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柏楊回憶錄》看國民黨的殘暴毛澤東的慈悲 |
| 送交者: 數學 2008年04月30日13:26:2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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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深圳商報連載的《柏楊回憶錄》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強烈建議大家都看一看這個回憶錄。 我看了這個回憶錄的幾個章節，就感到國民黨實在是太兇殘了，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社會真是太黑暗了。我覺得在台灣的國民黨基本上就是一個法西斯的組織。 不是也有反共人士經常描述大陸的反右啊文革啊什麼的多麼多麼黑暗麼。但是我是重證據的。我通常對於任何當事人描述的回憶錄都是持相信態度的。比如張賢亮，叢維熙，馮驥才等原來就是右派的作家們寫的回憶錄，還有一些人寫的什麼《牛棚雜憶》，還有右派蕭乾寫的回憶錄，還有這些作家寫的小說，我基本上都相信。但是後來的根本就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作家寫的關於文革的描述就經常是胡扯了。 將兩岸的這些個揭露性的回憶錄相比較，在承認兩邊所有人的回憶錄都是事實的基礎上，確實是可以認為共產黨的所謂迫害和國民黨的相比，根本就不是一個性質的問題，前者是左的錯誤，是脫胎於舊社會的新社會不可避免的，有很多乾脆就是混進共產黨和革命隊伍里的國民黨干的。而後者完全是反動。下面我就將兩邊的情況比較一下。 先說殺人，在共和國的毛澤東時代的後期，國民黨的重要要犯，包括在紅岩小說中描寫的一些國民黨特務，都被特赦釋放了，而且允許他們到台灣，到美國或者到香港，也真的有人去了，也寫了回憶錄，看他們寫的回憶錄也沒有受到什麼大的虐待。而在台灣，所有的共產黨全部被處決了，一個被釋放的都沒有。國民黨也知道柏楊並不是共產黨，因此還將其判十幾年的徒刑。共產黨這邊在反右時打了五十萬的右派，平反的時候基本上還是五十萬，絕大多數人都是活下來的。共產黨這邊殺人殺錯的也很少很少，也就是張志新，遇羅克等廖廖數人，而且一旦平反就努力在報上給予恢復名譽，給家人儘可能地補償。而在台灣被錯殺的眾多人，國民黨從來就沒有任何道歉，補償等行為。這完全與毛澤東和蔣介石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有關係，毛澤東就不主張多殺人，甚至在文革中提出對反革命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而蔣介石的性格就是要通過屠殺來建立統治。而且，共產黨從來就不搞暗殺，在毛澤東時代殺的每一個人都是要開公判大會的。而國民黨直到蔣經國時代還因為一個作家江南寫了《蔣經國傳》而一直追殺到美國。 再說打人，實際上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文化都是認為必要的時候是可以打人的，象水滸三國紅樓等小說都描寫了舊社會的許多打人的情況，包括用肉刑。這個惡習國民黨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是公開要搞的。我很奇怪的是外國的許多故事片裡也都對一些必要的打人認為是正義的，在改革開放以後看到的外國片中經常就有主角且是正角打人的現象。而在毛澤東時代打人確實已經只是舊社會的殘留物，是在電影裡描寫舊社會時看到的東西。當時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曾經在全國廣泛推行，“不打人罵人”，“要文斗不要武鬥”，“嚴禁逼供信”的廣泛宣傳要超過中國以往的任何時代，要超過任何著名公司如可口可樂公司的廣告量。但是舊社會的惡習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文革中還是有不少混進造反派的敗類搞打人。但是要看看柏楊在監獄裡挨的揍，文革中的打人與之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我就沒有看到過國內的親身經歷過被打的人寫的回憶錄描寫到象柏楊挨打挨的那麼慘的。而且文革中的挨打並不是政府機構人員的打，所有的有關打人的回憶錄都和群眾組織有關係。 再說關押的條件，大陸這邊即使是牛棚，每個人也都還有一個睡覺的地方。實際上許多所謂牛棚根本就是無人看押的。張賢亮寫的小說“青春期”就描寫過這一點，無非是“牛鬼蛇神”必須集中住在一個大房間，白天出去勞動，或者接受群眾批鬥。張賢亮在住牛棚期間晚上還有機會溜出去亂搞女人。而大陸的監獄和勞改農場也都實行軍事化管理，就是象軍營一樣，被子必須疊得整齊，每個人定期理髮刮鬍子。大陸的有些地方的拘留所條件差一些，但每個人也都有睡覺的地方，所謂條件差就是有一個馬桶，每個人在馬桶上方便。但是一旦正式判刑，進入勞改農場，就是可以去上廁所了，完全和部隊生活沒有什麼兩樣。也正是因為拘留所條件差一些，所以大陸在宣判和計算刑期的時候，拘留所里一天是算兩天的。 而柏楊的回憶錄中描寫的情況卻是這樣，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人關在就幾張床那麼小的牢房裡，不可能都躺下，而是大家輪流躺着睡覺。馬桶的屎尿都粘在柏楊的褲子上，當然也無可能刮鬍子洗臉換衣服。柏楊第一次被捕的時候是在五十年代初，兩個人找到柏楊說“你跟我們走一趟”，然後就將柏楊關進這樣的牢房，關了一個月柏楊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事，而提堂提走的人基本上都因為通共罪而槍斃。一個月以後突然被提堂，法官看了看檔案就宣布是死刑，但後來一看說是名字搞錯了，不是柏楊。因此又回去這樣關了六個月，再次提堂宣布柏楊偷聽匪台，判刑六個月，因此柏楊總算可以被釋放了，但要交保釋金幾萬元。柏楊第二次被捕是在文革期間，因為一個漫畫，還是翻譯外國的一個漫畫，被認為是影射蔣介石父子，也是一被叫去就關在一個牢房裡，同樣也是十幾個人關在只有幾張床的一個地方。而且柏楊受到嚴刑拷打，被迫承認自己通匪通共，差點沒被判死刑，後來判了十幾年徒刑。 因此我以為，要我選擇在毛澤東的那個時代，或者是在大陸被打成反革命，或者是在台灣被誣為通共，我選擇大陸，在大陸的反革命條件遠好於在台灣的共產黨。 當然，人從本質上說都是嬌氣的，因此只要有所虐待虧待，或者受了什麼苦，他都是會無限誇大的，會認為事情有多麼多麼嚴重。象經常來強國論壇的不是不是先生在文革中就被打成反革命，她也承認吃的比一般老百姓好，而且服刑後期出來勞動根本就沒有人看押她。而且，我認為毛澤東想出的這個勞動改造的主意不錯，我如果服刑就喜歡到農田裡乾乾活，種種地，養養豬，和柏楊那樣十幾個人象沙丁魚罐頭一樣擠在一個又髒又臭的牢房裡相比，實在是天堂了。 象右派馮驥才收集了許多人的在文革的紀錄，那都是證據，叫《一百個人的十年》，其中確有非常慘的事情，但從比例來看，從受迫害的程度來看，都比不上柏楊寫的這個回憶錄。主要的慘事還是在文革的初期，是一些高乾子弟的紅衛兵干的打人的事情。而實際上那些紅衛兵並不代表紅衛兵全體。而且，文革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真正要倒霉的本來是那些高幹，而那些高幹的子女反而來了個先下手，迫害起知識分子來了。真正到了局勢穩定之後，即1969年的九大召開之後，那種打人的慘事就已經極少極少了。而且在那個時候，文革初期打人的那伙人，大多已經被當作打砸槍分子被抓起來了。 比較大陸和台灣的文革十年的時期，我認為大陸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風水輪流轉，非常能夠體現曹雪芹先生所說的“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莾長”，“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的情況。而如果我那個時候生活在台灣，我會感到非常地壓抑。因為，象台灣，還有國外的印尼，菲律賓這樣的受到美國支持的這種獨裁統治，輪迴的速度是很慢的。而大陸的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輪迴的速度快。尤其是文革期間，輪迴得非常快。這樣人民的心情會愉快一些。 我這裡說的輪迴，就是一個人從倒霉到不倒霉，從不倒霉到倒霉的這樣一個切換速度，尤其是壞蛋受到懲處的速度。 按照我的狼與羊的理論，任何社會任何時候都是狼占上風的，即社會上層經常會有壞蛋出現。而一個輪迴快的社會，這伙子壞蛋把那伙子壞蛋幹掉的速度也快，這樣人民的心情就會好一些，就會有一些開心。 而文革期間就是這樣，蹦得很厲害的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壞蛋總是多的。可是今天他還可能是一個紅衛兵或者什麼造反頭頭，明天，或者下個月，或者半年到一年，就有可能成了反革命。今天可能還是一個很風光的共產黨幹部，過一段時間就被打成走資派，但再過一段時間又解放了。 老舍先生是在文革最開始的時候挨了高乾子弟紅衛兵的打，受不了就自殺。但是他是不應該自殺的，和柏楊挨的打相比，老舍只要再堅持一年左右，就會發現那些打他的人成了反革命聯動組織的成員了。 而相比之下，台灣的國民黨壞蛋可以一壞壞很久，到現在那些迫害柏楊的人可能還在得意洋洋地任職呢。比如台灣的李登輝，陳水扁，壞了那麼多年，還是得意洋洋的，輪迴速度比大陸慢得太多，人民心情就很壓抑。 比如王蒙，在被打成右派以後自己要求去新疆農村，結果文革期間吃得很好，而且心情並不壞，因為那些打他為右派的幹部們，自己也倒霉了。王蒙在小說狂歡的季節里就描寫了他的這個心態，“你們說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你們還多了一反，反毛澤東思想”。比較一下王蒙，張賢亮，叢維熙寫的那些經歷，再比一下柏楊回憶錄中他的經歷，那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因此我看了柏楊的回憶錄後覺得，在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復出前，中央政府曾經向台灣伸出橄欖枝的時候提出的“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口號是一個錯誤。因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雖然國民黨已經向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但是國民黨受到了全國所有的地主階級和相當一部分上層階級的擁護，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團結全國的力量反對日本侵略者，因此第二次國共合作是英明的決策。 而當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時候，國民黨完全是一個受美帝國主義支持的法西斯組織，即受到台灣下層人民的憎恨，又受到台灣上層階級的仇恨，可以說是民心喪盡完全靠着軍隊來維持統治，而軍隊也是台灣本土人越來越多。你想想台灣人民受到國民黨那麼多的害，本來希望大陸的人民解放軍來解放他們，消滅國民黨反動集團。可是共產黨卻要和壞蛋合作。加上這個時候國內的知識分子開始起勁地描黑大陸，這很容易讓台灣人民產生印象共產黨和國民黨是一窩的壞蛋。這就讓另外一個毒瘤，台獨的壯大和發展製造了條件。 因此，那個時候共產黨的政策根本就不應當轉型，仍然要認為台灣是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認為國民黨壞壞壞，號召台灣人民起來用非法的或者合法的手段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同時要警惕台獨勢力的發展。“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原本不應當放棄。 再說說在中國的文革期間輪迴快的一個後果，就是到了後來所有暫時得了勢占了上風的人，都知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道理，甚至是“一年河東，一年河西”。這樣一來人們就都開始留一手了，我說的留一手，就是人們之間的關係開始趨向於溫和。 我記得在1969年時民間就開始流傳着一個術語，叫“上綱上線”。當一個人用很政治的話對另一個人說“你違反了毛澤東思想”之類的批評話時，另一個人就非常生氣地回答：“你別給我上綱上線！”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反指控。就是說，任何群體中如果有人被別人認為是“愛上綱上線”的人，他就沒有朋友了。而當時的關係學是大行其道的，如果沒有關係，在當時的社會完全是寸步難行的。買肉要有賣肉的朋友，買自行車要有賣自行車的朋友，辦任何事情都要有朋友。 因此，在鄧小平復出的1974年，鄧小平當時總結大陸的症狀就是“軟，懶，散”，所謂軟，就是當頭的對下屬都很客氣，基本上沒有嚴厲命令這樣的事情，都是好言勸下面干一些活兒，懶自然就不用說，無非就是一種廣泛的不積極的情緒。而散，就是紀律鬆懈，自由散漫。將這樣一個軟懶散的社會稱作什麼黑暗的專制社會是完全說不通的。 我覺得，就一個老百姓而言，生活在文革的後期，主要的缺點就是窮。如果沒有這個窮字，在其它方面其實是很自在很安全的。當然，當官的和知識分子不自在不安全，這我承認。而這個窮和今天的窮還不一樣，那時候的窮是窮得自在。而今天如果有窮人，他就要火急火燎地去找工作，要去向諸位老闆陪笑臉了。而找到工作，可能也是要每天忙個不停的了，無可能再懶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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