代西方民主社會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的道德內涵,主要通過教會和家庭的教化作用。在後工業化時代,由於科技發達,靠迷信奇蹟建立起來的虔誠信仰漸難為繼,宗教戒律難保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加之經濟結構、生活形態變化,基督教教義極為重視的家庭價值觀念急劇衰落,破碎家庭比比皆是,家庭的道德教育作用,一代不如一代。基督教精神作為“心態文化”推手的歷史功勳自當永垂不朽,但由於神性宗教的歷史局限性,其功能終要趨向極限,由絢爛歸於平淡。

德國的《新約》神學家和存在主義神學家,近代有影響的新教思想家波爾特曼(Rudolf Bultmann)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發表的《新約與神話》中指出,“人不可能在使用電燈和收音機、用現代醫學和醫療手段來治病康復的同時仍相信《新約》中的神靈和奇蹟世界。”

他以為,“《新約》時代的觀念世界與我們當代的思想認識已有天壤之別,我們的世界觀已不可避免接受現代科學技術指引,而《新約》反映的世界觀則體現了古代盛行的神話的意義。”

波爾特曼認為,“這一切均為神話之談……,它們表達了前科學時代的思想,在今天看來早已過時,不被重視,因而絕不再是人們確信的對象。”他為此指出一切已經了結:“基督上天下地的歷史已經了結,末世的觀念已經了結,聖子駕着雲彩復臨的期望已經了結,神跡奇事已經了結,神的信仰也已經了結。這一切對現代人而言不僅不可理喻,甚至不值得再提。人們絕不相信自然與歷史的進程會因超然力量的干預而中斷,也不認為自我人生的意義會由此而決定。”

──“如果對地獄的觀念和沉淪的恐懼一旦冷淡了,那麽人們對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會跟着冷淡下去。”(英國,約翰.班揚《天路歷程》)

隨着加速現代化進程,舊有宗教神性信仰不可避免地走向弱化和消亡,人類社會健康發展、持續進步所賴的兩心調諧機制漸失精神憑籍,但迄今為止尚無新的適當的信仰足以承續、取代和發展其引導作用,這就是所謂信仰危機的實質。

在政教合一的專制統治體制下,老百姓受神和君主雙重管束,一般情況下,犯大罪不容易;唯特權統治階層高人一等,可以無法無天,以權牟利,為所欲為,不受制裁。乃有“竊鈎者誅,竊國者侯”這般荒謬而又真實的社會現象。

與政教合一的專制統治體制相對照,現代西方民主社會的民選政府受到重重製衡監督,官員難免犯罪,但犯大罪也難;情形恰好翻了轉來,享有高度自由權利的老百姓,既無專制強權當頭,如果也沒有宗教或適當的足以弘揚愛心或公心的共性意識形態──共同價值觀以凝聚人心,促使人們自覺地而非被動地熱愛集體、奉獻集體、保衛集體,則法律被視為束縛自由的桎梏而遭敵視和破壞,與生俱來的原罪就要猙獰畢現,得其所哉。

信仰危機的表現,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愛心(公心)無奈凋敝,自私惡魔飛揚跋扈;首先在人民享有高度自由權利的發達民主多元開放社會顯露猙獰面目,為人類文明前景敲響了不祥的警鐘。

如果我們把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前期社會達爾文主義支持帝國主義以至法西斯主義肆虐人間,視為基督教文化區的第一階段信仰危機,那麽,後冷戰的今天,不妨被看作它的第二階段。前者為國家強勢主流政治主導,後者則起自民間,勢若燎原,鋪天蓋地而來。

冷戰結束,意識形態對峙和美蘇霸權之爭俄然消失,西方社會突然解除了頭頂上的達摩克拉斯之劍(Sword of Damocles,佞臣達摩克拉斯口口聲聲稱頌君王多福,暴君以一發懸劍,命達某坐在下面,使知王者憂患。)──歷時半世紀的循正道和平演變的強大致命壓力。正如哈佛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今日美國社會日益混亂,主要在失去了敵人。這種觀點並非全然荒謬。高科技時代來臨,人類支配環境的能力和手段空前大增,又失去了鞭策力量,信仰危機怎不脫韁而起?

1898年希臘詩人卡瓦菲(C.P.Cavafy)的詩篇《迎擊蠻族》中描寫古代一座城市全體民眾在國王率領下出外迎擊來襲擊的蠻族。但直至夜幕低垂,蠻族並未出現,而且信使來報,從此不再有蠻族來犯。所有的人都惶然不知所措了。

體現愛心或公心的共同意識形態衰落之際,美國和西方世界高度自由化的社會環境,恰好提供了自私惡性狂飆,大肆破壞民主政治體制兩心調諧性質的大好機會,很容易導致社會性的道德淪喪現象,表現為精神空虛、良知泯滅、無視公益,為求器官快感刺激而不擇手段,加劇了行為上隱性或顯性的犯罪傾向。而與高科技相結合的惡魔型犯罪模式,毫不奇怪地充當了信仰危機的前衛時尚。

《美國的民主》一書的作者法國人托克維爾(Tocqueville, Alexis de)寫道:“沒有道德的自由社會從來沒有存在過!”西方信仰危機實質上威脅着自由社會的存續。正如美國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神學家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指出:“現代人的危機,基本上不是政治、經濟或社會危機,而是信仰危機。”

信仰危機並不意味着無神論的勝利,也不意味着傳統宗教即將消亡。傳統宗教信徒因而轉變為無神論者的只是極少數。

所謂人的“成熟”,並沒能克服其極限,而且,在我們可以想像的未來,根本看不到克服其極限的可能。“上帝觀”所凝聚的最高價值、所啟示的最高境界,本是基督徒得以安身立命和超越自我的精神支柱,對這一觀念的徹底拋棄和否定會使人們在變幻莫測的人生大海中重蹈生存窘境和靈性絕境。人們依然無法解答物質、生命及靈性本源這樣的古典終極問題,即便生活在富裕的高科技環境中,仍會處處感到自我的有限、窘迫和拘束,仍對難以逆料的疾病、死亡、天災、人禍和種種意外事件等命運之無奈感到恐慌不安;在尋覓平和時仍會遭遇不公的挑戰,當誰也救不了自己的時候還得呼喚上帝。若無某種精神支柱,人們只能成為漫無目標地遊蕩,找不到歸途和家園的精神流浪漢,因此宗教仍不失為這種“神的悟性”的寄託。再者,千百年來宗教傳統習慣根深蒂固,生老病死、婚嫁節慶、排難解紛、招財進寶,幾乎一切人生大事都與宗教活動緊密聯繫。儘管信心基礎動搖,若無新興的適當意識形態取而代之,即便作為一種民俗形式,宗教也是不容易自行消失的。何況現代多元高科技民主社會,徹底改變了農業化時期鄉里宗親密切依存的生活方式,孤獨空虛、彷徨疑懼滋生的不安全感,使得許多人戀棧和需要宗教提供的關愛扶助、安慰溫馨和集體生活。特別是,宗教在一個似乎非人的世界中正是人性的支持者。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危機,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神性覺悟達到轉型期,不期而至,無可逃脫的某種青黃不接的現象。信仰危機不是信仰真空,不是信仰斷層,社會發展進步一時也不會嘎然而止。幸運的是,如果我們把西方信仰危機的危害作用大分為初、中、後三個階段,那麽現在畢竟還只是初、中級階段。宗教及其神性信仰的調諧兩心功能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有些預言家相信傳統宗教將在第三個千禧年內退出歷史舞台,新的千禧剛剛在起點上,如果沒有足以取代的信仰形成,一個曾經具有強大傳統和輝煌成就的傳統宗教文化,可以指望還將陪伴羊群走一段長路。兩百多年來建成的西方民主政治仍然旺盛有力,掌握着自身命運的主動權。

信仰危機牽動千頭萬緒,但人們往往只看到現象表層就事論事,找原因時最不容易想到的大約就是信仰危機本身了。如果朝野熟視無賭,無所作為,聽之任之,兩心調諧無所憑藉,其預後不良的發散性,勢將陷人類社會夢魘般返祖逆過程,危機非常可能加速發展,一朝進入噩夢般病入膏肓的後期,現代文明成就可能毀一旦,損失不可以道計了。信仰危機給靈性人類出了一道攸關人類社會能否維持健康、強勁的前進運動,或轉向停滯、倒退、惡化的超級試題。人類能否在此蹊蹺時刻善以自處,重振信仰,開創更高層次的社會性兩心調諧新局面?悠悠萬事,莫此為大乎?

基督教內涵兩心調諧精神教義,已然成為引領西方社會發展進步成功的人生共性指導原則,不能隨神性載體手段過時而拋棄。基督教能否如上述憂心忡忡的神學家們所設想,不過多依賴其宗教外衣,積極走向當代,面對現實,謀求與世俗的統一,與其他學說、主義和宗教從戰略上以至實質上進行優化組合,形成新的有效的載體,繼續在一個極大地變化了的世界上履行推進社會發展進步的偉大歷史使命。是為當代西方社會天字號大哉問。

2001年911國際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改變了,甚至可能深刻地、長久地改變了美國和發達國家社會的“心態文化”。冷酷的恐怖主義隱形敵人的暴行,為安逸中漸趨沉淪的現代發達社會帶來了強烈的危機感,導致爆發一場愛心大覺醒,激起本來歧異紛紛的多元少數派達成抗暴共識,加強政治團結,珍視和捍衛民主自由體制;兩心調諧化信仰再度成了人們的精神支柱,因而喚起道德與法治力量,有助戰勝犯罪泛濫逆潮,緩解信仰危機的負面社會效應,成為自覺解救信仰危機的重大歷史契機。

2003年8月14日,美國東北、中西部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發生史無前例的大面積停電事故,範圍和嚴重性遠過於1977年7月類似的電力系統瓦解事故,紐約大都會地區經三十六小時方才全面恢復供電。期間各地人們表現平和鎮定、秩序井然、相互關懷、愛心盎然,絕少騷亂現象,較之二十六年前那次類似的大停電事故中出現趁機劫掠犯罪狂潮大相逕庭。慶幸之餘,人們一致首先歸因於911事件帶來的正面影響。

反恐鬥爭任重道遠,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一場沒有明確敵人與戰線的戰爭,甚至是一場沒有明確的最後勝利界線的戰爭。從美國到全球各地,世人看到了野心家利用宗教觀念煽動濫殺無辜的猙獰面目及其嚴重危害性,勢將有助擺脫巫魅魔道,在理性基礎上尋求“全球倫理”共識,從而在國際範圍促進解決像中東問題這樣的老大難結,實現人類大家庭大和解,消除靈性人類之間的仇恨根源。反恐鬥爭的嚴重性、艱鉅性和和長期性,可期為人類走出信仰危機,實現自我拯救,從反面提供無可取代的激勵作用。

事實不像美國右翼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一書中描繪的那樣:“人類意識型態演變終止,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成為普世的價值,成為人類政府最終的形式。” 當今人類意識形態不是終止演變,而是需要新一輪立足理性基礎之上的“拯救”和演進。

美國和西方發達社會面臨信仰危機的同時,在中國、在俄羅斯、在東歐、在東亞、在南亞、在中東、在拉美、在非洲、在大洋洲,隨着高科技時代來臨和世界一體化進程的展開,形形色色不同背景、不同形態、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機正在四處浮現。

其中中國特色的“真空”型信仰危機恐怕尤難將息。

千載悠悠,中國真儒蒙塵已久,引為傳統的所謂儒家思想信仰,特別是所謂理學後儒,實際上是違背天道人性的偽儒,造成了發展停滯,貧窮落後,受辱挨打的苦果。上世紀中後期,在反孔的革命化旗號下,以“崇公抑私”為特徵的偽儒“心態文化”變相復活,變本加厲,從“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閃念”的人性改造,乃至“鬥私批修”,釀成文革浩劫;這種兩心極度失衡的走向,當然也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幾乎徹底扼殺中國人的靈性創造能力,陷民族於開除球籍的險境。

偽儒要求中國人做無私的“純粹的人”,對於每一個活着的人來說,這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這種所謂傳統的固有的道德觀念,如同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自欺欺人,自我陶醉而已;可是人人必須裝得煞有介事,競相比賽扮相逼真,從而造就了一種以虛偽為特徵的中國“國民劣根性”,從“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發展到了“假大空”席捲神州大地的奇特現象。

不同於那觸及靈魂虔誠膜拜的神性宗教信仰,偽儒及其類同意識形態轟轟烈烈表象的背後,非常缺乏實心實意的私心動力為支持。待到否定文革,改革開放,“向私讓步”,容許少數人先富起來,引進西方市場機制,這種本質上假情假意的所謂信仰也者,好比拆穿了的“皇帝的新衣”神話,除了不堪回首,已然無可戀棧,巨大的精神泡沫一下子爆破了,頓時迎來了幾同人皆“看破紅塵”的信仰真空困境。

今日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新政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突破了一個又一個限制經濟增長的禁區,調動中外私心積極性大見成效,經濟騰飛,舉世矚目,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但一直未能在思想領域建立一種適合國情和時代需要的共同價值觀,堪以填補“信仰真空”,發揮持續驅動科技創新和深度改革所需的“心態文化”推手作用。時至今日,真假孔子、真假馬克思主義依然難分難解;對西方“心態文化”內涵優勢還缺乏應有的正視和領悟;天經地義的私心和萬惡之源的自私仍然混為一談,無從建立具有“仁者自愛”內涵的個人本位意識。不知“為私正名”,何以“為公正名”?何以實現真性道德復甦?“以德治國”、“依法治國”,其實難為;但見自私原罪與虛偽習性釀成的毒液遍地竄流,滋生腐化癌變,無情吞噬着國家民族肌體。

信仰真空,這個屬於“心態文化”大本大源範疇的根本性缺陷,構成了今日中國前進路上無所不在的無形阻抗和預後不良的致命隱患。如果不能及時開展適合國情的“新千禧信仰再造工程”,政治經濟改革和現代化宏願只能是一盤夾生飯,仍然可能失去大好歷史機遇,重溫不堪回首沉淪噩夢,當非危言聳聽。至於香火鼎盛,滿天神佛,邪教乘虛而起,迅速蔓延,爭奪“信仰市場”,侵蝕民族心靈,莫非勢在不免?

立足兩心調諧原理,透過光怪陸離錯綜雜的表面現象,觀察不同人群的不同形態的信仰危機(信仰真空),多是無法實證的神性信仰或是強加於人的非人性的假性信仰衰落、畸變、失靈的結果。解救之道,當非重新提倡奇迷信,再啟造神運動,或自作聰明,以為可以杜撰什麽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出路諒必在於天機解密,返璞歸真,從“心態文化”大本大源出發,樹立內涵兩心調諧真諦,堪與傳統宗教情懷兼容並茂的理性價值觀──不分國家、種族、地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性與天道”,亦即人性範疇基本公理常識的重新發現、確認和運用,在此基礎上因時因地因體制宜,運用創新智慧,去尋求適合自己背景特點的先進文化建設優化方案。

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特別是911事件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無不警示世人:靈性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迫切需要立足人性基本公理常識共識,建立合乎兩心調諧原理,人人無以自外的“普遍倫理”或“全球倫理”,着手應付人類靈性意義上的頭等大事──信仰危機(信仰真空),才能自立於不敗之地,真實有效地由“不同”而求“和”,索解老大難死結,共襄經濟一體化和政治民主化,同享繁榮發達成果,合力策進永無止境的人類文明進步事業。

基督的天國,不分東西方,只能是一個全體靈性人類的天國。馬克思說得明白,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那革命階級自己。而孔丘的大同天下,本來不容華洋夷狄固定觀念之分。

有朝一日,靈性人類終於找到了先進文化建設的共通理性始發點──“普遍倫理”或“全球倫理”所在,大約就是結束那可歌可泣、血淚斑斑的史前史,打開一部真正人類史的決定性奇妙時光了;天鐸聲聲中,可見那扉頁上展現開宗明義的一行大字“天國”近了!你們有福了!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從“性與天道” 基本公理常識出發,調諧兩心,重振信仰,勢在必行,不容蹉跎。得其先機,率先規劃,率先啟動,識時務者俊也。

青年毛澤東早就痛感“民智污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之源”相信“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均見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致黎錦熙信)

如果吾人着眼大本大源,立足兩心調諧原理,就會發現萬般錯綜雜的歷史進程之中貫穿着一個簡單而平凡的指導原則,一切社會性發展變化的背後,都可以找到若隱若現,具有決定意義的一雙“兩心”操盤推手,發展方向孰正孰負,端視這雙推手運行調諧功夫。順着這樣的思路,那眾里尋她千百度,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全球倫理”可不呼之欲出了嗎?

想一想那最難定奪的體現兩心調諧原理的普世性理性信仰“基準”體系,相當於所謂“普遍倫理”或“全球倫理”的共同價值觀──實質上就是“性與天道”基本公理常識的科學的邏輯的提煉和概括,到頭來必定簡潔明白,通俗易懂,自有極大的包容性和靈活性,能與多元文化包括神性信仰相契相融──何處尋?莫非當年超越時代,待價而沽久矣的真版孔子儒家學說到了與時俱進,重新登場,扮演要角,貢獻全體人類的歷史關頭?

今夕何夕,當年“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子,倘然躬逢此盛,想必欣然而笑:“我固待賈者也。”

(全文完)

作者聯繫電郵: paulpang21@yahoo.com

參考資料:

《孔子密碼-儒家學說的現代詮釋》 龐忠甲著,中華書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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