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茅于轼、吴敬琏、钟伟、汪洋、林炎志的文章和观点 |
| 送交者: lesson 2007年03月03日15:51:3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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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帖只代表 韩强 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网观点。如将本文用于其他媒体出版, 请与 作者本人 或 强国社区 联系。 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一个穷人国，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中产阶级。不是人不想发财，而是怕当了富人挨批挨斗，并且殃及子孙。那时候把富人和他们的子子孙孙都看成是阶级敌人。虽然富人没有了，富人的子女还在，他们继承了富人“剥削”的罪名，替他们的父辈受过，不允许上大学、参军、入党，更谈不上出国，要找个对象结婚都难。 这几千万中产阶级的物质消费已经很接近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标准。按购买力平价，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人口接近美国的五倍。照过去的速度，中国每十年人均GDP将翻番。所以十年后中国的总消费将达到美国的总消费水平。其中消费的主力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所以中产阶级的崛起将对世界的资源需求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能源、矿产品、木材、粮食将因为需求的扩大而涨价。这已经为近几年石油涨价的事实所证明。 不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会争夺世界的资源，还有印度、印尼、巴西、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也会因为人均收入的提高，中产阶级的增加而大规模地使用世界上有限的资源。不可再生的资源价格将成倍地上升，迫使人均消耗减少，更多地用其他可再生的资源代替。这一过程将发生在未来的五十年中。 对这一迟早必将发生的事实，现有的发达国家大概不会很高兴。因为资源产品是他们消耗得最多，涨价显然对他们不利。但是基于人权的观念和市场法则，人人都有进入市场的同等机会。自己穷，怨不了别人。将来变富了，就有权进入世界市场平等地采购。现在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的政要都费尽心机地减贫，希望贫困的国家和百姓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摆脱贫困。可是他们有没有想清楚，穷国真正脱贫之后对他们自己的影响将是什么。 穷国变富，从资源的角度看，对发达国家不利。但是从全球政治看应该是大大地有利。现在的穷国国内纷争不断，政治多变，而且往往演化成为国际冲突。穷国变富，将彻底改变国际政治。战争和恐怖主义将退出舞台。所节省的军费就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字。何况我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丰富，更有全世界的和谐、社会的进步和每个人能够平安地享受人生。 有些话语大义凛然，却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例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切属于人民”等等，但在中国却从不缺乏感染力。同样，我们不得不看一下，关于“中国不能容忍资本无道德、财富无伦理、企业无责任”到底表达了什么？ 资本有道德吗？资本是物不是人，因此这样发问的时候，其实和我们在询问一块铁矿石是否有性别、感情，并且进而讨论铁矿石的道德水准和黄金孰高孰低一样荒唐。资本当然没有道德，资本不高尚不卑鄙，是完全中性的。因此指责资本无道德，也许是想表达对资本家是否拥有道德吧？ 资本家可能具有高尚的、中等的或者较为低下的道德，但是其他公民要求企业家必须做到的底线是守法。亚当·斯密曾经说，“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的最好福利”，因此一个守法的企业家即便道德水准不高，由于他创造了就业、交纳了税收，提供了商品和服务，我们仍然应该感谢他而不是谴责他。也许行善不是资本家的本性，但他遵守法律这条底线，一个吝啬卑微的资本家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仍然远远大于一个慷慨高尚的流浪汉。 如果非要强词夺理地认为资本有道德，那么隐含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是否应该打倒或者剥夺无道德但守法的资本家？外国资本、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又是哪种资本显得更合乎道德一些？ 财富有伦理吗？我们不得不首先理解什么是伦理，人和人的共同相处才构成了道德，非常粗略地说，属于私人价值取向的问题归于the Ethics，即伦理；人与人的合作交往规则的问题归于the morality，即道德。 但是伦理和道德通常都被泛称为道德，有的时候，伦理也被称为一级道德(the first-order morality)，合作交往规则也被称为二级道德(the second-order morality)。由此看来，财富有伦理吗？美元、人民币有什么伦理呢？因此当有人谴责不能容忍财富无伦理时，也许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拥有财富的人不能没有伦理或者道德。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衡量道德水平高低的标杆是一种可怕的逻辑，似乎只有身无分文者才是有德的了。 企业有责任吗？有的，企业经营必须守法，必须对得起股东，对得起员工，对得起商业伙伴和消费者，对得起它所在社区。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也在逐渐升温，但过度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却会变成各级政府逃避自身责任的遁词。 那么“中国不能容忍资本无道德、财富无伦理、企业无责任”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它表达了一种借助对物的谴责，曲折地对资本家和富人的道德谴责。遗憾的是，法律是他律的，伦理是自律的，道德基本上也是自律的。只有上帝才能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在俗世的官员或者学者要是扮演了神职人员的角色，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居高临下地怀疑和谴责他人的道德水准。对资本家、对富裕群体的底线要求是法律准绳，而不是泛道德论。原标题：一块铁矿石的道德水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对于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不规范”，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近日在当地一个公开会议上表示，当地各级党委、政府要给予宽容。 在17日举行的“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汪洋对当地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和700多位民营企业家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当地各级党委、政府作为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和经济发展的引导者，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表示，当地党政机构的这种责任表现在“努力创造一种务实高效的发展环境，努力创造一种敢闯敢干的创业环境，创造一种宽容、鼓劲的和谐环境”上。 “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是在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的撞击过程中成长的，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汪洋说。 他表示，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失败。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 汪洋的此番讲话引起了当地民营企业家的强烈反响，在场民营企业家对其报以热烈掌声。目前国内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的不规范被外界视作是民营企业的“原罪”，一些内地富豪近年来被指多年前有不法操作而被监管及司法机构关注。 目前重庆民营经济约占当地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但是当地国有资本依旧在水、电、气等公用事业占据绝对垄断地位。重庆市总商会会长尹明善此前曾称，当地的民营经济基本上都是在国有资本不愿意介入的“边角料”领域里发展，发展得很辛苦，但很成功。 目前，重庆部分国有垄断项目已有逐步放开迹象。当地媒体报道，广州一家公交企业重组了重庆市公交一公司，来自法国的一家企业也与重庆市的国有水务企业合资组建了一家污水处理公司。 18日重庆市经济工作会透露的信息显示，5年内重庆将开工建设323个重大项目，涉及总投资为5853亿元，主要涉及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结构调整及工业项目、社会事业项目四部分。这些重大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外来资金、证券融资和业主自筹。经测算，目前尚存在1650亿元的资金缺口。（第一财经日报 程维） 作者：林炎志 文章来源：人民网《强坛》 点击数：274 更新时间：2006-2-28 一、 中国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 事物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否定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历史任务中脱出时，私营企业主群体迅速崛起。他们以不到2%的人口占有一多半的民间金融资产，资本规模直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国内生产总值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有如此庞大的资本规模，其人格化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存在的事实无从回避。 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采取“鸵鸟政策”，闭眼不承认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个事实，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承认这个事实，正确认识新的资产阶级，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来对待新资产阶级，使之为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服务，用其“利”而将其“弊”降到最低程度。否则只能模糊我们自己的认识，迷失党和人民的政治方向。 什么是阶级？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简言之，是否出现了对立阶级，一看是否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二看剥削者、被剥削者是否各自形成了“大的集团”。如果只有个别的、少量的资本家雇佣少量员工为他们劳动，剥削雇工雇员创造的剩余价值，那还不能说是“形成了资产阶级”。如果资本家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了“大的集团”，那就形成了资产阶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条例》的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这种企业的主人叫“私营企业主”，也就是资本家。 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时，我国的私营企业只有16万户，总资产33亿元（若按1比10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不过330亿元），雇工250万人，我们称他们是“资产阶级” （全称是“民族资产阶级”，以区别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也承认这个名称。2000年， 我国的私营企业达到176万户，比1956年多十倍；雇工2011万人，比1956年多七倍；资产总额达 13307.7亿元，比1956年多三四十倍，说今日中国没有出现资产阶级，讲得通吗？ 有的人只承认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家”（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却不承认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理由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团”。 一、列宁说的“集团”是指生产关系中的“利益集团”。资本家都拥有本企业的产权（掌握着生产资料），都雇佣员工，剥削雇工雇员，他们与被雇佣的员工是利益矛盾、相互对立的。因此，不管有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被雇佣的员工是一个利益集团，资本家们是另一个利益集团。解放前的中国并没有“地主联合会”这样的组织，能说中国没有地主阶级吗？今日的美国也没有全国性的“资本家联合会”，谁也不否认美国有一个资产阶级。 二、事实上，我国的私营企业主已经有了各种名目的组织（如“民营企业协会”之类），既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国性的。他们在各级人大、政协中所占的席位，数倍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还有很多代言人如主张私有化的著名经济学家”。还有许多报刊（特别是刊物）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私营企业主的代言人。毋庸讳言，党和政府内部的某些干部，已经是他们的代表。今日中国的资本家们的“组织程度”，以及他们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舆论工具之多，远远超过建国初期的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党宣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私营企业（资本主义成分）是“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既然承认我国已经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顺理成章地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如果承认前者，而不承认后者，那岂不自相矛盾？ 这里要特别强调，有的人把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主混为一谈，那是不对的。 个体工商户是指企业属私人所有，自己参加劳动，带学徒、请帮工不超过7人的营利性经济组织。他们中有些人有少量的剥削收入，但剥削收入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不是资本家。他们是既不同于雇工又不同于资本家的“另一个集团”。 个体工商户的地位不稳定，在发家致富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在经营不景气的、致富受阻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多数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个体劳动者和个体经济，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一定的比重。我们有些部门、有些地方制定经济政策时，混称“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或“个体经济”，致使我们在对社会现状作政治、经济分析时，往往不能科学地估量现实的阶级结构。 二、 新资产阶级的由来 我国现在的私营企业，是多种渠道发展、演变而成的。 我国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众多、劳动力众多，而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水平，大量富余劳动力一时还不可能全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吸纳，党和政府只能鼓励他们发展为个体工商户。我国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后，消费需求趋于多样化，许多消费品（特别是小商品）的生产无法纳入国家计划，也不适于由国有大企业来生产和经营，需要一批个体工商户来生产和经营，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当今世界正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占据整体强势的时代，我国的国有企业要参与国际国内经济竞争，必须改变产业结构，采用新科技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于是有大批职工下岗、失业，转向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发展到一定程度，其中的一部分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主（资本家），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失业下岗工人和破产的个体工商户，成为私营企业主雇佣的职工。 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承包、租赁、改制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少数人成为私营企业主，多数人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工、雇员。还有一些人通过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挖国家的墙脚、化公为私而暴富，成为私营企业主。 为了扶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党和政府给他们种种方便和优惠，他们的税负比国有企业低得多。这些措施，促使一些个体工商户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使许多私营企业迅速扩展。对这样的新资产阶级来说，“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就是要“思”这个“源”。中国的新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是党和政府允许的，甚至可以说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培育的。确认这一点，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有关新资产阶级的问题，关系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可以说是理论上的试金石、政治上的分水岭。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对于安置就业、活跃城乡市场、提供多种多样商品的服务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私营企业毕竟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资本家毕竟是资本家，他们既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又有可能成为侵蚀共产党、吞噬社会主义制度、扰乱经济秩序的破坏力。共产党应该“驾驭”这股力量，用其“利”而尽可能避其“害”。 三、 新资产阶级与老资产阶级的异同 存在决定意识。我国的新资产阶级与当年的老资产阶级本质上相同，但又有所区别。 老资产阶级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新资产阶级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中国新老资产阶级的本性都是剥削，都追求剩余价值，搞资本雇佣劳动，这就使他们在人生观、世界观上没有本质区别。新资本家“下海”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公有制单位中，有的可能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曾经以共产主义价值观为依归，按照共产党的工作思路工作。但“下海”以后，他们评价事物的标准逐渐变了，一般都变为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人生观。“下海”的共产党员尚且如此，更何况从其他社会成分演变而来的人？ 因此，要以唯物史观对中国新资产阶级的历史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比较他们与中国过去的民族资本家、老资格的西方资本家之间的异同。比如，新资产阶级也受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排挤，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直接遭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保护，他们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认识，不如老牌民族资产阶级清醒。又比如，老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与我们党长期合作，解放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新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却想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道路。我们驾驭和领导新资产阶级，就是要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协调，而不是相反。历史证明，中国老牌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同样，历史也没有给今日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以执政的机会，尽管他们很想执政，或者通过改变共产党性质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中国将会经历长期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衰退，因为一个统治阶级成熟起来不是容易事，要进一步强大起来，还需要有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历史将证明，今日中国的新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条件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主体、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的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也不允许。今天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居于强势的时代，资产阶级在中国执政，其条件是必须成为他们的附庸。共产党如果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一定会让新的权力资产阶级甚至是“黑道资产阶级”执政，而绝不会让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俄罗斯正在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吞食自已酿成的苦果。中国不能再用国家、民族的未来作这种尝试了，代价太大了。 四、 确认新资产阶级才能正确对待新资产阶级 党中央多次指出，我们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政治的逻辑起点是阶级分析。如果我们丢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否认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资产阶级的存在，就无法客观地分析当前的实际情况，正确估量社会的形势，也就无法自觉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无法自觉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生产关系层面确认了资本主义成分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与此相联系，我们就应该确认现阶段资产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这样，才能使我国生产关系的构成和社会阶级关系的构成相一致，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因此，讲清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了一个新资产阶级，不仅是承认了一个客观事实，也是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创新。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廓清了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制定出正确的措施，能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搞得好，可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留下宝贵的经验。 有些人不承认今日中国存在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受“左”的或右的思想的束缚。在“左”的观点看来，既然是资产阶级，就得把他们“灭”掉，所以要采取“不承认主义”。右的说法是不承认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说私营企业在中国叫社会主义，在美国叫资本主义。这种“指鹿为马”的说法，会给私有化大开方便之门，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就保不住了。也有人说，确认当代中国存在资产阶级，会把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混为一谈，客观上淡化了党在现阶段的历史任务。这是忘记了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始终坚决贯彻的一个原则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而新民主主义是在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关系中发展的，两个“主义”的区别是明显的。还有人认为，确认中国现在产生了一个新资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不一致。这个“不一致”其实是对的，我们现在搞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用马、恩当时设想的成熟社会主义标准来衡量，确实是“不够格”的。 承认出现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并且对它实行正确的议会方针政策，不仅可以使我们在政治上保持清醒头脑，而且也是我们党的自信心的表现。一是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体制层面上容许资本主义成分。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曾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老的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我们现在又允许出现一个新资产阶级。这里边有一个“谁怕谁”的问题。我们不要怕资产阶级。不怕，才能利用它，才能从容地学习它的某些优点、长处；不怕，才能清醒地认识它所带来负面作用和影响。二是说明，我们党不但能够驾驭市场经济，而且能够从容驾驭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和资产阶级。 我们确认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资产阶级，就有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大框架的前提下，让一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我们是在不损害社会主义大原则（即四项基本原则）下，允许出现这些新资产阶级的（为此，我们牺牲了很多社会主义小原则）。我们决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到头来不能支配自已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这是共产党清醒的地方，也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非常害怕我们的地方。可以自豪地说，在中国现阶段，我们不仅可以允许资产阶级出现，而且能够驾驭资产阶级。 我们承认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正视它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表现出来的阶级性，才能够与它划清界限，才能够防止它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党内、政府内。现在不仅有干部个人“傍大款”，而且出现了个别基层组织“傍大款”的现象。“傍”谁啊？其实“傍”的是资产阶级。这就涉及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谁领导谁”的问题，涉及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不能简单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单靠高薪养廉、廉政公署那一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是驾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驾驭资产阶级的关键，是党内没有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党内没有资产阶级的关键，是认清新资产阶级。 五、 共产党如何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 我们认为，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实现共产党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前提。 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驾驭新资产阶级，首先必须按宪法的规定，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牢固树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国有经济能够引导、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必须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使公有制经济的分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量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私有制经济不能超过公有制经济，这是底线。在这个前提下，让私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大框架内存在和发展。孙中山尚且要“节制资本”，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岂能无节制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 要实现上述目标，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坚持党的纯洁性。共产党不能吸收资本家入党，党内不能有资产阶级代理人。有组织上的纯洁性，才有认识的彻底性，才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党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有本事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共产党有两个基本性质：一是阶级性，二是先进性。这个先进性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是这个阶级性规定下的先进性。这个先进性与阶级性的纯洁程度成正比。现在，提出能否“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反映了新阶级力量壮大后提出的政治要求，具有全局性的影响。这是当前中国工人阶级与新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制高点”，是两军志在必得的政治“上甘岭”。
不可否认，有些比较进步、开明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乐善好施，积极投身光彩事业。从历史上看，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就曾在他父亲的公司中拥有股份。恩格斯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资助马克思从事革命事业。我们从他与马克思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对这种“双重生活”的厌倦和极度反感。1870年，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来到伦敦，就不经营企业了，因为那时他已经有了支持他们两人从事理论著述和革命活动的财力了。解放前，我们党曾吸纳过个别资本家身份的人，这些人已经具有共产党员的觉悟，达到了党员的标准，不但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党使用，还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这些党员之所以还保留资本家的身份，是因为特殊工作（如掩护地下工作的身份、解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等）的需要，一旦这种特殊的工作和身份不需要了，这些所谓的“资本家党员”都自觉地交出了私有资本。上世纪50年代，还出现过一些自觉转变阶级立场、放弃个人财产、积极投身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红色资本家”。 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这些年，由于工人群众在改革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致使当前有相当一些工人群众对新资产阶级抱有复杂的心理。一方面，在新资产阶级的财主生活与优越感面前，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另一方面则是失望、不满甚至是仇恨。更值得我们警觉的是，一些工人群众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国家的主人、党是否可信、政府是否在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撑腰。 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是任何时候都必须依靠的主体力量。如果这个基础发生动摇，党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条件。所以，党必须向工人阶级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资产阶级出现，我们党如何领导和驾驭资产阶级。 新资产阶级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要正视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一客观现实，既要承认它、利用它，通过这个途径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先进东西；同时，又要规范它、领导它，把它引向正确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巩固我们的阶级基础，使工人阶级牢牢掌握国家的领导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任务。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会使人类历史“再度沸腾起来”。 标题： -- 选择表情 -- 大笑 微笑 郁闷 惊叹 愤怒 邪恶 呆立 无语 摆帅 陶醉 注意 疑问 生气 快乐 害羞 悲伤 思索 眨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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