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故事《我是怎样出国的》

昨天上午ˇ我偶然经过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门前戒备森严ˇ连过道行人到了大使馆门前都要绕道而行。本九哥偏不信邪ˇ硬是要试一试。结果还是被警察客客气气地挡住。那警察对我大一鞠躬ˇ然后告诉我ˇ只有去申请签证的人才可从从大使馆门前经过去另外一张大门前排队。我透过那矮警察的肩膀一看ˇ果不然ˇ前面排着长长的队。

排队办签证ˇ那对于九哥这个正宗的假挪威鬼子来说ˇ是件多么遥远的事情啊!看着那仰首张望的人们ˇ我不由ˇ起我20多年前初次出国时的这段往事来。

那是在1983年ˇ我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ˇ也和几乎所有的同学一样ˇ忙着办理出国留学。虽然我最初是ˇ去美国ˇ但一个偶然的机会ˇ我先去了澳大利亚。

在我们那个年代ˇ所有办过出国手续的人都知道ˇ出不出得了国ˇ关键是拿不拿得到签证ˇ而拿不拿得到签证ˇ又关键在你有没有钱ˇ或者有没有经济担保人ˇ而我ˇ当时的小九哥ˇˇ和许多ˇ出国的朋友一样ˇ什么都有ˇ就是没有钱ˇ没有经济担保人。明明知道希望渺茫ˇ我仍决定去北京试试ˇ如果实在不行ˇ也有个交代ˇ对亲戚朋友ˇ还有单位的同事们ˇ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的努力有个交代。就那样ˇ我拿着我的中国护照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去了北京。

抵达北京第二天一大早ˇ我就找到了澳大利亚大使馆ˇ还没进去ˇ就看见大门口贴了张用中文写的布告ˇ“留学签证请去签证处”ˇ然后是地址和地图。还好ˇ不算太远ˇ走过去就是。但是ˇ还没接近签证处的大楼ˇ就看见大楼门口挤满了人。奇怪ˇ怎么签证也ˇ买火车票ˇ凭挤不凭排队ˇ但等我跑近ˇ就不奇怪了ˇ因为我也在拼命往前挤ˇ甚至比其他人挤得更起劲ˇ不是挤着签证ˇ而是挤着看布告。但因为人实在太多ˇ怎么也没能看清布告上写的是什么。只听见前面的人在议论ˇ“为什么要停办ˇ”“什么时候才重新开办ˇ”这时ˇ一个中国工作人员对着大家喊话ˇ“由于种种原因ˇ暂时停止办理留学签证。什么时候重新办理ˇ另行通知”。十足的中国官僚腔调。

这时ˇ一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伙子主动上来跟我搭腔。他自我介绍姓朱ˇ叫朱忠。

“没见过你ˇ你这是来第几次了ˇ”朱忠问。

“头一次。”我老实地回答到。

“我已经是第十一次了。”他沮丧而卖老地说。接着ˇ他卖弄起他的经验谈来。最后ˇ他问我ˇ“你的担保是怎么办的ˇ是银行存款证明ˇ还是仅仅担保人的一封信。有存款证明最可靠ˇ保人的银行证明也可以ˇ如果只是封信……”他还要继续说下去。

“我ˇ什么都没有。”我又老实地说。

“什么ˇ都没有ˇˇ没有存款证明、没有担保人ˇ敢从湖南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办签证ˇ开什么国际玩笑ˇ你要是能签上证ˇ我从此把自己的名字倒着念。”

这样的对话既不开心又浪费时间ˇ我借故还有事ˇ匆匆离开了朱忠。

我在大使馆附近逗留ˇˇ抓住可能的机会。正ˇ着ˇ机会就来了。我看见两个澳洲人ˇ一男一女从大使馆里走了出来ˇ我立刻上去装着问路ˇ问去签证处的路ˇ尽管我刚从签证处过来。那两个人立刻停下ˇ很认真地听我提问ˇ然后很殷勤地为我指出去签证处的路ˇ说ˇ“我们正好要去那里ˇ如果不介意的话ˇ我们可以一起去。”于是ˇ我们边走边聊。交谈中ˇ我得知他们两并不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ˇ而是澳洲某学校的办事员ˇ是特意从澳洲来北京招生的。从他们的口里ˇ我打听到暂时不办理签证的原因是澳洲正在调整留学签证的政策ˇ使馆负责签证的官员回澳洲开会去了ˇ一个星期后回来。

这是多么重要的情报。至少我不要天天来等ˇ天天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于是ˇ我利用了这一个星期ˇ去天津玩了一趟。没ˇ到ˇ这一玩ˇ玩出了我出国的钥匙。事情是这样的ˇ改革开放后ˇ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了“美国音乐研究会”ˇ我以“美国爵士乐”的论文ˇ成为了该协会最年轻的会员ˇ而该协会的总部就设在天津音乐学院。我去天津玩ˇ当然就顺便拜访了协会的秘书长。听说我立刻要出国深造ˇ秘书长表ˇ得很热情ˇ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饭吃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ˇ记得的是他ˇ我提供了几位十分重要的协会成员的名字和地址ˇ那其中有女高音歌唱家张权。

回到北京ˇ我一一拜访了名单上的会员ˇ所谓会员ˇ其实都是些音乐界有名的老前辈。在张权的家里见到她时ˇ老教授ˇ得很高兴ˇ她甚至把我当成校友看待ˇ张权毕业于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ˇ。从她那里ˇ我又得到一位很重要人物的名字ˇ那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音乐部的部长ˇˇ好ˇ是盛中国前太太的哥哥ˇ。我立刻拜访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音乐部。听说我即刻要去澳洲ˇ部长托我到ˇ“有机会去跟他们说一声ˇ就说希望他们把音乐节目做成立体声的。澳洲使馆的人来了好几次了ˇ可我们语言不通ˇ讲不太明白。”说着ˇ他找出了“那使馆的人”的名片递给我。那是澳洲大使馆文化秘书的名片。那名片ˇ便成为了我出国的钥匙。

第二天ˇ我一大早就去了大使馆ˇ出示的虽然是湖南广播电视厅的工作证ˇ但声称是中央广播电台派来的ˇ派我来找……我出示了那张名片。于是ˇ很快我与那名片上的人见面了。听说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来的ˇ那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谈起了音乐ˇ谈音乐ˇ就等于是谈我的饭碗ˇˇ谈起了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那文化秘书打了个电话ˇ兴奋地对我说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ˇ我ˇ介绍你认识一个人ˇ澳洲广播电台中文部的负责人约汉.克隆先生ˇ他ˇ在正好在北京。”

“我不在意ˇ非常地不在意。”我哪里敢在意ˇ简直是喜出望外。

很快ˇ约汉.克隆先生来到文化秘书的办公室与我握手。三个人谈得很投机。谈着谈着ˇ文化秘书突然问约汉ˇ“为什么不问问这位丹尼ˇ丹尼是我的英文名ˇ有没有兴趣帮帮我们。”约汉应和到ˇ“我也这么ˇˇ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既懂英文又懂音乐还懂广播的大陆中国人。”

我觉得机会到了ˇ于是告诉了他们我虽计划去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深造ˇ但如果他们实在需要ˇ先去澳洲帮他们一段时间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考虑。

“你有护照吗ˇ”文化秘书问。

“有。”我答。

“带在身上了吗ˇ”他又问。

“带着的。”我又答。

“你在澳洲有朋友吗ˇ”他问。

“有。”我答。
“你银行里有存款吗ˇ”他又问。

“有ˇ我的意思是会有的。”我又答。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澳洲ˇ”他再问。

“立刻可以。”我再答。

“那好ˇ你能把护照留在我这里吗ˇ”他最后问。

“留到什么时候ˇ”我问。

“留到明天ˇ明天上午10点。好ˇ我们就这样定了。”

接下来ˇ我与约汉具体谈起打算做一个介绍澳洲音乐的系列广播节目。约汉再三警告我ˇ那只是一份钟点工ˇ不要指望靠那吃饭。我也反复请他放心ˇ说我有别的本事吃饭。

第二天上午10点ˇ我准时拿到了我的签证ˇ我顿时觉得飘然ˇ不记得从大使馆是走出来的还是飞出来的。

我有意从大使馆来到签证处ˇ对着那堆仍在拥挤的人们ˇ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在人群中ˇ我又发ˇ了那个人ˇ那个人叫朱什么来着ˇ叫猪什么来着ˇ对了ˇ叫朱忠。我对着他用最大的动作挥动着我的手臂。他发ˇ我ˇ朝我走过来。

“你好ˇ忠朱。”我友好而居高临下地叫到。

“嘿ˇ你干吗骂人ˇ叫我‘种猪’ˇ”他ˇ得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没有等他在靠近ˇ只挥动挥动手里的护照ˇ大声喊到ˇ“我们澳洲见。”

去了澳洲几年后ˇ我又移民挪威ˇ不久成为了挪威公民。从那以后ˇ“签证”这个词汇ˇ就不再对我老九有意义。一本小红本本ˇ一双鞋一个背包ˇ坐飞机如同公共汽车ˇ全世界满天飞。

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东京。当绕道经过美国大使馆的时候ˇ我故意把步子放得很慢ˇ对着那些被寒风冻僵的人们ˇ满脸一幅小人得志的神情。

九哥

于东京

ˇ文章里的内容取材于本人的自传长篇小说《父子琴》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