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明史》捧袁詆毛毀崇禎”說法的真實性以及袁崇煥殺毛文龍等問題

　　　　　　　　　　　　　　- 南鄉子 -

“仇袁人士”認為《明史》是滿清編纂的偽史，斷定袁崇煥被怨殺是滿清編造出來的謊言；斷定袁崇煥殺害了“民族英雄”毛文龍，解除了對後金的威脅，讓後金能全力進攻北京；聲稱袁崇煥就是該殺，殺得好。更有甚者，則說袁崇煥不是抗清民族英雄而是通敵謀反、殘害忠良的秦檜似的民族叛徒。這些“仇袁人士”斷定《明史》是吹捧袁崇煥、詆毀崇禎帝，目的是讓漢人痛恨崇禎帝濫殺無辜忠良，繼而痛恨明朝，擁護滿清。然而，只要閱讀過《明史》的人，都應該知道《明史》並非如這些“仇袁人士”所言的那樣，“吹捧袁崇煥、詆毀崇禎帝”，反而還捧毛文龍貶袁崇煥之意。

一、《明史》的捧毛貶袁

《明史/袁崇煥（附毛文龍）傳》把毛文龍描繪成了積極攻殺後金，騷擾、牽制後金，還有“聯接登州，以為掎角計”的智慧，讓“滿清”深惡痛疾，急欲除之的大明英雄：
“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虛襲殺滿清鎮江守將，……文龍籠絡其民為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為掎角計。……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滿清國東偏，……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越數日又遣兵襲撤爾河，攻城南……。七年正月，滿清兵征朝鮮，並規剿文龍。……時滿清惡文龍躡後。”這就為《明史》誘導人們相信【正是袁崇煥殺毛文龍，為後金解除了後顧之憂，後金才得以大舉，長途奔襲北京，因此袁崇煥是妄殺了毛文龍，毛文龍是含冤而死，所以大明才會將“專戮大帥”作為處死袁崇煥的罪名之一】而鋪下了道路。《明史》的描述，與詆毀袁崇煥吹捧毛文龍的“仇袁人士”的很相似。當然，《明史》同時也不忘記吹噓一番後金的“神勇”。

《明史》對袁崇煥卻是貶低的。且這種貶低不是根據事實，而是從人格、智慧到才能的貶低。《明史》編纂者或用形容詞、用個人主觀認識等方式把不相幹的事實變成有因果關係；或用含糊其辭的方式編造事實；或巧妙地讓人們將編纂者的主觀臆測誤以為是事實。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相信了這種貶低。這說明這種貶低方法是很有殺傷力的。“仇袁人士”一方面說《明史》是偽書因此不可信，一方面卻相信了這種貶低，並以此作為袁崇煥如何如何的根據。

《明史/袁崇煥傳》云：“崇煥既解圍，志漸驕，與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這就把袁崇煥與滿桂的不和歸罪於袁崇煥因解圍而“志漸驕”。姑且不論《明史》編纂者說袁“志漸驕”的根據何在，可“志漸驕”怎麽就一定會導致“與桂不協”，而且還是與滿桂關係不好的唯一原因呢？

更為惡劣的是，《明史》編纂者把袁崇煥請皇上將滿桂移到其它鎮的原因，說成是袁崇煥與滿桂關係不好，而且這關係不好，還是因為袁崇煥居功自傲！這就是在暗示人們：袁崇煥不但是一個居功自傲、將功勞據為己有，因此與他人關係不好，還是一個因私人關係不好就排斥功臣良將，私心大於公德，不顧大局，不顧國家利益的心胸狹隘之人。這就為誘導人們相信【袁崇煥殺毛文龍也是不顧全局，是出於個人好惡或私心的“妄殺”，是袁崇煥殺毛文龍才導致後金大舉奔襲北京鋪了路】增加了一條讓人信服的“證據”，儘管這“證據”原來不過是《明史》編纂者的主觀臆測而不是事實。

《明史》在記述袁崇煥殺毛文龍及其影響時，更加發揮了這種貶低手法。

《明史/袁崇煥傳》曰：“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把袁崇煥醜化成一上任，不去想辦法對付大明的敵人，不去收復失地，反倒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帥的小人。這與“仇袁人士”的說法頗為一致。

可事實正好相反。袁崇煥一上任，想的是如何收復失地。這有他向崇禎帝提出“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的復遼之計為證。袁崇煥一上任，做的就是平息最前線，系關大明安危的軍事要鎮寧遠、錦州的兵變，收拾、整頓關寧兵馬；就是整飭軍紀，安撫將士，設法提高將士的士氣和作戰能力；就是依法治邊，統一建制軍令，結束各自為陣、互相牽制內鬥，以至於屢遭慘敗的混亂局面；就是加強防禦、以守為攻。

錢龍錫還證實袁崇煥說過：“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去之易易耳。”這說明袁崇煥並未“欲誅毛文龍”而是有用毛之心。只要毛文龍服從朝廷命令，聽從統一指揮，不但不殺，反而還繼續重用。且若用毛文龍，還是“任而勿貳，信而勿疑”。

事實也是如此。毛文龍到袁崇煥的駐地寧遠去做禮節性拜會時，正是最容易殺毛文龍的時機，但袁崇煥沒有這樣做。有人認為這是“考慮到毛的部下不能親眼目睹，恐怕激成事變而負隅頑抗，殘局反而不好收拾”（如樊樹志的《崇禎傳》），可憑什麽就能保證那些認毛文龍為父，連祖宗姓都改成“毛”的親信們，親眼目睹自己的上司、“父親”被殺，反而不會憤怒，反而不會激起事變，反而不會負隅頑抗呢？何況袁崇煥還是在他們自己的地盤上，當着他們的面殺他們的“父”呢。袁崇煥殺毛文龍之前，採取過諸如嚴格實行海禁的手段，試圖從物質上控制毛文龍而引起了毛文龍的極大不滿。毛文龍還向崇禎帝指責袁崇煥“實在是文臣誤國”。從毛文龍給崇禎帝的上疏中的“諸臣都籌劃除掉臣，卻不籌劃消滅滿奴，拿國家大事當兒戲，為報私忿不惜操戈矛於同室”可知毛文龍甚至已經有了可能被殺的預感。因此毛文龍當然不會不警惕袁崇煥。因此，袁崇煥深入毛文龍的地盤去殺毛文龍，不但很難有百分之百成功的保證，弄不好被殺的不是毛文龍而是自己。再說，袁崇煥殺毛文龍後，既沒有解散毛文龍的私人軍隊，也沒有派自己的軍隊進駐。那麽毛的親信同樣也可以在袁崇煥離開後“激成事變而負隅頑抗”。另外，袁崇煥即使到了毛文龍的駐地，也沒有非殺毛文龍不可之心。袁崇煥是在與毛文龍談了三天，還讓其親信部下勸他，但都被毛文龍拒絕之後，才殺他的。因此，若毛文龍不拒絕袁崇煥的勸告，那袁崇煥就不會殺他。所以，“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即“袁崇煥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帥”的說法違背事實。

《明史/袁崇煥轉》又云：“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滿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這就很主觀地認為正是袁崇煥殺了毛文龍，後金兵數十萬才得以分道進攻大明。並以此指責是袁崇煥妄殺了毛文龍，至是自己又被崇禎帝誤殺。

《明史》編纂者的觀點這一觀點也與捧毛貶袁的“仇袁人士”的“袁崇煥殺毛文龍，導致毛的部隊叛變，為後金解除了後顧之憂，讓後金大舉奔襲北京，將最精銳的部隊之一贈與了後金，袁崇煥是挑起內鬥、讓滿清漁翁得利、火中取栗的極為惡劣的禍首，是自毀長城的始作俑者，袁崇煥不但該殺，就是殺幾次都不算冤枉，袁崇煥死有餘辜”之類的觀點很相似。可惜這些不但都是馬後炮，不但都是沒有具體證據佐證的主觀推測，而且還與事實不符。

二、“袁殺毛為後金解除了後顧之憂”實乃謊言

袁崇煥殺毛文龍，與所謂的“為後金解除了後顧之憂，讓後金大舉奔襲北京”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首先，袁崇煥斬毛文龍，並不意味着他不重視東江牽制滿虜的戰略作用，不等於他就放棄了東江以便為滿虜解除這一牽制。袁崇煥不但沒有像一些大臣那樣認為牽制無效而撤銷東江建制，反而很重視東江在牽制滿虜上所起的戰略作用。他在給崇禎帝的奏疏中就指出“東江（皮島）一鎮，乃牽制之必資也，無奈文龍將不將、兵不兵、餉不餉，久矣。臣差徐敷奏等逐島挑揀，不日可竣役矣。按遼東原止一鎮，今用兵時應添一鎮於河東，但勝任者難之，其人況武臣，總鎮為極品，一得則為飽鷹，不若懸此一階為策功也。今止設兩協，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權也。”

袁崇煥殺毛文龍後，就與其他將領一道，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統一軍令建制，加強行軍紀律，提高部隊的協同作戰能力，試圖結束從前那種因“經撫不和”互相牽制，導致軍心民心渙散而慘敗於後金，指揮官自身也因此身首異處的局面。

袁崇煥只殺毛文龍一人，認為其他人無罪而不予追究。連毛文龍之子、副總兵毛承祚都沒殺，還繼續委毛承祚以重任。袁崇煥也沒有解散毛文龍的部隊，更沒有撤銷東江建制。袁崇煥將東江兵分成四協，分別由毛承祚、副將陳繼盛、旗鼓徐敷奏、降將游擊劉興祚領導。“收文龍敕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由陳繼盛暫管東江事務，“俟各協中有立功的，即將毛帥所掌印題授。”袁崇煥還極力安撫毛文龍部下：對東江的1800名兵士，各賞銀三兩，還將所帶來的十萬兩，給賞其餘在島兵。對毛姓兵丁，悉聽復其舊姓任祖歸宗，有才可用的，依舊委用。並分差各官，前往安撫各島軍民。又分付毛帥屍首，着他親人自備上好棺木收斂。”儘管毛文龍部屬“其眾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但還是向皇上建言不宜撤換將帥，而是讓毛文龍部下陳繼盛統領。袁崇煥仍不放心，唯恐毛文龍部下不滿生變，而增餉銀至十八萬給東江兵，儘管東江“兵不能二萬”。後來考慮到“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又請求崇禎帝將“歲餉銀增至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為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後東江兵員減少，可袁崇煥不但不減少餉銀，反而還請求崇禎帝將餉銀增至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

以上事實還說明，無論是袁崇煥，還是崇禎帝，還是其他臣將，並不認為沒有毛文龍的東江兵起不到牽制後金的作用，否則就不會投入那麽多錢糧，就會撤銷東江建制。既然最前線的指揮官以及皇上大臣們都這樣認為，那麽除持“滿洲人比漢人聰明、更有先見之明”偏見的人外，一般人沒有理由斷定後金不這樣認為。

其次，在毛文龍活着的時候，就有不少與毛文龍同時代的人認為毛文龍沒有起牽制後金的作用。
2007-1-26 22:40:41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