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日本“军国主义”同德国“纳粹”相提并论是不妥当的，这并不是替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的所謂“罪过”辩护，而是提倡尊重历史事实。

日本帝國同“轴心国”的结盟，最重要的考量应该首先是对抗苏俄，而日本同俄国争夺中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末开始，显然當時的中国的统治者一直都有引入日本來抵抗俄国的战略意图，七七事变之前的蒋介石大概也是打着如是盘算；其次是當時东亚殖民地大部分都是掌握在“协约国”殖民者手上，而控制太平洋也必然要同美国发生冲突；因此日本帝國選擇同“轴心国”结盟的军事策略，是當時領導亞洲的日本精英們执意要“解放亚洲”的最优选择，而并非是因为他們认同纳粹的理念。

日本決心推行“軍國主義”的強硬路線來解放亞洲，并非是帝國一朝一夕的臨時政策，而是自民治維新時代就開始計劃的全民意識。自滿清入主中原之后，繼承儒家正統的日本，就一直擔當著維系中原文化傳承的中心角色。1900年，八國聯軍出兵滿清維持和平秩序，擔當戰斗主力的日本軍隊銳不可擋，令滿清旗兵聞風喪膽。當威武莊嚴紀律嚴明的日本正規軍隊，昂首挺胸進入清都北平街頭的時候，這不僅意味著日本軍事解放亞洲的戰略計劃，正式由陸軍取代海軍成為推進的主力，也宣告了久別中原的漢族文化正式回歸中國本土，而中國漢族在對日本帝國的崇拜之余，又多了一層感恩認同與期盼救度的情懷。從此之后，日本成為亞洲復興當仁不讓的領袖，日軍所到之處基本上都獲得當地民眾的廣泛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带来的副产品，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开始兴起了民族独立的风潮，这一风潮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日本帝國在亞洲推行“军国主义”的強硬路線，因為當時殖民地民眾對“大东亚共荣圈”的充滿憧憬，而“解放亚洲”的目標也可以抗衡蘇俄赤化的危機。當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進入亚洲各国，有其天皇国家以及大和民族的擴張因素，但這種擴張同更早时候的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并非一模一样。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恰恰就是因为当时的日本人确实是普遍怀有“解放亚洲”的热情抱负，而非單純的政治占領和經濟瓜分。

杖唬�推動解放事業就必須要有強烈的使命感和道德情怀來驱使，這也是日本精英容易陷入盲動冒進的一個人性弱點。他們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自己，也難免會漠视战争对百姓带来的残酷性。顯然，日本人的这种使命感有儒家“救世济民”的道德根源，在日本人自己看来，大和民族的既然是亚洲的“先进者”，就应该当仁不让地负担起解救亚洲人民的“光荣义务”。事实上也是，日本的扩张統治确实具备古代儒家“仁义之师”的风范，在其辖区内基本上都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和平的统治，更从未搞过类似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這種侵犯人權的罪行。有关这点，可参考在日本治下五十年的台湾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东北满洲国的工业化成就。

如果您认为将“军国主义”同“儒家文化”相关联，实在是太荒谬不经的话，那我建议您回顾一下仅仅是几年前发生的东西方“文明对话”，看看众多处于儒家文化圈内的亚洲国家，无论是极权专制国家还是民主自由地区，都不约而同地以推崇“亚洲价值观”来对抗“西方人权观念”的情景，也许会有更多的启发意义。

遺憾的是在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最終以失敗結局，而帝國的解放事業雖然奠定了后半個世紀東南亞地區的繁榮昌盛，但是最慘重的代價卻是漢族文明再次喪失了中原本土，甚至間接導致了中國重新陷入北方野蠻文化的暴力統治。無論如何，造成這種悲慘結局，大概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始料未及的。現代人迷茫于僵硬的意識形態之政治教化，即使回顧這段動蕩歷史的激情歲月，恐怕也是難以體會當時的日本精英的心境，更難以想像他們在光復中原謩潄喼薜膽鹇灾腥绾慰v橫帷幄和躊躇決斷。

在日益一体化的全球人类社会里，先進文明的民主国家为了捍卫自由价值和人權正義而主动出击，已经变得同珍重和平一样重要，发动正义的解放战争依然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必要手段。我们反思历史上的战争之殘忍，也应该反思驱动战争的種種价值观念，分清楚什么是值得犧牲的，什么應該反對的，才能避免独裁者和专制集团，再次利用虚伪错位的主义当招牌，驱使我们去侵害别人的自由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