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福建省莆田县一位普通教师，用朴实的语言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封在后来曾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信──“我一个小学教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这封人民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的结尾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李庆霖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短短的一封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是不能花的。这些钱至今仍存在莆田县中行，他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信寄到莆田，有人欢喜有人忧

　　毛泽东的复信，使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毛主席复信的消息传出，李庆霖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报复。

　　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不过，有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在，他们也无可奈何。
　　
　　李庆霖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1972年7月8日他曾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赶不上参加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央高层下决心全面调整知青政策

　　就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主席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引起中央领导和与会者的震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周总理看后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从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

　　在文革后期变幻莫测的险涛恶浪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很困难的。
　　
　　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李庆霖与中央首长（江青曾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一身病患 家境贫寒

剥落破旧的木门打开了，现年70岁的李庆霖双鬓斑白，目光游移，对作者
的造访甚感突然。他以低缓的语调说：“我回来后，很少与人来往，历朝历代都
有一句话，叫‘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我现在如此‘塌鼻’(莆
田方言，意为衰落”──作者按)不敢指望亲戚朋友来探访。”李庆霖讲话时
喘着气，需略加停顿歇息。历经近20年的身心困挫，他已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天
气一热，就会发作。

李庆霖的妻子张秀珍，原为莆田四中的炊事员，因受牵连而被开除公职，
一直病休在家，已于前年病故。李的大儿子李良模及媳妇在福建仙游糖厂当工人
，因企业效益差，每月工资仅120元。二儿子李良贤原在莆田黄龙林场做工，最
近调到莆田四中当图书管理员，工资也仅200多元；女儿在福建省体队工作，月
工资300多元；女婿在国营糖店工作，“也快垮台了!”李庆霖说。因家道贫寒，
李家的日常食品为大米、青菜、豆腐。

怀念领袖 信奉基督

李庆霖的住宅是三间陈旧的平房，除了一把吊扇还算光鲜之外，家具极简
陋破旧，挂在正厅墙壁上的一面镶着毛主席头像的镜框份外引人注目。李虔诚地
说：“土改时我就开始挂毛主席镜框像，之后，一有新版的主席标准像，就买回
来添加上去，现在挂的是最新也是最后版本的主席像。”我猜想，那个已显厚重
的镜框里，起码镶进了数十幅不同版本的毛泽东头像。
李感情复杂地回忆起他给毛主席写信的细节──
“当时我考虑主席已80岁高龄，信上的字写不清楚不好，所以，用300格
一页的信纸，用钢笔一格写一字，标点也占一格，他老人家一看就清楚。”
“我是经过调查才写信的，主席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信里都是讲实话，对领袖是不能骗的，对任何人也都是不能骗的。”
“信是按正常平信寄，有谣言说这信由我女儿到北京参加运动会时转给主
席。这不真实，她小小一个运动员怎么转?”
“主席的回信是直接寄到我家里，没有批转给基层组织，省、地、县委一
概不知道此事，写信时没想得到回信，收到主席的回信后像做梦。主席用毛笔回
信，简单几句话，横写，繁体字，目前已下落不明。主席寄的300元钱就当作历
史文物了，一直没有花。”(此款曾一直以“李庆霖”的名字存在中国人民银行
莆田县支行。后来怕被人抄走，才把它和另一笔存款混在一起。──作者注)
李在说这些话时，并没有让人觉得他在夸耀自己曾有过的辉煌。因为他的
升迁及红极一时，更多地带有身不由己地在时代潮流中漂浮的色彩。对他来说，
20多年前的事的确像一场梦，他引为憾事的可能是这一生并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
。他之怀念领袖，乃出于精神上的向往，所以，当我知道李和妻子都信奉基督教
时，并不感到惊奇。
李宅的过道上贴着一张基督教会印赠给教友的年历，厅里悬挂毛主席头像
的镜框下，就有一幅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图。李说每个星期都到教堂做礼拜。

牢狱之灾 平安渡过

“四人帮”被粉碎后，李庆霖被认为是“四人帮”在福建的亲信而遭逮捕
。另有一条罪名是“诬蔑中央和省、地委领导”。
李庆霖的大儿子李良模说：“我爸‘小教鞭’，指责基层干部走后门优先
把当‘知青’的子女招工招生招干，本地政府某些人就因此趁机整他。”据了解
，早在李给毛泽东写信的事情在社会上传开后，当地政府就曾组织人对李进行反
调查，欲驳斥李的言论，直至毛给李的回信公开后才平息。而在1976年以后，李
沦为阶下囚。
1980年，李被转入位于武夷山下崇安县的一所监狱，继续接受长达3年的
审查。1983年起，有关部门准许李的家人前往探望。
与一些不学无术、鲁莽粗俗的“文革”中的其他政治红人相比，早年毕
业于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学校的李庆霖显得极具涵养，言谈举止也颇合文人风范。
正因如此，李在狱中受到了管教人员的某些优待。
李在狱中被安排负责给没文化的犯人上课；管理狱中的报纸、图书、电视
机；每天早上准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各地新闻联
播”；后来还负责编辑监狱内一种给犯人看的铅印报纸。
李说，“监规狱律很严格，围墙也很高，但来武夷山旅游的许多上海知青
得知我被关在这里，还是通过各种关系进来看我……。”
他还感叹道：“明史上海瑞骂皇帝被关17年，我按照圣旨精神倒关了19年
，圣旨就是中共中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