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媒體新動向ZT

牟傳珩

最新一期《瞭望》發表了頗具官方背景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的《“大國責任”的挑戰》一文。該文聲稱國際社會要中國承擔“大國責任”，其背後“隱藏玄機”，即有意要“增加中國的發展風險”，“延緩中國的崛起”，更指名道姓“美國欲以‘大國責任’利用與牽制中國。”是美國“接觸加遏制”戰略的政策體現。為此該文一方面認為“韜光養晦”仍應是中國基本的、長期的對外方針之一，強調中國只應承擔“國力相適應的責任”即有選擇的承擔“責任”，而不是全方位的大國責任，且大有責難近兩年來中共的“有所作為”外交戰略的意味；一方面又表露出要用“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的雄心。該文充分體現了大國渴望，卻不願受“大國責任”約束的矛盾、複雜的心態。更值得關注的是，該文發表後很快就被國內《新華網》等一些官方網站在首要版面上突出轉載，頗有新聞造勢的動機。

去年原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曾為胡錦濤訪美發表了反擊左派的《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一文。該文指出：“是經濟全球化成全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國共產黨無意於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文章還結論性地指出：“現在中國共產黨奉行的內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台海局勢謀求和解。”近些年來，“大國崛起”的話題風靡中國，這就為去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並引發較大社會反響，提供了深遠的台後支撐。而最近中央電視台又炮製出籠《復興之路》電視片，該片系《大國崛起》的原班人馬製作的，被認為是《大國崛起》的姐妹篇，但該片較《大國崛起》思路明顯偏左，已被全面塗染了“紅色記憶”的意識形態色彩。

其實，中國人的大國夢早就在做，而且在不斷演變着。自上世紀初，朝野就渴望擺脫西方的干預，後又要趕超日本；中共建制後，曾海吹15年超英趕美；冷戰後期，中國更是渴望成為蘇美爭霸的另一角；冷戰結束，美國鶴立雞群。為此，北大牛軍教授曾發表於《環球時報》的一篇文章中說，而今的中國大國夢，是以美國為參照，即希望獲得和美國一樣的國際地位和制定國際規則的能力。為此，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就制定了以“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立足於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目標與戰略。然而，中國要成為真正的大國，還受制於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約：一是中國版圖尚未完全統一，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共一塊最大的心病，解決不好，就會引起外來干涉，而且中國周邊地區還潛伏着不少麻煩。二是在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由於沒有民主制度的保障，社會腐敗、官民對抗、貧富懸殊、貧困人口比重很大，社會矛盾可能隨時被激發。第三，國際社會和周邊國家對紅色中國一直心存戒備、懷疑。如今，中國雖然在經濟總量、對外貿易、吸引外資與官方外匯儲備等方面有了長足的發展，但人均國民收入排世界第110位，僅相當於美國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5%，韓國的10%。依據每天收入不超過一美元的國際貧困人口標準，目前中國還有1.35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0.4%，占世界絕對貧困人口7.5億中的18%。有以上三方面的制肘和現實，導致中國伸張大國手腳受到限制。然而，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畢竟崛起了，國際影響力大了，中共謀求享有大國地位的欲望也更強烈了。因次，也就必然引發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的呼聲。

然而什麼是大國責任？“負責任的大國”地位究竟有何涵概，卻並未引發中共深層次的道德思考。從理論上講，國家責任的目標無非是追求並維護國家的基本安全、經濟富裕和全面發展。而大國責任則意味着要超越了本土範圍，向地區乃至全球擴展，來承擔國際性的道德義務。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並承擔了相當於“國際警擦”的義務。而江涌《“大國責任”的挑戰》一文認為，“大國責任論”是一柄雙刃劍，超出現有能力過多承擔此類責任，對中國的改革發展明顯不利。該文不無責難地說：導致“大國責任論”呼聲日盛，是由於一些部門在自身利益的推動下，已不滿足於一般國內的“形象工程”，而過於追逐國際的“形象工程”，一個羽翼遠未豐滿的發展中國家，給人的感覺卻儼然一副強國姿態。再有，“走出去”戰略由於缺乏協調，一些壟斷企業“高調低效”，有意甚至肆意借題炒作，只顧企業或個人揚名，不管國家利益，實際收益很少，卻弄得滿城風雨。江涌不認為大國責任是國際社會的客觀需要與義務，反認為“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重要課題，他們希望藉助大國責任以重新獲取某種國際道德優勢。”文中說美國欲以“大國責任”利用與牽制中國。“大國責任”是美國送給中國的“緊箍咒”。為此，江涌鋒芒畢露地將矛頭對準美國及西方國家。文章指出：在軍事、政治干預未見成效的情形下，美國以金融遏制中國經濟崛起、給中國製造麻煩的跡象正日益明顯。發達國家對全球經濟事務“管理失職”，不去深刻自我反省，反而日甚一日地指責中國，要中國承擔解決全球失衡的重任。美英曾以各種手法施壓新興市場金融開放，方便跨國壟斷資本藉機製造金融動盪，掠取東道國財富。此外，《“大國責任”的挑戰》一文還充滿對國家現行政策的批判：目前中國金融開放速度加快，令諸多國際經濟學家和機構驚愕，屬於“入世”承諾的積極開放，不在承諾範圍的也在“自主”加速開放。越來越多外資金融機構入境中國攻城略地，越來越多的國際投機資本進入到房地產與股票市場，金融穩定形勢日趨嚴峻，金融風險迅速增加。江涌認為：“大國責任”的喧囂實際是對中國從來就是一個負責任國家的詆毀。文章的主旨在於，要國家不斷壯大的“硬力量”（經濟實力）來發展“軟力量”，以凝聚“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

所謂“北京共識”，最初來自美國高盛公司中國顧問雷默發表的一篇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文章旨在探討中國過去20多年的發展經驗，認為中國的經驗在於漸進式的創新和實驗。此文發表後，立即引起了中國官方媒體廣泛報道和隨意發揮，形成了一种放大了的“中國化發展經驗”說法。這種說法要探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到底是如何組織的，以及中國經驗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適用性問題。此後官方媒體便是開始宣傳“北京共識”，貶低“華盛頓共識”。更有人把“北京共識”描繪成中國崛起的“軟力量”。所謂“華盛頓共識”，是指1990年在華盛頓召開的一個討論80年代中後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上，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原所長約翰．威廉姆遜說，與會者在拉美國家已經採用和將要採用的十個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達成的共識。由於國際機構的總部和美國財政部都在華盛頓，加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因此這一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由此可見，“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不僅是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且具有不同意識形態衝突的內涵。

記得《聯合早報》曾發表過鄭永年的一篇文章《切莫誇大“北京共識”》。文章指出：“總結中國本身發展的經驗無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國的經驗上升為”北京共識“，甚至象”華盛頓共識“那樣向外推廣，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這方面，中國是有歷史教訓的。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竭力向第三世界國家推廣共產主義，結果造成了一些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抵制和敵視。”今天江涌借《“大國責任”的挑戰》一文抵制“大國責任說”，再祭“北京共識”的大旗，頗有重蹈歷史舊轍，推動“新對抗主義”的味道。

其實這些年來的反美排西言論並不新鮮，奇怪的是當此中共“十七大”開幕在即之時，中國官方在主要媒體首要版面突出如此與鄭必堅主張大國合作迥異的言論，委實非同尋常，令人不能不對中共“十七大”後的對外戰略新動向予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