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我上學了，北京市西城區劉海胡同小學。頭幾天我興奮得睡不着覺，我特意將老抗穿剩下的一件白襯衣，一條發了白的藍褲子洗得乾乾淨淨、疊得整整齊齊地放在枕頭邊兒，因為我看他加入少先隊時穿的就是這一身兒。那時正值困難時期，妹穿姐、弟穿兄的舊衣服是理所當然的事兒，沒補丁的就算好衣服了，根本沒有新舊的要求。我知道家裡很困難，但還是向媽媽要求着：“媽媽，您給我買個新書包和鉛筆盒兒吧。我不要新衣服，衣服我就穿老抗穿剩的就行，我只想要一個新書包和鉛筆盒兒。行嗎？媽媽！”

        “行，星期天媽媽帶你去買。好不好？”她笑着說。

       星期天媽媽帶我去買書包，我挑了一個黃色的帆布小書包和一個藍色的鉛筆盒兒。回來的時候我高興地抱着小黃書包蹦蹦跳跳地唱了一路。

       開學這天，我早早就起床了。刷牙洗臉後把小書包背在身上來回在屋裡走着，想象着學校的生活。一會兒，我把小書包摘下來平放在桌子上，用一隻手伸進去撐開，盤算着怎樣排放書本兒，就這樣熬到了七點半。我對老抗說：“走吧，都七點半了。”

       “着什麼急，你們一年級的小嘣豆兒都在本校上課，三分鐘就能走到。我在花枝兒胡同分校都不着急，七點四十五再走。”老抗不慌不忙地說。

        他開學就上三年級了，和我一學校。不過我們學校有兩個地兒，一二年級的在劉海胡同，稱為本校。三年級以上的在花枝胡同，稱為分校。

        走在上學的路上，我按耐不住內心的喜悅，一蹦一跳地跟在哥哥的身後。小黃書包也跟着我一上一下地跳躍着，顛的鉛筆盒兒不高興地一下兒一下兒拍打着我的屁股。這黃色的小書包一直陪伴了我五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時代結束了它的使命，社會束縛了它的本能。但我還是感謝它，是它奠定了我最基礎的文化，伴我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黃色的小書包啊，我深深地懷念着你！

        從上學的第一天起，我作業本兒上從沒出現過XX，成績冊上也一直是優。只有圖畫課使我覺得難堪，我天生學不了畫畫兒。就是畫個普通的玻璃杯也會塗抹的畫面亂七八糟，讓人看不出我畫的是什麼。“沒有畫畫兒潛質的人不識時務”，我後來的生活經歷充分證明了這點。

        而老抗卻有着驚人的繪畫天賦。記得他上五年級時語文課本上有一幅插圖，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圖中馬克思側身坐在寫字檯邊兒上，恩格斯斜靠在台邊，一隻手按在台面，倆人在激烈的討論着什麼。他把這幅畫兒畫的一絲不差，當時我還說他是沓下來的。他舉着厚硬的畫紙說：“這種紙能沓嗎？”

        我知道確實是他畫的時我又驚訝又羨慕，心想：我要是能畫成這樣該多好啊！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八號，是我八歲生日。再有三天下月的糧票兒就可以用了，我放學回來剛吃完媽媽昨天晚上給我們分好的窩頭，心裡盤算着就跑松樹街幼兒園接小沉去了。

        喲，沒鎖門。咳，算了，家裡連窩頭都沒有了，鎖什麼呀？

        今年的初冬特別的冷，剛這時就下了一場小雪。真是風后暖，雪後寒。這雪後的風像刀子，刺的街上人個個兒雙手插在袖子裡，腦袋一個勁兒地往脖領子裡縮。從後面你絕對看不出前面的人是年輕人還是耄耋老人。

        倒是小孩兒不怕冷。儘管鼻涕早流過河了，頂多是拿亮亮的袖子一擦。山里紅的臉蛋兒迎着刺骨的寒風照樣兒咧着嘴哼着，唱着，跳着。我看着走在前邊四歲多的弟弟，覺得肚中還是很餓。媽媽讓自己去買二斤面說晚上給我們烙餅，可自己還沒去買。剛才要是帶上錢和糧票兒就好了，這還得跑一趟，又得帶着小沉。呀，糧票，那二斤糧票兒就放在茶盤兒下壓着，還露着一多半兒。剛才想起沒鎖門怎麼不回去鎖上呢？那可是媽媽和廠里同事借的，而且還是二斤面票兒，要是丟了這三天家裡吃什麼呀？

        “小沉快跑！”我說着飛快地向家裡跑去，不合腳的鞋踢嘞趿拉不情願地跟着。進院門兒一轉過大影壁就看見劉國棟正從我家屋裡走出，右手還往兜兒里揣着什麼。看我回來了故意一轉腦袋裝沒看見，回到了東屋他的家。

我進屋直奔茶盤兒下一看原本露着一多半兒的二斤面票兒不翼而飛了。準是他，沒錯兒。我轉身奔到東屋咣咣咣的使勁兒敲着劉國棟家的門。

        “幹什麼，拆門呀？”劉國動伸出半個腦袋故作驚訝地說。

        “糧票兒，那二斤面票兒呢？”我氣喘吁吁地質問他。

        “什麼面票兒啊？我沒拿呀。”

        “你胡說，我出去接小沉一回來就看見你從我們家出來手還往兜兒里揣呢。進屋一看茶盤兒底下那二斤面票兒就沒了。不是你是誰，給我，你快給我！”我一邊兒說着一邊向他右手兜兒掏去。這時院兒里的人都圍過來了。他一把把我推開，嘴裡罵着：“怪不得你媽都叫你犟種，你就敢說是我拿了？你看見了嗎？你再過來別說我揍你！”

        “你敢？我們家什麼東西你不拿呀。有人時就說借使使，沒人時就拿走，從來沒還過。今天這二斤面票兒是我媽在廠子裡借的，你拿走這後三天我們吃什麼呀？你給我！”說着我撲了上去把手再次伸向他的兜兒。

        噗，他抬腿給了我肚子一腳，轉身進了屋。這一腳把我踢着了，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哪裡經得住這四十歲的壯漢結結實實的一腳啊！

        我趴在地上，刷得出了一頭冷汗，雙手捂着肚子在地上來回翻滾着。小沉嚇得哇一聲哭起來：“小猛，你怎麼啦？”

        我躺在地上打滾兒，不到五歲的小沉急得不知所措，扭頭兒向大門外跑去，邊跑邊喊着媽媽。他竟然一氣兒跑到了劉海兒胡同十四路公共汽車站，看到車站路邊兒躺着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那人面色蒼白，雙目緊閉，豆大的汗珠兒順着額頭灑在了地上。一個比他大不了一兩歲、大大的腦袋、瘦瘦的身子的小女孩兒跪在那人身邊兒搖着那人的肩頭哭喊着：“爸爸---爸爸---你怎麼啦？！”

圍觀的人們嘆息着：“唉，這是餓死的呀------”

媽媽這時剛好下車，擠過去蹲在小姑娘兒身邊兒伸手一摸他爸爸的鼻息還有熱氣兒。她放下手中提拉着的一個小面口袋兒，這是廠子剛分的補助——三斤棒子麵兒。急忙從肩上挎着的書包中拿出飯盒兒，打開後露出兩個白菜頭，半盒兒豆腐渣。她用小勺兒�c着豆腐渣往那人嘴裡送，可那人不知道張嘴。她放下飯盒兒，一隻手急速地在書包里摸着什麼。

“媽媽，媽媽。小猛向劉國棟要糧票兒，劉國棟把---把小猛打得躺---在地上了------”小沉撲上去摟着媽媽脖子不明不白地說着。媽媽愣了一下兒顧不得和小沉說話，將手中摸到的一塊兒橘子糖向那人口裡送。那人依舊不張嘴，她掰開那人的嘴，把糖塞了進去。

“媽媽我也要吃糖！”

媽媽看着小沉又把手伸進了包兒里，這時那小女孩兒正用她那暗褐色的舌頭舔着乾裂枯萎的小嘴唇兒，一雙深陷的大眼睛緊緊地盯着媽媽的手。

啊，那神奇的手心兒里竟然出現了兩塊糖，喲，這一塊怎麼蹦進了自己的嘴裡！

小姑娘吃着這甜甜的糖，眼裡閃着晶瑩的淚光。

媽媽看着那人終於睜開了雙眼，深深地吐了口氣。她掏出手絹兒鋪在地上，將袋兒里的棒子麵掐住中間兒倒出了一半兒，仔細地把手絹兒包好系嚴遞給小姑娘兒說：“回家先給你爸爸熬點兒棒子麵兒粥，第一次少喝點兒別撐着着聽見了嗎？”說罷拉起小沉向家中跑去。

都要拐彎兒時回頭看了一眼那可憐的父女，看到他們爺兒倆雙雙衝着自己走去的方向跪着，媽媽唉——的一聲深深地嘆了口氣。

“劉國棟，你太不像話了。你給我出來！”

        媽媽剛進大門兒，就聽到鄰居們講了這事兒。氣得全身發抖，站在劉國棟家門前喊着。

        劉國棟低着頭兒從屋裡走出來，嘴裡嘀咕着：“四嬸兒，您下班啦？”

        “你還有臉叫我？你從小沒爹沒娘，他爸看你可憐把你從保定府兒接出來，留在身邊兒做侍衛，還幫你娶了老婆。我們從沒想過你能報答什麼，可你不能恩將仇報啊！打一個這麼小的孩子，你也下得了手？”

        劉國棟紅着臉耷拉着腦袋一句話不說。

        “糧票兒的事兒，我不問你，你自己拍着良心想去吧。打孩子的事兒我記你一輩子！”

        媽媽轉身回到家中，一手抱着小沉，一手摟着我，流下了心疼的眼淚。

        銅鐵廠六號坐北朝南，高高的門樓兒要上五階兒青石台階。寬厚的黑漆大門高有兩丈，門過道長三丈，寬有丈二。門兩邊有一對大石獅子，雕刻得栩栩如生。門楣上探出四個雕花門當，門板上有兩個刻花兒黃銅大門銱。大門內過道兒右邊兒是門房，下三階兒台階左手兒是一溜兒南房，從東到西共五間。順西南角兒轉向北是西房兩間，這是前院兒，供侍衛廚子傭人住的。下門樓兒左轉二三十步的右手處兒是通往裡院兒的垂花門，門內一間小亭，上面精心繪畫着仙鶴、花卉。進去後對面是一溜兒前出廊子後出廈的五間高大北房，正房三間，一明兩暗，兩邊各一間耳房。外包朱紅油漆內包麻的門廊柱直徑有一尺，廊上檐下精工雕刻着花紋。東西廂房各三間，沒有南房，一條抄手遊廊將東西北三面房屋和垂花門的小亭連接起來。東廂房與耳房之間的東牆上有一道月亮門兒，通向花園兒，也就是現在的五號，後來給拆掉堵死了。前後院相隔的牆上雕着青灰花卉，很是雅致。院內用尺五見方兒的青磚鋪地，四角兒各留一小塊兒土地種着石榴、丁香。

        記憶中在我五六歲的時候六號大門總是緊閉着的。據說裡邊住的是北京衛戌區某某大官兒，那門偶爾一開等人進出後又馬上關閉。這院兒里有一個男孩兒，比我大一兩歲，拄雙拐，戴眼鏡，上下台階要一個軍人抱。

        有一天他一個人坐在台階上，我和他玩兒起了拍三角兒。我對他說：“你帶我進去，我給你洋畫兒，我家有很多很多洋畫兒，可好看了。”

        他高興的帶我進去仔細地觀察了一番。回家後我對媽媽說：“聽三姐說六號以前是咱家的，為什麼咱們不住了呢？今天我進去看了，裡邊兒可好看了。”

        “以後你不許再去六號，聽到沒有！”媽媽嚴肅地對我說，卻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這個院子我想大概是清朝咸豐年間蓋的。文革時門前的獅子沒了，現在這院子還有沒有我就不知道了。

        自從五號變成了十四戶人家兒後可熱鬧了。光和我大小差幾歲能玩兒到一起的男孩兒就十來個，比我大和小很多的就更多了，再加上女孩亂鬨鬨的一大堆。他們大多是一家人擠在一間屋裡。記得前排北房東邊兒第一家兒姓馮，一家五口擠在一間屋裡。大女兒國華比老抗大一歲，大兒子建華比我大一歲，二兒子向華和我一邊兒大，小名叫小不點兒。還有住在西南角兒那間老房的劉家，雖說那老房寬大一些可也不過二十來個平方米，卻住着他家七口人。夫婦倆加上三個兒子兩個閨女，直到文革我家搬走時他們都是這樣擠着。

        這倒給我們踢足球創造了有利條件。不用叫別的院兒的，光我們院兒的就能分兩邊兒踢。天天一做完功課，東到我們院兒大門口兒擺兩塊磚頭，西到六號大門口兒擺兩塊磚頭，一邊兒四五個人，比賽就開始了。常常踢得難分難解，不分勝負。我們的足球可不是別的胡同小孩兒踢得破皮球，那可是焦大哥從隊裡給我們帶回來的真正的足球，說不定在全國性的比賽中還使用過呢。小夥伴兒們非常羨慕我們哥兒仨，家裡老來一幫職業運動員。而我們哥兒仨在焦大哥的指點下球技自然比他們略高一籌。七，八歲的我已經是個球兒痞了。停球頂球煞有介事，腳內側，腳外側，正腳面運用自如，傳球準確，過人靈巧，射門兇狠。有一次在學校我們班和別的班比賽時獲得了一個點球，對方大門兒一看是我罰球嚇得跑一邊兒去了：“我不守了，他罰球忒狠，再悶着我。”

        我們每天可以從下午一直踢到晚上，有時天黑了都不肯散去。一個個兒順着胸脯兒流黑湯子，身上全是一道道兒的黑手印兒。那會兒胡同里是土路，這麼多孩子甭說踢球就是來回跑幾趟也會弄得滿胡同塵土飛揚，嗆人鼻眼。過路的人常常捏着鼻子捂着嘴喊“停一下兒”，然後趕緊跑過去。經常從這裡過路的人到這時候索性繞道而行。院兒里的大人們這個時間儘量不出來，下班回來的也是耐心地等待着一個定球的機會才趕快跑過。大人們用行動默默地支持着孩子們正當的娛樂，這總比到處野跑去強多了，大人們這樣想着。

        天一擦黑兒，各家兒的家長和姐妹們就可着嗓子喊上了：

        “小不點兒，建華，吃飯啦！還不回來，你個該死的！”

        “小平，小二，快回來塞吧！”

        “哥，吃飯啦，媽讓我叫你呢！”

        最好聽的也是最管用的得說是劉家的小丫兒叫他弟弟小冬兒：“冬兒，回來吧，再不回來就沒了啊！”

        一聽“就沒了啊”小冬兒撒腿就往家跑，他家孩子多，就他爸一人兒工作，是警察。吃飯時看着小桌兒中間兒擱着一大碗菜，眨眼兒就沒。

        直到這時我們才悻悻地散去，第二天又角逐起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們就是這麼度過了兒時。

        我們院兒家家兒都在自家門前種向日葵，中秋節吃的瓜子都是自家種的，不用去買。有的家還搭一個大葡萄架，夏天時在葡萄架下乘涼吃飯。院兒內的七棵棗樹是全院兒的公產。一棵是酸棗兒樹，六棵是大棗兒樹。每年碩果纍纍，使人望而生津。

        除了春節每年的中秋節是我們院兒的一個大喜日子。一大早兒，院兒門一關。各家兒的男女老少們端着臉盆水桶小筐兒竹籃子大澡盆等一切家裡可手兒的能盛東西的傢伙兒聚集到院子裡。壯漢小伙子手持大竹竿兒，為了防止洋剌子剌着，將領口兒、袖口兒系得嚴嚴實實的，雄赳赳地站在棗樹下。等各家兒人都出來了，打棗兒開始。壯漢小伙子幾下兒爬到樹上，有的騎在枝幹上，有的雙腳岔開，蹬住兩支主幹手舉竹竿兒用力地向果實密集的尖梢兒打去。實在夠不到打不着的地方兒才抱住樹幹搖晃。

        棗兒儘量要去把它打掉，這樣來年果實會結得更多。棗樹怕晃，老去搖晃它會一年比一年結的果實少，甚至會死掉。也就是人們說得瘋了，瘋棗樹。

        棗兒像冰雹般的噼噼啪啪地掉在地上，砸在人們頭上、背上、屁股上。沒有一個人躲閃，喊叫。人們只是一個勁兒的往筐里、籃子裡、臉盆里、水桶里飛快地拾撿着，還不時地往嘴裡塞放着隨手挑揀到的特大倍兒甜的大棗兒。你聽不到說話聲兒，只有噼噼啪啪棗子砸在地上的聲音和咔嚓咔嚓大小耗子們咀嚼的聲音和不時的嘩啦嘩啦人們將手中撿滿的筐盆往一起堆放的聲音。這景象既熱烈，又緊張，既歡快，又嚴肅。不一會兒，院中堆起了一座座棗兒山。漸漸的各種聲音間歇了，最後，停止了。大家都直起身子，抹抹汗珠兒，站在了一個個小山旁。

        “每家先端十臉盆，剩下再說！”

        漢還沒幹，人們開始飛快的往自己家裡端着應有的一份兒。所有的小山消失後，又各自拿出笤帚簸箕清掃着自家門前的棗樹葉兒，折斷的小樹枝兒。當掃到兩家兒交界處兒時都會相視一笑“我來吧，我來吧”的互相搶上幾笤帚。

        那笑是自內心發出的，滿足的，舒心的，友善的。

        我的一年級過得很快，轉眼已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下旬。一個星期天的早上，送電話的來說有媽媽的電話讓趕快去接。

        媽媽接了電話回來後就匆匆忙忙的在破舊箱子裡翻找衣服。最後找了一件淡淡的淺粉色花兒的旗袍兒，穿上後對着鏡子梳了梳頭，從兩鬢向後別了兩個卡子。找到一雙淺米色半高跟兒鞋，穿上又脫了下來，還是穿上了她那雙絨布的扣襻兒鞋。找到兩雙襪子都覺得不合適，那襪子是粗線的，松松的襪腰兒與那旗袍兒實在不相配，她索性光着腳穿上了鞋。又照了照鏡子，滿意地從大抽屜里拿出那個淺灰色的小皮手包兒。那手包兒是長方形圓角兒的，包口兒有一道拉鏈，一頭兒有一條小皮帶可以套在手上，皮帶上還有一顆綠綠的小珠子。這手包兒一直躲在大柜子最下面那個抽屜里，從沒有人碰過它。今天它欣喜的套在了媽媽的手上，小綠珠子還高興地蹦了兩下兒。她從柜子最底下的衣服里摳出了家中僅有的三十塊錢，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包里。看到一塊白手絹兒順手掖在了腋下，然後對我們說：“好好在家裡玩兒，不許出去。我去接你們的爸爸，回來時一定要看到你們都在家。”

        她說的時候依然像平時一樣平靜，但眉梢兒嘴角兒卻帶出了她內心的驚喜。

       媽媽真漂亮。雖然她已經四十五歲了，但皮膚仍是白白淨淨，富有光澤。臉上沒有一點兒皺紋兒，兩道彎彎的細眉下，那雙大而長的眼睛永遠那麼平靜慈祥。好久沒見她刻意地梳妝了，今天她稍加更換，就展現出了她的姣美。旗袍襯出她纖巧的身材，曲線分明，亭亭玉立。只是雙手已布滿了溝壑與硬繭。也正是這雙手讓我能時時感到她的溫暖與充實。

        老抗還清晰地記着爸爸的模樣，他時常向我說起爸爸抱着他去龍頭井兒給他買小籠蒸包兒吃。他高興地說：“我們一定在家等着，哪兒也不去。”

        我有些恍惚，爸爸這個稱呼在我口中太生疏了，但我還是知道爸爸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的。我也說：“我不出去玩兒，就在家裡等着。”

        小沉看媽媽穿這麼漂亮，抱着媽媽的腿不放。在他腦子裡沒有爸爸這個概念，他從會說話就沒叫過爸爸。只有在別的小孩兒叫爸爸時他才奇怪過，為什麼別人都有一個可以叫爸爸的人，而我沒有呢？今天他不知道爸爸要回來了媽媽有多高興。他只是一個勁兒地纏住媽媽，非要和媽媽一起去。媽媽連哄帶嚇地總算讓他鬆了手，說了聲“聽話啊”就匆匆地走了。

        直到下午五點多我們聽到大門外一片嘈雜聲，便領着小沉跑到門口兒。一輛黑色的小轎車兒停在大門口兒，住在一號的牟太太和她三兒子牟逢馳抬着一張四四方方的大白椅子向轎車跑來。媽媽坐在車後坐兒上，懷裡躺着一個面色憔悴，目光呆滯，面無表情，瘦瘦的老人。他穿着一身兒奇怪的黑衣服，頭髮鬍子胡亂的齜着，長長的身體一動不動地任由人們去搬弄他。

        這就是我的爸爸，他已經不能說話了。

        我不敢相信，這和照片中的爸爸怎麼能夠聯繫在一起呢？但他的確是我的爸爸，那曾經百戰沙場，令日寇聞風喪膽的沈克將軍。

        全院兒的鄰居們都來幫忙了。劉國棟身強力壯一下子抽起爸爸的身子放到了大白椅子上，大家抬着椅子向家中走去。進屋後媽媽讓先放在中間兒，她麻利地將裡屋床上的被褥鋪好，讓大家幫忙把爸爸慢慢地放在了床上。

        等鄰居們都唏噓着走了後，她拿出五塊錢對老抗說：“去給你爸買只雞，買條魚和一斤肉，看看咱家肉票兒夠不夠，有多少買多少，剩下錢都買成牛奶糖。快點兒啊。”

        看老抗跑了，她用一個大毛巾墊在爸爸頭下，拿來一把剪子一個剃鬚刀，一點兒一點兒的把爸爸蓬亂的頭髮鬍子剪刮整齊，又打來一盆水洗得乾乾淨淨，這才起身去燉雞湯。

        當媽媽燉上雞湯回來時，我們仨正圍着爸爸。她先指着我對爸爸說：“這是小猛，你走時他才三歲多，現在一年級都快念完啦。這是老抗，你還認識吧？你忘啦你老抱着他去龍頭井兒買小包子去？孩子還記得清清楚楚呢！”

        爸爸兩眼直直的，沒有一點兒反應。她不管爸爸聽不聽得懂，又抱起小沉舉到爸爸眼前說：“這是小沉，現在也這麼大了。孩子們都很乖，你好好養病，將來好帶他們玩兒去。”

        爸爸嘴唇似乎動了一下兒，他可能想說什麼，但他說不出來。一顆淚水從他的眼眶裡溢出，一顆軍人的淚，一顆男兒的淚，流出來了。

        媽媽從腋下拿出手絹兒把他眼淚擦乾。出去端來一碗雞湯，拿小勺兒舀一勺輕輕地吹着。

        “你什麼也不要想，咱們這一輩子什麼沒經過，一切都能過得去。你現在就是要好好養病，你一定會好起來的。”

        她一邊說着一邊往爸爸嘴裡送着雞湯。爸爸的嘴張得非常吃力，喝一勺兒流一半兒。媽媽用手絹兒不停地給他擦着，一碗雞湯喝了半個多小時。

        星期一媽媽沒有上班，她向工廠請了假，在家侍候爸爸。她給爸爸煮小米兒粥，白米粥，煮的爛爛的；還用餵嬰兒的糕乾粉，杏仁兒霜沖好給爸爸喝；麵條兒擀得細細的，切成一小段兒一小段兒煮得爛極了，再渥上一個雞蛋，香噴噴的。

        這些天我沒看她躺在床上過。我睡時她在給爸爸煮藥，醒來她在給爸爸擦臉。有時我會看到她坐在爸爸床邊兒的椅子上歇一歇，往往是一個瞌睡把她驚醒。趕快看看爸爸是否有什麼需要的，因為爸爸拉屎撒尿也是不知道的。她一天不知要給爸爸洗多少回下身，換多少回衣服。

        我從沒看到過她露半點兒難色，疲憊的臉上依然是安詳平靜的神情，和我們說話時還是那樣和藹可親。

        每天她還給爸爸剝一塊兒牛奶糖。她剝好後咬兩半兒，先給爸爸嘴裡放半塊兒，那半塊兒放在糖紙上，等他慢慢吃完了先讓他喝了藥再把那半塊兒放在他口中。

        這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像奶粉，奶糖等許多東西在市面上買不到，只有在友誼商店能買到，但要有外匯捲兒。這要感謝大姐夫大姐，二姐，他們不知從哪兒弄來的外匯捲兒並去友誼商店買好送回家來。還有一些是朋友送來的，有許多人我沒見過，有的還坐小汽車兒來的。可他們都是來一次就不再來了，只有甫大爺和胡二大爺常來。尤其是胡二大爺，他每天都來，總是坐在床邊不停的向爸爸嘮叨着。儘管他知道爸爸聽不懂或懂了也說不出，可還是不停地說。來時還都恭恭敬敬地向爸爸鞠躬請安，爸爸去世那天他哭得非常傷心。

        爸爸回家第十七天的早上，媽媽將頭天晚上煮好的湯藥放到火上再熱開了鍋。她把藥湯潷碗裡涼着時想給爸爸往嘴裡放半塊兒糖，剩那半塊兒等喝了藥再給他。可這次這頭半塊兒糖就沒餵進去，她的手在餵爸爸時哆嗦了一下兒，糖掉在了爸爸的胸前。

她聽到爸爸說話了：“沛如，忠誠啊------”

        但這是爸爸最後的一句話，爸爸停止了呼吸，靜悄悄地離開了人世。他唯一欣慰的是死在了家裡，看到了自己的愛妻和三個未諳人世的兒子。

        媽媽一動不動地看着爸爸，慢慢地從腋下摸出手絹兒，輕輕地蓋在了爸爸的臉上。然後遲緩的退到門邊兒，倚着門框哭了。聽不到哭聲，只是眼淚刷刷的流，浸濕了衣衫，流在了地上。

        我一開始不知她為什麼哭，一個勁兒地搖扯着她的旗袍兒問道：“媽媽，您為什麼哭？媽媽！您怎麼了？”

        那天媽媽穿的是一件黑色的旗泡兒，面對着躺在床上的爸爸，斜靠在半開的裡屋門上，哭的是那麼傷心，那麼安靜。屋裡沒有聲音，只有淚水。她是一個永遠把情感埋在心裡的人。

        下午知道爸爸去世的人陸續來了。胡二大爺跪在爸爸的床前，頭磕得山響，哭得震天動地。那是軍人的哭，大花臉的哭，聲如洪鐘，裂人心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