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有關那場帶來大飢餓的三年自然災害的話題經常見諸於有關書籍和報刊。在這些文章里，常見的話題是浮誇，蠻幹，虛報產量迎合上級，畝產上萬斤等等;官方的定調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是某些人頭腦發熱的結果等等。這些話不知被重複了多少遍，不說是家喻戶曉老幼皆知，起碼人們在談論這一話題時，上述的觀點總是被人掛在嘴上，似乎浮誇，蠻幹，天災人禍，頭腦發熱成為造成大饑饉的根本原因。為了說服人，有的人還說由於虛報產量，上級就根據虛報的產量來徵收，老百姓的口糧全被拉走，致使許多人被餓死云云。

　　上述說法看似有理，但經不起推敲。浮誇，虛報是一種不良作風，這一點怕沒人能否認，問題是，浮誇和虛報不會影響地里的莊稼生長，你說畝產萬斤也好，畝產千斤也好，莊稼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生長，不會因為你虛報了它就歉收，也不會因為你瞞報了它就會豐收。說到蠻幹，大都限於摔鍋煉鐵，砍樹煉鋼等可笑又可恨極端做法，這並不關乎糧食的產量，與肚皮挨餓無關。至於天災，沒有什麼證據說明那幾年有什麼能引起人們特別注意的自然災害，沒有大澇也沒有大旱，其實那幾年真的是風調雨順啊!天災之說，只不過是某些人文過飾非，掩蓋了部分事情真相的措辭而已。所謂人禍，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禍，也沒人說清楚，好像浮誇虛報就是人禍的主要特徵。所有見諸於報端的文章，要麼是拿這個問題攻擊某一個或者某一個團體，要麼是人云亦云。總之，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沒有人從根本上去探求造成這一災難的真實原因。

　　本人有幸經歷了那個特殊的時期，許多事至今歷歷在目記憶猶新。現把本人親眼所見的事情敘述如下，也許能從中探討出某些深層次的原因。本人聲明，那時我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學生，生活在出現嚴重饑饉的淮北地區，所敘述的事情也許只是個特例、代表不了全國的情況，但是我把它說出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絕無強加或者混淆視聽之意。

　　本人認為，造成大飢餓的原因不是天災，不是浮誇，而是一個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引起的，這個細節就是“合理密植”和旱田改水田。如果歸類，應當歸類於不講科學的蠻幹。本人還認為，講三年自然災害不符合實情，真正的災難，只有不到半年的時間，確切地講，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的二月的短短的四個月時間，其他的時間都是中原災難的餘波所致。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交替之際，我十二歲，輟學在家呆了一段時間。為什麼輟學?說起來見笑。原因起自不知道人麼人頭腦發熱，辦起了全鄉統一的寄宿制小學。全鄉的孩子統統集中到鄉政府所在地上學，吃喝拉撒宿全部在學校，吃食堂，寄宿在農家大院，滾稻草地鋪，一個老師往往要管理幾十個學生，其混亂可想而知。這樣的學校辦了沒幾個月就散夥了，而原來的學校的一切物品都毀於大煉鋼鐵，回來的學生無處上學，總不能讓孩子們站在學校上課吧，因此就全體輟學一段時間。

　　既然沒出上學，在家又着急，父親就帶着我下田。他的意思是想讓我學會務農技巧，老老實實當一輩子農民。記得年初的時候，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哥哥從外地寫信來，建議父親停止我的學業，說有知識是禍害的根源，因為他的右派證據之一就是說了一本書上說的斯大林時期克格勃頭子葉熱夫鎮壓了許多人，被人揭發為攻擊社會主義。父親很看重哥哥，就一心想讓我不上學，跟他務農。幸好母親沒有因噎廢食，在老學校開學後又讓我重新上學。

　　在跟父親下田的日子裡，我見到了觸目驚心的景象：許多田裡只長着寸許高的秧苗，秧苗都枯萎了，連做柴草的資格都喪失了。我問父親這是怎麼回事，父親說這是旱改水造成的。我問為什麼?父親說旱地改成水田能提高產量，我說這可是一粒稻也沒收到呀!父親說不是所有的旱田都能改水田，有的田漏水，放進去多少水一夜就漏光了，水稻水稻，缺水了水稻怎麼生長呢?父親還說旱田改水田有個過程，需要幾年時間，這是條路，但得慢慢來。

　　父親是村里能夠使喚牛的好把式，扶犁播種樣樣都會(別看有人做了一輩子的農民，可能到老也不曾使過牛、扶過犁，也不會撒種。)。因此，凡是縣上或者地區來人蹲點，凡是牽扯到種地的事，都會前來徵求父親得意見。記得有一次，縣上的一個蹲點幹部特意來到田頭，問我父親小麥一畝地需要撒多少種子最好。我父親含含糊糊說了半天也沒有說明白。那個幹部讓我父親照直說，不要有顧慮，還說這關繫到全村人明年有沒有飯吃。我父親這才說了個數字。那個幹部顯出吃驚的樣子，說這太少了，上面要求的比這多得多。我父親說他說的已經很多了，他還擔心撒這麼多的種子莊家能不能長得旺盛。那個幹部直嘖嘴，還是不能相信。我父親解釋了半天，說我們這兒田畝薄，沒有地力，種子撒多了，麥苗必然密，土地缺肥料，麥苗根本長不起來。那個幹部最後說，那我就打個折衷吧，按你說的再加一些。我父親說那萬萬使不得，那會減產，甚至顆粒不收。那幹部搖着頭走了。

　　過了幾天，田地犁好也耙好了，大隊通知播種。果然每畝是那天那個幹部說得數字，我父親聽了直搖頭。他沒有抗拒，知道抗拒沒用，在撒種的時候比原本經驗數適當多加了一些，因為他心裡有譜，撒多了莊稼長不起來，輕的減產，重的絕收，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事。其它的撒種人卻沒有這麼做，他們按照上面的指示做了。結果可想而知。

　　這年，夏季作物嚴重減產了。肥沃良田裡的小麥勉強抽了穗，但癟子多。薄田連種子都沒收上來，弄得人心惶惶，我母親天天在家叨咕真要餓死人了。也許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過去的農村，即便是豐年，糧食也是不夠吃的，農民之所以能生存下去，全靠的是節儉，那些在田裡整日勞作的人也只是中午能吃一頓干的，剩餘的兩噸就喝稀飯，有的人家乾脆把晚上的一頓飯免了，所以說，那個時候人的壽命短，是必然的，營養不良，再遇上傷風感冒，很快就會把一個人的身體摧垮。

　　夏季作物減產，在人們的心頭抹上一層陰影，但這還不是嚴重的。秋糧是莊戶人家賴以生存的大頭。秋季作物的收成好壞，決定這一年人們的飯碗裡有沒有食物。這年秋天，由於繼續推廣旱改水和所謂的合理密植，稻子基本上沒有什麼收成。幸好村裡的幹部發現事情不妙，及時在絕產的稻田補種了綠豆和胡蘿蔔。但這對於即將來臨的大饑饉，只能是杯水車薪。中秋節過後不久，細糧全部吃光，豆子山芋胡蘿蔔之類粗糧撐不了幾天，接着人們就開始吃山芋葉子和胡蘿蔔纓子。山芋葉子和胡蘿蔔纓子吃完了，就撈水中的雜草吃，吃的許多人都得了烏嘴病。再後來就沒有什麼可以吃的了。餓死人也就是必然的事。大飢餓只持續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六零年二三月間，政府開始發救濟糧，一旦有了救濟糧，死亡人數頓時減少。當代最恐怖的時期就這樣過去了。

　　有人說大飢餓延續了三年時間，哪有三年啊，只是不到半年的時間，如果是三年，中原大地還有人嗎?之所以有人說是三年，可能指的是波及全國的時間。當中原大地出現饑饉的時候，國家開始從全國各地徵調糧食救濟災區，最大限度的減少了死亡人數。從各地征糧，勢必影響各地的人民生活，形成了全國人民都過糧食關，副食品和糖等一切能入口的都成為緊俏物資，這都是糧食緊張造成的。實際上，當時城鎮居民供應的糧食按照現在的水平是吃不完的，居民每月二十八斤，學生三十三斤，現在吃得完嗎?吃不完。當時為什麼不夠吃呢，因為油水少，又沒有副食品和肉類，光靠那些糧食滿足不了人體需要，整日飢腸轆轆。

　　我說糧食關是由中原波及到全國，是有根據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我逃離里安徽(我的父親是一九六零年元月逃出的)，來到北大荒859農場避難，這兒是一片豐收的景象，關里的飢餓現象只是風聞。一九六零年秋季，我隨家遷到內蒙古的牙克石，這兒的糧食也沒歉收，畜牧業興旺發達，哪裡有什麼自然災害。也許別的地方有，我不了解，反正我所到之處沒見什麼天災。可是，隨着供應糧食的減少，人們就開始恐慌起來，飢餓成為尋常百姓最迫切需要擺脫的困境。但這僅僅是吃不飽飯而已，和中原的饑饉有天壤之別。這足以說明，全國性的飢餓是由中原地區波及的，根本沒有所謂的全國性的三年自然災害。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是集權制度的最大優勢所在，當全國糧食主產區的中原大地普遍出現大災難時，調集糧食的數量可想而知，這對於本已捉襟見肘其他地區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原來輸出糧食的地方陡然變成糧食輸入，原來需要糧食輸入的地方不僅得不到補充的糧食，還要輸出糧食支援災區，誰都會明白問題的嚴重性。這也就是形成全國性的糧食危機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個人認為，那場大飢餓是由於不尊重科學造成的，與天災無關。具體地說就是脫離實際地推廣密植和旱田該水田造成的，密植占的成分大，是普遍性的，甚至可能是全國性的;旱田改水田，是局部的。沒有充分的肥料，提倡密植，簡直就是一場災難。如果說這是人禍，也是推廣密植的人所始料不及的，在那個狂熱的年代，對密植能增產，沒有人會懷疑，也沒有人敢於當眾質疑，更沒有人準備先實驗再推廣，廬山會議之後，誰都害怕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誰也不會想到，就是這樣的一個容易被忽略細節，結果釀成了天大的災禍。

　　我看過一個人的回憶錄，這個人是地區級的領導人。他沒有把這場災禍歸咎於天災，而是歸咎於瞞報。瞞報就是不敢說出人民挨餓的實情，儘管當時倉庫里有糧食，卻眼睜睜地看着老百姓被餓死。我認為他說得是實情，但是倉庫里有多少糧食，他沒說。他還說有的縣開倉放糧，也只是少死人罷了。這就從側面說明當時生產的糧食很少。為什麼會少，應當和我說的與“合理密植”有關，記得當時，全國各大報紙都提倡密植，不信，你們可以查一查。

　　如今，每當我看到有人提及這段往事，往往把它和某些人和某個集團聯繫起來，甚至有人說虛報導致了超量徵收，而這徵收來的糧食，被送給蘇聯人了。說這不靠譜話的人，缺乏起碼的認知，誰都不會否認，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心裡是裝着大多數老百姓的，他們所應當負的責任也只是領導的責任。毛澤東是當時的主要領導人，出現這麼大的人為災禍，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我們也不應當讓他一個人承擔全部的責任，進而抓住一點而攻擊其全面。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應用理性的思維，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去修改歷史和塑造人物，這樣會失之偏頗。培養大躍進狂熱的沃土，是火紅時代的火紅熱情，是強烈的強國願望，是儘快實現社會主義宏偉藍圖的民族思潮，它源自於基層群眾，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和鼓勵，從而變成了一股無法抗拒的洪流，就像颱風一樣，它起源於凝聚於海洋中並不起眼的能量，一旦形成就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類似於大躍進這種狂熱，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曾出現過，只不過表現的方式不同。即便現在，這種狂熱還是存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網絡人肉搜索就是狂熱的一種表現形式，我們總不能把人肉搜索也歸罪於當今的領導人吧!

　　我認為大躍進和由此導致的大飢餓，是中國人強國之路上一次嚴重挫折，要說是人禍，起碼不是主觀上的人禍。畢竟，被美帝國主義和蘇俄圍困的日子不好過，無論哪個來當中國這個大家之長，做夢都會想把這個家做強，強大到沒有人敢欺負咱們為止。在強國之路上做錯事，人們應當予以理解，應當正確地總結經驗。因為它和玩弄權術搞殘酷鬥爭不同，一個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權力欲望，一個是為了國家的興旺。在強國之路上奔跑，摔傷了腿，得到的應當是同情，是及時的療養，在像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第二樂章所描述的深沉而凝重的環境中療養。如果以此指責甚至是攻擊，其結果只能是國無寧日，家無寧日，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記得鄧小平曾經說過：“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講話。”這句話說出了當時的實情，可惜的是，這樣的話說得晚了二十年，如果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這樣的觀點占主流，文革也許會以另外一種方式進行。

　　過去的事已經成為歷史，也成為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如何對待這份遺產，個人有個人的看法，“摸着石頭過河”可能就是對大躍進以及產生的後果這份遺產的最好詮釋。去年，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後，國家所採取的措施，可能是當年集全國之力解救中原危急情況的再現，唯一的區別是，當時，國家太窮，沒有實力解救為數眾多的災民，出現了人們不願看到的餓死人情況，而現在國力相應強大，有能力把化解大災難。

　　強國之路漫長而遙遠，在強國之路上還會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艱難險阻。我們國家的生存環境比那個時候不見得有什麼改善，甚至還惡化了，從一些彈丸小國的囂張可以證明這一點。毛澤東時代，沒有人敢在中人民面前如此囂張，更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自己遭受嚴重侮辱的情況下，低三下四地跑到人家屋裡為人家消氣。我們切不可在花里胡哨的宣傳中忘卻自我，也不能為保存一些人和一些集團的利益而委曲求全，更不能容忍買辦利益集團在中國滋生和蔓延從而導致巨大的財富外流。面對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我們應當更加謹慎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注意每一個細節。細節可以改寫歷史，這是無數歷史經驗已經證明了的，不能不謹慎的對待。

　　我是從那場大飢餓中出逃的倖存者，我的一些親戚和很多同學都在那場災難中失去年輕的生命，一想到這些我心裡就隱隱作痛。我嘗過挨餓的滋味，但我沒有怨恨誰，只是希望歷史不再重演，人民不在遭受苦難。我今天說這些，是想讓人們了解事件的真相，從而得出正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