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茅于軾、吳敬璉、鍾偉、汪洋、林炎志的文章和觀點 |
| 送交者: lesson 2007年03月03日15:51:3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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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示： 本帖只代表 韓強 的個人觀點，不代表人民網觀點。如將本文用於其他媒體出版, 請與 作者本人 或 強國社區 聯繫。 改革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是一個窮人國，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中產階級。不是人不想發財，而是怕當了富人挨批挨斗，並且殃及子孫。那時候把富人和他們的子子孫孫都看成是階級敵人。雖然富人沒有了，富人的子女還在，他們繼承了富人“剝削”的罪名，替他們的父輩受過，不允許上大學、參軍、入黨，更談不上出國，要找個對象結婚都難。 這幾千萬中產階級的物質消費已經很接近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標準。按購買力平價，中國的人均GDP約為美國的十分之一。但中國人口接近美國的五倍。照過去的速度，中國每十年人均GDP將翻番。所以十年後中國的總消費將達到美國的總消費水平。其中消費的主力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所以中產階級的崛起將對世界的資源需求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能源、礦產品、木材、糧食將因為需求的擴大而漲價。這已經為近幾年石油漲價的事實所證明。 不但中國的中產階級會爭奪世界的資源，還有印度、印尼、巴西、尼日利亞等發展中國家也會因為人均收入的提高，中產階級的增加而大規模地使用世界上有限的資源。不可再生的資源價格將成倍地上升，迫使人均消耗減少，更多地用其他可再生的資源代替。這一過程將發生在未來的五十年中。 對這一遲早必將發生的事實，現有的發達國家大概不會很高興。因為資源產品是他們消耗得最多，漲價顯然對他們不利。但是基於人權的觀念和市場法則，人人都有進入市場的同等機會。自己窮，怨不了別人。將來變富了，就有權進入世界市場平等地採購。現在世界各國和聯合國的政要都費盡心機地減貧，希望貧困的國家和百姓能夠在他們的幫助下擺脫貧困。可是他們有沒有想清楚，窮國真正脫貧之後對他們自己的影響將是什麼。 窮國變富，從資源的角度看，對發達國家不利。但是從全球政治看應該是大大地有利。現在的窮國國內紛爭不斷，政治多變，而且往往演化成為國際衝突。窮國變富，將徹底改變國際政治。戰爭和恐怖主義將退出舞台。所節省的軍費就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數字。何況我們所追求的不僅僅是物質的豐富，更有全世界的和諧、社會的進步和每個人能夠平安地享受人生。 有些話語大義凜然，卻不具有任何實質意義，例如“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一切屬於人民”等等，但在中國卻從不缺乏感染力。同樣，我們不得不看一下，關於“中國不能容忍資本無道德、財富無倫理、企業無責任”到底表達了什麼？ 資本有道德嗎？資本是物不是人，因此這樣發問的時候，其實和我們在詢問一塊鐵礦石是否有性別、感情，並且進而討論鐵礦石的道德水準和黃金孰高孰低一樣荒唐。資本當然沒有道德，資本不高尚不卑鄙，是完全中性的。因此指責資本無道德，也許是想表達對資本家是否擁有道德吧？ 資本家可能具有高尚的、中等的或者較為低下的道德，但是其他公民要求企業家必須做到的底線是守法。亞當·斯密曾經說，“每個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標時,他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着去實現公共的最好福利”，因此一個守法的企業家即便道德水準不高，由於他創造了就業、交納了稅收，提供了商品和服務，我們仍然應該感謝他而不是譴責他。也許行善不是資本家的本性，但他遵守法律這條底線，一個吝嗇卑微的資本家給社會帶來的好處，仍然遠遠大於一個慷慨高尚的流浪漢。 如果非要強詞奪理地認為資本有道德，那麼隱含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是否應該打倒或者剝奪無道德但守法的資本家？外國資本、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又是哪種資本顯得更合乎道德一些？ 財富有倫理嗎？我們不得不首先理解什麼是倫理，人和人的共同相處才構成了道德，非常粗略地說，屬於私人價值取向的問題歸於the Ethics，即倫理；人與人的合作交往規則的問題歸於the morality，即道德。 但是倫理和道德通常都被泛稱為道德，有的時候，倫理也被稱為一級道德(the first-order morality)，合作交往規則也被稱為二級道德(the second-order morality)。由此看來，財富有倫理嗎？美元、人民幣有什麼倫理呢？因此當有人譴責不能容忍財富無倫理時，也許想要表達的意思，是擁有財富的人不能沒有倫理或者道德。以一個人擁有財富的多少，來作為衡量道德水平高低的標杆是一種可怕的邏輯，似乎只有身無分文者才是有德的了。 企業有責任嗎？有的，企業經營必須守法，必須對得起股東，對得起員工，對得起商業夥伴和消費者，對得起它所在社區。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的討論也在逐漸升溫，但過度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卻會變成各級政府逃避自身責任的遁詞。 那麼“中國不能容忍資本無道德、財富無倫理、企業無責任”表達了什麼意思呢？它表達了一種藉助對物的譴責，曲折地對資本家和富人的道德譴責。遺憾的是，法律是他律的，倫理是自律的，道德基本上也是自律的。只有上帝才能對他人進行道德審判，在俗世的官員或者學者要是扮演了神職人員的角色，那麼他實際上是在居高臨下地懷疑和譴責他人的道德水準。對資本家、對富裕群體的底線要求是法律準繩，而不是泛道德論。原標題：一塊鐵礦石的道德水準 (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只代表個人觀點) 對於民營企業創業初期的“不規範”，重慶市委書記汪洋近日在當地一個公開會議上表示，當地各級黨委、政府要給予寬容。 在17日舉行的“第六屆重慶民營企業家年會”上，汪洋對當地一些政府部門負責人和700多位民營企業家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當地各級黨委、政府作為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和經濟發展的引導者，在發展民營經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承擔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他表示，當地黨政機構的這種責任表現在“努力創造一種務實高效的發展環境，努力創造一種敢闖敢幹的創業環境，創造一種寬容、鼓勁的和諧環境”上。 “民營經濟作為改革開放以來迅猛發展的新的經濟力量，是在與傳統的經濟體制、價值觀念、社會規範、管理模式的撞擊過程中成長的，與任何新生事物一樣，創業初期的‘不規範’既是其與生俱來的‘胎記’，也正是其生機勃勃的活力所在。”汪洋說。 他表示，民營企業在創業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甚至失敗。各級黨委、政府一定要把民營經濟的發展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客觀看待、正確對待，給予最大程度的寬容和理解，堅持先發展後規範，努力營造一種容忍失敗、鼓勵探索的寬鬆環境，保護創業激情，激發創造活力。 汪洋的此番講話引起了當地民營企業家的強烈反響，在場民營企業家對其報以熱烈掌聲。目前國內民營企業在發展初期的不規範被外界視作是民營企業的“原罪”，一些內地富豪近年來被指多年前有不法操作而被監管及司法機構關注。 目前重慶民營經濟約占當地經濟總量的一半左右，但是當地國有資本依舊在水、電、氣等公用事業占據絕對壟斷地位。重慶市總商會會長尹明善此前曾稱，當地的民營經濟基本上都是在國有資本不願意介入的“邊角料”領域裡發展，發展得很辛苦，但很成功。 目前，重慶部分國有壟斷項目已有逐步放開跡象。當地媒體報道，廣州一家公交企業重組了重慶市公交一公司，來自法國的一家企業也與重慶市的國有水務企業合資組建了一家污水處理公司。 18日重慶市經濟工作會透露的信息顯示，5年內重慶將開工建設323個重大項目，涉及總投資為5853億元，主要涉及基礎設施、生態環保、結構調整及工業項目、社會事業項目四部分。這些重大項目建設資金，主要來源於政府投資、銀行貸款、外來資金、證券融資和業主自籌。經測算，目前尚存在1650億元的資金缺口。（第一財經日報 程維） 作者：林炎志 文章來源：人民網《強壇》 點擊數：274 更新時間：2006-2-28 一、 中國已經出現了資產階級 事物的變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人們還沒有完全從否定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歷史任務中脫出時，私營企業主群體迅速崛起。他們以不到2%的人口占有一多半的民間金融資產，資本規模直追國有企業的淨資產，國內生產總值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有如此龐大的資本規模，其人格化的資產階級在中國存在的事實無從迴避。 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採取“鴕鳥政策”，閉眼不承認中國出現了資產階級這個事實，不是共產黨人的品格，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承認這個事實，正確認識新的資產階級，才能制定出正確的政策來對待新資產階級，使之為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服務，用其“利”而將其“弊”降到最低程度。否則只能模糊我們自己的認識，迷失黨和人民的政治方向。 什麼是階級？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列寧選集》第4卷第11頁）簡言之，是否出現了對立階級，一看是否出現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二看剝削者、被剝削者是否各自形成了“大的集團”。如果只有個別的、少量的資本家僱傭少量員工為他們勞動，剝削僱工雇員創造的剩餘價值，那還不能說是“形成了資產階級”。如果資本家的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形成了“大的集團”，那就形成了資產階級。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條例》的規定，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僱工8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這種企業的主人叫“私營企業主”，也就是資本家。 1956年實行“公私合營”時，我國的私營企業只有16萬戶，總資產33億元（若按1比10折算成現在的人民幣，不過330億元），僱工250萬人，我們稱他們是“資產階級” （全稱是“民族資產階級”，以區別於“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他們也承認這個名稱。2000年， 我國的私營企業達到176萬戶，比1956年多十倍；僱工2011萬人，比1956年多七倍；資產總額達 13307.7億元，比1956年多三四十倍，說今日中國沒有出現資產階級，講得通嗎？ 有的人只承認中國出現了大量的“資本家”（因為這是明擺着的事實），卻不承認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理由是：他們沒有形成一個“有組織的集團”。 一、列寧說的“集團”是指生產關係中的“利益集團”。資本家都擁有本企業的產權（掌握着生產資料），都僱傭員工，剝削僱工雇員，他們與被僱傭的員工是利益矛盾、相互對立的。因此，不管有沒有形成嚴密的組織，被僱傭的員工是一個利益集團，資本家們是另一個利益集團。解放前的中國並沒有“地主聯合會”這樣的組織，能說中國沒有地主階級嗎？今日的美國也沒有全國性的“資本家聯合會”，誰也不否認美國有一個資產階級。 二、事實上，我國的私營企業主已經有了各種名目的組織（如“民營企業協會”之類），既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國性的。他們在各級人大、政協中所占的席位，數倍於他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們還有很多代言人如主張私有化的著名經濟學家”。還有許多報刊（特別是刊物）自覺不自覺地充當私營企業主的代言人。毋庸諱言，黨和政府內部的某些幹部，已經是他們的代表。今日中國的資本家們的“組織程度”，以及他們的思想家、理論家和輿論工具之多，遠遠超過建國初期的民族資產階級。 我們黨宣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是“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私營企業（資本主義成分）是“多種經濟成分”中的一種，既然承認我國已經出現“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局面，順理成章地應當承認資產階級的存在。如果承認前者，而不承認後者，那豈不自相矛盾？ 這裡要特別強調，有的人把個體工商戶與私營企業主混為一談，那是不對的。 個體工商戶是指企業屬私人所有，自己參加勞動，帶學徒、請幫工不超過7人的營利性經濟組織。他們中有些人有少量的剝削收入，但剝削收入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他們不是資本家。他們是既不同於僱工又不同於資本家的“另一個集團”。 個體工商戶的地位不穩定，在發家致富比較順利的情況下，有些人可能是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在經營不景氣的、致富受阻的情況下，他們中的多數有可能成為工人階級的後備軍。個體勞動者和個體經濟，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裡都有一定的比重。我們有些部門、有些地方制定經濟政策時，混稱“個體私營經濟”、“民營經濟”或“個體經濟”，致使我們在對社會現狀作政治、經濟分析時，往往不能科學地估量現實的階級結構。 二、 新資產階級的由來 我國現在的私營企業，是多種渠道發展、演變而成的。 我國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後，人口眾多、勞動力眾多，而人均資源遠低於世界水平，大量富餘勞動力一時還不可能全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吸納，黨和政府只能鼓勵他們發展為個體工商戶。我國人民解決溫飽問題後，消費需求趨於多樣化，許多消費品（特別是小商品）的生產無法納入國家計劃，也不適於由國有大企業來生產和經營，需要一批個體工商戶來生產和經營，起拾遺補缺的作用。當今世界正處在壟斷資本主義在國際上占據整體強勢的時代，我國的國有企業要參與國際國內經濟競爭，必須改變產業結構，採用新科技新設備，提高勞動生產率，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於是有大批職工下崗、失業，轉向個體工商戶。個體工商戶發展到一定程度，其中的一部分發展成為私營企業主（資本家），大量的富餘勞動力、失業下崗工人和破產的個體工商戶，成為私營企業主僱傭的職工。 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承包、租賃、改制的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許多企業變成了私營企業；少數人成為私營企業主，多數人成為出賣勞動力的僱工、雇員。還有一些人通過非法的、不正當的手段，挖國家的牆腳、化公為私而暴富，成為私營企業主。 為了扶持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的發展，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黨和政府給他們種種方便和優惠，他們的稅負比國有企業低得多。這些措施，促使一些個體工商戶發展成為私營企業，使許多私營企業迅速擴展。對這樣的新資產階級來說，“致富思源、富而思進”，就是要“思”這個“源”。中國的新資產階級是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是黨和政府允許的，甚至可以說是黨和政府的政策培育的。確認這一點，有重要的意義。因為能否正確對待和處理有關新資產階級的問題，關繫到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可以說是理論上的試金石、政治上的分水嶺。在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有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對於安置就業、活躍城鄉市場、提供多種多樣商品的服務方面，有積極作用。但是，私營企業畢竟屬於資本主義範疇，資本家畢竟是資本家，他們既可以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之一，又有可能成為侵蝕共產黨、吞噬社會主義制度、擾亂經濟秩序的破壞力。共產黨應該“駕馭”這股力量，用其“利”而儘可能避其“害”。 三、 新資產階級與老資產階級的異同 存在決定意識。我國的新資產階級與當年的老資產階級本質上相同，但又有所區別。 老資產階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新資產階級是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的。中國新老資產階級的本性都是剝削，都追求剩餘價值，搞資本僱傭勞動，這就使他們在人生觀、世界觀上沒有本質區別。新資本家“下海”前，他們中的一些人生活在公有制單位中，有的可能還是共產黨員，他們曾經以共產主義價值觀為依歸，按照共產黨的工作思路工作。但“下海”以後，他們評價事物的標準逐漸變了，一般都變為資產階級的實用主義價值觀和個人主義人生觀。“下海”的共產黨員尚且如此，更何況從其他社會成分演變而來的人？ 因此，要以唯物史觀對中國新資產階級的歷史特徵進行深入分析，比較他們與中國過去的民族資本家、老資格的西方資本家之間的異同。比如，新資產階級也受到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排擠，但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直接遭受過帝國主義的壓迫；由於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保護，他們對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認識，不如老牌民族資產階級清醒。又比如，老牌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曾與我們黨長期合作，解放後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新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卻想把中國推向資本主義道路。我們駕馭和領導新資產階級，就是要他們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並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協調，而不是相反。歷史證明，中國老牌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同樣，歷史也沒有給今日中國的新資產階級以執政的機會，儘管他們很想執政，或者通過改變共產黨性質的辦法來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如果他們的這個願望真的實現了，中國將會經歷長期的社會動亂和經濟衰退，因為一個統治階級成熟起來不是容易事，要進一步強大起來，還需要有特定的國際、國內條件。歷史將證明，今日中國的新資產階級已經沒有成為統治階級的條件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允許，作為愛國統一戰線的主體、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的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知識分子也不允許。今天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居於強勢的時代，資產階級在中國執政，其條件是必須成為他們的附庸。共產黨如果蛻變為資產階級政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一定會讓新的權力資產階級甚至是“黑道資產階級”執政，而絕不會讓民族資產階級執政的。俄羅斯正在經歷這個痛苦的過程，吞食自已釀成的苦果。中國不能再用國家、民族的未來作這種嘗試了，代價太大了。 四、 確認新資產階級才能正確對待新資產階級 黨中央多次指出，我們在理論上是“一脈相承”的。“一脈相承”的主線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其政治的邏輯起點是階級分析。如果我們丟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否認現實中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資產階級的存在，就無法客觀地分析當前的實際情況，正確估量社會的形勢，也就無法自覺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無法自覺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在生產關係層面確認了資本主義成分存在的客觀性和合理性。與此相聯繫，我們就應該確認現階段資產階級存在的客觀性和合理性。這樣，才能使我國生產關係的構成和社會階級關係的構成相一致，符合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因此，講清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產生了一個新資產階級，不僅是承認了一個客觀事實，也是當前思想理論戰線的一個重要創新。如果我們在理論上廓清了這個問題，在實踐中制定出正確的措施，能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搞得好，可以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留下寶貴的經驗。 有些人不承認今日中國存在資產階級，實際上是受“左”的或右的思想的束縛。在“左”的觀點看來，既然是資產階級，就得把他們“滅”掉，所以要採取“不承認主義”。右的說法是不承認私營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認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說私營企業在中國叫社會主義，在美國叫資本主義。這種“指鹿為馬”的說法，會給私有化大開方便之門，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就保不住了。也有人說，確認當代中國存在資產階級，會把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混為一談，客觀上淡化了黨在現階段的歷史任務。這是忘記了我們黨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始終堅決貫徹的一個原則就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而新民主主義是在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關係中發展的，兩個“主義”的區別是明顯的。還有人認為，確認中國現在產生了一個新資產階級，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的定義不一致。這個“不一致”其實是對的，我們現在搞的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用馬、恩當時設想的成熟社會主義標準來衡量，確實是“不夠格”的。 承認出現了一個新資產階級，並且對它實行正確的議會方針政策，不僅可以使我們在政治上保持清醒頭腦，而且也是我們黨的自信心的表現。一是說明，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體制層面上容許資本主義成分。為了發展生產力，我們曾經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老的資產階級；為了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我們現在又允許出現一個新資產階級。這裡邊有一個“誰怕誰”的問題。我們不要怕資產階級。不怕，才能利用它，才能從容地學習它的某些優點、長處；不怕，才能清醒地認識它所帶來負面作用和影響。二是說明，我們黨不但能夠駕馭市場經濟，而且能夠從容駕馭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和資產階級。 我們確認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資產階級，就有一個“誰領導誰”的問題。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大框架的前提下，讓一些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但我們是在不損害社會主義大原則（即四項基本原則）下，允許出現這些新資產階級的（為此，我們犧牲了很多社會主義小原則）。我們決不能像資產階級那樣，到頭來不能支配自已用符咒呼喚出來的“魔鬼”。這是共產黨清醒的地方，也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非常害怕我們的地方。可以自豪地說，在中國現階段，我們不僅可以允許資產階級出現，而且能夠駕馭資產階級。 我們承認出現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正視它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表現出來的階級性，才能夠與它劃清界限，才能夠防止它把勢力範圍擴展到黨內、政府內。現在不僅有幹部個人“傍大款”，而且出現了個別基層組織“傍大款”的現象。“傍”誰啊？其實“傍”的是資產階級。這就涉及共產黨和資產階級“誰領導誰”的問題，涉及愛國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反腐敗鬥爭不能簡單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單靠高薪養廉、廉政公署那一套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是駕馭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駕馭資產階級的關鍵，是黨內沒有資產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黨內沒有資產階級的關鍵，是認清新資產階級。 五、 共產黨如何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 我們認為，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鄧小平理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是實現共產黨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的理論基礎和政治前提。 共產黨駕馭市場經濟、駕馭新資產階級，首先必須按憲法的規定，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牢固樹立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使國有經濟能夠引導、控制整個國民經濟；必須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使公有制經濟的分量、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分量在國民經濟中居於主體地位。私有制經濟不能超過公有制經濟，這是底線。在這個前提下，讓私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大框架內存在和發展。孫中山尚且要“節制資本”，共產黨領導的政權豈能無節制地“大力發展私營經濟”？ 要實現上述目標，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堅持黨的純潔性。共產黨不能吸收資本家入黨，黨內不能有資產階級代理人。有組織上的純潔性，才有認識的徹底性，才有指導思想的一元化，黨才有凝聚力和戰鬥力，才能有本事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共產黨有兩個基本性質：一是階級性，二是先進性。這個先進性是工人階級的先進性，是這個階級性規定下的先進性。這個先進性與階級性的純潔程度成正比。現在，提出能否“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的問題，反映了新階級力量壯大後提出的政治要求，具有全局性的影響。這是當前中國工人階級與新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制高點”，是兩軍志在必得的政治“上甘嶺”。
不可否認，有些比較進步、開明的私營企業主，他們樂善好施，積極投身光彩事業。從歷史上看，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就曾在他父親的公司中擁有股份。恩格斯之所以如此，是為了資助馬克思從事革命事業。我們從他與馬克思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對這種“雙重生活”的厭倦和極度反感。1870年，恩格斯離開曼徹斯特來到倫敦，就不經營企業了，因為那時他已經有了支持他們兩人從事理論著述和革命活動的財力了。解放前，我們黨曾吸納過個別資本家身份的人，這些人已經具有共產黨員的覺悟，達到了黨員的標準，不但把自己的財產交給黨使用，還冒着生命危險為黨工作。這些黨員之所以還保留資本家的身份，是因為特殊工作（如掩護地下工作的身份、解決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等）的需要，一旦這種特殊的工作和身份不需要了，這些所謂的“資本家黨員”都自覺地交出了私有資本。上世紀50年代，還出現過一些自覺轉變階級立場、放棄個人財產、積極投身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紅色資本家”。 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這些年，由於工人群眾在改革過程中承受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致使當前有相當一些工人群眾對新資產階級抱有複雜的心理。一方面，在新資產階級的財主生活與優越感面前，產生了強烈的被剝奪感；另一方面則是失望、不滿甚至是仇恨。更值得我們警覺的是，一些工人群眾已經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國家的主人、黨是否可信、政府是否在為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撐腰。 工人階級是黨的階級基礎，是任何時候都必須依靠的主體力量。如果這個基礎發生動搖，黨就會失去賴以存在的條件。所以，黨必須向工人階級解釋清楚，我們為什麼要允許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資產階級出現，我們黨如何領導和駕馭資產階級。 新資產階級的出現有其歷史必然性。我們要正視新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這一客觀現實，既要承認它、利用它，通過這個途徑學習資本主義的某些先進東西；同時，又要規範它、領導它，把它引向正確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鞏固我們的階級基礎，使工人階級牢牢掌握國家的領導權，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我們黨的歷史任務。我們堅信，中國共產黨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巨大成功，會使人類歷史“再度沸騰起來”。 標題： -- 選擇表情 -- 大笑 微笑 鬱悶 驚嘆 憤怒 邪惡 呆立 無語 擺帥 陶醉 注意 疑問 生氣 快樂 害羞 悲傷 思索 眨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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