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人人想當官，人人羨慕當官。然而僧多粥少，官位有限，於是乎大家就千方百計地往自己頭上戴空“官帽子”---娶媳婦者要被眾人戴個“新郎官”的帽子，說書人要給聽眾戴個“看官”的帽子，哪怕是鄉下放豬的放羊的、飯館裡跑堂的也要戴上“豬倌”、“羊倌”、“堂倌”的帽子，儘管這個“倌”字寫起來比當官的“官”字多了個單立人的偏旁，但叫起來卻與當官的“官”字的諧音一摸一樣而神氣了許多。

平民百姓如此，有個一官半職的就更是如此了。想當年唐朝劉禹錫先生官運亨通，鼎盛時期曾官拜太子賓客，加檢校禮部尚書的正部級高級幹部，然而好景不長，一不小心得罪了皇帝老兒，一下子被貶到安徽和州當了個比和州知縣處級芝麻官還小的科級芝麻官通判，而且分配給他的福利房又小又破，劉先生牢騷滿腹，一怒之下寫下了千古名篇《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廉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但在這洋洋灑灑的高論後面，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劉先生即使在如此窮愁潦倒之時還忘不了驢倒架不倒地端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官架子，而不屑與沒有功名官位的平民百姓交往。

中國知識份子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響而千軍萬馬地爭擠在有望博取功名、加官進爵的科舉取仕這一座獨木橋上。然而還是僧多粥少，功名有限，名落孫山的倒霉蛋是遠遠多於金榜題名的幸運兒的。少數金榜題名的幸運兒當然可以“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唐.孟郊《登第》）了，可是大多數名落孫山的倒霉蛋的心情就大不一樣了，悲痛欲絕者有之，自暴自棄者有之，憤世嫉俗者亦有之。最典型的就是北宋才子柳永，他雖然才高八斗，但就是不入僵硬死板的科舉考試這一經，科舉場上，屢戰皆北，心灰意冷之下，填了一首《鶴沖天》詞：“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盪。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詞中口氣頗大，說是別看我是一介沒有功名官位的白衣百姓，我的才能可是公卿宰相這一檔次的。柳永雖然在“白衣卿相”的自我陶醉中獲得了暫時的心理平衡，但這對他實際境遇的改善不僅毫無幫助，反而使他的仕途從此徹底的沒了希望。據說當朝的皇帝宋仁宗看到柳永的《鶴沖天》後批了一句“何用浮名，且去淺斟低唱”，另有記載宋仁宗只批了四個字“且去填詞”，但不管宋仁宗對柳永的《鶴沖天》的御批是讓他淺斟低唱還是讓他填詞，總之柳永孜孜以求的企盼龍顏眷顧的功名官位算是就此徹底地泡了湯。從此一代才子就以“奉旨填詞”的自嘲在煙花柳巷裡醉生夢死地了卻一生。

由此看來，“白衣卿相”也者，只不過是失意文人的一種於事無補的自我麻醉罷了。而且細分析起來，這種自我麻醉還很讓人瞧不起，因為在它的平民白衣的下面還深深地隱藏着企盼有朝一日“再得龍頭望，明代又求賢”而為卿為相、加官進爵的夢想。相比之下，項羽在看到秦始皇出巡會稽的儀仗時發出的“彼可取而代之（我完全可以取代他）”的進取豪言和劉邦看到秦始皇南巡的儀仗時發出的“大丈夫生當如此（有作為的人活着就應該這個樣）”的自勵感嘆就比柳永的科舉功名失意後自欺欺人的酸溜溜的“白衣卿相”自喻強得太多了。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讚賞項羽和劉邦的進取豪言及自勵感嘆並不是主張大家都去爭取作皇帝，而是認為人生在世人們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精神上誰比誰更高貴的問題，這頗像佛教的最高精神境界是不拜佛的“佛我無別”的意念一樣，在俗世上的最高精神境界是藐視任何帝王的“彼可取而代之”的意念。擁有這種意念的人就是主宰自己意志、永不言卑的精神帝王。這裡還需要指出的是，所謂“精神帝王”中的“帝王”這個名詞只是在對自己擁有完全的尊嚴、自由的意志、獨立的人格方面的借用，而絲毫沒有對他人專制獨裁、殘暴奴役、思想禁錮的意思。從這種意義上說，人人都可以作精神帝王，人人都應該作精神帝王。這種精神帝王其實正是具有獨立人格、獨立思考能力的自尊自強的大國民，而這種大國民精神正是對麻木不仁、逆來順受、軟弱窩囊的中國人劣根性的徹底的顛覆，而這種顛覆則正是重塑國民精神，將中國最終建成一個民主自由、繁榮昌盛的現代化強國的基礎工程。

全體中國人民都成為精神帝王之日，必是中國成為民主富強的國家之時。這是毫無疑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