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有改良的可能麼？ 蘆笛 拙作《甕安事件引出的一點絕望感想》貼出後，網友跟帖道： “另一個絕望：民主恩賜論。對中共這樣的的流氓政府，根本不能抱任何希望。 如果死的是我女兒，如果我也無法可想，我也會北京那個刀客一樣，衝進派出所，捅一個算一個。” 引發該文的網友來信說得幾乎跟這一模一樣，他說，蘆先生，我完全同意你反對暴力革命的和平改良主張，但如果這種事輪到了我頭上，我也只會與惡警拼個你死我活。 此話使我深感震撼。我想，既然能同意我的主張，當然是比較理性的讀者，連這種人都會這麼想，中國的和平改良還有什麼指望？即使是我自己又如何？真的攤上了這種事難道還能冷靜？ 黨朋“法家”們如馬悲鳴輩動不動就援引西方法治社會的公民義務要求國人守法。但凡發生騷亂，他們只會一無例外地指責“不法分子”，支持政府鐵腕鎮壓“刁民”，卻拒絕承認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大多數人都是沒有天生暴力傾向的良民，都只想安分守己過小日子。如果中國的法律如同西方法律一樣保護人民，誰還會去暴亂？暴亂頻頻發生，本身就說明了普通民眾對依靠法律保護自己的絕望。這用老話來說就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政府早就說得明明白白，他們單向制定的法律是“統治者的意志”，不是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西式社會契約。只有白痴才會指望這種法律保護自己，懲罰統治者。 上述引文提到的“民主恩賜論”是我在八年前與民朋論戰時首次提出來的，一年後在《重釋“民主恩賜”論》中作了系統論證。我個人認為，那是我上網以來寫的最好的文章，堪稱政治學中的“哥伯尼革命”。當年康德對他的哲學思想頗為自豪，認為那是認識論中的“哥伯尼革命”，把人類的視角顛倒過來了。區區不佞，也認為那篇文章顛倒了人們的錯誤認識：中國的社會進步是統治者的讓步而不是人民鬥爭造成的，人民鬥爭只能帶來社會的大幅度倒退。中國今日史無前例的黑暗，正是自辛亥醜劇以來人民持續鬥爭的結果。 該文給出了“民主恩賜論”比較正規的表述： “在中國大陸，民主制度不可能通過人民鬥爭建立，社會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過統治者的讓步來實現，而統治者的讓步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陸人熟悉的傳統鬥爭方式去贏得。” 正因為它是政治學裡的哥伯尼革命，所以只會遇到日心說的命運，至今無法為大部分中國弱智知識分子們接受。他們竟然看不出來：這不過是個事實陳述，您若不同意，舉出鬥爭使得中國社會發生進步的例子來就行了，何必侮辱敢於說出事實的論者？而且，這還是個否定式陳述，並不是“統治者的讓步可以為中國帶來民主”的肯定陳述。相反，我特地在該文中指出： “以上論證，實際上只說明中國的社會進步可以並只能通過統治者的主動或被動讓步來實現，並未證明這種讓步可以最終導致民主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民主必然在中國實現’和‘民主不可能在中國實現’其實都是先驗的武斷命題。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靠逐步、有序、受控的社會實驗。但根據上文論證，可以推出如下結論：如果民主制度真能在中國建立，它也只能通過統治者的‘恩賜’。傳統的人民鬥爭不但毫無效果，反而只能帶來災難。” 寫下這些話時，我還未對中國的前途徹底喪失信心，總難免出於感情抱有希望。經過這些年的折騰，當年殘存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已經消散得差不多了。我的結論和趙紫陽一樣：“沒治了。”準確說來，便是：“在中國大陸，民主制度既不可能通過人民鬥爭贏得，也不可能靠統治者的讓步建立。” 這結論的前半截話我已經寫過無數文章論證過了，這裡再簡單重複一次。 所謂社會進步，這裡指的只是政治上的涵義，也就是人民擁有的權利的多少。在一定範圍內，人民的權利（rights）和統治者的權力（power）成此消彼長的關係。人民擁有的權利越充分，統治者干擾人民正常生活的權力越薄弱，則社會也就越先進。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部中國的近現代史，就是人民的持續鬥爭史與社會倒退史，人民革命一次就喪失一部分權利，統治者的權力也就增加一部分，社會也就倒退一步。鬥爭一次，舒服一次，徹底鬥爭，徹底舒服，一直斗到中共當了國，獲得了空前的權力，人民徹底喪失了權利而後快。 這喪失的最主要的權利就是鬥爭的權利。在今日中國，人民連進行歐洲式的理性鬥爭迫使統治者讓步的可能都沒有，因為所謂理性鬥爭（例如著名的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只能是合法鬥爭，但現在中共把一切鬥爭都定為非法，還談什麼西式理性鬥爭？ 這還不是主要問題所在，最關鍵的問題還是我昨天指出的那個：現代爛污制度中不可能產生傳統式明君，因而不可能出現類似晚清統治者還政於民的實質性讓步。而就是這種結構性分析，使我得出了上述結論的後半截：“在中國大陸，民主制度……不可能靠統治者的讓步建立。”換言之，中國現行爛污制度遠比傳統帝制落後得多，後者還具備和平改良的足夠空間，而前者毫無實質性改良餘地。 這結構性分析我其實已經在近年文章里反覆作出了，這裡再扼要重複一遍。 如昨日文章所述，傳統帝制的結構是“君—臣—民”三明治結構。皇帝的統治合法性來自於凡人不敢質疑的“天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而臣就是官僚集團，它是一個與生產方式無關的暴力敲詐集團，具有自我支持、無限膨脹的特點，跟惡性腫瘤十分相似，是人民苦難的主要來源。 皇帝和這敲詐集團的關係既有互相依賴的一面，更是互相衝突的。皇帝依靠這暴力敲詐集團去實施統治，但又不願讓它尾大不掉，為所欲為去殘害人民，因而從根本上動搖自己的基業。因此，為了自己的家業能代代傳下去，明智的皇帝都要設法抑制打擊這暴力集團，維護人民利益，御史監察制度就是專門為此設立的。但孔教只指望官吏以道德修煉約束自己的貪慾，從未想到過靠人民去制衡官僚，從根本上限制它的惡性膨脹，因此官僚集團總要瘋長起來，不但直接搶劫人民，而且間接搶劫皇帝。直到最後不但民窮財盡，國庫也空空如也，人民揭竿而起，傾覆舊皇朝，建立新皇朝，以暴力切除無比龐大的官僚集團，為的不過是讓新的官僚集團受孕懷胎，在未來逐漸長大，撐死那個新皇朝。 比起現行爛污制度來，這種背時設計的相對合理性是，除非在末世，皇帝並不受官僚集團的挾制。皇帝是靠天命作皇帝，不是靠官僚擁戴作皇帝。相反，官僚的權位才是靠皇帝恩賜的。君臣關係是主奴關係，是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皇帝對臣子為所欲為，連處死都是“賜死”，臣子死前還必須感謝天恩。因此，在理論上，皇帝若要大規模推行政治改革，臣子並不敢起來造反，頂多只會消極抵抗。這就是晚清何以能自上而下推行大幅度改革，也就是傳統帝制具有改良的可能性的原因所在。 說到底，中國式的政治改革，無非是朝廷令官府放棄權力，恩賜給百姓權利，使得官僚集團無法再敲詐百姓。它的必要條件是皇帝既有這麼做的意願，也有這麼做的能力。 先看改革意願。這麼做其實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因此明智的皇帝可能被說服。慈禧老佛爺決定立憲，就是被載澤“為國家建萬年久長之祚”說動的。畢竟，皇帝並不和百姓直接打交道，讓官府失去任意敲詐百姓的權力並不會給他帶來損失。中國要直到晚清才開始此類改革，無非是因為中國御用“思想家”們太蠢，從來看不到具有無限膨脹趨勢的官僚集團對皇家構成的危害，哪怕在朱元璋看到之後，也沒人有那智力想出個根本解決辦法來。 如果不是鬼子打進來，讓中國人知道原來世上還有立憲這檔子事，便到地球毀滅那天咱們也絕不會想到那上頭去。日本人雖然缺乏原創性，但他們畢竟還能搞出個強調君權同時也保障了基本民權的帝國憲法來。如果不是他們打敗了，被美國人“強迫做愛”，我深信這套制度一定會在日本“萬世一系”地運轉下去。 因此，傳統帝王只要足夠聰明（滿清的皇帝都很聰明，和明朝完全是兩回事），又有先進的樣板可供照貓畫虎，則完全可能具備改革意願。 皇帝具有改革必需的權力就更不必說了。上面已經說過了，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臣子只能服從，頂多只能苦諫。當年慈禧一紙詔書，原來處於中古時代的東亞病夫便“跑步進入20世紀”，就連廢除千年科舉制都沒有引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改革不是被反動勢力而是被革命亂黨顛覆的。此乃中國歷史上最令人哭笑不得的鬧劇。 中共實行的現代極權制度則完全沒有了這種相對合理性。它區別於傳統帝制的兩大特點，一是政府權力膨脹到了空前地步，霸占了一切國家資源特別是暴力資源，徹底剝奪了人民的政治權利特別是鬥爭手段，連在網上發點無關大局的牢騷都可能進班房。這和晚清完全是兩回事。當年我大清依法處決武裝暴亂分子秋瑾竟然遭到報界強烈抨擊。這情景今日根本就無法想象。 另一特點是它沒有一個靠天命統治的皇帝，國家元首相當於土匪山寨的寨主，乃是靠拳頭大賽決出的冠軍。因此，它的建構機制和傳統社會恰好相反，不是臣子靠君恩做官，而是黨皇靠臣子擁戴上台，債務人和債權人的關係恰好倒了個個。因此，黨皇便淪為官僚敲詐集團的代表人。如果臣子們覺得寨主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便可撤回“臣恩”，另推一個更合格的代理人上去。 這結果便是中國社會從原來的“君—臣—民”三明治結構變成了“官—民”二極結構。新的官僚敲詐集團和傳統官僚集團一樣，也是個自我支持、自我代表並具有無限膨脹趨勢的惡性腫瘤，其區別只在於它擁有的權力更大，瘋長速度和腐敗速度都令老前輩們望塵莫及，而且根本不受朝廷約束，因為再也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來制裁他們了。如果說鄧小平在世時還能靠他的“拳威”強行推動改革，那麼第一代強人死後，中共作出實質性讓步，甚至還政於民的可能性就再也不存在了。新領導人即使有改革意願，也毫無改革必需的權威與實力。如果他膽敢輕舉妄動，則立刻就要面臨“誰要改革誰下台”的可怕前景。 因此，今日中國的基本國情就是三無世界：人民沒有造反可能，政府沒有民意壓力與改革意願，國家沒有和平進化可能。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背時局面乃是革命前輩為我們流血犧牲換來的。當年他們堅信“改良主義行不通”，非要把具有改良可能的傳統政府鬥倒了，七斗八斗，硬是斗出個比鐵還硬、比鋼還強、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官僚暴力敲詐集團的鐵桶江山來。使得中國發生政局劇變的可能完全落在了吉凶難測的統治集團內訌之上。 2008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