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舊故事《我是怎樣出國的》

昨天上午ˇ我偶然經過東京的美國大使館。大使館門前戒備森嚴ˇ連過道行人到了大使館門前都要繞道而行。本九哥偏不信邪ˇ硬是要試一試。結果還是被警察客客氣氣地擋住。那警察對我大一鞠躬ˇ然後告訴我ˇ只有去申請簽證的人才可從從大使館門前經過去另外一張大門前排隊。我透過那矮警察的肩膀一看ˇ果不然ˇ前面排着長長的隊。

排隊辦簽證ˇ那對於九哥這個正宗的假挪威鬼子來說ˇ是件多麼遙遠的事情啊!看着那仰首張望的人們ˇ我不由ˇ起我20多年前初次出國時的這段往事來。

那是在1983年ˇ我剛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ˇ也和幾乎所有的同學一樣ˇ忙着辦理出國留學。雖然我最初是ˇ去美國ˇ但一個偶然的機會ˇ我先去了澳大利亞。

在我們那個年代ˇ所有辦過出國手續的人都知道ˇ出不出得了國ˇ關鍵是拿不拿得到簽證ˇ而拿不拿得到簽證ˇ又關鍵在你有沒有錢ˇ或者有沒有經濟擔保人ˇ而我ˇ當時的小九哥ˇˇ和許多ˇ出國的朋友一樣ˇ什麼都有ˇ就是沒有錢ˇ沒有經濟擔保人。明明知道希望渺茫ˇ我仍決定去北京試試ˇ如果實在不行ˇ也有個交代ˇ對親戚朋友ˇ還有單位的同事們ˇ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對自己的努力有個交代。就那樣ˇ我拿着我的中國護照和大學的入學通知書去了北京。

抵達北京第二天一大早ˇ我就找到了澳大利亞大使館ˇ還沒進去ˇ就看見大門口貼了張用中文寫的布告ˇ“留學簽證請去簽證處”ˇ然後是地址和地圖。還好ˇ不算太遠ˇ走過去就是。但是ˇ還沒接近簽證處的大樓ˇ就看見大樓門口擠滿了人。奇怪ˇ怎麼簽證也ˇ買火車票ˇ憑擠不憑排隊ˇ但等我跑近ˇ就不奇怪了ˇ因為我也在拼命往前擠ˇ甚至比其他人擠得更起勁ˇ不是擠着簽證ˇ而是擠着看布告。但因為人實在太多ˇ怎麼也沒能看清布告上寫的是什麼。只聽見前面的人在議論ˇ“為什麼要停辦ˇ”“什麼時候才重新開辦ˇ”這時ˇ一個中國工作人員對着大家喊話ˇ“由於種種原因ˇ暫時停止辦理留學簽證。什麼時候重新辦理ˇ另行通知”。十足的中國官僚腔調。

這時ˇ一個和我差不多年齡的小伙子主動上來跟我搭腔。他自我介紹姓朱ˇ叫朱忠。

“沒見過你ˇ你這是來第幾次了ˇ”朱忠問。

“頭一次。”我老實地回答到。

“我已經是第十一次了。”他沮喪而賣老地說。接着ˇ他賣弄起他的經驗談來。最後ˇ他問我ˇ“你的擔保是怎麼辦的ˇ是銀行存款證明ˇ還是僅僅擔保人的一封信。有存款證明最可靠ˇ保人的銀行證明也可以ˇ如果只是封信……”他還要繼續說下去。

“我ˇ什麼都沒有。”我又老實地說。

“什麼ˇ都沒有ˇˇ沒有存款證明、沒有擔保人ˇ敢從湖南大老遠跑到這裡來辦簽證ˇ開什麼國際玩笑ˇ你要是能簽上證ˇ我從此把自己的名字倒着念。”

這樣的對話既不開心又浪費時間ˇ我藉故還有事ˇ匆匆離開了朱忠。

我在大使館附近逗留ˇˇ抓住可能的機會。正ˇ着ˇ機會就來了。我看見兩個澳洲人ˇ一男一女從大使館裡走了出來ˇ我立刻上去裝着問路ˇ問去簽證處的路ˇ儘管我剛從簽證處過來。那兩個人立刻停下ˇ很認真地聽我提問ˇ然後很殷勤地為我指出去簽證處的路ˇ說ˇ“我們正好要去那裡ˇ如果不介意的話ˇ我們可以一起去。”於是ˇ我們邊走邊聊。交談中ˇ我得知他們兩並不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ˇ而是澳洲某學校的辦事員ˇ是特意從澳洲來北京招生的。從他們的口裡ˇ我打聽到暫時不辦理簽證的原因是澳洲正在調整留學簽證的政策ˇ使館負責簽證的官員回澳洲開會去了ˇ一個星期後回來。

這是多麼重要的情報。至少我不要天天來等ˇ天天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了。

於是ˇ我利用了這一個星期ˇ去天津玩了一趟。沒ˇ到ˇ這一玩ˇ玩出了我出國的鑰匙。事情是這樣的ˇ改革開放後ˇ中國音樂家協會成立了“美國音樂研究會”ˇ我以“美國爵士樂”的論文ˇ成為了該協會最年輕的會員ˇ而該協會的總部就設在天津音樂學院。我去天津玩ˇ當然就順便拜訪了協會的秘書長。聽說我立刻要出國深造ˇ秘書長表ˇ得很熱情ˇ請我到他家裡吃飯。飯吃了些什麼我不記得了ˇ記得的是他ˇ我提供了幾位十分重要的協會成員的名字和地址ˇ那其中有女高音歌唱家張權。

回到北京ˇ我一一拜訪了名單上的會員ˇ所謂會員ˇ其實都是些音樂界有名的老前輩。在張權的家裡見到她時ˇ老教授ˇ得很高興ˇ她甚至把我當成校友看待ˇ張權畢業於美國伊斯曼音樂學院ˇ。從她那裡ˇ我又得到一位很重要人物的名字ˇ那便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音樂部的部長ˇˇ好ˇ是盛中國前太太的哥哥ˇ。我立刻拜訪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音樂部。聽說我即刻要去澳洲ˇ部長托我到ˇ“有機會去跟他們說一聲ˇ就說希望他們把音樂節目做成立體聲的。澳洲使館的人來了好幾次了ˇ可我們語言不通ˇ講不太明白。”說着ˇ他找出了“那使館的人”的名片遞給我。那是澳洲大使館文化秘書的名片。那名片ˇ便成為了我出國的鑰匙。

第二天ˇ我一大早就去了大使館ˇ出示的雖然是湖南廣播電視廳的工作證ˇ但聲稱是中央廣播電台派來的ˇ派我來找……我出示了那張名片。於是ˇ很快我與那名片上的人見面了。聽說我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派來的ˇ那人很客氣地把我請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們談起了音樂ˇ談音樂ˇ就等於是談我的飯碗ˇˇ談起了廣播電台的音樂節目。那文化秘書打了個電話ˇ興奮地對我說ˇ“如果你不介意的話ˇ我ˇ介紹你認識一個人ˇ澳洲廣播電台中文部的負責人約漢.克隆先生ˇ他ˇ在正好在北京。”

“我不在意ˇ非常地不在意。”我哪裡敢在意ˇ簡直是喜出望外。

很快ˇ約漢.克隆先生來到文化秘書的辦公室與我握手。三個人談得很投機。談着談着ˇ文化秘書突然問約漢ˇ“為什麼不問問這位丹尼ˇ丹尼是我的英文名ˇ有沒有興趣幫幫我們。”約漢應和到ˇ“我也這麼ˇˇ其實我一直在找一個既懂英文又懂音樂還懂廣播的大陸中國人。”

我覺得機會到了ˇ於是告訴了他們我雖計划去美國伊斯曼音樂學院深造ˇ但如果他們實在需要ˇ先去澳洲幫他們一段時間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考慮。

“你有護照嗎ˇ”文化秘書問。

“有。”我答。

“帶在身上了嗎ˇ”他又問。

“帶着的。”我又答。

“你在澳洲有朋友嗎ˇ”他問。

“有。”我答。
“你銀行里有存款嗎ˇ”他又問。

“有ˇ我的意思是會有的。”我又答。

“你什麼時候可以去澳洲ˇ”他再問。

“立刻可以。”我再答。

“那好ˇ你能把護照留在我這裡嗎ˇ”他最後問。

“留到什麼時候ˇ”我問。

“留到明天ˇ明天上午10點。好ˇ我們就這樣定了。”

接下來ˇ我與約漢具體談起打算做一個介紹澳洲音樂的系列廣播節目。約漢再三警告我ˇ那只是一份鐘點工ˇ不要指望靠那吃飯。我也反覆請他放心ˇ說我有別的本事吃飯。

第二天上午10點ˇ我準時拿到了我的簽證ˇ我頓時覺得飄然ˇ不記得從大使館是走出來的還是飛出來的。

我有意從大使館來到簽證處ˇ對着那堆仍在擁擠的人們ˇ露出了勝利者的微笑。在人群中ˇ我又發ˇ了那個人ˇ那個人叫朱什麼來着ˇ叫豬什麼來着ˇ對了ˇ叫朱忠。我對着他用最大的動作揮動着我的手臂。他發ˇ我ˇ朝我走過來。

“你好ˇ忠朱。”我友好而居高臨下地叫到。

“嘿ˇ你幹嗎罵人ˇ叫我‘種豬’ˇ”他ˇ得很不高興的樣子。

我沒有等他在靠近ˇ只揮動揮動手裡的護照ˇ大聲喊到ˇ“我們澳洲見。”

去了澳洲幾年後ˇ我又移民挪威ˇ不久成為了挪威公民。從那以後ˇ“簽證”這個詞彙ˇ就不再對我老九有意義。一本小紅本本ˇ一雙鞋一個背包ˇ坐飛機如同公共汽車ˇ全世界滿天飛。

讓我們把話題回到東京。當繞道經過美國大使館的時候ˇ我故意把步子放得很慢ˇ對着那些被寒風凍僵的人們ˇ滿臉一幅小人得志的神情。

九哥

於東京

ˇ文章里的內容取材於本人的自傳長篇小說《父子琴》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