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山東省委書記李建國、省長姜大明在北京舉行了“中華文化標誌城”新聞發布會,引起了中國學術界、政界及廣大普通市民的關注。更令一向自認為是受惠於中國文化既得利益的筆者，脊梁骨從內向外直冒涼氣，就像自己的母親被人強搶去當“壓寨夫人”、或祖宗牌位被偷去掛在了一身銅臭味的美女“招財貓”脖子上一樣，是可忍孰不可忍？

按照《新理論》的觀點，認為『“文化”就是一種加工合格社會人的手段或方法，客觀相對而言，是有優秀、科學與否，和先進、落後之分的。其衡量、判斷標準，就是對其終端產品--社會人的綜合素質進行比較』。而恰恰是中國人在世界上已經普遍被公認為聰明和能力超強（包括正反面在內）的事實，提供了毋庸置疑的證據，包括這次中國政府領導中國人相對安然渡過了令全世界經濟受到重創的“金融海嘯”，並且率先顯現出“走出低谷”的曙光。所以任何對其“落後”的嘲笑，站在博大精深到現在還只能讓所有人“莫名其妙”的中國文化面前，都只能是如莫泊桑小說“俊友”般的自取其辱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但是不可否認，今天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確有許多值得“詬病”的不堪之處，比如貪污腐敗、黃賭毒盛行、法治不彰、誠信缺失、黑社會猖獗、暴力抬頭之類現象普遍。這完全是先進優秀而功能強大的文化，被從負面應用的結果。就像用先進工藝加工出來的刀具一樣，既可以讓廚師展現高超的廚藝，也可以讓強盜更容易殺人越貨。是不能根據實用主義的需要，而任意偏廢的。這是歷史上中國文化多次遭遇“翻蔥油餅”式反覆的根本原因。因為我們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把中國文化當成是可以穿在身上，用來滿足集體虛榮心的“黃馬褂”了。怎麼會這樣子的呢？

其實，這是因為中國文化本來就是一種為了在人的有限記憶條件下，把更多、更全面、且對一個合格的社會人必不可少的內容全部包括進去，還要便於隨時調用。配合巧妙地文字設計，而採用了像科學、先進的電腦文件的壓縮技術，成為舉世無雙的一種壓縮文化。只是被後來會讀書而不會用的中國讀書人，不知其所以然地，根據自己私慾需要，加以胡亂解壓縮成一堆“亂碼”般的結果（比如為了給“喝花酒、嫖妓、包二奶”找合理藉口，就把是個臭蟲就有的生物“天性”，硬說成值得讚美的“人性”，乃整個一不知所云耳）。終於讓中國社會“因福得禍”地，糟蹋成今天這付樣子。所以中國人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先設法將其正確解壓縮，恢復其原來的真實面目。再與時俱進地、將其升級（而不是簡單“復辟”）到能夠適應現代條件的版本。然後再用來解決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問題，這是絕對做得到的。

但是這種做法決不能“邯鄲學步”似的，模仿西方的廣告模特兒手法，打造一個所謂的什麼“標誌城”，也不是“東施效顰”地，公開去演出一場噁心的“洗腳禮”之類的真人秀（台灣李登輝當年，就提倡玩過這齣把戲）。而是要真心實意地，以解壓縮後的文化，來教化一個特定的社會（比如曲阜）群體，使他們真正具備一個現代“禮儀之邦”的氣質。到那時就會水到渠成，讓世人眾口相傳到想不成為“標誌城”都不行。而什麼“文化副都”之說，更是荒唐的無稽之談。其程度不亞於用“迪拜塔”來代表優秀的“阿拉伯文明”一樣。

這山東省的做法就是一個“黃馬褂”式典型。因為他們不知道“文化”的加工本質真諦，卻以為就是一件誰穿在身上都可以招搖過市的“黃馬褂”，跟前一段時間，韓國人要把孔子搶去“認祖歸宗”一樣可笑。而那個所謂的“首席專家”（筆者本來對他是很尊敬和有好感的），竟然也要參和進來搖旗吶喊，雖然不敢妄下“為五斗米折腰”的結論。但是在筆者的印象中，這次已經“斯文掃地”了。

雖然筆者“人微言輕”，也許不可能阻止這種行為的繼續，但是卻可以負責任地，在這裡下一個立此存照的結論。那就是：那樣的“標誌城”即使建成，也不僅成不了中國文化的“標誌城”，相反卻一定要成為破壞、玷污中國文化的“恥辱樁”，不信的話，筆者願在未來的恥辱樁前，拿自己跟“標誌城”作“非彼既己”的打賭。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