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統治德國的十二年中, 納粹政權通過一系列立法剝奪了猶太人的國民身份和公民權, 禁止他們從事大多數的商業和其他專業活動, 禁止猶太人與雅利安人(德國人)發生性關係, 在公共場所必須配戴污辱性的標記, 動輒剝奪財產關進集中營, 逼迫猶太人離境. 二戰中(1941-1945) 直接對猶太人進行大規模的屠殺. 十二年中, 納粹政權建立名為"GESTAPO(蓋世太保)"的秘密警察機構對猶太人, 吉普賽人, 同性戀者, 和政治敵人進行全方面的監視和迫害, 使其統治下的猶太人和一切"異己分子"每時每刻都生活在恐懼中. 秘密警察機構是如何高效率地操作這一龐大繁瑣的監視系統的呢? 二戰後不少學者利用秘密警察來不及銷毀的檔案, 調查報告, 和地方特殊法庭的案例記錄對這個課題進行實證歷史研究. 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嚴酷的事實: 當時普通德國民眾自發的, 甚至狂熱地參與了對猶太人的監視, 檢舉, 告發. 正是由於普通德國民眾的廣泛的的參與才使秘密警察能密切地掌控猶太人的一舉一動, 對其施行全面的恐怖統治.

哪些向秘密警察直接告密的德國民眾是些什麼人?

他(她)們和被告發的猶太人是什麼關係? 

他(她)們為什麼要檢舉猶太人呢?

美國學者 Eric Johson 在德國科隆大學和德國一些基金會的協助下, 歷時五年對克雷菲爾德市(KREFELD)GESTAPO(蓋世太保)的檔案和科隆(COLOGNE)地區特別法庭的案例等進行研究, 對倖存的猶太人和經歷那個時代的普通德國民眾的訪談和問卷調查, 力圖以實例來回答上述的三個問題.

克雷菲爾德市是德國西部的一個中等城市. 在1933年的魏瑪共和國的選舉中, 希特勒只得到比較微弱的支持. 1933年人口總數為165,305, 其中1,500為猶太人, 占總人口不到1%; 1939年人口總數為170,300, 猶太人僅剩800人左右,占總人口不到0.5%. 該市的猶太人家庭大多數受到良好的教育, 從事收入良好的商業, 企業工作或從事教師, 律師, 醫生等專業工作, 具於穩定的中產階級地位. 有的已在中上階層有一定的地位.在二戰前的六年裡(1933-1939), Eric 查閱了秘密警察檔案中所有涉及檢舉猶太人的報告. 其中僅19%消息是秘密警察自行查獲的. 27%的檢舉消息來源不清; 占41%的檢舉是來自普通德國民眾的告密. 加拿大學者 Robert Gellately 是研究這個題目的先驅. 他對伍茨堡市秘密警察檔案中175個針對猶太人案例的消息來源進行分析, 其中57%是由普通德國民眾自發的告密.

據1933-1939年間克雷菲爾德市秘密警察檔案和科隆地區特別法庭的調查, 被告發的猶太人大絕多數是從無犯罪案底的有良好經濟背景的中產階級人士或其家庭成員. 而告密者亦以中產階級的中青年男性為主. 兩者之間的社會和經濟地位高度重合.在這些不大的城市和地區, 正常情況下兩者之間在日常的商業活動,學術研究, 娛樂休閒活動中以及居家的社區環境裡會有經常的接觸與互動. 有時難免會有些芥蒂.

令人感興趣的是告密者和被告密的猶太人之間的直接關係. 克雷菲爾德市秘密警察擋案中高達15%的告密者是被告的前戀人; 另15%是鄰居, 8%是熟人, 4%是配偶的家人(IN-LAW), 8%為同事或雇員. 而科隆(COLOGNE)地區特別法庭涉及猶太人的案例中54%是被鄰居告發的, 另15%為熟人檢舉. 他們對猶太人的告發只是基於其私下的言論和日常的行為. 以克雷菲爾德市為例, 僅12%的告密涉及其參與政治活動-且主要發生在1933年; 26%的密報涉及其與雅利安人發生性行為; 18%為私下非議政府; 20%為所謂從事非法商業活動; 其餘為收聽境外電台, 模仿希特勒敬禮等. 例如一名德國牙醫告發他的猶太人房東在他面前說不滿納粹的話. 一對猶太商人夫婦因被他們的德國司機檢舉從境外帶進非法文字材料而入獄. 一名富裕的猶太婦女因"私下誹謗政府"被她丈夫的家人告密而被剝奪財產驅逐出境. 一位年僅十六歲的猶太姑娘因於一名廿一歲的德國青年有性關係而被她同學告發. 那位德國青年為了擺脫罪名, 向秘密警察祥細地"描述"了兩年前這位當時才十四歲的姑娘是如何"引誘"他的. 十九歲的他因對性行為"毫無所知"而墜入"陷阱".

可笑的是,在三十年代後期, 來自普通民眾的告密大量湧進秘密警察的機關, 其中包括許多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消息. 全國的秘密警察機構實在接應不暇, 不得不在1937年8月18日, 通過當時全德發行的"法蘭克福匯報"宣布對能糾正錯誤舉報的人獎賞100馬克. 

許多普通德國人明知被告密的猶太人可能會因此失去工作財產, 被關押遭受酷刑, 迫使離境, 或押送到集中營, 甚至被屠殺. 為什麼他們仍是如此主動積極地配合納粹當局監視, 告發他們的猶太人鄰居, 同事, 熟人, 戀人, 甚至配偶呢? 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在當時瘋狂的反猶宣傳下, 有些人可能是出於"公民責任感". 在 ERIC JOHNSON 的研究中, 這類動機占 KREFELD 秘密警察案例的35%;占科隆特殊法庭案例的25%. 而在ROBERT GELATELLY 的研究中所占的比例更少. 大多數的告密都有明顯的私人動機. 他們利用當時的機會發泄私憤, 謀圖私利. 例如因鄰里糾紛而報復對方的占KREFELD案例的12%, 占科隆案例的38%; 因夫婦間的怨恨而告密的兩地都占8%; 有明顯經濟利益驅使的告密者在 KREFELD 占19%, 在科隆案例中占8%. 這類利益小到可以廉價買進被逐的猶太人的家具,獨占公用的廚房, 浴室. 大到占有被告的公寓, 地產, 商店, 企業或者某種商品的經營權. 也有夫妻間為了離婚並占有對方財產而誣陷對方. 至於鄰里糾紛大多積怨於一些細碎的口角和磨擦. 戀人間因感情不遂而懷恨對方.

上述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商業或事業上的競爭產生的磨擦, 在正常情況下,可因社會道德的約束和人的自律而化解或受到抑制, 或者通過正常途徑訴諸法律仲裁. 但是在非常態的環境下, 當一部分公民被視為異己而剝奪自衛的權力時, 那些與他們有嫌隙有磨擦有利益衝突的人, 或者通過迫害他們來自保的人, 在整個社會道德標準錯位的形勢下,失去了自律. 人性中的貪婪, 嫉妒, 殘忍, 迅速膨脹. 他們以誇大的,捏造的罪名向秘密警察告密, 從中攫取私利, 發泄私憤, 甚至目睹對方受瘧而產生殘忍的快感. 每一次的誣告者的獲利都是對潛在告密者的鼓勵, 對整個社會暴戾氣氛的渲染. 就這樣, 在普通德國民眾的廣泛參與下, 一場持續十二年之久的對猶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 近六百萬的歐籍猶太人慘遭屠殺. 少數良知尚存的人只是選擇沉默, 整個社會聽不到一絲公開的反對聲.

行文至此, 筆者不禁擱筆長思.

歷史雖然不會重演, 但它會以相似的形態反覆出現---如果人類沒有從這幕慘劇中吸取教訓的話!

值得慶幸的是二戰後的德國保留了納粹政權未及銷毀的所有資料, 供各國學者分析研究. 這些資料把上至納粹首腦下至普通民眾在這十二年中的言行和社會各階層的互動昭然於天下. 世人可以從中看到, 若人性中卑劣的欲望不加約束而惡性膨脹的話會釀成如何慘烈的人間悲劇!

知恥近乎勇!

縱觀歷史, 其中每一個瘋狂的片段都是由當時大量普通民眾的參與才得以發生和演化的. 可悲的是, 事件過後, 絕大多數參與者只是把群體人性中卑鄙的一面悄悄掩藏起來. 為了避免直面自己內心的醜惡和人格缺失的尷尬, 他們常以集體失憶來敷衍. 可是這些片段鑄成的惡果, 猶如歷史長河的激流中矗立着的頑石. 它沉默地注視着過往的船隻是如何一次次地觸撞其上. 要避免悲劇重演, 只有仔細測繪頑石的位置和形態, 並把它清晰地標明在航圖上. 才能使後來者免遭復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