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黃仁宇和唐德剛的“大歷史觀”

蘆笛

適才在網上看見無名氏所作網文《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黃仁宇大歷史觀批判》，立論頗為粗疏，批判失於空洞，但觸發了我早就有的感覺，因作此文，但願不是空洞批判。

所謂“大歷史觀”，其實就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它與一般史學研究的區別，是後者局限於局部研究，而前者則縱觀歷史，從中找出發展規律。此乃黑格爾的發明，是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病“體系症”的頑固反映。

在黑格爾之前，歷史學家都把歷史看成是偶然事件的堆積。黑格爾既是德國哲學家，當然就酷愛構建龐大的理論體系，好把整個宇宙統統裝進他那“乾坤一氣袋”中。為此，他認定歷史是冥冥之中受某個“精神”支配的發展過程，其發展三階段乃是“正題－反題－合題”。

馬克思沿襲了乃師的思路，發明了“歷史唯物論”的????，認為人類社會如同自然現象一樣，在冥冥之中受某個客觀規律的控制，歷原始社會而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而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列寧塞進去的過渡階段）。他和乃師的區別，只在於“把頭足顛倒過來”，認為驅動歷史發展的不是“精神”，而是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突破了生產關係的束縛，引起社會革命，由此改變社會的上層建築，使得社會作階段性發展，這就是為毛澤東怒批的“唯生產力論”。

無論是黑格爾的“精神史觀”，還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 ，其共同實質乃是“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歷史事件的出現乃是必然的，為其發展過程不可缺少，因而也就是合理的。用馬列行話來說便是“偶然是必然的表現”。這武斷認定其實否認了歷史可以是一個偶然的隨機過程，把歷史看成是一個必然的預先決定了的（predetermined）的過程，可以稱之為“決定論”，在某種程度上很像佛家的“宿命論”。馬克思和列寧的區別，乃是馬克思雖然含混不清模稜兩可，但畢竟還要冒充科學家，強調“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無產階級革命乃是命中注定的，既不能避免，也不能躐等躁進，揠苗助長，而列寧（以及徒子徒孫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輩）則強調“事在人為，人定勝天”，可以而且應該拔苗助長。

由於國際共運一度獲得空前成功，這些P話也就一度空前普及。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以及唐德剛先生的“社會轉型”論，其實都源出於此。那思路傳承的乃是黑格爾－馬克思的衣缽，通過以回溯既往事件去尋找“客觀規律”，用“小子”網友的話來說就是“先射箭，後畫靶”：在古人胡亂射出來的箭着點周圍畫上靶圈，然後贊曰：好箭法！當真是百步穿楊！養由基不予欺也！接着便洋洋灑灑說出一大堆話來，解釋那箭為何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必不可免的，極度合理的，等等，等等。

我個人認為，歷史事件中確有必然因素。例如民初共和實驗失敗，在我看來就是必然的——它遠遠超出了當時的民智，而民主制度的運作需要全民協作。但 “有必然原因”與“受客觀規律的必然支配”是兩回事。因此，我也在回溯歷史時尋找必然的文化經濟原因，但絕不毫無根據地認定冥冥之中有個“客觀規律”在支配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更不會認定這規律保證了中國的前途。

必須指出，通過回溯審視已知事物來尋找規律，可以算成是一種科研方法，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是這麼發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都深受這位同代人的影響。但他們畢竟是科盲，不知道這一套並不能機械搬運到所謂“社會科學”中特別是歷史研究中去，原因很簡單：沒法驗證。

有點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科學假說要變成定律，那假說必須有預言能力，而那預言就構成了驗證該假說的手段。歷史研究對象卻根本不可能重複，誰也無法證明某種形態的社會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能把時間倒回去再來一次，向大眾證明，社會發展至此，下一步只能這麼發展，不能有別的出路。所以，除了科盲和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便誰也不能說：“民初民主實驗必然垮台，國共相爭共產黨必然勝利，這都是歷史內在規律決定的必然的合理事件。”可惜言必稱“科學”的唐先生就專鬧這種笑話。

黃仁宇先生這個問題還不是太突出，唐德剛先生則簡直走火入魔到了滑稽地步了。我從網上下載了唐先生的三部史書：《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以及《民國前十年》。這三部書（後兩部可能是同書異名，所以可能只是兩部，要不這稿費騙得也就太邪乎了）內容頗多雷同，有吹脹騙稿費之嫌，這也不去說它了。最令人忍無可忍的就是，他那“長江三峽”、“社會轉型”說而又說，“一篇之中，N致意焉”，往少算也反覆說了190多次吧。一旦看見：“讀者諸公諸婆！現在長江三峽到了，請回過頭看看，我國的歷史發展就是如同這長江一樣，雖然千迴百折，但畢竟一定會流向東洋大海！”您就得趕快往後起碼跳一頁，以免被那廢話淹死。

那麼，他們找出來的“歷史發展規律”到底是什麼玩意？和馬克思也差不多，同樣是以歐洲的歷史發展過程作為巴黎國際計量局制定的量度標準，以之衡量其他文明。馬克思好歹還說明，他發現的“社會發展規律”只適用於歐洲，連俄國是否適用他都來不及研究就死球了（我記得普列漢諾夫曾請教他這問題，他說要研究研究再答覆，後來便伸腿了），亞非拉是否適用當然就更別提了。此外，馬克思畢竟還作了未來的預言，認定共產主義必然要實現。而黃、唐二位連這種預言都做不出來。他們可以預見的，就是中國社會必然也要“現代化”亦即變成西方模式的社會。

最能反映唐德剛先生思維混亂的，乃是他抨擊乃師胡適的“全盤西化”口號，卻又力主中國將來必然實現民主法治的社會轉型。他口中所謂“社會轉型”，其實是說中國社會從傳統模式轉化為西方模式，而這一過程是必然的，命定要發生的。為了彌縫這不可能彌縫的自相矛盾，他使用了“現代化”這個術語來偷換“西化”，似乎除了西方模式還有什麼“現代社會”一般。他認為，東西方都要現代化，只是西方先完成了這社會轉型，所以，中國近現代發生的一切，不是充滿挫敗的西化，而是重複西方已經走過的進化過程。

這實在算不得什麼偉大發現，我早在初中時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那是初三的政治課教材，據何方說有若幹部分是張聞天寫的）時便倒背如流了。至今我還記得偉大領袖的哼哼教導：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能按照馬克思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緩慢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云云。這基本假定就是：全世界各種文明雖有先進落後之差，但即使在互相隔離的情況下，由“歷史規律”決定的發展途徑只會是同一條。因此，近現代中國發生的不是西化，而是由落後到先進的“現代化”或曰“社會轉型”。我們和西洋文明的區別，只在於先後而已。

這幼稚園理論，乃是我在二十剛出頭清算馬列時最先撕毀的偽科學理論之一。它之所以最容易撕，乃是因為“放之四海皆不准”，除了歐洲外，這主觀認定幾乎與所有的文明發展勢態都鑿枘不入，我早就在舊作中列舉過了：

1） 它不能解釋為何人類起源於非洲，而那裡的許多人至今還生活在叢林中，連文字都尚未發明出來。

2） 它不能解釋許多古老文明為何衰落，甚至消亡得無影無蹤。

3） 它不能解釋為何歐洲文明與眾不同，是所有已知文明中唯一能持續發展的。與之相反，其他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停滯下來。

4） 它不能解釋中國文明為何以“治亂循環”的方式長期停滯不前，而且在宋代之後便呈現緩慢然而確鑿的倒退。雖然富有侵略性的異族入主中原使得清朝“文治武功”到達了頂峰，但增加的只是幅員而已，並未使社會脫出既有循環模式。連楊度都看出了這一點，認為中國歷史在小時段看來有興衰，從整體來看則毫無進步。

5） 它不能解釋為何中國進入資本主義乃至採用民主制度會如此艱難，甚至出現了以中共社會這種兼有傳統社會和外來極權社會弊病、卻毫無傳統社會優點的怪胎。英美的“現代化”似乎從來不曾出現這種社會的全面倒退。

以上這一系列事實，便足以粉碎“長江三峽社會轉型”的偽科學理論。非科盲都知道，科學假設只要不能解釋一個現象，就得修改，若無法修改，就得斷然拋棄之。現在馬－毛－唐／黃理論除了能解釋歐洲文明那原來的出發模型（working model）之外，竟然不能解釋任何一種其他文明，這還配稱為“理論”，遑論“科學理論”？

最有趣的是，就連唐先生自己都誤引毛澤東的爛詩，強調指出了“百代都行秦法政” （蘆案：當為“秦政法”） 的事實。既然如此，唐先生又有什麼根據說，即使沒有外來文明衝擊，中國仍會改變這種狀況，按西方人走過的路徑去實現現代化轉型呢？

其實用不着專業學歷史，只需稍有點世界知識，便能看出歐洲文明乃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例外而非常例，用它來作“國際標準量度”，如同以穆鐵柱作為國民平均身高去衡量國人高矮一般。

我的觀點早在《中國為什麼沒有大思想家》中說過了。我認為，人類諸文明是獨自發生的，各有各的發展途徑，並沒有什麼“共同規律”。歐洲因為地理上的得天獨厚以及列國林立，成了一個類似熱力學上的開放系統，由此導致了它不斷發展的特點，而其他文明則處在封閉系統內，在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只能停滯不前。

由此可知，如果地理上的隔離不被打破，中國只會永遠悠悠循環下去。但由於歐洲文明發生了全球大爆炸，咱們的封閉系統被強行打破，於是便發生了文明碰撞，本土文明被迫與西方文明較量高下，導致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機。自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知識分子花了60年的光陰才承認了西方文明的優越，被迫按西方模式改造社會。

這就是唐先生觀察到的“社會轉型”。它並不是什麼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必然趨勢，而是落後者有意學習追趕先進者的主觀努力。中國人不做這種努力也完全可以，照樣能像非洲人那樣悠然活下去，冥冥之中並沒有什麼客觀規律決定了咱們一定要現代化，更沒有什麼天命保證咱們的“社會轉型”一定成功。

因此，中國的社會轉型乃是主動學習的結果，並非客觀規律決定的必然變化。澄清了這一點後，立刻就能發現中國的社會轉型何以如此艱難——它反映了國人缺乏日本人那種心態、學習能力與調適應變能力，而這主要是文化傳統決定的。日本人雖然也曾在歷史上自命過“中國”（文明中心），但他們的文明從來就是進口的，拿手好戲就是引入與本土文明頗為扞格的外來文明，把它變為己有，傑出的表現之一乃是引入單音節漢字表達多音節語言。人家既沒有故步自封的夜郎心態，又具有出類拔萃的學習能力，當然學習的結果就和背負了沉重文明包袱的中國井蛙完全不同。

可惜無論是唐先生還是黃先生都沒看到這一點，把“社會轉型”當成了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於是便從自然環境或社會結構而不是從文化傳統中去找原因。黃先生的解釋是日本具有類似於歐洲的封建社會，而唐先生的解釋則是因為日本是小國，而中國是大國！

黃先生的解釋可能還有一定道理，雖則他不能解釋為何日本不會像英國那樣自髮長入資本主義社會，卻需要外來文明的衝擊。唐先生則完全是搞笑了。這世上小國多的是，為何韓國、越南、柬埔寨等小國的轉型比中國還困難？中國再不濟，好歹還沒像韓國越南那樣淪為殖民地吧？

這“必然發生的社會轉型”論的最大弊病，還是它掩蓋了民族的失敗，把全民合力製造出來的共黨制度怪胎，說成是客觀必然過程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成了合理事件。這不但在客觀上起到了為中共暴政辯護的作用，更助長了國民虛驕自得心態，使得國人既不能總結歷史教訓，俾未來的中國人懲前毖後，又使得國人無從察覺現行制度隱伏着的巨大危機。而這本該是研究“大歷史”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黃唐二先生可謂在作負功。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一部中國現代史，就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全民失敗史。引入西方文明，按外來模式改造自己的社會，是一項曠日持久的巨大的系統工程，絕非一蹴可就。可惜國人急功近利，毫無耐心，總是想“一步到位”，“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當初清朝決定立憲，而革命黨人決定革命，都是為了富國強兵。革命黨人主張革命，那理由孫中山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了，是為了“取法乎上”，採用共和這最先進的“機車”。國人既然淺薄到把社會改造當成是類似引入器物的簡單事體，看不到西方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在發現這“機車”在中國土壤上開不起來時，自然只會有兩種選擇：要麼倒回去坐帝制馬車，要麼再去引個更先進的“機車”來。

這兩種方案都試過了。帝制無法恢復，因為“人人可做總統”的“民權觀念”已粉碎了“天命論”。而新引入的機車便是“以俄為師”，這結果便是造成了社會的全面後退，使得中國從此陷入難以自拔（姑不說是無法自拔吧）的泥坑。

此中道理，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古德諾早在上世紀初就已經講明白了，而唐德剛先生自己就引用過：“‘非繼承式的寡頭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遠不如‘繼承式的寡頭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之為優也。”

我已經在剖析中共制度並預言中國走向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了現代極權制度較傳統帝制惡劣萬倍的結構原因。這裡再重複一遍：

1） 現代極權制度永遠無法磨合出一個產生接班人的法律程序甚至潛規則來，因而把過去幾百年才發生一次的帝位爭奪戰，縮短到了七八年來一次，使得執政黨成了最大的潛在亂源，國家永久生活在內亂甚至核內戰的巨大陰影下。

2） 傳統中國人堅信“君權神授”，因此除非在末世出現了“天命轉移”跡象，否則帝王權威與生俱來，臣子絕不敢質疑甚至挑戰，由此確保了皇帝的權威歷久彌新，毫無磨損可能，而現代黨皇則由拳頭大賽決出，必然要出現“權威逐代遞減”，磨耗到一定程度便會因中央喪失起碼權威而天下大亂。

3） 傳統帝制實行的是“不變的皇家，流動的臣僚”，由此確保了中央集權和國家的大一統，而現代專制實行的則是“流動的黨皇，不變的臣僚”，最後的結局便是尾大不掉的藩鎮割據局面，使得國家解體。

4） 根據以上第三第四條，傳統帝王在理論上起到了制衡官僚集團的作用，而現代黨皇為了維持權位，必須跟官僚集團同流合污，沆瀣一氣，朝政必然比傳統帝制更腐敗。

5） 同理，傳統帝王無論是實行改革，還是整肅腐敗，都能言出法隨，雷厲風行，臣僚頂多只能消極抵抗，而現代黨皇即使有心，也不敢也無權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遑論整肅貪腐。這結果便是國家既有弊病只會越積越深，無法根治。政權只能以暴力摧毀，不能改良，使國家陷入以暴易暴、每下愈況的循環中。

一言以蔽之，“非遺傳的專制”乃是世上可能有的最惡劣的專制制度，它的最大毛病是使得國家永遠生活在不知何時爆發的活火山口上，了無“和諧”與“安定團結”可言。雖然科技進步使得暴力革命失去了客觀可能，但這致命弊病決定了政權必然要在將來垮於內訌。鑑於中國已是核大國，這一陰暗前景使人不寒而慄。

遺憾的是沒有多少國人看得出這可怕的隱患來，更看不出這就是亨廷頓所謂“第三波”的由來：文明的衝擊使得舊式的可遺傳的專制再也搞不下去了，唯一的出路是實行民主，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但這只是文明融合造成的必要性（necessary），並非“必然性”（inevitable）。換言之，為了長治久安，中國必須實行民主，但能否實行尚須全民共同努力，並沒有個“必然性”在那兒保障我們的前途。

令人悲哀的是，因為在現體制下實現了富國強兵那國人的永恆追求目標，朝野上下便施施然有得色，以為中國生活方式就算沒有超過了西方，起碼也與人家平起平坐。那位批判黃先生的無名氏就是代表，他完全是以“國力強盛與否”來衡量文明的先進程度的，因此，英國國力如今式微了，當然其文明也就不堪一提了。處在此類絕非少數的國人的視野之外的，是人家幾百年來就沒有過一次內戰，基本生活方式就沒怎麼改變過。而這幾百年間中國不知道爆發了多少次已遂未遂的暴力改朝換代。

有趣的是，唐德剛先生也同樣發現了“權威逐代遞減律”，只是他用的話語是“權力漸減”，可卻把這看成是新制度相對於舊制度的優點：

“原來‘繼承式的寡頭政治’(做皇帝)，是屬於轉型之前的形態，它本身便是一種‘定型’。如今在這十年一變的，洪峰急流的三峽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過去，要恢復前一期的秦皇漢武的定型，這就叫‘反動’( reactionary )了，在社會發展中作反動派，則觸礁滅頂，不敗何待？這就是袁世凱的悲劇了。

搞列寧、蔣介石、毛澤東式的個人獨裁就不然了。它雖是個比傳統帝制還不如的寡頭政治，但它畢竟是個現時代的產品，是帝制轉民治的中途現象。它不是個一成不變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個流動的、權力遞減的‘轉型體制’(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個‘不可或缺的惡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見蔣毛二公的權力，是超過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權力漸減。蔣經國和鄧小平，就只能算半個皇帝了。經國一死，李登輝就只能做民選的總統了(可惜只是個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懷異志)。再看看大陸上，鄧、江之間的‘權力漸減’，也是很則顯的。繼江者誰？吾不知也。但是繼起者獨裁權力之加快滑坡，則歷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國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實現於中國，或將在下一世紀中葉之後乎？”

所以，可遺傳的寡頭專制雖然優於不能遺傳的寡頭專制，但它是反動的，而孫、蔣、毛搞的非遺傳式專制雖然較帝制惡劣萬倍，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惡症”，因為有“權威逐代遞減律”！

唐老先生怎麼就不想想，權威逐代遞減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誘發野心家們以武力爭奪帝位，而如此篩選出來的必然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鐵腕強人，並不會導致民主轉型。若把北洋軍閥、蔣介石和毛澤東按毒辣、掌握權力與專製程度排個座次（hierarchy），就連盲人都能看出中國是怎麼實現這“社會政治大轉型”的。唐先生到底是哪兒來的這股子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認定歷史就不會重演？

綜上所述，黃唐二位老先生（特別是後者）的大歷史觀在我看來，唯一的動人之處便是其“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無論是從學術還是思想的角度來看都乏善可陳。

最後必須再次坦白，我的“大歷史觀”的獲得，始於70年代初閱讀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那是令我啟蒙的關鍵讀物之一。可惜唐先生似不能理解費正清的高明之處，竟然說費氏主編的《劍橋中國史》沒有什麼價值。連中國話都掄不大圓的洋鬼子竟然比中國人還懂中國事，本來就夠可悲了，更可悲的是中國的專業人士竟然連鬼子的“大歷史觀”妙處何在都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