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的長孫馬思澤，自1953年出生就和祖父共住一個四合院，他對；馬寅初的晚年命運有着與旁人不同的解讀。（以下文章為馬思澤口述內容。）
　　
　　1959年12月，馬寅初處境惡劣，對他學術批判已經升級為政治鬥爭和人身攻擊。第二年馬寅初被迫辭去北大校長一職。搬離燕南園，來到舊宅院——東總布胡同32號。
　　
　　“爺爺發表《新人口論》被批判是五幾年的事，那時我才四五歲，所以直接感受並不強烈。當然，家裡氣氛的改變我多少有一點感覺。
　　
　　我記得之前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門上都有遊行，晚上有聯歡，爺爺都會帶着我們到天安門城樓去玩，我們可以見到很多國家級領導人。但到了1958年的慶典，爺爺卻說不去了。那個時候我們很失望。
　　
　　外界傳言我爺爺辭職後就閒賦在家20年，這種說法其實並不準確。我記得1961年夏天，爺爺說要帶我去浙江嵊縣莫千山老家。那次去既是探親，又是考察，他仔細地詢問當地相關人員當年新添了幾口人，死了幾口人。當時他每天晚上會寫東西寫到很晚。實際上從1961年回家以後，他也沒有停止他的研究。到了1966年，書和資料都被燒掉以後他大概才不再研究了。”
　　
　　很快，文化大革命開始、形勢急轉直下。對馬家所住的東總布胡同也暗自起了變化，當時住在這條胡同里的張治中、邵力子等人都被紛紛抄了家。這時，馬寅初一家人都覺得有些不安，“當時就覺得這件事早晚會來，就是等着，等着一場暴風雨的來襲。”
　　
　　“我們家一直沒有被衝擊，但說起來也進來過一次，確實是紅衛兵。那天晚上很晚，進來了大概二十來人。他們說來抄馬思通的家。我弟弟叫馬思東，還有一個弟弟叫馬思忠，音很像。但他們都還是孩子呢。所以對他們說‘你們肯定搞錯了’，對方聽後就走了。這樣一場虛驚，也讓大家緊張很久。
　　
　　從那之後，我們家就自己開始整理東西，爺爺的學術書籍、珍貴的往來信件，還有一些字畫都被燒掉了。爺爺後期那份百萬字的《農書》手稿也是當時燒掉的。
　　
　　燒書過後一段時間，派出所的人來說：‘周總理有指示，你家是保護對象，不准任何人闖入，我們負責保護。’因此，‘文革’中我爺爺本人並沒有受到衝擊，他的生活沒有受到太多干擾，而且可能是跟總理的關係，他的待遇都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和我們住在一起，包括秘書、炊事員。司機和警衛人員等等。”
　　
　　（《環球視野》2010年2月2日第278期，摘自2009年11月20日山東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