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日本“軍國主義”同德國“納粹”相提並論是不妥當的，這並不是替日本“軍國主義”在歷史上的所謂“罪過”辯護，而是提倡尊重歷史事實。

日本帝國同“軸心國”的結盟，最重要的考量應該首先是對抗蘇俄，而日本同俄國爭奪中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清末開始，顯然當時的中國的統治者一直都有引入日本來抵抗俄國的戰略意圖，七七事變之前的蔣介石大概也是打着如是盤算；其次是當時東亞殖民地大部分都是掌握在“協約國”殖民者手上，而控制太平洋也必然要同美國發生衝突；因此日本帝國選擇同“軸心國”結盟的軍事策略，是當時領導亞洲的日本精英們執意要“解放亞洲”的最優選擇，而並非是因為他們認同納粹的理念。

日本決心推行“軍國主義”的強硬路線來解放亞洲，並非是帝國一朝一夕的臨時政策，而是自民治維新時代就開始計劃的全民意識。自滿清入主中原之後，繼承儒家正統的日本，就一直擔當著維系中原文化傳承的中心角色。1900年，八國聯軍出兵滿清維持和平秩序，擔當戰斗主力的日本軍隊銳不可擋，令滿清旗兵聞風喪膽。當威武莊嚴紀律嚴明的日本正規軍隊，昂首挺胸進入清都北平街頭的時候，這不僅意味著日本軍事解放亞洲的戰略計劃，正式由陸軍取代海軍成為推進的主力，也宣告了久別中原的漢族文化正式回歸中國本土，而中國漢族在對日本帝國的崇拜之餘，又多了一層感恩認同與期盼救度的情懷。從此之後，日本成為亞洲復興當仁不讓的領袖，日軍所到之處基本上都獲得當地民眾的廣泛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帶來的副產品，就是全世界範圍內開始興起了民族獨立的風潮，這一風潮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利於日本帝國在亞洲推行“軍國主義”的強硬路線，因為當時殖民地民眾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充滿憧憬，而“解放亞洲”的目標也可以抗衡蘇俄赤化的危機。當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進入亞洲各國，有其天皇國家以及大和民族的擴張因素，但這種擴張同更早時候的歐洲列強的“殖民主義”並非一模一樣。而兩者之間的最大區別，恰恰就是因為當時的日本人確實是普遍懷有“解放亞洲”的熱情抱負，而非單純的政治占領和經濟瓜分。

杖唬�推勗佲放事業就必須要有強烈的使命感和道德情懷來驅使，這也是日本精英容易陷入盲動冒進的一個人性弱點。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甚至犧牲自己，也難免會漠視戰爭對百姓帶來的殘酷性。顯然，日本人的這種使命感有儒家“救世濟民”的道德根源，在日本人自己看來，大和民族的既然是亞洲的“先進者”，就應該當仁不讓地負擔起解救亞洲人民的“光榮義務”。事實上也是，日本的擴張統治確實具備古代儒家“仁義之師”的風範，在其轄區內基本上都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和平的統治，更從未搞過類似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這種侵犯人權的罪行。有關這點，可參考在日本治下五十年的台灣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以及東北滿洲國的工業化成就。

如果您認為將“軍國主義”同“儒家文化”相關聯，實在是太荒謬不經的話，那我建議您回顧一下僅僅是幾年前發生的東西方“文明對話”，看看眾多處於儒家文化圈內的亞洲國家，無論是極權專制國家還是民主自由地區，都不約而同地以推崇“亞洲價值觀”來對抗“西方人權觀念”的情景，也許會有更多的啟發意義。

遺憾的是在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最終以失敗結局，而帝國的解放事業雖然奠定了後半個世紀東南亞地區的繁榮昌盛，但是最慘重的代價卻是漢族文明再次喪失了中原本土，甚至間接導致了中國重新陷入北方野蠻文化的暴力統治。無論如何，造成這種悲慘結局，大概是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所始料未及的。現代人迷茫於僵硬的意識形態之政治教化，即使回顧這段動蕩歷史的激情歲月，恐怕也是難以體會當時的日本精英的心境，更難以想像他們在光復中原謩潄喼薜膽鷳災腥綰慰v橫帷幄和躊躇決斷。

在日益一體化的全球人類社會裡，先進文明的民主國家為了捍衛自由價值和人權正義而主動出擊，已經變得同珍重和平一樣重要，發動正義的解放戰爭依然是保障基本人權的必要手段。我們反思歷史上的戰爭之殘忍，也應該反思驅動戰爭的種種價值觀念，分清楚什麼是值得犧牲的，什麼應該反對的，才能避免獨裁者和專制集團，再次利用虛偽錯位的主義當招牌，驅使我們去侵害別人的自由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