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祖國，最早的國家形態，可不是秦始皇的大秦帝國，也不是周武王的大周，而是誕生於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公元前1900—前1500年），距今大約 3000多年前，在二里頭出現了最早的“中國”。那是一個具有大型政治中心的單一政體的國家，中心城區有300萬平方米，人口達到1.8萬—3萬人。在二里頭，我們的先民堅持集體價值的取向（group oriented），堅持公眾利益高於貴族的利益，不興厚葬，興建城牆，以集體價值作為至高無上的國家意志。 我們今天追尋中國的性格，我想，國家的性格，可不是國人的性格，而是一個國家的意志、思想方式、價值觀的綜合，那是穿越了歷史，融入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凝於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沉澱和落實，騰起和升華，成為一種群體的無意識。 從二里頭遺址，到今天，我們的祖國已經存在大約3000年了，3000年的歷史，什麼是中國的性格？什麼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精神驅動力？什麼是歷經滄桑巨變之後，唯一不變的能量源？如果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麼，追尋3000年來的國運往事，似乎就可以揭開性格的神秘面紗。 說起中國性格，最根本的一點，是一句話：道天下所不敢道，為天下之不敢為。 道，指的是在思想和創新層面上，中國的探索力和思想力；為，指的是在社會和制度層面上，中國的實踐力和創造力。 敢想天下之不敢想，這是一種思想創新，也可以說是一種真正的冒險，在人的思想意識領域，進行啟示錄式的人文指引，滌盪陳腐，以圖振新。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革新，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很少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3000年始終活躍在自我制度革新之中，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孔、孟、老、莊、墨、楊、公孫等等，到漢代董仲舒的儒學獨尊，從佛學引進，儒佛融合，到程朱理學，陽明心學，再到清代之顧、黃、戴、張，以及晚清西學鋪天蓋地的引入，中學沒落，在思想層面上的探索始終生機勃勃。 有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長期以來，被我們所忽視，中國歷史上的大思想家，最大的特徵就是同為“奔四”之人，30—40歲，甚至20多歲，就是中國思想家最活躍的時期，也是中國敢想敢為的生命起點，梁啓超反對老年中國，老年中國指的是晚清，並不是中國，我們看看創世紀的思想家們的30歲吧—— 董仲舒：30多歲，創世紀的思想大師 董仲舒，堪稱中國創世紀的思想大師，30多歲的董仲舒，雖然年輕，但是已經成為公羊學大師，他長於論事，經世濟用，注重實踐，司馬遷評價他說：“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 有了如此學識，後來，他在45歲這一年，上漢武帝《舉賢良對策》，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認為，“ 道之大原出於天”，自然、人事都受制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他把儒家的倫理思想概括為“三綱五常”。董仲舒的思想震撼了漢武帝，於是，將儒學提高到官方哲學的地位。 范仲淹，26歲，儒學大通之士 范仲淹26歲的時候，就對儒家經典——諸如《詩經》、《尚書》、《易經》、《樂經》、《春秋》等書，在當時已被尊為“大通”之才。他35歲的時候，率領民眾開始治堰工程。動工不久，便遇上夾雪的暴風，又連着是一場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條生命。迷信的官僚們認為天意不可建，主張停工廢堰，范仲淹不允，爭執一直鬧到了朝廷，大臣們也是模稜兩可，莫衷一是。35歲的范仲淹，頂住最大的壓力，堅持治堰，最後大功告成。 正是因為范仲淹有這樣的堅毅和冒險精神，他啟動北宋慶曆新政，大刀闊斧地開始改革，改革失敗後，范仲淹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絕不甘於平庸，絕不流於世俗。 王安石，37歲，上萬言書 宋代還有一位大改革家，大思想家是王安石，他在嘉佑三年（1058），37歲的時候，上宋仁宗趙禎一份萬言書，強烈呼籲仁宗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立即推進全面的體制改革。 王陽明：36歲的思想革命 王陽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原創型的思想大師，在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36歲的王陽明得罪了宦官劉瑾，觸怒了皇帝，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後，發配到龍場，一住便是三個年頭。從繁華的京都，到偏僻的小城；從榮華富貴，到饑寒交迫；從文人散淡，到階下之囚，這個30多歲的男人，痛不欲生，恍恍忽忽，時而游絲若懸，時而徹夜難眠，他仰天長嘯，借酒消愁，王陽明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照顧和安慰，他默記《五經》要旨，放棄通行的治學方式，只憑自己的理解去領悟孔孟之道，這一思想方法論的革命，使他擺脫了世間凡俗，跳出了“以經解經”、“為經作注”的窠臼，發揮了獨立思考，探索到人生解脫之路。他的心境從絕望、焦躁、崩潰轉為希望、安寧、平穩，情緒從悲哀轉為喜悅，年輕的王陽明完成《五經臆說》，以其極富反叛精神的創新思想，向程朱理學發起猛烈轟擊。王陽明的心學，不僅在國內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且，影響覆蓋了日本、朝鮮和歐美。 康有為：30歲上光緒皇帝書 康有為在1879年，也就是21歲的時候，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30歲，1888年9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 梁啓超：25歲推動戊戌變法 梁啓超，22歲的時候，參與了震驚中為的“公車上書”，和康有為一起，向皇帝情願。在25歲時，作為主要的骨幹，參與了戊戌變法。 譚嗣同：32歲，中國近代第一位民主主義的哲學大師 譚嗣同對近代民主主義的思想探索，始於1888年，這一年他只有23歲，他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同時，又放開視野，接觸大量的西學。在他30歲，參與了公車上書。變法維新的人很多，但是，把維新從技術層面，上升到哲學層面，在晚清卻是一個大大的難事。1897年，32歲的譚嗣同，完成了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為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 “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為“仁”，而“仁”的內容是“通”，“通之象為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仁學》這本書，強烈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和三綱五常。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人人得而戮之”。 孫中山：28歲，上李鴻章萬言書 1894年，28歲，《上李鴻章萬言書》中，提出多項改革建議。1895年，29歲，辦起興中會；1905年，39歲之時，創辦了同盟會，提出了著名的“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宗旨，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 3000年來，中國的制度更新何以如此頻繁？中國的思想演變何以如此波瀾？看看上面這些30歲的心吧，30歲的性格，就是中國思想創新、制度創新、實踐創新的能量之源、意志之源、精神之源，30歲，這個年齡代表着開放的視野、澎湃的激情，縝密的思考和果斷的勇敢，范仲淹、王安石，失敗後，絕不反悔；譚嗣同，失敗後，主動求死；康梁失敗後，絕不屈膝；這就叫“決絕”，堅持到底，執着到底，死硬到底，這些“冒險”行動一次又一次的衝擊，這些“決絕”浪潮一次又一次的滌盪，才使得中國的制度長新，思想長新，王朝更替，但是國脈恆留。而每次制度轉型的改革變法，如王安石、康有為，都是年輕人起着核心的推動作用。所以，我說，歷史上，中國的思想創新，是30歲的創新；中國的制度轉型，都是30歲的推動。 一個國家，她所控制的政治地域，在3000多年裡，從300萬平方米，到今天的960萬平方公里，一個最核心的特點，那就是為天下之不敢為，出萬死不顧一生。秦之開拓南越，西漢之張騫通西域，東漢之班固經營西域，李唐之玄奘取經，鑒真東渡扶桑，朱明之鄭和下西洋，哪一個不是出萬死，哪一個不是冒險型的開拓？從項羽的破釜沉舟，到韓信的背水一戰，哪一個不是出生入死，哪一個不是敢於冒險？從商、李、蕭、曹，到廉、王、霍、李，從嬴政一統天下，到李世民收拾山河，從朱元璋恢復中華，到民國推翻帝制，報大仇、雪大恥、革大難、定大計、任大事，敢於冒險，敢於決死。 中國的思想家們相信冒險的意義，梁啓超講“虎逐於後，則懦夫可募絕澗；火發於室，則女可越重檐”。懦夫是可以奮起的，女人是可以有力的，不冒險行嗎？不決絕行嗎？ 中國無論是末世分裂，還是盛世統一，總是會應驗梁啓超的話——“奮其雄心，鼓其勇氣，無畏首畏尾，以自綏也！” 追求大冒險，就崇尚大膽量，這一切源於大自信。3000年來，在歷史的長河裡，中國滿懷希望，從不回頭，背着行囊的思想家們，有誰畏懼過山高水長？我們還在攀登，依舊坎坷，梁啓超這首“少年進步之歌 ”，就是在描繪我們國家的性格，作為一個漫漫求索3000年的行者，沒有停歇，沒有倒下，古埃及倒下了，古印度睡着了，古巴比倫停歇了，但是，我們使命未盡，目標依舊，沒有鬆懈。 3000年來，有多少新鮮，就有多少陳腐，有多少革新，就有多少落伍，但是，起承轉合，維命於新，你可以把中國想像成白髮蒼蒼的老者，你可以把中國性格描繪成老態龍鍾，可是，白髮就是死亡，老態就是疲態，事實是，無數個弊端，無數個危難，無數次衰亡，無數次崩潰……中國都擰着脖子，一一承載，一一扛過，為什麼？性格決定命運，命運彰顯性格，國運體現國家的性格。 所以，我說，中國的性格就是大冒險、大膽量，滿懷希望，從不回頭，3000年的中國有着30歲的心，30歲的膽量，30歲的脈搏，30歲的冒險，30歲的希望。摸摸我們的心跳，按按我們的脈搏，反思我們的內心，“30”歲是否在把你燃燒，在把你熔煉，在把你塑造？這些滲進我們靈魂的無意識，這些自發自覺的神秘的精神力，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