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江青傳》第十六章 迫害元勛 煽起打倒陶鑄狂潮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個個怨敵、私敵，她更着力於打倒她的一個個政敵。一個明顯的訊號，從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發出。 江青說道： “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恩來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江青在這裡沒有提及陶鑄。這不是疏忽，也並不意味陶鑄包括在“其他同志”之內。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單中，陶鑄名列第四，在陳伯達、康生之前，怎會“疏忽”了他？何況，陶鑄是分工管文藝的常委。 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鑄的訊號！ 江青本來是看中陶鑄的，以為“陶鑄厲害”，要用陶鑄壓住鄧小平。不過，沒多久，江青就發現，陶鑄是“保皇派”，他保劉少奇，保鄧小平，也保王任重。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武漢的造反派卻要打倒他，說他是湖北的“走資派”。 陶鑄夫人曾志這樣回憶： “轉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後幾天了。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約二十六、七日，陶鑄很晚才回來，面色陰沉，剛在飯桌旁落座，就十分嚴肅地說：‘曾志，告訴你一件事，今天中央開會，江青他們批評我犯了方向路 線性錯誤，很嚴重。’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我反倒顯得很平靜，‘江青為什麼突然批判你呢？’陶鑄憤憤地答道：‘說來話長，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不過這 次的事情，要從王任重同志說起。’……”① ①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歲月里》，載《筆祭陶鑄》，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陶鑄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漢造反派的圍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體又不好。於是，陶鑄想給王任重解圍，便寫報告給毛澤東，建議王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職務，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務是治病。 毛澤東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組副組長，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遵照毛澤東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開了聯席會議。 這個會，毛澤東定下的主題是“對任重提提意見”，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員們在批評了王任重幾句之後，火力集中到陶鑄身上。據陶鑄告訴曾志，“先由王 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張春橋、姚文元橫掃，最後主將出馬——江青、陳伯達和康生重點批判”。他們加給陶鑄的罪名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沒有劉 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點把陶鑄擊倒了！ 不過，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如曾志所憶： “只隔了一天，陶鑄回來，一進門就興高采烈地大聲嚷道：‘曾志，我的問題沒有那樣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講了事情的經過：那天上午，毛主 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陶鑄一走進會議室，主席就沖他說：‘陶鑄，你為什麼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接下去，主席又說：陶鑄來中央後，工 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許多工作。主席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便在會議上批判，是違 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後，主席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一個來小時，態度十分親切。主席說：‘江青這個人很狹窄，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還批評 陶鑄：‘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① ①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歲月里》，載《筆祭陶鑄》，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毛澤東一席言，那一陣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煙消雲散了。陶鑄舒心地笑了。 可是，雲眼中露出的一縷陽光飛快地過去，滾滾烏雲密布蒼穹。 幾天之後——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點，夜色濃重的北京街頭，忽地爆發出一陣陣“打倒陶鑄”的呼喊聲！ 原來，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武漢“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江青、陳伯達、康生齊上陣。 江青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獨斷專行”。陳伯達、康生也發表了反陶演講。 他們的講話，飛快地印上傳單，標以“‘中央文革’首長講話”的標題，撒遍北京街頭，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江青不僅煽動了紅衛兵，她也在毛澤東那裡進行了煽動。 曾志這樣回憶： “（一月五日）凌晨兩點多鐘，總理電話召見陶鑄，總理說江青他們的講話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鑄問主席是否知道？總理說：‘不清楚。不過昨天我去主席那 里，主席曾問我，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怎麼回事？我向主席匯報了那天事情的經過（引者註：指陶鑄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見‘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對他們 蠻橫無理的要求發火），我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的態度有些不好。主席說：哦，是態度不大好。也就再沒有講什麼了。’……” “文革”是怪事層出的歲月。作為“第四號人物”的陶鑄，經江青、陳伯達、康生這麼一轟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清除“中央文革”異己劉志堅 一 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這天，《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奪權，成為上海“一月風暴”的開端；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第四號人物”陶鑄被突然打倒；也就在這一天，劉志堅——當時除擔任總政副主任外，還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一下子也成了 打倒對象。 前一天——一月三日，劉志堅還正處於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許多“紅衛兵”要揪斗陳毅。葉劍英知道了，急召劉志堅，要他做工作，不許揪斗陳毅。劉志堅 剛到葉帥那裡，周恩來總理來了電話，要劉志堅火速趕往釣魚臺。到了釣魚臺，周恩來也要劉志堅出面做工作，勸造反派們不要開批外陳毅大會，希望劉志堅對學生 們講幾句話。 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專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來到人民大會堂，要求召開批陳大會。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劉志堅出面勸導。談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說服學 生代表。於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會堂繼續跟學生代表談話。周恩來總理發表了講話，勸告學生們不要組織批陳大會。劉志堅也講了話，贊同總理的意見。然 後，劉志堅又說，陳毅同志對部隊的講話如有不妥之處，首先的責任在於他——因為他是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他正在說着，忽聽得康生拍了桌子，厲聲道：“ 劉志堅，你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裡的代表。要揭開軍隊裡階級鬥爭的蓋子，首先要批判劉志堅，打倒劉志堅！”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康生這麼一發威，那些學生代表就大轟大嗡起來，高呼口號“打倒劉志堅”。接見會成了打鬥會。一直折騰到五日凌晨，“打倒劉志堅”之聲仍不絕於耳。當劉志堅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那些學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號令”傳遍各校。五日，五千“紅衛兵”前往國防部，要求葉劍英、肖華接見並交出劉志堅。葉劍英、肖華拒不接見。劉志堅聞訊，怕波及他們，便給葉帥打電話：“我去國防部見學生。”葉帥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去了就回不來了！” 冒着嚴寒，劉志堅還是去了。到了那裡，劉志堅立即陷入重圍之中。他的帽徽、領章被揪了下來，一頂高帽子按在他的頭上，“打倒劉志堅”的口號聲震耳欲 聾。果真，劉志堅去了就回不來了。批鬥之後，當天晚上，劉志堅被關押在一輛大卡車上。接着，被弄到一間空房子裡關起來，那房子原是總政一位副處長住的。一 月八日，劉志堅被轉送到北京衛戍區部隊，關押在北京順義縣。此後，大會批、小會斗，他頭上的“帽子”也越來越多，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升 級到“兩面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級到“叛徒”。劉志堅被打倒，導火線是陳毅問題。其實，那“中央文革小組”要把劉志堅“端 ”出來，已經籌划過多日了。 那位“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早已感到劉志堅“不聽話”。 她發覺，劉志堅常在葉劍英、陳毅那裡匯報工作。江青便說劉志堅這人“不可靠”。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左派”們一齊上陣，向劉 志堅開火。除了康生開了頭炮之外，江青說：“像劉志堅這樣的人物，我們幫你們揭發。我名義上是軍隊的文化顧問，但是他從不同我匯報……他是典型的兩面派。 ”江青還說：“在軍內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就是劉志堅為首的全軍文革小組……劉志堅不向中央文革請示。全軍文革小組必須改組。” 陳伯達則“揭發”說：“劉志堅是叛徒！” 不久，林彪發話了：“全軍文革小組要改組。劉志堅犯了大錯誤，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理人。他發表不少不正確的指示。撤工作組，本來他同意伯達同志的意見，以後又反對。” 這樣，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軍委下令改組了“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宣布撤消劉志堅的組長職務。 一時間，“打倒劉志堅”的大字報、大字標語，撒滿全國各地。 這裡先按下當時強加在劉志堅頭上的種種不實之詞不表，單說說那所謂的“叛徒”問題。在“文革”中，動不動給人扣上一頂“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術”之一。其實，劉志堅出身貧苦，要過飯，做過六年長工，他參加過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他的雙腿，在那戰火紛飛的歲月，曾三次受了重傷：一九三四年在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一九三五年在長征途中，一九四二年與日本軍隊作戰時。 三次重傷，使他雙腿變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軍隊工作。 他，怎麼忽地被說成“叛徒”了呢？ 後來，徐向前元帥曾這樣說明了事實的真相： “陳伯達說劉志堅同志是叛徒，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那是在抗日戰爭時的一次戰鬥中，我們的部隊遭到敵人襲擊，劉志堅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隊司令部接 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本人在某時通過某地。根據這個情報，我們的部隊在敵人通過的路上打了一個伏擊，當天就把劉志堅同志救出來，根本無所謂叛變。” 劉志堅長期在部隊擔任領導工作，參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作出許多貢獻。這樣，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穿軍裝的劉志堅，本來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們無緣。只是因為歷史的偶然，他作為總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參加那個以“林彪委託”名義召 開的江青“一人談”座談會，從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來往。也正因為這樣，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劉志堅畢竟是將軍，是在中央軍委領導下工作的。雖說在《五•一六通知》下達之後，全國處於大動亂之中，但他在葉劍英、肖華支持下，仍努力維護軍隊的 穩定，對軍隊的“文革”作出種種限制性的規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澤東不在北京，根據劉少奇指示，在葉劍英元帥的主持下，劉志堅協助、起草文件，把部 隊的“文革”限定於“五界”之內，即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軍樂隊、八一電影製片廠。規定師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不久 又改為軍以下不准搞“四大”，並規定大軍區如果要搞“四大”，必須報中央軍委批准。 也正因為這樣，一九六六年八月，劉志堅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時，建議“十五條”中增加一條，變成了“十六條”。劉志堅執筆，補寫了這新增的一條：“部隊：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部的指示進行。” 這一條被一字不易補入《決定》，使“十五條”變成“十六條”，被全會通過。由於補充了這一條，強調了部隊與地方的不同，使部隊的“文革”受到嚴格的限制，諸如不許組織“紅衛兵”，不許成立“戰鬥隊”，不許搞串連，堅持正面教育，運動必須在黨委領導下進行，等等。 江青日漸不滿於劉志堅。那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大本營”設在釣魚臺。劉志堅住在二號樓。但是，他是軍隊的幹部，是在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帥 領導下工作。葉帥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談話。他乾脆從釣魚臺搬到了西山去住。那時，聶榮臻元帥也住在那裡。陳毅元帥則常去西山。劉志堅跟幾位老帥的關係 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劉志堅。 最使江青不滿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賀龍一起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軍隊院校師生代表，就軍隊 “文革”問題作了重要講話。葉劍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論。學習毛澤東著作，不是學耶穌基督教的聖經，不是迷信。他指 出，軍隊少數人在“文革”中表現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臟病發了，還要抓來斗，這些人是在敗壞我軍光榮傳統。 據劉志堅回憶，陳毅元帥是肖華打電話請來的。葉、徐、賀三帥講話時都有稿子，葉帥有時離開稿子講些話，而陳毅沒有講話稿。心直口快的陳毅，尖銳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們，而且明確地說：“我的講話是有意得罪人的。” 於是，江青遷怒於劉志堅，要劉志堅檢查。劉志堅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寫了檢查，江青看後罵道：“隔靴搔癢！” 此後，造反派們要批鬥陳毅，周總理找劉志堅談話，要劉志堅出面做勸阻工作，終於導致發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 劉志堅在順義被關押了三個月，受到許多次批鬥，然後，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個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劉志堅被關在一間空空的小屋裡，一張小床， 一張三屜桌，床前一盞一百支光燈泡通宵達旦亮着，時時受到嚴密的監視——他，一位久經沙場的中將，已道道地地成囚徒，卻沒有經過開庭，沒有審判，沒有依據 任何法律…… 不久，肖華也被打倒，張春橋出任總政主任。 劉志堅的夫人劉萊瑛被關押在另一處，兩年後，她才獲釋。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前沉沙”之後，她才被允許每個月回家一次，看望劉志堅……在劉志堅被打倒之後，“中央文革”的副組長只剩下江青和張春橋了——另一副組長王任重在劉志堅之前便被打倒了。 打倒了陶鑄，“中央文革”的顧問只剩康生了。 組員之中，謝鏜忠、尹達、穆欣也先後被打倒。 這麼一來，“中央文革”中的“異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陣營：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按：周恩來呢？)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時，凜冽的寒風在成都街頭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車，忽地在永興巷七號的大門前嘎的一聲剎住。 這群不速之客來自北京。他們跟門口的衛兵吵着，硬要衝進大門。 秘書綦魁英聞聲披衣出來，擋不住這批蠻橫無理的紅衛兵，反而遭到拳打腳踢。一個瘦削的老人從內屋出來，還沒有問清怎麼回事，就被北京紅衛兵團團圍住。他們千里迢迢趕來成都，正是為了抓捕這個老人——彭德懷！ 自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彭德懷銷聲匿跡，幾乎被人們遺忘了。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長文，“彭德懷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懷推到了鬥爭的旋渦之中！ 江青，不僅要批吳晗的《海瑞罷官》，而且還要把活“海瑞”——彭德懷斗個落花流水！ 彭德懷下了廬山之後，被撤國防部長之職。彭德懷給毛澤東去信，要求下放勞動。毛澤東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批示： “我熱烈地歡迎彭德懷同志的這封信。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我建議，全黨同志都對彭德懷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① ①《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久，彭德懷搬出了中南海，住到遠離北京市區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黨校東面的吳家花園。 從此，彭德懷在那裡過着隱居生活，但毛澤東仍保留彭德懷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彭德懷在吳家花園度過六個春秋，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罕見的長信，長達八萬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長信，翌日便會見了他。彭德懷當天便根據自己的記憶，追記了毛澤東和他的談話： 主席：早在等着，還沒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興得睡不着，你這個人有個犟脾氣，幾年也不寫信，要寫就寫八萬字。今天還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會就來參加，周總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來。我們一起談談吧！ 現在要建設戰略後方，準備戰爭。按比例西南投資最多，戰略後方也特別重要，你去西南區是適當的。將來還可帶一點兵去打仗，以便恢復名譽。 （在廬山會議時，主席問到對我的決議案如何，當時我向主席作了三條保證）主席問：哪三條？（我說：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做反革命；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今後工作是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主席說：“後面兩條我還記得，也許真理在你那邊。戰略後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區，它有各種資源，地理也適宜，大有作為。彭德懷同志也許會搞出一點名堂來。建立黨的統一領導，成立建設總指揮部，李井泉為主，彭為副，還有程子華。”……① ①《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就這樣，彭德懷赴西南走馬上任。這表明，毛澤東已在為彭德懷恢復名譽。不料，姚文元那篇評《海瑞罷官》文章一發表，打亂了彭德懷的工作，他的腳下響 起了炸雷！就在《“五•一六”通知》下達整整一個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關鋒就給江青、康生、陳伯達寫了一信，提到了遠在千里之外的彭德 懷： 我們覺得，分配給彭德懷做這個工作（指大三線建設副總指揮）是不恰當的。 據我們了解，彭德懷到三線以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常活動。因此，我們再一次提出意見，希望中央考慮撤消他的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 從這次文化大革命揭發的許多事實看，彭德懷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為了在廣大群眾中揭穿他的醜惡面目，為了徹底清除這個隱患，我們希望中央能夠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布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 由於這場奪權鬥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是我們推翻一個地方的、部門的反動政權的鬥爭。因此，必須當機立斷，採取斷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這“斷然行動”，在半年之後，終於以突然襲擊之舉實行了。 那來自北京的紅衛兵，是由江青通過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自從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發起“紅衛兵”，毛澤東寫信表示熱烈支持，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席捲全國。北京的紅衛兵之中，出 現了“五大領袖”：北京大學的聶元梓（雖說她已四十五歲了）、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給二十歲的韓愛晶打了電話：“現在開展文化革命越來越深入，海瑞一直沒有批判，你們應當把海瑞弄回來進行批判。”韓愛晶一楞，海瑞是明朝人，怎麼個“弄回來進行批判”？ 成本禹進行了“注釋”，說道：“海瑞就是彭德懷，他現在在四川，是大三線的副總指揮，那裡沒人敢動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韓愛晶頓開茅塞。來自“中央文革”的特別使命，使“天派”紅衛兵異常興奮。那時，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號稱“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 頗有影響。韓愛晶派出最能幹的部將，組成“特遣小隊”，撲向大西南，撲向成都……不料，從成都打來的長途電話，使韓愛晶震驚：到手的彭德懷，被人搶走了！ 是誰搶走彭德懷呢？ 是“地派”！ 所謂“地派”，亦即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紅衛兵，他們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來“揪海瑞”！ 那是江青直接給他們打了電話：“你們紅衛兵這也行，那也行，怎麼就不能把彭德懷揪出來呀？讓他在大山裡頭養神，天天還打太極拳，將來回來好反我們，把我們打入十八層地獄！” 江青給“地派”紅衛兵打電話，在威本禹給“天派”紅衛兵打電話之前約一個月。“地派”紅衛兵早已到達成都。無奈，他們跟成都軍區的關係沒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懷在哪裡。 “天派”紅衛兵顯然更為“能幹”，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況，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懷。“地派”紅衛兵聞訊，豈肯讓“天派”紅衛兵搶了頭功？立即從“天派”那裡奪走了彭德懷。 “天派”又反過來襲擊“地派”，要重新奪回彭德懷。正在爭執之際，“中央文革”來電：“不要鬧糾紛，可以一起搞。” 於是，彭德懷被交給了“天派”紅衛兵。 來自大西南的凶訊，迅速被周恩來獲知。周恩來立即報告了毛澤東。 周恩來致電西南建委、成都軍區、北京衛戍區及北航“紅旗”： 中央同意彭德懷同志回京。但要嚴格執行以下三條： 一、由成都軍區派出部隊和紅衛兵一道護送彭德懷同志到京。沿途不許任何人截留，不得對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絕對保證他的安全； 二、不許坐飛機，由成都軍區聯繫火車來京； 三、由北京衛戍區派出部隊在北京車站等候，並負責安排彭德懷同志的生活和學習。 各單位必須嚴格執行，絕對保證彭德懷同志的安全，對他的生命各單位要向中央負責。① ①馬輅、佩璞、馬泰泉，《國防部長浮沉記》，崑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這樣，彭德懷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離開成都，上了一節軟臥車廂，由成都部隊和北京紅衛兵共同護送。 到了北京，正當北京衛戍部隊根據周恩來指示前來迎接時，一大群紅衛生卻根據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湧上軟臥車廂，前去劫走彭德懷！ 在周恩來的一再堅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衛戍區、“天派”和“地派”紅衛兵共管彭德懷。 江青慶幸自己的“勝利”，她表揚了戚本禹：“現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個聰明人，指揮有方，等文化大革命勝利後，我們也要評功論賞，封你將軍，封你元帥！” 從此，戚本禹得一渾號，曰“威大帥”。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審時曾寫下筆供： “彭德懷在‘三線’，是我叫去四川串連的學生把他帶回北京的。江青當時是力主此議的。康生也是這個主張。” 本來，彭德懷一到北京，戚本禹就準備煽動紅衛兵鬥爭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學生，已經作了鬥爭的準備。” 由於周恩來的於涉，保護了彭德懷，紅衛兵未能公開批鬥他彭德懷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給毛澤東寫了一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引者註：應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 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引者註：應為二十五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該紅衛兵共同看押。向 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彭德懷此信，顯然是向毛澤東報告自己眼下的處境。他已預感到難逃劫難，所以向毛澤東致“最後一次敬禮”！ 彭德懷回京後，由於有中央警衛部隊守衛，紅衛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斷糾纏他，審問他。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紅旗》雜誌發表了姚文元的長文《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月三日，《人民日報》和首都各報都轉載了此文。紅衛兵要彭德懷寫“認罪讀後感”。 彭德懷答曰：“姚文元發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寫不寫也是我的自由。” 紅衛兵逼着要彭德懷寫，彭德懷無奈，只得提起筆來。他，乾脆寫了一封給姚文元的信： “姚：讀三日人民日報《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大作後，紅衛兵要我表態。……如果照這樣宣傳有益，就這樣宣傳吧。如果需要更實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給一些材料。” 一連兩個“如果”，彭德懷反話正說，挖苦了這位《評〈海瑞罷官〉》的“大左派”！ 江青日益得勢，彭德懷的日于越來越不好過。 江青通過那個“戚大帥”，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給北航“紅旗”的韓愛晶下達了“戰鬥任務”： “你們要彭德懷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應當要他低頭認罪。他要是不老實，得對他厲害點，對他不能客氣。”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對彭德懷專案組作了一番“戰鬥動員”： “毒蛇僵了，但沒有死。紙老虎彭德懷殺人不眨眼。彭德懷是軍閥。不要看他裝可憐相，如壁虎一樣，裝死。實際沒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動物、昆蟲都有保護自己的本領，何況這些吃人的野獸。要打翻在地，踏上幾雙腳。” 對彭德懷的批鬥立即升級了。這升級，是升到了拳打腳踢的“級別”！ 彭德懷，這位元帥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後，北京衛戍區不得不向“中央文革”這樣報告悲慘的情況：“昨天北航開了三、四十人的小會斗彭德懷。會上打了彭德懷，打倒七次。前額打破了，肺部有些內傷。明天還要斗。”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監護情況》如下： “自十九日參加批鬥會後，食宿大大減少，精神很苦悶……進室後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難，不斷發出哎喲、哎喲的聲音，當晚來吃飯，不能吐痰。讓他寫材料時說：‘我現在不能寫。’我們說，那不行。他又說：‘寫不了，要不殺頭算了。’……”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積擴大，而且又重了些。從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難，起時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話就起不來。經醫生檢查，胸部左右兩側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脈搏和血壓都有增加。” 經受這樣的精神、肉體的雙重折磨，這位昔日威震疆場的彭大將軍，在一九七三年春末患直腸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懷含恨死於獄中，終年七十六歲。 如果不是批《海瑞罷官》，如果不是把海瑞等同於彭德懷，如果不是“文革”，彭德懷不至於死得那麼悽慘…… 施毒計離間劉少奇家庭 一 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報》及首都各報所載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是姚文元的“三評”之———即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評周揚。在 這篇評周揚的文章即將發表時，姚文元根據“形勢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長注。長注的末句，發出了新的“戰鬥訊號”： “鼓吹《清宮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保護剝削階級、仇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本質，早在建國初期吹捧《清宮秘史》時就表現出來了。” 不言而喻，姚文元所指的是劉少奇！ 這時，劉少奇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不過是“中央文革”組員。 這是在報刊上第一次未點名公開攻擊劉少奇！ 這段匆匆加上的話，是為了配合正在北京掀起的反劉少奇、鄧小平的惡風濁浪。那是在十多天前——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張春橋在中南海約見了清華大學“井 岡山”紅衛兵頭頭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 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二十一歲的蒯大富，本是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生，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不僅成為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頭頭，而且成了“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人稱“紅三司”）的“司令”，得了“蒯司令”之稱。 圖：蒯大富 張春橋口中幾句話，到了“蒯司令”那裡變成了一陣狂風。人稱“紅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鐵拳頭”。十二月十五日，首都首次出現“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巨幅標語。“紅三司”到處在張貼大字報，呼喊着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正在這時，姚文元趕緊加上那長注。姚文元的文章出現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上，富有“權威性”，一下子使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呼聲提高了十倍、百倍…… 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哼哈二將。在一片倒劉聲中，江青出馬了，來到了清華園。那是一九六六年歲末。在那裡，江青發表煽動性講話：“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對他的處理只是時間問題。現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轉不過彎來，得一步一步來。” 江青選中清華大學講這番話，張春橋找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密談，內中有一重要原因：清華大學原本是劉少奇的“點”！ “文革”開始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光美出現在清華大學，去看大字報。學生們發現了熟悉的面孔，歡呼着，要她講話。王光美說道；“我是按照劉少奇同志的吩咐來看大字報的。” 兩天之後，王光美悄然再去清華大學。劉少奇要她在那裡蹲點，以求摸清基層的“文革”情況。 劉少奇、王光美看中清華大學，是因為劉少奇的第四個孩子——女兒劉濤正在清華大學上學。劉濤在那裡，人頭熟，內情熟，自然便於王光美了解那裡發生的一切。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華大學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清華大學召開批判蒯大富的會議。王光美沒有在會場露面，但是在清華園裡收聽了大會實況轉播。劉濤和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在會上發言，批判蒯大富。 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紅”——他爺爺是新四軍老戰士，父母都是四十年代中共黨員，在那“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歲月，他並不畏懼劉濤、賀鵬飛這樣的高乾子女，並不畏懼清華大學工作組。 一次又一次會上較量，蒯大富堅持反工作組的立場。後來，他宣布絕食，以抗議工作組。 來自江青、來自“中央文革”的支持，一下子使蒯大富成了反工作組的“英雄”，成了清華園內紅衛兵的領袖人物。這樣，蒯大富手下的“井岡山”紅衛兵，也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嫡系部隊”。 就像多米諾骨牌似的，一倒皆倒，以葉林為首的清華大學工作組倒了，劉濤倒了，王光美倒了，劉少奇也倒了。 就在張春橋秘密約見蒯大富之後，就在清華園裡“打倒劉少奇”之聲沸沸揚揚，就在劉濤像泄了氣的皮球似的時候，忽地有一個神秘的人物來找她。來者自稱是奉江青之命，約她聊聊。 劉濤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裡，她的弟弟——劉少奇的第五個孩子劉允真也在呢！ “江阿姨”怎麼忽地“關心”起他們呢？ “江阿姨”在跟他們海闊天空地聊了一陣“革命形勢”之後，終於點出了話題：“濤濤，丁丁（劉允真的小名），你們知道你們的生母是誰嗎？” 哦，江青在施展毒計：因為劉濤、劉允真系劉少奇的第三個妻子王前所生，江青要這兩個孩子去見王前，“跟你們的生母一起揭發劉少奇”！ 孩子不知這是江青的政治圈套，果真去見王前，果真“一起揭發劉少奇”。 劉濤寫出了長篇大字報，揭發父親劉少奇，頓時清華大學為之轟動，北京為之震動，全國為之驚動！大字報馬上被印成傳單，飛向四面八方。大字報從生活上 醜化劉少奇，說劉少奇和王前結婚時“瞞了十歲”，說他“截留黨費，買了金鞋拔、金帶子”……這張女兒的大字報，比蒯大富的“紅三司”的震天響的“打倒劉少 奇”之聲要厲害得多！ “後院起火！心臟爆炸！”江青得意地大笑。她這一毒計，一箭三雕：醜化了劉少奇；挑拔了劉濤、劉允真和劉少奇的關係；使王光美難堪。 那張大字報，如同在劉少奇正在流血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 劉少奇無法容忍對於他的人格的侮辱，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他說了這麼一番話，為自己嚴正辯證： “要是說我在政治上犯了錯誤，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從生活作風方面這樣誹謗、中傷我，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來，人們對我生活作風的印 象是非常好的。我雖然結過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結婚的。迄今為止，我沒有淫亂的男女關係。另外，我也根本沒有對王前隱瞞年齡。把黨費留下來買 金帶子是根據黨的規定做的。當時，黨有一個規定，黨在白區工作的重要領導人，必須在身邊保留某種值錢的東西，以便在突發事件出現後，賄賂敵人。金帶子已被 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則是毫無根據的捏造。至於吃小虧占大便宜的說法，那是隨便地把片言隻語拼湊起來的東西，牽強附會，根本不符合原意！” 劉少奇的申辯，據理據實駁斥。可是，在那種荒唐的年月，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共和國的主席眼看着要跌入沒頂之災…… 惡作劇“智擒王光美”的幕後指揮 就在姚文元的那條長注見報後的第三天——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一幕驚險劇在北京發生。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飯的時候，中南海劉少奇家中，電話鈴聲響了。 王光美和劉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電話，耳機里傳來急促的聲音：“是劉平平家嗎？你是劉平平的親屬嗎？劉平平剛才被汽車撞傷了，大腿骨折，正在我們醫院裡搶救，請你們馬上來！” 王光美的心，一下子收緊了。 劉平平，劉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女兒，劉少奇的第六個孩子。劉少奇和王光美婚後，共生四個孩子，即劉平平（女兒）、劉源源（兒子）、劉亭亭（女兒）、劉瀟瀟（女兒）。 王光美正想細問，對方把電話掛斷了。 劉少奇聽說女兒出了車禍，也很着急。 就在這時，電話鈴聲再度響起。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隊打來的，說劉平平騎自行車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輛汽車撞傷，正在搶救，要求親屬儘快趕往醫院。王 光美打算馬上去醫院，但是，周恩來為了她安全，曾下過指示，要她不得離開中南海，以防不測。這樣，王光美讓女兒劉亭亭和警衛班長騎自行車去醫院。劉亭亭走 後，王光美還不放心，又叫兒子劉源源騎自行車去醫院。 過了一會兒，電話又響了。那是亭亭打來的，講話似乎很猶豫，說一句，停一下。亭亭說，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話音，要求家長儘快趕往醫院。 這下子，王光美決定趕往醫院。劉少奇一聽，站了起來，跟她一起去。於是，在警衛的隨行下，劉少奇和王光美的轎車離開了中南海。 誰知，到了那家醫院，他們立即處於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的包圍之中。原來，這是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精心設計”的圈套，假稱平平遇上車 禍，引誘王光美上鈎。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後，被他們扣留，作為“人質”。他們逼迫亭亭給王光美打電話，說平平“粉碎性骨折”…… 不過，紅衛兵沒有想到，劉少奇也來了！ 警衛迅速報告上級，得到的答覆是：“劉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華。” 這樣，劉少奇在警衛們保護下，登車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紅衛兵手中，被連夜拉到清華大學審問、批鬥…… 劉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 周恩來一聽，立即給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明晨五點之前，必須讓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到了清華大學的情景，劉平平、劉源源、劉亭亭三人後來在聯名回憶文章中如此記述：① ①劉平平、劉源源、劉亭亭，《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一九八○年十二月五、六、八日《工人日報》。 媽媽嚴肅地對“造反派”說：“你們為什麼用這種手段騙我出來？”“造反派”望着頭頂的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說：“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們搞的，嗯……” 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的話，說出了他們的後台老板——江青。沒有“江青同志支持”，他們怎敢用欺騙手段去戲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翌日，所謂“智擒王光美”的傳單，就從清華大學飛向四面八方，成為“爆炸性新聞”！ 江青很是得意，因為她利用紅衛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積在心中多年的怨氣！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別是王光美作為劉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訪：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印尼；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緬甸；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柬埔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巴基斯坦；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阿富汗；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訪問緬甸。 這六次出訪，使王光美名聲大振。拍電影，上電視，各報、各電台競相報道，尤其是印尼街頭，出現巨幅王光美畫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個滋味兒。中國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卻四面風光，在海外出盡“第一夫人”的風頭。尤其是王光美英語精熟，又擅長交際，海外聲譽頗佳。 王光美在黨內的影響，也曾使江青極為眼紅。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起，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唐山專區撫寧縣戶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抓“四清”，擔 任工作組副組長。一九六四年春節，王光美回京，劉少奇跟她談了四清問題（談話內容被整理成《同王光美談四清》）。三月二十七日，劉少奇又給“董朴同志”寫 了一封長信，談了他對四清工作的意見。四月底，王光美結束了在桃園大隊的工作，回到北京。七月五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這份總結，經劉少奇審閱，於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由中共中央轉發各地，人稱“桃園經驗”。這份文件下達各級黨組織，使王光美 在黨內贏得了頗高的聲望（儘管“桃園經驗”後來被毛澤東批評為“形左實右”）。 江青決心要與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報》上以毛澤東夫人身份出現在與外國貴賓的合影中，是這種比高低的初次嘗試。江青在上海搞《紀要》，借毛 澤東的支持和聲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達全黨，實際上是效法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借劉少奇的支持和聲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達全黨！ “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傾斜：江青崛起而為“中央首長”，王光美則隨劉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江青，終於藉助紅衛兵的惡作劇，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這樣的惡作劇，在中共黨史上，堪稱“史無前例”！ “項鍊事件”前前後後 惡作劇開了個惡例。在所謂“智擒王光美”後幾天，一月十二日，中南海的“造反派”衝進了劉少奇家中，在劉少奇的辦公室里貼滿大字報，而且召開了第一次對劉少奇的批鬥會！ 毛澤東風聞此事，在翌日——一月十三日深夜，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劉少奇。一見面，毛澤東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平平的腿好了嗎？” 劉少奇一聽，明白毛澤東被蒙在鼓裡，解釋道：“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坐定之後，劉少奇鄭重其事地向毛澤東提出： “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 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① ①《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澤東聽罷，沉吟不語、不住地抽煙。 過了一會兒，毛澤東勸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如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狄德羅的《機械人》。 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最後一次談話。 談畢，毛澤東送劉少奇到門口，叮囑他道：“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劉少奇回家，面帶喜色，因為毛澤東對他很客氣，並沒有徹底打倒他的意思。劉少奇才高興了兩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造反派，又衝進劉少奇家中，要劉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張桌子上接受批鬥！ 劉少奇的電話線也給扯斷了。從此，劉少奇失去了和毛澤東、周恩來的電話聯繫。 四月一日，對於劉少奇是難忘的。這天，各報都刊載了戚本禹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指責劉少奇“假反帝、真投 降”、“仇恨歷史上的革命群眾運動”、“美化資產階級”、“日夜夢想着復辟資本主義”、“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 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戚本禹的文章，是姚文元那長注的繼續，更是江青當年“初出茅廬”，頭一回批判影片《清宮秘史》的繼續。劉少奇看了報紙，忿忿地 說： “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引者註：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 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 然而，戚本禹的文章，在全國煽起了批判劉少奇的狂潮。中國大陸的大街小巷，刷滿了“打倒劉少奇”的大字標語。 這個狂潮的第一個浪頭，朝王光美撲去！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華大學作檢查。 四月十日，在江青、陳伯達的支持下，在清華大學舉行了三十萬人批鬥王光美的大會。 且不提批鬥會上那荒唐的種種批判，王光美在萬國睽睽下，最為招人注意的是被紅衛兵戴上一長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鍊！ 這起因，是因為王光美在隨劉少奇訪問緬甸時，在晚宴上，戴了一條金項鍊。戴根金項鍊，本是不足大驚小怪的，何況那是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革命政府部長會議主席奈溫將軍贈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禮貌。 江青在看電視新聞時，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細小的項鍊。她大為不悅，因為她在王光美出國時關照過：“依我看，有時不戴首飾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 絲絨，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樣，顯得別致、出眾！”她，仿佛把王光美當成她的“樣板戲”中的演員似的，連戴不戴首飾都作了“規定”！ 當她見到王光美違反了她的“規定”，就記在了心中。這本是芝麻綠豆之類小事，她在接見紅衛兵的領袖們時卻說：“王光美出國訪問時戴項鍊，完全是資產階級的作風。我本來不讓她戴，她也答應我不戴了。後來，在看電視時，我卻見她戴了項鍊！” 幕後導演的幾句話，便使紅衛兵們想出主意：給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項鍊，對她進行羞辱！ “負擔着第一個大專案” 光是侮辱人格、醜化形象、敗壞名聲，江青還覺得遠遠不夠，她要量王光美於死地！ 江青要對王光美進行政治審查，建立“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這個專案組，屬中央專案組領導。 據王力回憶：“中央專案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對常委、實際上是對主席負責。江青宣布改組專案組時，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 都參加專案組，還加上謝富治、汪東興、葉群、楊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後，是康生抓的。中間空了一段，汪東興實際抓。江青說：‘康老（引者註：指康生）有 延安整風的經驗，他當組長。專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當我的秘書，具體工作由謝富治、汪東興負責。’江青多次強調：‘專案組我要抓，我直接對毛主席負責。 ’”王力還回憶：“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議請示建立劉（少奇）案、鄧（小平）案，陶（鑄）案。主席說，不能立，都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選的常委，不好立。回去 後，康生告訴我，說江青在專案組中說：‘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裡頭一起整。’” 就這樣，江青還是設立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雖說是“混”在彭案之中。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正式成立，由“地下”轉為公開。關 於江青負責劉少奇、王光美專案一事，一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在審問江青時，記錄如下：①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紀實》，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審判員審問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揮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江青答：“我是分工在這個專案組裡。” 法庭宣讀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謝富治在“王光美專案組”報告上的批語：“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 法庭還宣讀了原中央專案小組第一辦公室副主任兼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組長肖益的證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引者註：應為六月）劉少奇、王光美的專案 組剛成立時，康生、謝富治在中南海西樓一次專案組負責人會議上宣布，劉、王專案組由江青負責，其領導成員還有謝富治、戚本禹等。康生雖沒有列為該專案組領 導成員，但他是直接插手這個專案的，經常出謀劃策。” 法庭兩次播放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接見中國京劇團等單位的講話錄音。 其中有江青說：“我現在負擔着第一個大專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個小時，……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太惡劣了……我覺得，他應該千刀剮，萬刀割……” 被告人江青聽了播放的錄音後說：“沒有什麼要說的。這是我對藝術家們談別的問題，大概插了這麼一段。” 江青“負擔着第一個大專案”，從王光美下手。她要從王光美那裡打開缺口，進而徹底打倒劉少奇。 江青加給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觸目驚心的：“是一個美國特務！戰略特務！戰略情報特務！” 雖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不過，要“求證”王光美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大特務”，畢竟還不那麼容易。 荒唐的歲月，用荒唐的邏輯，編織着荒唐的故事：王光美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特務”，一九四六年“打入”了北平軍事調查處執行部擔任中共方面的翻譯， 此後又嫁給了劉少奇，“埋伏”在中共核心圈之中，“竊取”最為重要的“戰略情報”……為了“證實”如此荒唐的故事，就從王光美當年求學的輔仁大學下手 了…… 王光美被打成“戰略情報大特務” 王光美的母校輔仁大學，原本是意大利羅馬教廷在中國開辦的輔仁社，建校於一九二五年。輔仁社是大學預科，後來改為輔仁大學，開設文、理、教育二院。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射炮部隊駐紮在北平慶王府，對面便是輔仁大學。那時，輔仁大學裡確實有特務，他們發出的關於高炮部隊的情報被截獲了。輔仁大 學在一九五○年被接管，不久併入其他學校。這所在北京一度頗有名氣的大學，也就逐漸被人淡忘，以至後來已很少有人知道輔仁大學。 審查王光美，使輔仁大學一下子變成了“熱點”。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承祥和妻子袁紹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楊承柞原是輔仁大學教授，跟王光美有點瓜葛。 拘捕楊承祚夫婦是“先斬後奏”的。拘捕之後，“王光美專案組”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向戚本禹、江青遞交了報告。 戚本禹在七月十九日批：“此事重要，應送江青同志批准執行。” 同日，江青批：“照辦。”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執行。” 於是，楊承祥夫婦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專案組”的反覆審問。 楊承祚夫婦是怎麼忽地遭捕？內中的瓜葛，不過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輔仁大學讀書時，跟楊承柞妻子袁紹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楊家。袁紹英的弟弟袁紹 文，在美國從事航空工業研究。在“王光美專案組”的眼裡，這是極為重要的一條線索，因為航空工業即“軍工工業”，在美國從事“軍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 國特務”。倘若袁紹文是“美國特務”，楊承柞夫婦理所當然也可能是“美國特務”。王光美常去楊家，可能是前去“交換情報”，加入了“美國特務組織”！何 況，在輔仁大學發生過特務情報案。 依據這般荒唐的推理，楊承祥夫婦成了“要犯”！ 楊承祥教授患有心臟病、動脈硬化等多種疾病，入獄後，日夜受到折磨。後來，在審判江青時，特別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專案組”工作人員周耀澄一九六七年十二且十六日聽中央專案組華蘊山傳達江青指示的原始筆記： “江青同志對我們管的三個犯人都作了指示。楊承柞問題，我們提到做腦血流圖，江青同志不讓。江青同志講，一方面要治療，一方面要突擊審訊，把我們要的東西，在楊死前搞出來。江青同志講，楊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緊，一定要加強，要突出重點。” 周耀澄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出庭作證，說了以下證詞： “通過審查楊承柞、袁紹英，來證實王光美同志所謂的美國特務問題，是為了說明美國戰略情報局特務打入我們黨中決，與劉少奇同志結合，很明顯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同志服務的。原中央專案組的華蘊山傳達江青的所謂指示，我當時作了記錄，這個記錄本我已經提供法庭作為證據。” “王光美專案組”逼着楊承柞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接着，再承認王光美是“美國特務”。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王光美專案組”給謝富治、江青的報告中寫道： “遵示，我們加強了對王光美特務問題的審查工作，昨天對美特楊承樣進行突擊審訊。楊犯進一步交待了王光美與美國戰略情報局的情報關係。” 江青看了報告，批道：“富治同志：請提醒專案的同志，楊承柞可能不單純是一個美國特務，應多想想，再進行調查研究。” 江青“啟發”專案組“多想想”，楊承柞還可能是“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務”——“美、日、蔣特務”！ 楊承柞經受不了百般折磨，終於死於獄中。一九七○年二月三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的《關於楊承柞死亡報告》中寫道： “楊承柞病情時好時壞。一九七○年一月十九日突然發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併肺部感染，經多方搶救治療，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於一九七○年二月三日八時零三分死亡。” 就在楊承祥夫婦被審訊之際，張重一教授也受苦受難。 張重一是北京師範學院外語系教授，他跟王光美並不熟悉。當年，他擔任輔仁大學代理秘書長。只是由於他跟楊承祥夫婦熟悉，也被牽涉進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關鍵人物”。 一九六七年，當張重一教授被拘捕時，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體比楊承祚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王光美專案組”寫了這樣的報告： “案犯張重一肝癌惡化，據醫生診斷，隨時有死亡的危險，即使送醫院治療也活不了多久，我們同意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意見，仍在獄中一面治療延長其生命，一面突擊審訊。當否，請批示。” 謝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閱。” 江青批：“同意。” 既然江青同意“突擊審訊”，專案組就對這垂危的病人“窮追緊逼”。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經江青圈閱的專案組的報告如下： “因張犯患肝硬化癌變、腹水，為爭取時間獲取口供，經領導批准，請解放軍總醫院在監內採取了醫療監護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張犯病情急劇惡化，二 十八日移入解放軍總醫院，經大力搶救，給我們創造了多審七天的條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張犯是十足的帶着花崗岩腦袋進棺材的傢伙。……對於這樣一個死頑 固，我們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審訊小組，持續地發動政治攻勢，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審了二十一次，窮追緊逼，終於迫使他斷斷續續地交代了有關王光美特務問題 的幾個情況。” 一個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老人，在被“緊逼”的生命的最後二十七天中，竟被“突審二十一次”！ 他，怎麼個終於“交代”呢？ 現存的審訊錄音帶，記錄了“突審”時張重一含混不清的聲音，顛三倒四的話語： 問：你說說王光美是什麼人？ 張：王光美我說不清楚。 問：你知道多少說多少，說說她過去的情況！ 張：說說，叫我慢慢說…… 問：你現在說說！ 張：哎，……玄啊，有這個人國家很“傳染”吶，很危險吶，哎……這個人不是那麼簡單的人。王光美這人，這人實在是個特務，這個人雖然本身是個特務，這個人還不是一般特務，是個很具體特務。……這個人很顯然的是個特務，這個傢伙是很嚴重的很厲害的特務。 問：你聽誰說的王光美是特務？ 張：我……有個具體印象。 問：你怎麼知道王光美是特務呢？ 張：嗯，我是從那封信知道的。 問：誰的信？ 答：還不是信，就是從咱們政府的公報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張重一是從“咱們政府的公報”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務”的！這真弄得專案組哭笑不得！在張重一臨死之際，專案組對他進行的最後一次審問，記錄如下；問：你交代王光美搞過什麼特務活動？ 張：我希望把這問題給我一個機會。 問：現在就是一個機會。你想把問題帶到棺材裡去嗎？ 張：不能。這問題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謠言。 問：你在搗亂，失敗，直到滅亡啊！ 張：我沒想這個問題。 問：你為什麼不交代？你與人民頑抗到底嗎！——王光美是什麼人？ 答：她是個共產黨員。 問：你又在向党進攻！ 張重一硬是被專案組所逼死，專案組居然宣稱，從張重一的口中，“交代了有關王光美特務問題的幾個情況”！ 專案組的成員們，其實也明白，從楊承柞、張重一那裡，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製造出來的偽證。他們不能不這麼逼，不能不這麼亂編，那是因為在一個來月前，曾受到江青的嚴厲的批評。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王光美專案組”組長肖孟接到康生的電話，要他馬上去釣魚臺。肖孟趕到那裡，上了樓，見江青和康生在等他。肖孟回憶道： “江青說，今天晚上你們專案組就要寫一個逮捕王的報告，明天早晨把這個報告交給我。康生說，王光美的特務問題可以定了，逮捕王的報告要很快搞出來。 當時我和專案組的同志都感到這個布置很突然，因為沒有確鑿的材料證明這個問題。還有很多調查工作沒有進行。專案組連夜突擊拼湊了一個報告，送上去後，江青 在報告的第一頁上劃了一個大‘×’，並批上‘報告搞的不好，退回專案組。’專案組看到退回的報告，知道江青生氣了，決定由我拿上報告去問康生究竟怎麼辦？ 康生看後，他說你們寫的這個報告根本不能用，你們沒有體會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說明問題。他說算了，報告由我親自來寫好了。事後我看到康生九月八日寫 的逮捕王光美的報告，給王光美加上了‘美國戰略情報局的特務、日本和蔣匪特務’。在這個報告上有江青的簽名。由此可見，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 青、康生親自預謀，一手策劃的。” 原來，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蔣”三料特務！她提出了這樣的假設，要專案組去求證！ 這樣，專案組也就變本加厲地逼問楊承柞，逼問張重一。 北京市副市長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一九四六年到軍調部任中共方面翻譯，是崔月犁介紹的。崔月犁根本不認識楊承柞。專案組拿來楊承柞的照片，背面寫 着“楊承柞”，叫他“認識”。“認識”之後，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楊承柞介紹王光美作“特務”的“證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這麼個“特務”“打入” 中共代表團的“介紹人”！ 在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劉仁、武光，也被牽涉進來，投入監獄。他們的罪名是讓“特務”王光美“打入”軍調部，並“拉入”黨內。劉仁在獄中 戴了五年多手銬，磨得露出骨頭，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於獄中。武光關了七年半監獄，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十一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務”。中共“九大”之後，林彪下令判處王光美死刑，要“立即執行”。判決書送到毛澤東那裡，他批了“刀下留人”四個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王光美子女劉平平、劉源源、劉亭亭第一次獲准去監獄見媽媽。這時，王光美在獄中已被關押五年。見面時，他們驚呆了，因為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的母親王光美如此這般： “五年不見，媽媽已經瘦弱不堪，滿頭灰白頭髮，連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舊軍裝染的黑衣，神情麻木、遲鈍……” 劉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打倒王光美，是為了打倒劉少奇。 欲置王光美於死地的罪名是“特務”，欲置劉少奇於死地的罪名則是“叛徒”。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時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誰，只要此人曾被敵人捕獲過，那麼“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頂。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就要“彭真專案組”辦公室調查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於是，南開大學“八一八 ”、“衛東”紅衛兵、北航“紅旗”紅衛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戰鬥隊”。九月十六日，康生致函毛澤東：“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於文、薄一波等 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間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 康生隨信附上了《反共啟事》。 當時，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產黨重要幹部被捕，關在獄中。考慮到幹部缺乏，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 獄中幹部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劉少奇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報告中共中央。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同意了這決定。於是，柯慶施通過徐冰，把這一決 定告知獄中的中共支部書記孔祥禎。 根據這一決定，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投入新的工作。 此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被選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過審查，作出“本人不能負責、符合代表資格”的結論。 康生卻借“文革”浪潮，把此舊案翻了出來，藉此可給一大批中共重要幹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藉此可以給劉少奇定下一大罪狀。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 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兩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團。”把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出獄，說成了“自首叛變”，說成是“劉少奇 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江青、康生、謝富治等藉此在全國掀起了“揪叛徒”浪潮。自稱“負擔着第一個大專案”的江青，以為光是給劉少奇安上“招降納叛”的罪 名，還遠遠不夠。能不能給劉少奇也戴上一頂最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細細推敲劉少奇的歷史，專案組找到了突破口：劉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經被捕。 只要是被捕過，那就不難給安上一頂“叛徒”的帽子！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擔任中共滿州省委書記的劉少奇，和中共滿州省委組織部部長一起來到瀋陽奉天紗廠，尚未進門，便受到該廠廠衛隊的盤問， 以為可疑，當場拘捕。內中的原因，是該廠有人向廠方密告中共活動，使該廠中共地下支部書記被捕，因此門口對外來人員的盤查也驟然加緊了。 劉少奇和孟用潛，只是因廠衛隊以為“形跡可疑”而被捕。審問了一番，沒問出什麼名堂。半個多月後，兩人“取保釋放”。其中孟用潛的判決是：“煽動工潮，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劉少奇是“不予起訴，取保釋放”。 為了“證明”劉少奇是“叛徒”，孟用潛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離審查。 孟用潛面對專案組的審訊，據實答覆，如此“頂牛”了一個月。 專案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報告：“孟用潛一個月來，根本不交代實質問題，態度極不老實。” 康生批：“繼續審訊，不要為他所騙。” 江青在該專案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閱件上則批：“富治、東興同志：當心孟用潛騙我們的審訊人員，他在演戲給我們看。” 這下子，專案組對孟用潛的“攻勢”一下子加強了。 專案組副組長巫中曾這樣敘述當時的情景： “一到現場擺好陣勢，氣氛緊張，我就按事先擬好的提綱一一提問。孟用潛同志有的講不出來，或者講的不合專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態度，說他不老實， 威嚇他不交代就要升級（逮捕），謾罵他老頑固，還拍桌子，總之採用了各種手段，對他施加壓力，逼他交代問題。這個會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潛 同志還是不承認有自首叛變的問題。後來，一連搞了七天……在這種情況下，孟用潛同志違心地講了被捕叛變的話，但過後就申訴翻案了。” 孟用潛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寫了二十次申訴，否定自己被逼而講的違心的話。 孟用潛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寫的申訴材料中說： “一九二九年在瀋陽被捕，我沒有叛變。在隔離審查過程中，我確實也交待過劉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後的叛黨罪行。但是這些交待都是編造的，並沒有事實根據。” 專案組火了，當着孟用潛的面，撕毀了其中的五份申訴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潛寫的這份申訴，因未被撕毀而得以保存下來。 專案組威脅孟用潛道：“再對一九二九年叛黨提意見，就以現行反革命論處。”除了孟用潛之外，當年許多在中共滿州省委工作過的人員也受株連，一個個被拘捕，受審訊，逼着他們作偽證。 內中有：河北省副省長楊一長，原在中共滿州省委工作，於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被捕，被關押了八年多； 原中共中央臨委專職委員，對於專案組要他寫證明劉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說“槍斃了我也寫不出來！”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當時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於獄中； 丁覺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寫道：“劉少奇在省工會工作，我在市黨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觸，沒有特殊關係。”可是，他在獄中受到逼供信，講了違心的話。翌日，他就聲明；“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們追了，所以我才說。” 就連當時擔任奉天紗廠協理的王廣恩，並不知道劉少奇怎麼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廣恩說成是“策劃逮捕劉少奇的當事人”。王廣恩在獄中受到十二次“突擊審訊”，始終未說過劉少奇是叛徒，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於獄中。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個專案組會議”上，講了一番狠毒的話： “要審訊，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幾個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閻王請他吃燒酒！” 江青甚至還發動三百名紅衛兵在瀋陽大查國民黨時期的檔案，想查到劉少奇“叛變”的“證據”。查了兩個多月，一無所獲！ 經過兩、三年的“嘔心瀝血”，江青終於把她所“負擔着第一個大專案”結案，在一大堆偽證之上，給劉少奇戴了三頂大帽子：“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上，大筆一揮，寫下這麼一段“批示”： “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 一連串的“大”，一連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對劉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審查報告》，多給劉少奇安了兩頂帽子，即“大特務”、“大反革命”。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這份《審查報告》，寫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說“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全會批准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 面對政治高壓，難能可貴的是，中共中央委員陳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這一決議，舉座皆驚。六十六歲的陳少敏，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當時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除了陳少敏公開表示反對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在全黨、全國宣讀那份《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舉着那份《審查報告》說道： “不要小看這麼一本，裡面做了許多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這個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幾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這一本審查報告，就要叫劉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張春橋的話，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劉少奇中所起的關鍵性的作用。 向劉少奇本人傳達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議，是在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十四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選擇了這一天，讓劉少奇知道他被“永遠開除出黨”，是因為這一天正是劉少奇七十歲的生日！ 聽罷決議，劉少奇發燒到四十攝氏度！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據林彪所謂“一號手令”，劉少奇從北京被押往河南開封。那時劉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裡插着鼻飼管，喉嚨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輸液管，白髮長達一尺多！病中的他，沒穿衣服，被用棉被一裹，抬上擔架，送上飛機。 初冬的寒氣，使劉少奇着涼，肺炎並發。到了開封，他陷於持續高燒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時四十五分，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慘死在開封獄中！ 當天深夜，他的遺體被抬上一輛吉普車，拉往火化場，他的腳都露在車外！專案組人員在火化單上這麼填寫： “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就這樣，在無聲無息中，劉少奇的遺體被推進了火化爐……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來 打陶鑄，抓彭德懷，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劉少奇…… 江青意猶未盡，居然覬覦周恩來！紅衛兵提供的一份舊報紙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為有了擊倒周恩來的重磅炮彈！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之後，“揪叛徒”的浪潮席捲全國。在“文革” 中，原本“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圖書館，一下子變得門庭若市。戴紅袖章的紅衛兵、造反派們，撲在那些發黃的舊報紙上，仔仔細細尋找那些《脫離共黨聲明》、 《自首啟事》。 天津的一些紅衛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舊報紙上查到了《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是誰？有人告訴他們驚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來！ 原來，在五四運動時期，周恩來在天津成立和領導了學生進步團體“覺悟社”。社員抽籤編號，周恩來抽到五號，便以“五號”的諧音取了個化名“伍豪”。此後，周恩來發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筆名。鄧穎超抽到一號，以“逸豪”為化名、筆名。 周恩來怎麼會發表《脫離共黨啟事》？難道他也是“大叛徒”？ 於是，天津紅衛兵趕緊把那啟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給江青。江青一看，如獲至寶，對周恩來發動了突然襲擊。那份啟事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 一日《申報》，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新聞報》，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時事新報》，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時報》號外版刊載。啟事全文如下：① ①轉引自一九八○年一期《黨史研究》所載、經周恩來生前親自編定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文件》。 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滅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於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 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采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 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 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 江青在收到天津紅衛兵送來的啟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給林彪、周恩來、康生寫了一封信，附上了啟事。 江青在信中寫道： “他們查到了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談。”顯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來處於極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來當即作出堅決回擊，於五月十九日連夜寫信給毛澤東，說明了事情的真相，答覆江青的挑戰。 周恩來的信，全文如下：② ②一九八○年一期《黨史研究》。 主席： 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閱上海各報，江青同志也於昨日轉來各件，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 豪等啟事”，就是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偽造啟事，它是先在《新聞報》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後，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面就向申報館設法，結果，《申報》二十 日、二十一日登出偽造的啟事，二十二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的拒登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偽造啟事的辦法。我在記憶中，有通過 申報館設法否認的處置，但結果不明，十六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兇犯周恩來、趙容（康生）之前，現在證明是我記 錯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顧順章、向志發相繼叛變後的上海各報，並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兵也未發現另一啟事。可見在我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 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所以我只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瞭然了。現在，把四中全會後與此有關的編為大事記送閱，同時，送上報道最詳的上 海《時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訂本一冊，《申報》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傳閱送上各件後，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敬禮！ 周恩來 五月十九日夜 也就在五月十九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寫了一段話，予以回擊： 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詳情另報。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的信、材料後，作了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① ①一九八○年一期《黨史研究》 所謂的《伍豪等啟事》，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顧順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關和主要領導人的住 處，對中共威脅極大，由於國民黨中統頭子徐恩曾的秘書錢壯飛是中共地下黨員，獲知這一緊急情報飛速從南京赴滬，周恩來、瞿秋白等連夜轉移，才算使中共中央 避免了一次全軍覆沒。 當時，除了顧順章之外，顧在上海的家屬也知道許多中共中央領導人情況及中央機關地址。特別是在中共中央機關轉移後，他們知道了新址，寫信向顧順章告 密。為此，中共中央決定採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來、趙容（康生）領導下，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消滅顧順章家屬十餘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外號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員王世德（化名李龍章）被捕，供出了顧順章家屬被殺的情況。於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國民黨下令發掘 被埋的顧順章家屬屍體，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愛棠村三十七號、三十三號，在膠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號，在新問路，麥特赫斯脫路陳家巷九十一號，經一周發 掘，掘出男女屍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一時間，上海報界轟動，《時報》、《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競載新聞，刊登照片，報道顧順章家屬被處死的詳況。 緊接着，各報又紛載《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懸賞“洋三千元”，捉拿“共黨首要周恩來、趙容。” 周恩來在上海處境危急，中共中央決定他於十二月上旬離滬，沿着廣東汕頭——閩西——贛南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瑞金中央蘇區。 在周恩來離開上海兩個多月後，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得知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已無法“緝拿”，便偽造《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在上海各報刊登，進行反間。 當時在上海中共！臨時中央工作的陳雲看見啟事，當即派人前往申報館，送去《伍豪啟事》，要求刊登，以駁斥那個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申報館不敢刊登。幾經交涉，才於二月二十二日在《申報》上登一“曲筆”廣告： 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登。申報館廣告處啟。 這表明“伍豪”已送來另一則“廣告啟事”，只是“手續不合”，而“致未刊登”，間接地否定了那則偽造的啟事。 三月四日，《申報》刊出“周少山”啟事。那是中共臨時中央藉助於在上海開戶營業的法國律師巴和，終於得以公開否定那個偽造的啟事： 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 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二百四十三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易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 藉端生事；用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 事務所 法大馬路四十號六樓五號 “周少山”，是周恩來在中共黨內常用別名。這則啟事“構思”頗為巧妙，聲明那個發表“脫離共黨啟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來！採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終於以“合法”的面目，在《申報》上登了出來，以正視聽。 與此同時，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報《實報》，刊登《伍豪啟事》，指出：“最近在各報上看到‘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說出許多國民黨走狗常說的話，這當然又是國民黨造謠污衊的新把戲！……” “伍豪事件”有關消息，傳入江西中央蘇區。二月下旬，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貼出布告，鄭重聲明： “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衊。”① ①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澤東當時的這一聲明，把那個偽造的啟事痛加駁斥。因此，毛澤東本人，對此事的來龍去脈，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當事人康生、陳雲對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隨風而逝，變態了歷史，只是偶爾還提及一下： 比如，國民黨特務黃凱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受審主導時供稱，偽造伍豪啟事，“絲豪未達預期的效果”，“好久並無人來向各機關秘密自首”。黃凱道出了偽造 伍豪啟事的本意，除了離間周恩來之外，還在於企望中共黨員們來自首——怪不得那偽造的啟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壯氣勢！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曾在兩個提到《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材料上，寫下這樣的話： “這完全是造謠污衊……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志老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 “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樣的事。”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紅衛兵之口，做起“文章”來，使周恩來不能不認真對待——儘管那偽造的啟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說不定會弄出 什麼風波出來，如同當年巴和律師啟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周恩來深知，江青便屬“不肖之徒”，她能製造偽證把劉少奇打成“大叛徒”， 難道就不能利用那啟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 江青果真不死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她在釣魚臺對吳法憲說：“我這裡什麼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這一口袋是周總理的材料！”江青這話，透露了她整周恩來之心。這裡“材料”何時拋出，要看“形勢”了。 也就在這時候，張春橋、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把“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列入了《抓叛徒》簡報之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檔案館選擇派頭頭劉和德，把有關誣衊周恩來的檔案材料，密封交給了吳法憲。 種種跡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偽造的啟事，耍弄陰謀詭計。 周恩來不能不提防。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囑工作人員把載有偽造啟事的報紙和他給毛澤東的信拍照存檔，以備日後還擊江青之用。 果真，此事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起風波。這天，北京大學“六四○六信箱”某學生給中央寫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藉此攻擊周恩來。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來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將有關報紙以及他給毛澤東的信件拍照存檔，還強調指出： “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習上海政情和共運的，均知其為偽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下半年開的中央座談會上已原原本本談過，今年有暇，我當在小碰頭會上再談此事，並予錄音，記入中央檔案”① 看了周恩來的信和那個北京大學學生的信，毛澤東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② 毛澤東的批示，一言九鼎，為平息“伍豪啟事”風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又一次提到： “像許世友這樣六十多歲的人，他都不知道這件事是敵人偽造的，可見了解當時歷史情況很不容易。”③ ①②③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五輯（一九八三年）。 考慮到“像許世友這樣六十多歲的人”都不知道，毛澤東擬在一定範圍內，讓周恩來把事件的前前後後講一講，只是當時諸事繁忙，耽擱下來了。 由於毛澤東已作明確表態，連謝富治和康生也講了實話。 謝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據其家屬記載，謝富治病重期間，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說： “所謂‘伍豪啟事’是國民黨偽造的，毛主席講過這啟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這件事的真象。” 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記錄： “所謂‘伍豪啟事’完全是國民黨特務的偽造，用來攻擊誣衊我們黨和周總理的。” 重要的當事人之一陳雲，在“文革”中“靠邊”。自一九六九年起，陳雲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接受“工人階級教育”。①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陳雲才終於得以離開南昌，返回北京。 ①葉永烈，《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陳雲在江西》，《知音》一九九二年三期。 一回到北京，陳雲便參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毛澤東要周恩來在會上講一講所謂的“伍豪啟事”。六月十三日，陳雲以當事人身份，在會上說 道：“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對這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對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採取負責的態度， 講清楚。這件事完全記得是國民黨的陰謀。伍豪二百四十幾人的脫黨聲明，是在恩來同志已經到達中央蘇區之後。” 當天，陳雲還寫下書面證明： “我現再書面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 六月二十三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並宣布根據毛澤東和政治局的意見，把報告的錄音和根 據錄音整理的錄音記錄稿以及有關文獻資料作為檔案，保存在中央檔案處，同時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保存一份，以便黨內都知道這個問題的真相，避免今後有 人利用這偽造的啟事製造事端。 會後，毛澤東和政治局的意見沒有得以貫徹，周恩來的錄音帶以及有關文獻資料並未發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周恩來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這個偽造的啟事製造事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來病重，在進入手術室之前，周恩來仍牽掛着此事。周恩來要來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報告的記錄，在記錄稿的第一頁上，用顫抖的手寫下： 周恩來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進入手術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周恩來在生命垂危的時刻還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